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独特的人文学

行文至此，“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没有浮现出来。从上文的讨论来看，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牵涉到历史知识的性质、史学的地位和价值、史学方法论的内涵、史学表述的方式及规范等许多方面的因素，一时难以达成共识也就不足为异。职业史家也许不必过深地卷入这类争论，因为这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容易让治史者对自己工作的性质和价值产生困惑。不过，治史者对自己学科的特性也不能漠不关心，不然也会妨碍对专业规范和方法的深入理解。

在史学作为一个学科尚具有某种一致性的时代，对于“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唯一的答案，但总体上还有若干种得到广泛认可的说法。自现代学科体制成形以来，人们习惯于在与其他学科的对照中界定史学的特性，经常说史学属于某个学科，或史学不是某个学科。概括起来说，欧美学界关于史学属性的观点有如下几种：史学是科学；史学是文学（或艺术）；史学既是科学也是文学（或艺术）；史学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或艺术），而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科林伍德关于史学属性的讨论，正是在学科对比的框架中展开的。他首先说明了史学和艺术、科学、哲学的差别。他提出，史学的“目的在于知识，这一点使它区别于艺术，因为艺术的目的在于想象；它的对象是个别的，这一点又使它区别于科学，因为科学是一般的知识。艺术的对象是想象的个别事物，而历史的对象则是真实的个别事物”。他还说，“历史的客观性又使它区别于哲学。历史假定存在一个不依赖于认知者的事实世界，历史学家的思维只是解释这个世界，而决不是创造这个世界”。他接着又说，史学和艺术、科学也有相通之处：“一切历史都是艺术，因为讲故事是一种艺术”；艺术的想象、科学的概括都可见于史学，只不过目的都在于确定历史事实。因此，“艺术和科学不是被排除于历史之外，而是包含于历史之中，不过它们的形式有所改变，那是为了服从于历史的目的之故”。139几十年以后，有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发挥科林伍德的说法，称“历史学是一个横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140

在有些学者看来，把史学与其他学科对比以讨论其特性，无异于对其尊严和独立性的冒犯。他们甚至负气地宣称，史学什么也不是，它就是史学。1948年，美国学者罗伊·F. 尼科尔斯撰文呼吁“史学的独立”。他写道：

史学不是艺术，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它是独特的。它是知识的一个分支，有自己的特征和方法，应从其自身而不是用类比的方式来看待它。现在，历史学家应该对他们的功能、他们的目标和他们的方法抱一种更积极自信的态度。141

这种观点在中国台湾学者杜维运那里得到了呼应，他称史学“不是科学，不是艺术，也不是任何其他学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女神克丽欧（Clio）永远凛凛不可侵犯”。142

美国学者海登·怀特曾用调侃的语调评论说，历史学家往往采用“费边策略”来应对外界关于史学性质的讨论：当社会科学家批评史学的科学性薄弱时，他们就强调史学在艺术性方面的长处；当文学家不满史学的表现方法时，他们又回到了史学的科学性；他们有时甚至宣称，“艺术和科学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达到和谐的综合”。143不过，历史学界并非总是被动应付外界的评论，有时也在主动关注和讨论相关的问题，其意见的多样化表明这个问题的确相当复杂。自20世纪初以来，史学的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式愈加多样化，史家群体的规模有明显的扩大，与史学形成竞争关系的其他知识领域也不断增多，这些变化严重削弱了史学内部的一致性，也使得“史学是什么”的答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当今史学的研究对象包罗很广，过往人类生活的不同领域、各个侧面乃至各种细枝末节，都是史学的题材来源；其研究方法中也包含许多其他学科的要素，举凡哲学的思辨、社会科学的分析、文学的表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新闻学的口述采访、统计学的定量分析等，均可见于史学。这是否意味着史学是一门拼凑起来的、没有自己特性的博而杂的学问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史学的特性，我们不妨说，它是一门以过去事实为基础的独特的人文学144 。

