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科学化的利弊

论及19世纪和20世纪史学的差别时，霍布斯鲍姆写道：“事实上，历史学已经从纯描写及叙述性转向了分析和说明；从集中研究独一无二和单个事件转向对规律的研究和推论。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史学观念完全被颠倒了过来。”111他这里所提及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式的巨大变化，不仅出现在欧美，同样也可见于中国。这一变化的发生，与社会科学对史学的“学术殖民”有莫大的关系。112

史学有着悠久的传统，曾长期与神学、文学和哲学处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之中，而取法于社会科学，则是相对晚近的事。社会科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19世纪迅速成长，进入20世纪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科学的多数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都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众多的理论流派，并拥有丰富多样的研究方法。相较于史学，这些学科虽然年轻，却颇具“帝国主义的扩张性”，其影响力和塑造力触及许多其他学科。113社会科学蓬勃兴起的势头，给那些嗅觉敏锐的历史学者带来震撼和刺激，让他们看到了史学革新的重大契机。

毫无疑问，从社会科学吸取养分以改变史学的面貌，在欧美史学界最初只是一种探头探脑、前景未明的尝试。早在20世纪初年，社会科学迅速崛起，但尚不足以动摇史学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而此时一些眼光远大的历史学者就已意识到“旧史学”的缺失，希望从社会科学中找到补救和革新之策。在德国，兰普勒西特质疑和挑战兰克学派，呼吁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开辟新的领域，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并身体力行地从政治史转向文化史，提出从大众心理来探讨历史规律的思路。114在美国，詹姆斯·哈威·鲁滨孙倡导“新史学”，提醒自己的同行重视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对史学的意义。他还把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称作“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呼吁历史学者认真吸取、广泛采用这些学科的知识和理论。115

到二战前夕，欧美传统的“历史主义史学”116遭遇更大的挑战。长期盛行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注重文本考辨和语义学，采用叙事方式，关注思想、政治、事件和个人；而此时史学界却对人种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量化方法等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据有人观察，到1950年巴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召开之际，欧美史家全面引入社会科学的尝试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除原来的政治史之外，人类学和人口学，观念和情绪，经济、社会、文明和制度等，都成为史学探究的对象。117一年以后，年鉴学派第二代主将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不无幽默地表示：“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畛域分明的人文科学。它们中的每一学科都是向着社会整体敞开的大门，都通向所有的房间，都通向屋子里的每一层，只要研究者在行进过程中对相邻学科的专家不吝惜敬畏之情。如果我们需要，就让我们使用他们的门户和他们的楼梯。”118正是出于这种开放的、无学科偏见的心态，历史学者从社会科学那里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视野由此开阔，领域得以拓展，分析工具也愈加丰富多样，认识和理解过去的能力因之大有提升。与此同时，随着新社会史日渐成熟，史学的“社会科学化”119更其成为强劲的潮流。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对欧美史学的新动向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感。从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开始，欧美社会科学给中国史学打上了愈益鲜明的印记。陈寅恪等留学归来而学贯中西的新型史家，借鉴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语言学、考古学的理论工具，研治中国古史，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绩。顾颉刚、吕思勉等未曾出国而专治国史的学者，也强烈意识到社会科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吕思勉在20世纪40年代初谈到，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学科，除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人生哲学之外，更有社会学、考古学和地理学，对于这些学科，治史者应有“超出常识以外的知识”。12020世纪中期以后有近三十年时间，欧美社会科学的影响大受禁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再度出现重视和借鉴社会科学的风气。

史学最初取法的对象，主要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兴起于19世纪中叶，研究对象和史学大体相近：社会学研究社会，人类学关注文化，而史学则探究在过往时空中演化的社会和文化。这种相通之处，为理论和方法的交流与借鉴提供了便利。不少史家兴致勃勃地关注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工作，立志要以同样的方式考察过往的人类社会，从更深入的层面揭示历史运动的趋势。他们不再满足于记叙个别事件121，转而关注一般现象；不再重视历时性（diachronicity）的叙述，转而专注于结构性的分析，致力于从纷繁而细碎的史事中找出人类社会变迁的模式和规律。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chard）曾断言：“历史学必须做出抉择，要么成为社会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122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等法国史家也主张“史学无界限”，希望打破史学和其他邻近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边界。在史学向社会学和人类学吸取营养的同时，这两个学科自身也在发展，其反复更新的理论和方法，给有心的治史者带来源源不断的新灵感。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欧美的“新文化史”，同样得益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仅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迅速发展，而且拓宽了历史分析的路径。传统史学虽然没有完全忽视经济现象，但经济史长期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到20世纪上半叶，马克·布洛赫、伊利·赫克希尔（Eli F. Heckscher）等欧洲学者提倡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引入经济学理论，开展社会（制度）经济史研究，或推进探讨“经济问题本身”的经济史研究。123通过向经济学“取经”，历史学者不仅意识到经济活动及相关制度的重要性，而且找到了处理这类题材的理论和方法。在经济学和史学两个学科，同时涌现一大批专治经济史的学者。前者的研究或许可以称作“历史经济学”，而后者则更偏向“经济社会史”。20世纪中期以来，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更是携手改写经济史，催生了“新经济史”这门崭新的学问。“新经济史”借助经济学理论，系统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大量使用图表和模型，甚或采用“反事实模式”，不仅大大提高了处理数量史料的能力，增进了历史结论的精确性，而且反过来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尤其是在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和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等学者的推动下，经济史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的地位都有显著的提升。因之不妨说，经济史乃是史学和社会科学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领域。

