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状与问题

（一）人口学变量与社会心态的统计学分析

从社会价值、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行为倾向四个维度中可以看出社会心态的总体状况一般，社会价值与社会行为倾向均值较社会认知、社会情绪分值低，人们对逐步接受多元价值观的状况，在行为倾向上表现得相对积极（见表1—2）。

在考查人口统计变量对社会心态的影响时，考虑到变量数目较多，为遵循简洁、明了的原则，在以下方差分析表中，只列出了研究者认为比较有意义的变量。方差分析表明，男女两性、出生年代、收入在社会心态与道德状况上没有显著差异，教育程度、职业对社会心态与道德状况则有着显著的影响。

1.性别对社会心态的影响

对男女在社会心态上的t检验表明（见表1—3），两者没有显著差异，两性社会心态的状况在总体上比较接近。

对男女两性在四个维度上的t检验（见表1—4）进一步表明，两性在社会认知、社会价值和社会情绪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但是在社会行为倾向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2.175，p＜0.05，男性群体的社会行为倾向要略好于女性群体。而对不同性别的各个群体在各个维度上的t检验也表明均无显著性差异，只是工人群体在社会行为倾向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1.986，p＜0.05（见表3—2），知识分子群体在社会认知方面有着显著差异（见表6—4），女性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认知评价要高于男性，F值=6.782，p＜0.05（见表6—4）。这一结果表明，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总体水平、地位相当，女性话语权在现今社会里逐步上升，两性差异越来越小。但是在社会行为倾向方面，传统思想的影响还比较根深蒂固，女性更多地处于比较被动、从属的地位，这一特征在工人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回答“会出面制止违反公共秩序的行为”这一问题时，52.5％的男性持肯定态度，只有43.1％的女性表示愿意这样做。43.9％的男性认为自己“会劝阻或举报虽可以提高集体福利和个人利益但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行为”，只有30.3％的女性认可这种做法，60.5％的女性不能确定是否会这样做。43.9％的女性知识分子充当了各个群体中女性变革的先锋，她们的认知评价明显高于男性知识分子，更愿意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认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理念已经受到了挑战。

2.出生年代

对不同出生年代的群体在社会心态上的方差分析表明（见表1—5），彼此没有显著性差异，在总体上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的社会心态状况比较接近。

对不同出生年代之人在四个维度上的方差检验（见表1—6）进一步表明，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在社会价值和社会情绪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在社会认知（F=4.276*，p＜0.01）、社会行为倾向（F=2.787*，p＜0.05）上差异显著。其中数据表明，在社会价值方面，年龄越大者，越趋于传统的价值规范，90年代的均值要高于其他年代，但差异并不显著。50年代出生的人，其行为倾向更趋于积极，“80后”则是最被动的。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传统教育，在行为倾向上更愿意遵循社会的愿望，服从社会规范，而且差异明显。例如对国家时政的关注情况，“50后”为77.8％，“60后”为68.4％，“70后”为64.7％，“90后”为60％，而只有56％的“80后”较为关注国家时政。79.6％的“50后”愿意参加赈灾等公益活动，而74.1％的“60后”、70.4％的“70后”、66.2％的“90后”对此表示认可，只有64.8％的“80后”有这个愿望。这一点和“80后”在行为倾向上总体处于滞后的境遇相一致。在社会认知方面，年龄越小，则越积极，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其社会认知要积极于其他年代出生的人，这表明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刚刚踏入社会，对未来充满了理想，而且差异非常明显。例如37.1％的“90后”认为，目前社会道德状况良好，而只有25.4％的“60后”认可这一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要客观公正地认识八九十年代独生子女的状况，要充分肯定他们朝气蓬勃、追求理想的美好愿望。

3.受教育程度

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在社会心态上的方差分析表明（见表1—7），受教育程度对社会心态的影响非常显著，而且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其社会心态的状况却越好这一点。这也许可以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得到解释，文化程度越高，对精神的需求也就越高，因此，无论是对自身的要求，还是对社会的要求整体上都很高。而在某种程度上，愿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也就更需要积极调整自身的心态。