史学首先是人文学。它关注的是人，研究的是人，探讨的是过往时空中人的观念、行为、制度及其意义。秉承科学主义余绪的费弗尔曾说：“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145钱穆称赞中国史学的特色，提出“重人不重事”的见解。146中国上古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而事和言自然都是人留下的。在古代史籍中，人物传记所占的比重很大，即便是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史书，所记载的也大多是历史人物的言行。当然，这种“人”是“帝王将相”，是上层精英，也就是钱穆所推许的“少数人”。147这种“少数人”也曾长期是欧洲史学的主角。英国的卡莱尔崇拜“英雄”，将“英雄史观”推向极端，甚至说：“世界的历史就是伟人们的传记。”148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史家越来越强烈地反对“精英史观”，史学中“人”的范围逐渐扩大，直至涵盖社会所有的阶层和群体。布罗代尔说：“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要重新找到‘人’（这个说法用得太滥），而且要认出相互对立的、大小不等的社会集团。”149的确，在“新史学”的语境中，“人”不再是传统史学中的“伟大的个人”，而是众多的社会群体，是“默默无闻的大众”。还有学者甚至走到另一个极端，把“个人”逐出史学的领地，仅只关注群体、趋势和结构。布罗代尔本人的著作就重在揭示环境、局势、心态对人的“囚禁”，而很少论及人的能动性在历史中的作用。从“旧史学”的视点来看，这种“结构史学”埋没“人”，变成了“去人化的史学”。150“新微观史学”的兴起，可视为对这种“去人化”趋向的反拨。一批史家致力于从历史的烟尘深处发掘“小人物”的经历，力图使历史中人的形象变得略微具体而清晰。

人总是与事相连的，史学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现过往人的经历，这样就造成一个印象，似乎史学不过是叙事。叙事的确是史学的主要手段，但不能把叙事等同于史学。151史学的叙事通常也不是仅仅停留于“就事论事”的层次，而着意阐释潜藏在事背后的人的思想和动机，以及事对于人的意义。换言之，历史叙事中的“事”，通常是从人的角度来叙述和阐释的。这也是史学作为人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科林伍德指出，历史事件不同于自然事件，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有外部和内部之分：“事件的外部”是指“属于可以用身体和它们的运动来加以描述的一切事物”；“事件的内部”则是事件中“只能用思想来加以描述的东西”。历史学家必须同时关注两者，因为他“必须经常牢记事件就是行动，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去辨识出其行动者的思想”。进而言之，“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152

置于当今史学理念的脉络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可有两解。其一，人是“会思考的苇草”，而历史作为人行动的记录，就不可能脱离行动者的内在观念来理解，因之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历史都必须挖掘行动者的思想和动机，必须从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出发来理解“行动的过程”。其二，我们所知的历史仅仅是，而且只能是经由史家写出的过去，而这种被写出的过去必然包含历史书写者的思考，这也使得一切历史都变成了“思想史”。中国学者何兆武也在这两层意义上强调“思想”对于治史的意义。他写道：“历史终究是人创造出来的，不能领会前人的思想感情……那么最多只能说他知道了（kennen）历史事实，但不能说是理解了或懂得了（wissen）历史。”153换言之，只有透过历史行动者和历史书写者的双重“思想透镜”，史家才能真正窥见“过去世界”的面目。这也就对史家的思维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把“思想”提升为史学优良品质的象征。如果要使历史书写具备“思想史”的品质，就不能撇开史家的才情、修养、学识和技艺。以往有一个时期，那些以社会、结构、制度、趋势、城市、环境、疾病等为题材的历史书写，由于忽略人的能动性乃至抹去人的痕迹，以致沦为单纯的技术性写作，失去了史学所应有的“思想史”的品质。其实，只要史家把过去作为思考的对象，无论题材属性如何，都能成为“思想史”。新近以宇宙万物为考察对象的“大历史”（big history），以及探究史前人类的“深历史”（deep history），虽然不一定涉及历史行动者的思想，但只要真正进入历史书写者的思考之中，也不乏成为“思想史”的可能。

