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困境与原因

（一）冲突与困境：个体与社会

1.自我的迷失与道德同一性危机

无论是对社会心态的总体分析还是对社会心态的四个维度分析，我们都发现，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在价值多元化的境遇中越来越陷于理性与情感的冲突之中，这种冲突揭示出人们心灵深处的自我同一性危机与道德同一性危机。

自我同一性是心理学家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的同一性渐成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自我同一性是一种发展的结构或者是对个体身份的自觉意识和性格连续统一体的无意识追求，或者是对某个群体的理想和特征的内心趋同。[26]依据埃里克森对自我同一性的理解以及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国在现代性境遇中，存在于公共生活领域里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已成为一个显见的事实。在“伦理精神”视阈中，这种认同危机或同一性危机的实质在于“普遍性”的丢失颠覆了个体存在的精神根基，因而，这种自我同一性危机在于难以形成一种统一的伦理道德精神，从而表现为一种合法性危机。如果恰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之一在于传统的断裂与崩塌，传统伦理价值观难以通过教育或社会化植入人格结构之中，那么，当今中国人道德生活中的现代性因子对传统交往方式、人格类型和价值体系所形成的根本性冲击应该成为这种合法性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一性危机的实质在于人的存在本性与外在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标示着个体的一种“在世”存在样式，不仅涉及“垂直维度”的对待传统问题，而且涉及“水平维度”的人际交往问题。在道德心理视阈中，社会心态结构中存在着某种“潜意识”以及生存论意义上的选择意向性，道德、文化在历史传承过程中遵循着一种选择意向性，即哈耶克意义上实现社会性遗传的“有助益”标准，这是进行传统伦理教育重要的心理资源和机制，从而在“多元化”或“异质性”的价值文化中遵循某种“普遍性”原则进行意向性选择。这种“普遍性”或同一性就是一种个体意识中的“集体无意识”或在“集体记忆”中寻求一种对待传统的现代理念。由此，我们要对当代人生存中所具有的总体性和统一性进行重新审视的是“那种由传统社会界说的将具体个人的天性加以变异扭曲的、单一模式的总体性”，倡导“真正能够包容个体差异的总体性”，这需要诉诸一种整体理性。

而在“水平维度”的公共生活领域，罗尔斯主张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普遍性。公共理性就以一种理性的“程序”解决了一个自由、平等的生命体因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之后组成稳定、公正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无论是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还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都在于重建现代性社会伦理精神的合法性根基。“交往理性”是体现多样性和差异性或异质性的前提和基础。“在列维纳斯的解释中它是一种启示，是已知或可知事物中一个未被预见也不可预见的裂口。它导致新的、不可预期的意义产生，而不是交流早已熟知的意义。”[27]这样，自我连同自我的语言都不具有话语霸权和真理专制的色彩。同样关键的是，通过话语“我”发现“我”并不是世界的独占者，看起来为“我”独有的东西被表明是与他者共享的并保留了各自的自由和自主的地位与独立的人格，从而与他者的关系就其本性来说不仅在起源上而且在根本上都是伦理性的。

2.冲突的普遍性：群体冲突的增加

我们对良好社会心态的清醒认识也不能清除自我同一性的危机，内在的心态冲突频受外在社会冲突的牵扯。

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增强。55.7％的人认为，中国的社会冲突越来越严重。70.1％的人认为，干群是最容易产生冲突的群体，然后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59.2％）、雇主与雇员（57.9％）、穷人与富人（52.4％），从初中生到研究生，文化程度越高的人越是认为干群冲突最易产生。工人群体认为，雇主与雇员（85.1％）、管理者与被管理者（80.1％）最易产生冲突。

演艺界人员、公务员被公认为是伦理道德状况最不能令人满意的群体，总样本中分别有62.2％、56.5％的人持此观点，医生（44％）、商人（43.6％）位居伦理道德状况最不令人满意群体的第二方阵。公务员首选的三个伦理道德状况最不令人满意的群体是演艺界人员（62.1％）、医生（39.7％）和自己所在的群体（34.5％）（见图1—18），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公务员对群体不满意的自我评价和外在评价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对公务员群体的不满意选择是所有群体中最少的。工人（75.2％）、教师（68.3％）、军人（65.6％）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们对公务员群体的不满意。

如出一辙的是，演艺界人员、公务员被公认为是在心理健康水平方面最需要提高的群体，总样本中分别有52.1％、47.3％的人持此认识，医生（42.8％）、商人（37.2％）仍然位居心理健康水平需要提高群体的第二方阵。公务员选择教师、商人及其自身三个群体的数量是相同的，都是30.5％，位居演艺界人员（63.5％）和医生（39.1％）之后（见图1—19）。

（二）冲突与困境产生的原因

在对社会冲突原因的分析中，总样本中有58.2％的人认为是由一些官员的特权和腐败造成的，有48.7％的人认为是由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引发的，另外有41.2％的人认为一些官员对政绩的片面追求导致了社会冲突的加剧，还有38.4％的人认为是由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造成的。腐败现象、财富分配不均与市场经济被公认为是制造社会冲突的三大主要原因。人们把对公务员群体的不满和官场腐败与对官员监管不足相联系。

1.市场经济的功与过

有关市场经济对社会关系的影响，55.2％的人认为人们越来越功利化了，49.8％的人认为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38.6％的人认为社会成员出现了不同的阶层，37.5％的人认为大家的爱心少了。收入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一些差异。收入在1—1000之间的人中有64.5％的人认为，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有31.2％的人认为社会出现了不同的阶层；收入在5000—10000元之间的人中有43.3％的人认为，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51.2％的人认为社会出现了不同的阶层。

39.67％的人认为市场经济对道德起了促进作用，另有34.27％的人否认了这一点，双方的力量几乎旗鼓相当，余下的26.06％的人没有做选择，也许他们觉得这种选择很难，毕竟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公务员（51.1％）是最为肯定市场经济对道德具有促进作用的群体，其次是农民工（46.1％）、军人（43％），科技人员（24.1％）是最少肯定市场经济对道德具有促进作用的群体。但否认呼声最大的却是教师群体（42.4％），然后是科技人员（37.9）、军人（36.4％）（见图1—20）。

2.制度缺陷与利益分配

57.3％的人认为，目前的社会利益分配不公平，其中有77.9％的工人、76％的教师、71.9％的科技人员。只有21％的人认为是公平的，并集中在军人（45.7％）与公务员（29.1％）群体中。只有5.4％的教师、10％的工人、12.1％的科技人员持赞成观点（图1—21）。这种结果显然和现实中这三个群体的待遇不高是相关的。66％的人认为，中国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17.2％的人不认可这种说法，16.9％的人对此表示不确定。

在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中，行业差距（59.2％）、社会体制（58.2％）和腐败（57.4％）被认为是主要原因。相比而言，文化程度高的人更愿意认为是社会体制造成了贫富差距，文化程度低的人则更愿意认为是个人能力生成了贫富差距，有71.2％的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认为社会体制是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但只有43.2％的初中学历的人认可这一说法；有48.4％的初中学历的人选择了个人能力，只有27.5％的研究生学历的人作了同样的选择。

3.社会不公正

在各个群体中，有45.9％的人认为社会是不公正的，27.4％的人认为社会是公正的。其中，45.7％的军人、30.5％的公务员认为社会是公正的，67.1％的工人、60.2％的科技人员、56.8％教师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只有9.3％的科技人员、18.3％的教师认为是公正的（图1—22）。10.7％的工人选择了不确定，是人数最少的群体，他们的立场最为鲜明，比较清楚地对社会公正现象作了评价。其余有1/4—1/3的群体选择了“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