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字明远1，是首批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名耶稣会传教士中的一员，1687年来华，终老于北京，葬于正福寺墓地（旧称北堂墓地或法国人墓地）。2由于在多方面的开创之功，故应被称为中法文化交流的开拓者、中欧思想交流的探索者。
对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研究应放在1500—1800年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理解。
今天的世界成为一个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真正开始作为全球的成员，参与世界的活动，全世界在经济和文化上构成一个整体。这一切都源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3“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4对明清史的研究必须置于地理大发现这一背景下。
由葡萄牙、西班牙开启的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过程也是西方人用刀和火耕种这个世界的过程，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同时也是西方殖民史开始的历史，拉丁美洲的血管由此被切开，葡萄牙从西非海岸贩卖奴隶也由此开始。5当葡萄牙从印度洋来到中国南海，西班牙从太平洋来到中国近邻菲律宾，中国与欧洲在晚明相遇。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中国南海合围时，它们面对着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且十分强大的中国，同时中国在与它们的接触中开始利用西方人所开启的全球化网络，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明与文化。从全球史来看，晚明至清中期（1500—1800）的中西接触中，中国是以独立、强大的国家形象展现在世界舞台的。这一期间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中国处在中心和主动地位，这与晚清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与葡萄牙在新会西草湾之战，葡萄牙船队大败。这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海外扩张过程中遭遇的第一次军事挫折，也是近世中国与欧洲人的第一次小规模战争。6此后葡萄牙人在浙江沿海的双屿岛与华人海盗许二（许栋）、李光头及倭寇勾结，势力越来越大，以致无法无天，成为“福兴诸府沿海患”。朱纨遂命海道副使沈瀚及把总俞亨率福建兵船对双屿围剿，赶走葡萄牙人，填塞双屿港。这是明军第二次与葡萄牙人交锋。嘉靖二十八年（1549）走马溪一战，第三次与葡军交锋，大胜葡军，抓葡人16名，奴隶46名，华人海盗112人，至此“全闽海防，千里肃清”。1554年，葡萄牙船长索萨（Leonel de Sousa）与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达成口头协议，允许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及附近岛屿贸易。1557年，葡萄牙人因协助明军消灭海盗，广东镇抚默许葡萄牙人居住澳门，1582年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得到两广总督的许可，澳门成为中国政府管辖下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城市。7
中西关系在明清之际与在晚清是完全不同的，目前许多人一谈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是在讲晚清，实际上晚明至清中前期近三百年也是值得重视的。这一时期中国在与世界的交往中，绝不是处在“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8，相反晚明至清中前期的“中国看起来跟世界上其他任何发达地区一样‘发达’，无论是以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制造业与市场的复杂程度，还是以消费水平来衡量都是如此。中国家庭也在控制其规模，并能根据变化的经济机会做出相应调整，当这些机会减少时便限制家庭规模，以维持消费水平高于基本生活所需；功能的专业化促成了市场和高度商业化经济的出现；覆盖甚广的、以水路为基础的运输系统，确保了商品和人员在帝国内部的有效流动”。9把明清时期的中国一概说成是“木乃伊式的国家”完全是对全球化早期的知识不足与偏见。
这就是说，从晚明到清乾隆年间，中国在与西方的文化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这与西方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历史是完全不同的。此时来华的传教士也和晚清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有着重要的区别，前者在中国明清政府的管理之下展开活动，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后者则是在不平等条约背景下展开传教活动。10所以，不能以晚清来理解明清之际。1500—1800年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和平交流的三百年，这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学术遗产。白晋就是这一时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的重要代表。
首先，白晋在中西关系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经历了几次重大事件：他来华传教是奉法王路易十四之命，此事件结束了葡萄牙人垄断对华传教事业的历史；1693年，他奉康熙皇帝命令回法招募新的传教士，开中国政府与法国使节外交之先河；1698年返华时，他不仅带回十名新的耶稣会士，更积极促成商船“安菲特里特号”（Amphitrite）的航行，这在当时也是一项历史突破。
其次，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白晋作为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两大“任务”于一身的学者，无论从著作数量与分量，还是从思想深度来看，他在耶稣会中，甚至在整个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都独树一帜：作为康熙的近臣，他和张诚一起给康熙及皇子们传授西方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的文化、中医、风俗、儒家经典乃至清廷政治与政体等介绍到了西方，成为推动“中学西传”的重要人物。同时，他精研《易经》，试图借此打通中西宗教哲学思想，发展出令人耳目一新甚至过于大胆的“索隐主义”（figurism）。作为索隐派“先生”的他所带领的团队，留下了近千页的探索中西文化会通之道的手稿，成为中欧初识时代思想交流史的珍贵文献。
在向欧洲介绍中国的过程中，他有三项贡献最为人所乐道：一是作为康熙敕使返回法国时期进献给法王的《中国（康熙）皇帝历史画像》（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当时的君主，多有褒扬，引起极大反响，并在客观上影响了欧洲18世纪“中国热”的历史进程；二是向欧洲介绍中医及其亲自参与的中国历史上最早最科学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工作；三是向欧洲宣传、译介《易经》，并通过自己的研究，与当时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莱布尼茨直接交流，成就一段佳话，同时也引出二进制之“中源”说的历史误会。
如此丰富而具有戏剧性的人生经历，难怪会引起一代又一代不同领域的学者们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