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为史学提供了滋养和灵感。史学与政治学、行为科学、统计学的结盟，孕育出“新政治史”，一改以往片面注重政治事件、政治制度和政治精英的状况，把基层政治和普通人的政治行为作为历史考察的重点。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直接作用于人口史、移民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而且对解释其他社会变动也颇有助益。心理学也介入史学，形成心理史学和心理分析方法。自然科学中的统计学、系统论和控制论等，也曾在史学界引起回响。还有学者进而提出，人体化学、内分泌学、病理学之类的学科，对于历史研究也不无用处，可以帮助解释历史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与史学的结合，也在其内部造成诸多变化，形成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等新的学科，还使历史方法变成了社会科学许多学科的基本方法。

史学自从与社会科学结盟以后，的确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在欧美史学界相率登场的“新史学”和“‘新’新史学”，都带有社会科学的深刻烙印，历史研究的方式也大有今非昔比之势：领域明显扩大，课题丰富多样，方法不断更新，解释纷纭繁杂。以往为“旧”史家所擅长的政治、外交和战争，在新的视野中得到重新审视；从前很少有人涉猎的经济、社会、习俗和日常生活，则成了极受欢迎的题材；英雄人物不再是历史舞台的核心角色，普通民众、边缘群体和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越来越多史家的笔下变成了主人公。当今史家除了继续讲述大大小小的首尾相续的故事，对于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对于一闪而逝的情感体验，对于各色各样与人类有关或无关的事物，都表现出愈加浓厚的兴趣。

在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分析和理论化取代叙事而成为史学著述的主要特征，由此形成分析性史学。史家比以往更加注重对因果关系的分析，着力挖掘历史运动的深层动因，重视课题的“理论化”，甚至希望通过历史研究来构造某种社会理论。传统史学解释过去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宗教、道德和政治，而现代史家则越来越倚重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概念工具，诸如“结构”、“趋势”、“模式”、“变迁”、“阶级”、“种族”、“文化”、“性别”等术语，成为史学写作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范畴。如果撇开源自社会科学的各种语汇，许多史家就可能患上“失语症”。

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进入史学领域，大都产生了方法的功能。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理论，社会学的社会变迁理论，人类学的人种志和“深描”方法，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语言学和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以及文学批评的理论等，都成了治史常用的工具。借助于多种理论，史家得以发现新的问题，找到新的角度，利用新的材料，提出新的解释，进而形成新的研究范式。概而言之，史学在社会科学化的过程出现的最突出的变化，乃是从整体性的“叙事史学”（narrative history）转向专题性的“问题史学”（problem-oriented history）。法国学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写道：“在科学指导下的研究这个程式涉及两个程序，这两个程序构成了所有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这就是提出问题和形成假设。”124问题成为史学的核心，具有重要的组织性功能。年鉴学派更是高举“问题史学”的旗帜，试图以问题为中心，“科学地”揭示人类过去的历程，建构一种解释历史的宏大框架。史学方法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可以说是计量方法的广泛运用。这也同社会科学的研究旨趣一脉相承。于是，史学在定性分析之外，增加了定量分析的手段，量化证据的意义受到广泛的重视。有人甚至迷信计量方法，认为它是使史学成为科学的不二法门，治史者都应当努力成为计算机程序员。125

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成为一种颇受推崇的路径，这也是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成果。历史学者在许多课题的研究中，或综合运用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或与其他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不少史学著作在社会科学多个学科都能得到认可。是否采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路径，首先取决于课题的性质。比如，研究明清时期的民间信仰，自然需要借用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新兴的环境史和生态史，本身就是史学与生态学、考古学、环境科学等学科交叉的产物。多学科的融合还促成诸如历史地理学、心理史、人口史、疾病和医疗史、情感史等新领域的诞生。当今史家或许不从事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但如果略通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也一定能带来如虎添翼的裨益。

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所带来的种种变化，通常不是孤立发生或相续出现，而是彼此交织、相辅相成的。研究领域的拓展，必然要求理论和方法的更新。比如，研究社会史，必须借鉴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心态史，必须取法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反过来，理论和方法的革新，又有利于扩大研究范围，发现新的课题，利用新的材料。如果没有计量方法，选举行为、社区生活、经济变动等题材，也就难以成为史学的探讨对象。多种理论和方法的结合，很自然地造成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趋向。另一方面，史学在领域、方法和理论上的革新，也有益于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通过吸收史学的材料和方法，修正了原来的概念，产生了新的理论，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等新型学科也由此形成。有些社会科学家还进行治史的尝试，有人甚至成为知名史家。