而且，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在四个维度上的方差分析（见表1—8）进一步表明，除社会行为倾向差异较为显著外，其余三个维度的差异都非常明显。如在对“人是否应该及时行乐”的回答中，有49.7％的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对此表示认可，而只有34.1％的初中及以下学历者认可这一观点。有27.4％的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有42.3％的本专科学历者和42.9％的高中学历者认可这一观点，有44.2％的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同意这一观点。有31.6％的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对未来充满信心，而只有16.3％的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有此信心。

4.收入水平

方差分析表明，收入较低者，其社会心态状况要好于收入较高者，但是收入水平在社会心态的影响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见表1—9），由此可见，收入状况不是影响社会心态的主要因素。但是，在对公务员群体的分析中却发现，收入水平不同的人，其社会心态明显不一样，差异显著（见表7—7）。

在社会心态四个维度上的方差分析（见表1—10）表明，在社会认知维度上，收入差异非常明显，收入与社会认知水平的高低呈反比，低收入者的社会认知更为积极。

5.职业

对不同职业在社会心态上的方差分析表明（见表1—11、表1—12），职业对社会心态的影响非常显著，军人在整体上要显著好于其他群体。因此本报告着重对各个职业群体的社会心态分别作了详细的论证与分析（详见第三—七篇研究报告）。

（二）社会心态与道德生活状况研究

1.良好向上的社会心态的界定

在回答个体良好心态的标志时（见图1—1），位列前三的选项是自信乐观（45.5％）；正确认识自己、他人、社会（45.5％）；积极向上（41.5％）。然后是内心和谐（34.6％）、友好团结（34.0％）等，而有钱或有权则位列所有选项的最后一位，只有11.3％的人选择了这一项。

在群体分析中，教师、科技人员都首选“自信乐观”，依次是“积极向上”，“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人”；军人、公务员、工人都首选“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人”，其次是“自信乐观”。这五个群体在良好心态的标志上都注重个人的素质。农民工群体首选“友好团结”，他们更在乎外在的环境，而这和他们选择“友好团结”作为民众社会心态的标志是一致的。农民工群体是选择“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人”最少的群体，但这一比例也达到了37.6％，是他们的第二选择，这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自己的认识，自我理念上升到了重要的地位。工人群体把平等尊重作为第三选择，这也体现出曾经作为老大哥的工人阶级群体对过去地位的缅怀。

值得关注的是“有钱或有权”在各个群体中的选择都位列最后，当然18.9％与3.7％之间的差异也似乎说明了选择人数最多的公务员群体因其本身拥有一定的权力而显现出对自身地位的肯定，表明他们对于权力以及权力的效应或作用更为看重一些。选择人数最少的科技人员则更愿意用个人的素质作为良好心态的标志。

2.社会心态的总体状况

（1）知行不一的内心冲突

对当前社会心态总体状况的认识不容乐观。约有37.5％的人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心态状况良好，28.1％的人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心态状况不佳，另有34.4％的人不能确定好坏（见图1—2）。但是在回答是否满意中国目前的社会心态状况时，只有27％的人表示认可，有39.7％的人表示不满意（见图1—3）。这说明人们在认知上和情绪上是不一致的，情绪的反应要远大于认知上的接受程度。这也表明民众在认知层面是可以理性地接受与认可目前状况的，可是在情绪上却是不满的。这在工人、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尤其突出，42.2％的工人群体认可社会心态状况，却只有25.1％的工人满意这种状况；45％的农民工群体认可社会心态状况，却只有29％的农民工满意这种状况。有18.7％的工人、22.2％农民工不认可社会心态状况，却只有46.1％的工人、29.9％的农民工不满意社会心态状况。军人、教师、公务员群体的认识与满意度比较一致。军人群体认可度（50.3％）与满意度（51％）均为最高，教师群体的认可度（26.3％）与满意度（21.4％）最底。

