20世纪以来的白晋研究

西方学者对白晋的研究一直保持较浓厚的兴趣，因为占有材料优势（相关中西文材料皆多藏于欧洲），故这项研究开展远较中国早，并已取得不菲的成就。20世纪以来，除宗教界学者费赖之（Louis Pfister）11、裴化行（Henri Bernard或Bernard-Maitre）、荣振华（Joseph Dehergne）12、德礼贤（Pasquale D’Elia）13等将其作为天主教中国传教史的重要人物进行了多方面的基础性介绍之外，还有多位学者在白晋研究中投入了较多的精力，有不少学者将其思想纳入他们的研究体系中，其中颇有影响的如下：

法国学者毕诺（Virgile Pinot）在1932年出版了博士论文《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1640—1740）》（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ance (1640–1740)），1971年再版，该书影响十分深远。白晋等人的索隐派理论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毕诺从历史上最早的索隐派中找到了白晋等人的思想根源，同时指出这一派别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圣经》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至于后来越走越远的倾向则没有过多论述。也是他首先将莱布尼茨、培尔（Pierre Bayle）、弗雷列（Nicolas Fréret）等人作为深受耶稣会士影响的人物提出来，并辅以充足的论据证明他们思想的发展脉络。

美国学者罗伯塔姆（Arnold H. Rowbotham）著有《传教士与官员：中国宫廷里的耶稣会士》（Missionary and Mandarin: the Jesuites at the Court of China）一书，此后还发表过多篇相关论文，例如1944年的《儒教对17世纪欧洲的冲击》（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1950年的《中国在〈论法的精神〉中之作用：论孟德斯鸠与傅圣泽》（China in the Esprit des Lois: Montesquieu and Mgr. Foucquet），以及1956年载于《思想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第17卷的《索隐派耶稣会士与18世纪的宗教》（Jesuit Figurists and Eighteenth-Century Religion）。其论著多以索隐派为一个整体，对其中的个人并没有太多的个案分析。

法国学者盖蒂女士（Janette C. Gatty）可以说是“发现”白晋神父之独立价值的第一人，她于1963年出版的《白晋神父的暹罗之行》（Voiage de Siam du Père Bouvet，即本文集第一卷《白晋暹罗游记》之底本）一书，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专论白晋的著作，同时论及法国耶稣会士传教区在中国之发轫，书中有长达数十页的参考书目与信件，是作者多年搜寻的成果。1974年，她在法国尚蒂伊（Chantilly）的汉学研讨会上发表《白晋研究》（Les Recherches de Joachim Bouvet）一文，这是一篇珍贵的资料汇编。作者将巴黎国家图书馆、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罗马国家图书馆、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巴黎耶稣会档案馆等地所藏白晋的手稿进行了整理，从中挑出她认为最能反映白晋思想的专著和论文53篇，信件62封，都配有简短介绍。

澳大利亚学者鲁尔（Paul A. Rule）于1972年出版了《孔子，还是孔夫子？耶稣会士对儒学的诠释》（K’ung-tzu or Confucius?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一书，也成为后来者频繁引用的一部著作；他还曾发表《耶稣会士的儒学诠释》（The Con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Jesuits）等文章。

耶稣会士魏若望（John Witek）于1982年在耶稣会历史研究所出版社（Jesuit Historical Inst.）出版专著《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1665—1741）》（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 J. (1665–1741)）。该书承上启下，在分析了前人对于这一小派别的研究多集中于整体、笼统性的叙述后，提出应当将其区别对待，毕竟白晋、傅圣泽、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多有冲突矛盾之处。此书业已成为研究索隐派及其主要参与者的必读之书。

德国学者柯兰霓女士（Claudia von Collani）在1985年以德文发表了博士论文《白晋的生平与著作》（Joachim Bouvet S. J.: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对索隐派的历史进行钩沉，以索隐派思想作为全书的线索，在此基础上详细介绍了白晋的生活经历、思想历程，及其主要思想观点。柯兰霓早在1982年便在《中国传教研究（1550—1800）》（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lletin）杂志上以英文发表过《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索隐派》（Chinese Figurism in the Eyes of European Contemporaries）一文，同一时期还发表过德文的《来华传教团中的索隐派人士》（Die Figuristen in der Chinamission）。柯氏一直在孜孜探索，随后又有不少相关成果问世：1987年在《传教学新杂志》（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第43期发表《一封来自入华传教士的信：耶稣会士白晋关于福建宗座代牧主教颜珰之委任》（Ein Brief des Chinamissionars P. Joachim Bouvet S. J. zum Mandat des Apostolischen Vikars von Fu-kien, Charles Maigrot MEP）；1989年在《莱布尼茨研究副刊》（Studia Leibnitiana Sondrheft）第18期发表《中国的科学院：耶稣会士白晋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和历史之研究致莱布尼茨和比尼翁的信》（Eine wissenschaftliche Akademie für China. Briefe des Chinamissionars Joachim Bouvet S. J. an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und Jean-Paul Bignon über die Erforschung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Sprache und Geschichte）；1992年在《中西文化交流丛刊》（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第14期发表《耶稣会士白晋关于象形文字的两封信》（Zwei Briefe zu den figuristischen Schriften Joachim Bouvets S. J.）；1993年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第41期发表《明朝史中的利玛窦：耶稣会士白晋1707年致安多的报告》（Matteo Ricci in der Chronik der Ming-Dynastie. Der Bericht Joachim Bouvets S. J. an Antoine Thomas S. J. aus dem Jahre 1707）；2000年在《从开封到上海：中国的犹太人》论文集中发表《中国的喀巴拉》（Cabbala in China）一文； 2005年整理出版了白晋从中国出使法国途中的日记《耶稣会士白晋神父：旅行日记》（Joachim Bouvet, Journal des voyages，即本文集第二卷《白晋使法行记》之底本）；2007年在《华裔学志》第55辑发表《西方与〈易经〉的首次相遇》（The First Encounter of the West with the Yijing. Introduction to and Edition of Letters and Latin Translations by French Jesuits from the 18th Century）；2022年，其新作《天道的原意（天学本义）：白晋（1656—1730）在中国的早期传教神学：拉丁文版本分析、转写与翻译》（Der ursprüngliche Sinn der Himmelslehre (Tianxue benyi): Joachim Bouvets (1656–1730) frühe Missionstheologie in China: Analyse, Transkription und Übersetzung der lateinischen Fassungen）出版。就白晋研究而言，柯兰霓女士可称得上是当今西方学者中的第一人。