史学的基础是过往事实，这一点从根本上规定了它的学科特性。过去是一个在时间中延续的过程，史家处理的过往事实，乃是在时间之流中变化的事件、观念、制度和趋势。发现和梳理过去事实，进而阐释其意义，就成为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为此，治史者须竭尽所能地收集和解读包含过去事实信息的史料，坚持“论从史出”的经验研究路径，重视史料学、史源学、考据学、诠释学和其他辅助学科的训练。英国学者埃尔顿指出，史学并不是研究人类过去的唯一学科，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大多也涉及人类的过去；但是，史学关注事件，关注变化，关注具体，这三点使它区别于其他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埃尔顿进一步解释说，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事件，而不是状态；是发生的事物，而不是存在的事物；历史分析和描述的重点是变化，即人群、制度、观念等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转化；史学关注的是个别而具体的东西，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独特的事物；这一切为史学的自主性提供保证，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54埃尔顿的见解不一定代表史学界的共识，特别是他把史学等同于对具体事件的研究，这与当今史学的现状并不吻合，因为趋势、结构、群体和社会事实等，早已进入史学探讨的范围。但他所总结的三个关注点，也确实指明了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区别。

史学也是一个开放性十分突出的学科。诚然，许多学科都具有开放性，但史学的开放性有不同的表现。首先，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始终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虽然许多历史事实得到了确认，但新的历史事实不断出现，对于多数问题的解释也没有定论，因而每一代人对历史的认识都有所不同。其次，史学承认多样性，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个体的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认识存在差异，在题材、方法、解释框架和研究结论上呈现纷繁多样的面貌，而他们所提供的充满分歧的历史知识，在整体上丰富了人类对过去的认识。最后，史学的发展，特别是领域的开拓、方法的更新和视野的转换，经常是通过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实现的。向其他学科开放自己的领地，可以说是史学不断获得生机的一个奥秘。

史学还是一门具有很强综合性的学问。英国学者特里维廉说：“在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的这个议论纷纷的问题上，让我们认为它两者都是或者两者都不是。因为它有两者的因素。”在他看来，史学承担着三种不同的任务：一是“史实的积累和证据的检验”，这是属于“科学的”任务；二是将搜集的史实进行选择和排比，并做出推测和概括，这是“推测的或想象的”任务；三是“用一种能吸引和教育我们同胞的形式把科学和想象的结果表达出来”，这是“文学的”任务。155显然，史学只有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才能更好地担当自己的使命。

在当今欧美学术界，很少有人用“科学性”一类的字眼来谈论史学的特点，而至多是围绕“客观性”来讨论历史知识的性质。国内学界普遍坚持史学的“科学性”，相信治史重在求真，而求真的旨趣在于揭示历史的规律；正是由于史学以揭示历史规律为宗旨，它才具有“科学性”。不过，这种“科学的”史学，在整体上可能还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目标。对于具体的治史实践来说，“科学性”主要体现为一种精神和态度，也就是不能向壁虚构，要广泛收集可靠的证据，论点要有材料支撑并符合常识，论证不能违背逻辑，结论必须经得起史料和方法的检验。

至于“艺术性”，从表面来看似乎与“科学性”相抵触，因为科学的基础是事实和理性，而艺术的生命在于想象和情感。事实上，恰恰是在想象这一点上，史学和艺术拥有共通之处。史家面对遥远而陌生的过去，手边只有支离零碎、未可尽信的资料，要理解前人的思想和行为，要重建过去的生活场景，没有想象力如何能办得到呢？不过，史学的想象是研究者的一种素质，而不是方法。还需要注意的是，学界在谈论史学“艺术性”时，通常是着眼于历史写作的技巧和文辞，希望优秀的史学作品同时具备艺术的美感。156因此，即便是兰克这种标榜“如实直书”的史家，在谈到历史写作时也强调文学性，称史学“既是艺术，也是科学”。157

总之，史家需要具备文学修养，但不能用小说笔法来写历史；研究历史离不开科学精神，但不能将史学与科学混为一谈；社会科学可以作为治史的工具，但不能把史学简单地看成社会科学。我们在讨论史学的特性时，最好从多样性和独特性结合的视角看问题。正是由于史学是一个多样性和独特性的统一体，就要求历史研究者具备多样化的素质，在历史写作中兼顾科学性、理论性和艺术性。做一个出色的史家，最大的困难或许就在这里。古往今来史学大师屈指可数，也可能与此有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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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史学”作为一个概念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形成和演变，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12页。

