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樊鹏

我和樊鹏相知近卅年，他长我十五岁，又是我老伴求学绍兴简师时的导师，故我也以师礼相待。

60年代前后，各种形式的展览一个接着一个，樊鹏因擅长美术设计，常被抽调去参加展览会的设计工作，我则专为展览书写文字说明，相互之间，配合得颇为密切融洽。

我们两人对家乡的加饭酒都有偏爱，到了一日不可无此君的程度。相互聚会喝上几杯后无所不谈，高兴时手舞足蹈，高声憨笑；如遇忧闷则摇头叹息，牢骚不已，所以樊鹏也是我的酒友和诤友。

说起樊鹏一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还和我家有着一段渊源。30年代初期，我父亲在现今的龙山横街开设“镜湖书画社”，经常有书画陈列展览，少年樊鹏当时就读于泰清里绍中附小（在今府山公园内），每天往返经过，驻足观看，日复一日，逐渐培养起他对美术的兴趣和爱好。最后，美术竟成为他一生的事业，他深情地说：“这是受到你父亲的影响和启悟。”他还向我说起当时我父亲的形象：修颀的身材，服装也与众不同，三十多岁的人却蓄起了长长的美髯，风度翩翩。

1933年，他去宁波帆影画社学画，两年后通过努力进入了杭州西湖艺专（即今浙江美院前身）工艺美术系学习，在艺专学习一年余，他在宁波一家电影院画广告。不久，抗日战争起，樊鹏毅然参加了抗日救亡组织——宁波救亡宣传队，用漫画来揭露敌人的残暴与侵略罪恶，唤起了人民大众的觉醒。樊鹏多才多艺，后来参加教育工作，除了教美术课外，还教授音乐，而且还写得一手好文章。但他为人谦逊，不恃才自骄，他有时在作品上署名凡朋，既省了笔画，也表明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美术教育工作者。

“文革”初起，我俩的厄运也随之而降。一日，我去访他，留我午膳，当然少不了喝点酒，唯一的下酒菜是“笃螺蛳”和“田鸡肉”。酒逢知己，我们喝得颇为酣畅，谁知乐极生悲，中间来了一个“娘子军”，后来她竟揭发我们“杀鸡杀鸭，大吃大喝”。这所谓杀鸡，是为田鸡；杀鸭，则从“清明螺，抵只鸭”的绍兴老话而来。“四人帮”垮台后，我俩相晤时，都会异口同声唱出“杀鸡杀鸭”，聊以对那痛苦岁月的诅咒和嘲笑。

樊鹏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不仅有肉体的凌虐，还有精神的折磨、人格的侮辱，令人发指。一次，他被“红卫兵”押着出学校批斗，项颈上挂着特大牌子，沿途示众，当经过藕梗桥时他真想投河一死，可是他身边虎视眈眈的“煞星”们，哪里容得他越雷池半步，想死也难啊！

“四人帮”被打倒后，为了相聚畅谈，我邀约几位能喝酒的盟友，雅集咸亨酒店小酌，如约而到的有老书法家冯亦摩、支部召集人黄士康及樊鹏和我，各人自带小菜一味，有丰有俭，杂陈桌上，相视大笑。樊鹏多带一味，是醉麻蛤和豆腐皮肉包子，大家公认他的菜质与量都是第一。佳肴出于他的贤妻之手，有她主持家务，使他晚年的生活，平添无穷乐趣，这也是樊鹏的福分。

那次咸亨小酌之，回味无穷。此后，大家都想再次聚会，遗憾的是今天樊鹏再也不能和我们聚在一起了！

樊鹏患有多年的气喘病，去冬我远走广东，直到今春3月始归，此后听说他抱病在身，谁知他竟病得这样严重！7月4日，我去第二医院作出国前的体检，得知樊鹏正在抢救中，我大吃一惊，急忙到了病房，他躺在床上输氧，话也不会说了。我低声喊了两声老樊，他看我几眼，答不出话，我心里难过极了，他夫人和儿子侍候在侧，凄凉悲怆的气氛笼罩着病院的这一角。我不忍再这样呆下去了，最后对着他说：“你好好养病，等我回来再来看你。”忍着感伤和惆怅，向老朋友及家属道别，谁想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面。

7月15日，我从日本回国，得知樊鹏已经在我别后的第二天遽尔与世长辞了。我去他家吊唁，昔日身材魁梧的樊鹏，如今已化为一盒骨灰被高供在灵堂前。我木然地对着亡友的遗像欲哭无泪，我失去了一位相处多年的良友，这个大千世界里也消失了一位平凡而又高尚的人。

（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