认识与情绪不一致的现象应该引起重视，这表明民众社会心态的内在冲突比较明显。尽管认知水平很高，然而情绪不满会导致民众很容易受到一些突发事件的刺激。网络则成了大家发泄不满的一个主要渠道，同时文化层次越低的人，越会通过网络表现自己的情绪。工人、农民工群体对网络人肉搜索的热衷要远远超过教师、公务员群体（见图1—4）。49.3％的工人、42.1％的农民工认可“人肉搜索”，其比例要远远大于科技人员（19.8％）和教师（23.3％）。

（2）困惑与迷茫的社会心态

34.4％的人对目前社会心态的状况不能确定，31.3％的人不能确定是否满意社会心态的状况，在各个群体的分析统计中，不确定目前社会心态的人群分布在30.9％（公务员）到40.7％（科技人员）之间，不确定是否满意社会心态的人群的统计分布在25.2％（教师）到41.2％（农民工）之间，众多的不确定说明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困惑与迷茫，既不了解，也不愿意从情感上做出判断。这一数据和人们在多选题里对目前民众的社会心态状况的具体认识又是相符合的。“困惑与迷茫”成了人们对民众社会心态认识的第一选项，54.7％人认为民众处于“困惑与迷茫”的社会心态里，40.5％的人焦虑浮躁，39.9％的人消极懈怠、偏激敌对。位列前四的全是消极心态，友好团结、平衡稳定、积极向上、幸福满足依次排在后四位。

除军人之外，其余五个群体都不约而同地首选“困惑与迷茫”的心态（见图1—5）。70.4％的科技人员、68.7％教师选择“困惑、迷茫”，他们的第二选择都是“焦虑浮躁”。选择“困惑迷茫”人数最少的军人和农民工群体，比例也在40％以上。军人首选的心态是“偏激敌对”（45.7％），其次是“友好团结”（41.1％）。工人的选择顺序依次是“消极懈怠”、“偏激敌对”和“焦虑浮躁”。在前三个选择中，公务员是唯一选择两个积极心态的群体，有40.3％的公务员选择了“友好团结”，38.6％的公务员选择了“平衡稳定”。38.9％的农民工把“友好团结”作为第二选择。

（3）民生问题成为关注的首选

在热点问题上，民众最关心的前五个问题依次是工资待遇（42.7％）、住房（30.5％）、教育（30.2％）、医疗（29.8％）、食品安全（28.5％）。工资待遇是除军人外所有群体最为关心的问题，其中尤其以教师（58.8％）、科技人员（44.4％）、农民工（44.4％）为最，前两个群体也是认为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的最大群体（图1—6）。这再次彰显了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待遇偏低与农民工讨薪难的现象。军人最关心的是教育（45.7％）、就业失业（35.8％）和医疗改革问题（35.8％），军人对就业、失业的关心是群体之最，这和军人这个群体的特殊性有关，他们在转业、退伍时会面临二次就业选择问题。农民工对社会治安问题（38.6％）的关注远超过其他群体，相比之下，农民工是城市中最没有稳定居所的弱势群体，而且易被认为是影响环境或社会安定的群体，但是他们本身对安全环境和社会良序的诉求却常常被忽视，我们无法断定是因为环境的不稳定导致了农民工群体心态的不稳定，还是因为这一群体的心态不稳定导致了环境的不稳定。最关心食品安全问题的是科技人员（43.5％）与工人（41.1％），公务员对上述问题的关心比较平和。

对金融危机、贫富差距、环境保护的关心位居所有受到关心问题的后三位。然而，这不等于说人们不关心这些问题，或者这些问题对人们的影响小了，只能说这些社会问题显然不如民生问题那样更涉及切身利益。人们倾向于关注和自己关系更为紧密的事情。这一点在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的调查中得到了验证。

人们已经由几年前对贫富不均的愤愤不平转为默认这种状况，以至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腐败”（41.8％）高居人们最不满意的问题之榜首，位居前二—四位的分别是工资待遇（32.7％）、住房（28.1％）、食品安全（27.0％），贫富差距（26.5％）与物价上涨（26.5％）并列最不满意问题的第五位。人们关心的教育、医疗则退居到最不满意问题的后五位。教师（52.3％）、工人（48.9％）、科技人员（41.7％）成了反腐败的主力大军，公务员（34.8％）是其中比例最小的群体，但腐败问题也是公务员最不满意的问题（图1—6）。对住房问题最不满意的两大群体是科技人员（46.3％）、公务员（41.2％），对工资待遇最不满意的群体主要是工人（44％）、教师（39.3％）、农民工（37.9％），军人（42.4％）、农民工（25.4％）是对就业、失业等问题呼声最高的两大群体，各个群体对食品安全、物价上涨、贫富差距三个问题的不满意率差不多。