2　西奥多·哈默罗：《关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思考》（Theodore Hamerow, 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87年版，第45页。

3　罗尔夫·托斯滕达尔：《史学专业主义的兴起和传播》（Rolf Torstendahl, The Rise and Propagation of Historical Professionalism），纽约2015年版，第5页。

4　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册，第904页。《礼记·玉藻》作“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语见陈澔注：《礼记集说》，收入《四书五经》，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下卷，第827页。

5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25页。

6　钱大昕：《史记志疑跋》，载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册，第1页。钱大昕以“经”和“子”为参照来评论《史记》，正好可以作为史学尚未独立的一个旁证。

7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712—1715页。

8　参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50、151页。

9　参见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34页。

10　魏征等：《隋书·经籍志》，第4册，第992页。

11　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70—379页。

1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28、329—331页。

13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29—30页。

14　近世有人对章学诚的学问见识颇有微辞。章太炎曾抨击章学诚立论悖谬，为学粗率，误导学者。另据牟润孙回忆，陈垣称章学诚为“乡曲之士”，读书少而好发议论。参见章太炎：《与人论国学书》，载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册，第353—354页；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载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89—90页。

1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16　关于清代学者在方法与材料上的特点及其局限的评论，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347页。

17　参见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谢德风、孙秉莹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上卷，第1分册，第27—45页。

18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第404—405页。

19　查尔斯·比尔德：《著史系出自信念的行动》（Charles A. Beard, “Written History as an Act of Faith”），《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39卷，第2期（1934年1月），第219页。

20　参见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第1—77页。

21　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上册，第92页。

22　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190页。

23　参见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6页。

24　哈默罗：《关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思考》，第41页。

25　海登·怀特：《元史学》，第136页；哈默罗：《关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思考》，第40页。

26　托斯滕达尔：《史学专业主义的兴起和传播》，第7页。

27　托斯滕达尔：《史学专业主义的兴起和传播》，第86—90页。

28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第4页。文中提到的“冉·波当”，通译“让·博丹”。

29　马莎·豪厄尔等：《源自可靠的资料：史学方法导论》（Martha Howell and Walter Prevenier, From Reliable Sources: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s），纽约州伊萨卡2001年版，第70页；托斯滕达尔：《史学专业主义的兴起和传播》，第109—122页。

30　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0页。

31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

32　蔡尚思：《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载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第8页。

33　参见周文玖：《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略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32页。

34　鲁滨孙的《新史学》在1923年由何炳松译成中文出版；朗格卢瓦和塞尼奥博斯的《历史研究导论》在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译者为李思纯，书名作《史学原论》，著者译为朗格洛瓦、瑟诺博司；伯恩海姆的《史学方法与历史哲学指南》由陈韬译成中文，以《史学方法论》为题，署伯伦汉著，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参见侯云灏：《西方实证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第337—354页。

35　胡昌智、李孝迁：《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及其东亚的知识旅行》，《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3期，第328—337页；李孝迁：《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138—143页。

36　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谈及自己对史学范式的革新时，曾对传统学者只钻研古籍而不懂历史的治学方式，加以辛辣的讽刺。参见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谢钟琏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

37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38　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载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上册，第109—110页；另见顾颉刚：《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217页。

39　顾潮：《顾颉刚年谱》，第71、94、108—109、150页。

40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62—163页。

41　关于历史学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英美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提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历史学和人文学科“在从公共领域撤退”。这种观点遭到了另一些学者的尖锐批驳。他们认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专业史家借助大学课堂、公共媒体和博物馆等渠道，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受众，对公共生活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参见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Jo Guldi and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英国剑桥2014年版，第79页；德博拉·科恩、彼得·曼德勒：《评〈历史学宣言〉》（Deborah Cohen and Peter Mandler, “AHR Exchan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A Critique”），《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20卷，第2期（2015年4月），第537页。