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在法国和美国形成的声势都至为浩大，但后果和影响则微有不同。据英国学者彼得·伯克总结，法国的《年鉴》创刊八十余年以来所表达的史学理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其二，“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其三，“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其他学科进行合作”。126显然，贯穿这三个方面的主线是社会科学大量进入历史研究。按照马克·布洛赫的说法，史学乃是关于社会的人的科学。布罗代尔更加直截了当地表示：“史学对我来说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和社会科学融为一体。”127弗雷德里克·莫罗则把史学定义为“社会科学对过去的投影”。128美国史学在“社会科学化”的运动中一度独领风骚。随着社会科学的引入，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相信，“新史学”已经具备了科学的品质，变成了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社会科学的史学”的说法在美国甚为流行，还有人创办了相关的学术团体和刊物。129

可是，史学在走向社会科学的途中也蒙受了不小的损失，某些独有的长处被当作包袱抛弃掉了。社会科学化的“新史学”，在专题性、分析性和理论性增强的同时，原有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却趋于减弱，并且导致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由此招致尖锐的批评。早在兰普勒西特力主将史学变成“社会心理学”的时代，就有人指责他背叛史学，自外于史家的行列。130在痴迷于“旧史学”的学者看来，二战后的“新史学”完全背离了治史的正途。据美国学者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总结，“新史学”所遭受的几项主要指控是：其分析方法未能把握能动的历史运动；计量方法只限于考察那些可以量化的课题和资料，从而使史学变得狭隘和细微；心理分析的解释更多地来自先入的理论而不是经验证据；社会学的模式过于抽象，不能阐释具体的历史现象；流行的意识形态偏见使史家倾向于认同自己的课题，将自己的态度和价值注入课题之中；以大众为中心的史学模式，无法容纳那些对塑造历史起过重要作用的杰出人物。131这些意见固然包含很深的偏见，却也触及“新史学”的某些明显的欠缺。此外，史学总是无法跟上社会科学的步伐，面对相关学科层出不穷的新理论，历史研究者难免陷入应接不暇、疲于追赶的窘境。132在新理论、新思潮和新方法的吸引下，治史者的兴趣不断变换，解释上一味求新，公认的大家和名作则寥若晨星，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史学的社会影响力。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普遍把史学归入社会科学，但这与欧美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并不是一回事。有学者写道：

社会科学对个别现象的描述是辅助性的，目的是为这门科学解释某一普遍规律作例证，而在历史科学中，由于时间性因素的特殊作用，对个别的现象的独特性的描述和解释本身就是历史学的重要目的和任务。所以，历史学是普遍规律的抽象与个别现象的描述的辩证统一，没有普遍认识的概括与抽象，历史个别现象的描述就会变成史料的堆积，反之，没有历史史实的描述与解释，普遍性历史认识就是抽象的虚构。133

由此看来，两者研究的旨趣都是探索规律，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国内学界关于史学属于社会科学的习惯性认知，正是出于这种探求历史规律的信念。然则在欧美史学界，把史学改造成社会科学的努力，其着眼点主要在于理论和方法：通过技术性研究来改变“旧史学”以事件和个人为中心的叙事方式，用理论化取代故事性，采用分析、计量等多种方法来突破“描述性史学”的局限。可是，许多史家不久就猛然醒悟，原来他们一心要抛弃或改造的弊端，正是史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长处。及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叙事性重新受到青睐，片面注重技术性研究的偏向也遭到质疑。134在“新文化史”趋于兴盛的同时，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和统计分析也受到了冷落。135直到今天，欧美史学界在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上仍然存在分歧，有人力推史学的进一步社会科学化，有人则反对把史学纳入社会科学。还有人期待，在史学和其他研究人类及其社会的学科之间能有更大的趋同，即在史学领域进行一场采纳科学的革命，而社会科学则进一步走向“历史性”。136

归根结底，当今史家一方面要关注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动向，与社会科学家保持对话，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地将史学当作社会科学，而忽略其自身的特性。史学应当向社会科学敞开门户，同时也要清点和保管好自己的家当；在借用其他学科的门户和楼梯时，不能忘了自己房间的所在。换言之，虽然史学通过向社会科学取法而别开生面，但是如果将史学彻底改造成经济学、社会学那样的社会科学，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史家应当汲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同时应当意识到，社会科学终归只是治史的工具。137而且，在使用这些工具时，还要注意避免落入“方法论的陷阱”：采用现代的概念来描述过去的事物，容易发生“时代倒错”（anachronism）；过度的“概念化”，可能扭曲具体的经验事实；依据有限的数据来建立模式或做出粗糙的概括，则难免掩盖或抹去前人往事的种种幽微曲折之处。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