（4）乐观的自我与未来

在对于未来憧憬的调查中，55.6％的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只有18.2％的人表示缺乏信心。而且与之前对社会心态和道德状况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恰恰相反的是，越是流露出不满心态的群体，他们对未来越是充满信心。在诸多群体中，教师群体是最具有信心的群体，有63.5％的教师对未来充满信心（见图1—7）。

在对国家发展总体状况满意程度的调查中，总群体中有53.9％的人表示满意，17.3％的人持不同意见，余者未表态。64.9％的军人、61.5％的教师表示满意，农民工与公务员群体中表达满意的人数最少，分别是45.9％、46.8％。而且，满意及其程度随着接受调查者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提高。“50后”有56.6％的人表示满意，“60后”、“70后”、“80后”则依次为54.8％、54％、51.9％，“90后”为51.6％。显然，图1—8的回答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知足常乐思想的根深蒂固，也表明尽管民众存在着困惑、消极的社会心态，对于现实道德状况存在不满，但是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关注和对祖国的热爱，民众都倾注其满腔热情参与到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建设中，其不满意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对社会有着更高的期待，期待着社会发展得更好，祖国建设得更为强大。年轻人尤其希望能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去改变世界、建设美好的祖国家园。

在对自己工作满意度的调查中，55.4％人表示满意自己的工作。其中，65.6％的军人、60.6％的教师、60.7％的科技人员、59.7％的公务员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满意，工人与农民工是对自己工作满意度最小的群体（见图1—8）。而除了军人职业的特殊性之外，前三个群体也是学生就业的热门。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火爆的公务员招考，一个岗位就有成百上千个人去竞争。

59.2％的人对自己的状况表示满意，教师（66.8％）、军人（65.5％）、科技人员（64.8％）是对自身状况最满意的三个群体，而公务员（58.8％）、工人（52.4％）、农民工（50.8％）的满意度均低于平均数（见图1—9）。

64％的人表示自己关注国家的时政要闻。其中，教师（76.6％）、科技人员（68.9％）、工人（67.4％）、军人（65.5％）、公务员（65.3％）群体均超过了平均水平，农民工（48.2％）群体远远落后于其他群体（见图1—10）。按照中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公务员作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行使国家公共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对国家时政的关心程度仅高于农民工群体，与工人、军人群体的差距尽管微弱，却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现象。由此，屡见不鲜的对有关公务员群体的负面报道和不满言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如重庆江津“风水门事件”、广西某市烟草局局长的“日记门事件”均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令人们不禁质疑公务员8小时之外的生活。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在对“劝阻或举报虽可以提高集体福利和个人利益但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行为”一项进行选择时，在有37.6％的人迟疑不决以及19.8％的人不认可时，42.5％的人表示会采取行动劝阻或举报虽可以提高集体福利和个人利益但对环境会造成破坏的行为。公务员（53.2％）是最坚决的群体，且比例远远超过了其他群体，这表明他们对于公权力的正确运用还是具有一定意识的，可以发挥较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军人（43％）、教师（41.7％）、工人（40.5％）、农民工（40.2％）、科技人员（30.5％）均以非常接近的比例跟随其后（见图1—11）。52.8％的科技人员、51.1％的工人不能确定自己应该如何抉择，是在此行为上最犹豫不决的群体。高达32.2％的农民工表示不会采取行动，是此项选择中最大的群体。

3.渐趋滑坡的道德生活秩序

约有31.1％的人认为，中国当前道德状况良好，39.6％的人认为，中国当前道德状况不好，另有31.3％的人对此不置可否。同样，在回答是否满意中国目前的道德状况时，只有33％的人表示满意，有35.7的人表示不满意。人们在道德状况的认知和情绪上是一致的。这说明人们不仅在理性上认清了目前的道德状况，而且在情绪上也接受了目前的道德状况。这在群体的分析中也得到了验证。无论是在认知还是在情绪上，各个群体都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1）缺乏诚信