42　参见托马斯·本德：《整体与部分：美国历史研究需要综合》（Thomas Bender, “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3卷，第1期（1986年6月），第120页。

43　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观点，参见阿伦·芒斯洛：《解构历史》（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纽约2006年第2版，第1—4页；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埃尔顿到罗蒂和怀特》（江政宽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37页。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评论性概述，参见凯文·帕斯莫尔：《后结构主义与历史学》（Kevin Passmore, “Poststructuralism and History”），载斯蒂芬·伯格等编：《历史书写的理论与实践》（Stefan Berger, Heiko Feldner, and Kevin Passmore, eds., Writing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s），伦敦2010年版，第124页。

44　海登·怀特把“历史著作”（historical work）定义为“一种以叙事散文话语的形式出现的词语结构（verbal structure），意欲成为过去的各种结构和过程的一种模式或图像（icon），以有助于通过表现它们来对它们是什么做出解释”。海登·怀特：《元史学》，第2页。另参见芒斯洛：《解构历史》，第7页。

45　这是德国学者吕森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评论。参见吕森：《历史秩序的失落》，载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46　马克·波斯特：《文化史与后现代性》（Mark Poster, Cultur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ty: Disciplinary Readings and Challenges），纽约1997年版，第5、154页。

47　转引自理查德·埃文斯：《捍卫历史学》（Richard J.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纽约1999年版，第3页。

48　基思·温德舒特尔：《对历史的杀戮：文学批评家和社会理论家在如何谋杀我们的过去》（Keith Windschuttle, The Killing of History: 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纽约1996 年版。

49　埃文斯：《捍卫历史学》，第6、7页。

50　李宏图：《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第107、109页。

51　帕特里克·乔伊斯：《历史的回归》（Patrick Joyce, “The Return of Hi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cademic History in Britain”），《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158期（1998年2月），第235页。

52　杨豫、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第148页。

53　乔伊斯：《历史的回归》，《过去与现在》，第158期，第221页。

54　乔伊斯·阿普尔比：《历史学的力量》（Joyce Appleby, “The Power of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03卷，第1期（1998年2月），第2—3页。

55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170页。

5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页。

57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107页。

58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8—152页。

59　18、19世纪的英国史学界并非“文学派”史家的一统天下，注重占有详赡的材料和进行严格考订的牛津学派，也取得了富有影响的成就。

60　爱德华·吉本：《吉本自传》（戴子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3页。

61　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第537页。

62　参见李剑鸣：《西奥多·罗斯福的史学成就》，《历史教学》，1998年第8期，第50页。

63　乔治·班克罗夫特：《自美洲大陆发现以来的美国史》（George Bancrof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波士顿1860年版，第7卷，第293页。

64　班克罗夫特：《自美洲大陆发现以来的美国史》，第7卷，第312页。

65　转引自彼得·诺维克：《那个高贵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史学专业》（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英国剑桥1988年版，第46页。

66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0页。

67　海登·怀特谈到，有人说“历史”和“小说”的差别在于，历史学家是在“找出”（find）故事，而小说家则是在“创作”（invent）故事；但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问题，即“创作”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中也起一定程度的作用。海登·怀特：《元史学》，第6—7页。

68　参见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第137—139页。

69　参见温德舒特尔：《对历史的杀戮》，第227—232页。

70　西蒙·沙玛是一个兴趣广泛、能力出众、题材多样的高产历史写手，推出过一系列畅销著作，其中译成中文的有《风景与记忆》（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英国史》（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风雨横渡：英国、奴隶和美国革命》（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等。

71　伯纳德·贝林：《论历史教学与写作》（Bernard Bailyn, 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 Responses to a Series of Questions），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1994年版，第74—75页。

72　卢汉超：《历史学的艺术：史景迁访谈录》（Hanchao Lu, “The Art of History: A Conversation with Jonathan Spence”），《中国历史评论》（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第11卷，第2期（2004年秋季号），第134—135页。

73　李亚平、刘苏里：《〈万历十五年〉与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关于〈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的对谈》，《博览群书》，2005年第1期，第46—60页。

74　关于欧洲史学中的科学主义的论述，参见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75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76　笛卡儿：《论方法》，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28页。