已故丹麦汉学家龙伯格（Knud Lundbaek）先于1988年出版《中国铭文的传统历史：一位十七世纪耶稣会士的手稿》（The Tradition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cript: From a Seventeenth Century Jesuit Manuscript），继而在1991年发表了《耶稣会士马若瑟：中国的语言学与索隐派》（Joseph de Prémare, S. J. 1666–1736: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该书附有令人信服的诸种中外文资料。

此外，法国学者考狄（Henri Cordier）、安田朴（René Etiemble）、谢和耐（Jacques Gernet），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加拿大裔韩国学者郑安德，日本学者后藤末雄，德国学者魏丽塔（Rita von Widmaier）等人的成果也曾或多或少涉及白晋或索隐派研究。

与国外白晋及索隐派研究逐渐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学术脉络相比，国内的相关研究尚未形成体系。不过在中西哲学交流研究、中西交通史、《易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儒家思想的诠释、礼仪之争、莱布尼茨科学和哲学思想研究、清史研究等领域的论著中，白晋和索隐派等字眼的出现频率亦不算低，例如：

中西交通史方面，陈垣先生考订编印了《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其中有两篇提到白晋；阎宗临先生身后由其子整理出版的《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一书中，有《白晋与傅圣泽之学〈易〉》和《关于白晋测绘〈皇舆全览图〉之资料》两篇文章，并且阎先生考得梵蒂冈图书馆内藏有的西士研究《易经》汉文抄本14种。此外，陈受颐先生著《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王漪著《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许明龙先生主编的《中西文化交流先驱》、李文潮主编的《莱布尼茨与中国》、何兆武先生的论文集《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张国刚先生著《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及其与吴莉苇合著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吴莉苇著《当诺亚方舟遭遇神农伏羲》、吴伯娅著《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等书中对白晋都有所提及，“索隐派”一词也从无到有，逐渐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韩琦的研究则注意到了白晋的科学史研究价值，曾写过多篇关于他的论文，如《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康熙朝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活动》《康熙的洋钦差：白晋》《康熙时代的数学教育及其社会背景》《科学与宗教之间：耶稣会士白晋的〈易经〉研究》，以及《再论白晋〈易经〉研究——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手稿分析其研究背景、目的及反响》等，于他而言，白晋首先是位见证了中西方科技交流的数学家、科学家。

在哲学思想的中西交流研究方面，先行者朱谦之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中，专门为白晋作了小传（与张诚合传）。本书主编张西平先生则是目前在中国哲学西传方面研究较为深入且对白晋保持长期关注的学者，其《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等著作和论文从原始文献出发，分析梳理了白晋的《易经》研究过程及在中国哲学西传史上的影响。这方面近年来还有新成果出现：2017年，陈欣雨出版了《白晋易学思想研究：以梵蒂冈图书馆见存中文易学资料为基础》。

在对儒家思想的诠释研究这一层面上，刘耘华教授的《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堪称代表，该书详细梳理了《古今敬天鉴》的内容，别致地将白晋的这本“禁书”定位为“基于基督教立场对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加以互证、互释的著作”。

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经历独特、思想复杂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的形象逐渐丰满清晰起来。但由于其研究对象复杂、其作品因被禁而流传度过低等原因，目前学界对此人的研究还远远算不上完整，正如柯兰霓女士在其书序言中所说：“（这部作品）只是深入研究白晋的第一步……我只是对白晋手稿的一小部分进行了整理和评价，或许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还有数以千计的手稿没有被研究过……还有就是，当我对面前的手稿进行研究的时候，还不得不将其中很多与数学有关的部分以及纯汉学的部分排除在外。”14中西方学者在汉学研究中各擅胜场，对白晋研究的侧重点也自然不同，这一领域的研究空间还很大，亟待后来者的开发。这也是我们编撰本文集的初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