总群体中有31.3％的人对当前社会的诚信状况表示满意，有41.9％的人表示不满意。56.9％的军人、44.1％的公务员和33.5％的农民工对当前的诚信状况表示满意。62.2％的科技人员、60.7％的教师、57.5％的工人对诚信状况表示不满（图1—12）。令人震惊的是只有0.7％的工人完全满意目前的诚信状况。

（2）价值困惑与精神信仰的迷失

社会价值维度的t检验差异，表明人们正处于价值多元化时代。在一些关于价值观的回答中，我们看到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回答，赞成者与反对者的比例经常是旗鼓相当的。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多元化的具体样态。

有关“市场经济发展对我国道德所产生的影响”的回答也是差异很大。总群体中有43.6％人的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导致道德滑坡；37.1％的人认为价值多元化，37.8％的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诚信危机，24.4％的人认为市场经济使社会更为公正、公平。出生年代与“道德滑坡”的理念呈正相关，即年龄越大者越认同这个观念，“50后”中几乎有一半的人（49.1％）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道德滑坡，然后是“60后”（48.1％）、“70后”（42.9％）、“80后”（41.4％）。也许是因为年轻没有比较，“90后”中只有27.4％的人赞同这一观点。相反，有48.4％的“90后”认为经济发展使社会更加公正、公平了，21.2％的“90后”认为社会抑恶扬善了，高居持这两种观点的群体之首。同时值得警惕的是，有30.6％的“90后”认为善恶混淆，有38.9％的“90后”认为引发了信仰危机。社会非常需要对这一代人给予价值观的重建与精神信仰的引导。“60后”更为理性、客观地看待市场经济对道德的影响，他们中有40.3％的人认为，价值出现了多元化发展。有32.4％的“80后”认为导致了拜金主义，“80后”也是深陷于“祼婚”与否，即在物质需要与理想冲突间徘徊的人。有过半的工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滑坡（55.3％），另外就是诚信危机（44.7％）和善恶混淆（39.7％）。

对“人是否应该及时行乐”这个问题，有37.59％的人表示认可，39.26％的人表示反对，23.15％的人不置可否。认可者与反对者势均力敌。提倡及时行乐的军人（44.3％）、科技人员（43.9％）、工人（43.3％）、农民工（43.2％）四个群体超过了总群体的平均数，也超过了他们各自群体中反对及时行乐的人数（见图1—13）。33.2％的教师、35.2％的公务员认为应该及时行乐，低于相应的反对者的比例（教师、公务员反对的比例分别是48％和42.9％），表现得相对节制。“钱财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尽”的传统观点已经被颠覆。

40.71％的人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90后”以53.2％的比例遥遥领先于其他年代的人。35.24％的人表示了不同意见，“50后”以38％的比例领跑反对阵营。收入越低的人越是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在收入低的人身上有着放大的作用。57％的收入在1—1000元之间的人认可这一说法，远远领先于其他收入者；41％的收入在1000—3000元之间的人居其次；然后是3000—5000元收入者（38.2％）、5000—10000元收入者（36％）、10000元以上收入者（33.3％）。54.6％的工人同意这一说法，领先于最后一个群体——教师（34.6％）整整20个百分点。尽管个体的收入与社会心态和道德状况无显著差异，但是关于“钱”的概念和使用价值还是有差异的。传统的主流思想再一次受到了挑战。