77　伏尔泰：《论历史：对新闻工作者的劝告》，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第79—80页。

78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册，第165页。

79　参见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146页。

80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第365页。

81　兰克的史学被后世学者冠以各种名号，如“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等。

82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3页。

83　兰克：《论十九世纪》，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第226页。

84　据伊格尔斯研究，兰克在19世纪末美国史学界的形象是科学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家则指斥兰克为“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继承人”。美国历史学家后来才认识到兰克的另一面。伊格尔斯指出：“对于过去‘不偏不倚’的研究方式，力求仅只表明‘确实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事实上就对兰克显示了上帝所愿望的现存秩序。”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28、240—279页。

85　转引自吕森：《历史秩序的失落》，载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第81页。

86　参见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第150页。

87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16页。

88　海登·怀特：《元史学》，第40页。

89　转引自埃文斯：《捍卫历史学》，第19页。

90　德国史家布莱齐希在《世界历史的阶段和规律》中提出了24条历史规律。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5页。案：本书作者Collingwood，大陆有“柯林武德”和“科林伍德”两种译法，港台学者或译“柯灵乌”；本书在正文中据商务印书馆《英语姓名译名手册》，统一译作“科林伍德”；而在注释中仍用原译本的译法。

91　欧洲史家意识到原始资料的发掘和利用的重要性，对于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意义，对于史学成长为一个专门学科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不过，兰克和阿克顿勋爵等人过于迷信档案，后者甚至说，随着欧洲档案的开放，全部信息都被掌握，一切历史问题都会获得解决，终极的历史也就能写成。参见爱德华·哈利特·卡尔：《历史学是什么？》（Edward Hallet Carr, What is History?），纽约1962年版，第3页。

92　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11、16—18页。

93　哈默罗：《关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思考》，第223页。

94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第388、392页。

95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0页。

96　罗素：《历史作为一门艺术》，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第546—549页。

97　屈维廉：《克莱奥——一位缪斯》，载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0、181页。

98　查尔斯·比尔德：《那个高贵的梦想》（Charles Beard, “That Noble Dream”），《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41卷，第1期（1935年10月），第74—87页。

99　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37卷，第2期（1932年1月），第221—222、229—230、231、232—233页。

100　比尔德：《著史系出自信念的行动》，《美国历史评论》，第39卷，第2期，第221、223、224、227页。

101　威廉·H. 麦克尼尔：《神话与历史混合的史学：真相、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William H. McNeill, “Mythistory, or Truth, Myth, History, and Historians”），《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91卷，第1期（1986年2月），第2页。译文参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7页。

102　温德舒特尔：《对历史的杀戮》，第216页。

103　杨豫、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学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第147页。

104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47—350页。

105　H. P. 里克曼：《狄尔泰》（殷晓蓉、吴晓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106　冯天瑜：《中西日文化对接间汉字术语的厘定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4月5日第7版，“理论周刊”。

107　梁寒冰编：《历史学理论辑要》，中华书局1982年版，上册，第7页。

108　温德舒特尔：《对历史的杀戮》，第185页。

109　参见温德舒特尔：《对历史的杀戮》，第216页。

110　约翰·加迪斯：《历史的风景：历史学家如何测绘过去》（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牛津2002年版，重点参见第39—51、91—92页。

111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112　关于社会科学对史学的影响，重点参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0—147页。另，本节所说的“社会科学”，有时也涵盖史学以外的其他人文学科。

113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上册，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9页。

114　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第150页；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30页。

115　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1—70页。

116　“历史主义”（德文Historismus，英文historicism或historism），是德国学者弗雷德里奇·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深入讨论过的一个概念，用以概括现代德国史学（尤其是兰克史学）的本质特征。但学界对其含义看法不一，颇有争论。在当前欧美的学术语境中，“historicism”一词至少有三方面的含义：其一，过去发生的事情，必须置于它发生时的具体语境中来看待，以了解它的本来意义；其二，客观地对待历史，用实证而不是虚构的方式来研究过去；其三，历史的进程受到一定的规律和法则的制约，具有不可摆脱的必然性（即历史决定论）。美国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对“历史主义”一词的起源及含义流变有细致的考证。参见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1页。

117　托斯滕达尔：《史学专业主义的兴起和传播》，第56—57页。

118　转引自J. H. 赫克斯特：《论历史学家》（J. H. Hexter, On Historians: Reappraisals of Some of the Makers of Modern History），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9年版，第88页。

119　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提法，只有置于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学术语境中才有意义。中国的学科体系与欧美不完全相同，有“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等多种提法，史学通常被归入社会科学，故而不存在“社会科学化”的问题。

120　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7页。

121　欧美学者使用的“事件”（event）一词，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的“有头有尾”的具体故事；二是指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情。

122　转引自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80页。

123　托斯滕达尔：《史学专业主义的兴起和传播》，第55页。

124　转引自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内涵与变迁》，载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郝名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125　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三节。

126　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第二版）》（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127　转引自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内涵与变迁》，载勒戈夫、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第14页。

128　转引自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99页。

129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64页。

130　参见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4分册，第585页。

131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新史学和旧史学》（Gertrude Himmelfarb,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87年版，第14—15页。

132　有位澳大利亚学者不无幽默地说，面对新理论的冲击，他们那一代学者有两种选择：或体面地退休，或重新当学生。温德舒特尔：《对历史的杀戮》，第5页。

133　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134　参见劳伦斯·斯通：《叙事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思考》（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85期（1979年11月），第3—24页。

135　参见艾伦·泰勒在《意见交流：历史学的实践》（“Interchange: The Practice of History”）中发表的看法，《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90卷，第2期（2003年9月），第578页。

136　克里斯托弗·劳埃德：《历史学与社会科学》（Christopher Lloyd,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载伯格等编：《历史书写的理论与实践》，第83、85页。

137　这是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的见解。参见忻平：《治史须重考据 科学人文并重——南加利福尼亚州何炳棣教授访问记》，《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第102页。

138　参见豪厄尔等：《源自可靠的资料》，第96页。

139　科林伍德：《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载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第187—190页。

140　温德舒特尔：《对历史的杀戮》，第185页。

141　罗伊·尼科尔斯：《战后历史思想的重新定向》（Roy Nichols, “Postwar Reorientation of Historical Thinking”），《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54卷，第1期（1948年10月），第84页。

142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1985年增订版，第47页。

143　海登·怀特：《历史的负担》，载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第33—35页。

144　英文中的“humanities”和“human studies”有“人文科学”和“人文学科”两种译法，虽然仅有一字的字序不同，但含义却有天渊之别。为了避免混淆，今以“人文学”来对应“humanities”或“human studies”。欧美的现代学科体系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三大板块构成的，史学通常被归入人文学。至于英文中的“human science”、“moral science”等词，是否可以译成“人文科学”，尚待推敲。关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区别，林毓生指出：后者所关心的是人的社会，是关于人际关系的一种学问，注重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触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前者则探寻人的意义，它将人作为人来研究，而不是作为机器来对待；它追求的是具体的特殊性，它是以思想为基础的。概括说来，人文学（科）的特征就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注重思想性、特殊性和个性。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22、274页。

145　转引自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内涵与变迁》，载勒戈夫、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第11—12页。

146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14页。

147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14页。

148　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第245页。

149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译），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卷，第499页。

150　参见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4—350页。

151　雷蒙·阿隆：《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冯学俊、吴泓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4—285页。

152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00—303页。

153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第37页。

154　埃尔顿：《历史学的实践》，第9—11页。

155　屈维廉：《克莱奥》，载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92页。

156　有学者谈到，史学的艺术性是由对事实的选择、安排和叙述三个要素构成的。参见特里·克劳利编：《克列奥的技艺：史学方法入门》（Terry Crowley, ed., Clio’s Craft: A Primer of Historical Methods），多伦多1988年版，第101页。

157　费迪南德·谢维尔：《兰克声誉的兴起、减退和持续》（Ferdinand Schevill, “Ranke: Rise, Decline and Persistence of a Reputation”），《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24卷，第3期 （1952年9月），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