（3）传统的家庭观念，夫妻关系成为核心

在人伦关系这一问题上着重调查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类型与质量。传统人伦关系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的“五伦”为范型。在最重要的关系选择中，总群体位于前五位的选择是夫妻关系（83.5％）、亲子关系（77.6％）、朋友关系（70.1％）、兄弟姐妹关系（69.2％）、同事关系（56.1％）。各个群体对前五位关系的认识趋于相同，但是在重要性的排序上则有所不同（图1—15）。教师群体与科技人员的顺序选择类似，前者选择的是夫妻关系（88.2％）、亲子关系（81.3％）、朋友关系（65.3％）、兄弟姐妹关系（59.2％）、同事关系（57.6％）；后者选择的是夫妻关系（96.3％）、亲子关系（79.6％）、朋友关系（64.8％）、兄弟姐妹关系（62％）、同事关系（50％）。公务员群体的选择是亲子关系（74.2％）、夫妻关系（73.8％）、朋友关系（64.8％）、同事关系（61.4％）、兄弟姐妹关系（57.9％）。军人群体的选择与众不同，他们把亲子关系（80.8％）看成最重要的关系，然后是兄弟姐妹关系（70.9％）、朋友关系（66.2％）、夫妻关系（64.2％）、同事关系（61.4％）。工人群体的选择顺序是夫妻关系（98.6％）、兄弟姐妹关系（85.1％）、亲子关系（82.3％）、朋友关系（82.3％）、同事关系（60.3％）。农民工群体的选择顺序是夫妻关系（84.9％）、朋友关系（82.3％）、兄弟姐妹关系（80.4％）、亲子关系（72.7％）、同事关系（57.9％）。

从中可以发现，家庭关系仍然是人伦关系的基础与核心，但是家庭关系与以往相比又有所不同，在首要的关系选择上，传统的亲子关系已经逐步被夫妻关系所取代，这与樊浩教授的调查有所区别。[23]总群体以及六大群体中的四个群体都把夫妻关系放在了首位。家庭中的纽带从纵向的亲子关系转向横向的夫妻关系，标志着夫妻关系的质量对家庭关系的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意味着家庭结构从传统的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传统的大家庭，几代同堂，父子关系贯穿其中，起着纽带作用，使得家庭的关系更为紧密。而现代的核心家庭往往是一对夫妻带一个孩子，横向的夫妻关系维系着家庭的稳定。其次，意味着父权的失落和女性地位的上升。现代夫妻关系的重要性也表明了与传统的“夫为妻纲”的不同，女性在家庭中的分工导致“男主外，女主内”格局发生了变化，女性更为独立、自主，话语权逐步增加，地位上升。人们的观念从对刘慧芳贤妻良母型的推崇转为对杜拉拉职场女性的颂扬。这从另外一个角度验证了人口学统计中为何男女两性在社会心态与道德状况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社会对人们在家庭、工作中所施加的压力，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社会分工方面逐步侵入传统男性角色所从事的工作体系，男女两性所从事职业的界域差异越来越小，女性和男性一样驰骋于职场，男女两性在性格特征上的差距也逐步缩小，更趋向于中性化。

在对家庭成员关系的满意度调查中，总群体中有71.3％的人表示满意，只有12.9％的人表示不满，其余15.8％的人对此不置可否。六大群体中（见图1—16），有高达93.6％的科技人员表示满意，位居首位。然后是教师（83.2％）、军人（68.3％）、工人（65.6％），公务员（61％）与农民工（61％）两大群体对家庭的满意度最底。而且有19.7％的公务员和17.4％的农民工表示不满，与表示不满意的人数最少的科技人员群体（1.9％）相差很大。

对婚外恋看法的进一步调查表明，总群体中有53.2％的人表示不认可，21.4％的人表示不确定，25.4％的人认为婚外恋是正常的现象。其中61.2％的科技人员对此表示不认可。不认可婚外恋的群体顺序是教师（61.1％）、公务员（52.3％）、农民工（50.2％）、工人（50.3％）、军人（43.7％）。在认可婚外恋是一种正常现象的群体中，农民工（27％）与公务员（26.6％）的人数最多，这两个群体恰恰也是上题中对家庭关系满意度最低的两个群体（见图1—17）。这两题在数据上的一致性分析表明婚外恋对家庭的可能影响，对婚外恋认可或容忍度越大的群体，对家庭的满意度也越低。我们可以分析认为，农民工对家庭成员的不满和他们的流动性有关，大量的青壮年农民到异乡打工，如果携妻带子，就会面临生活成本上升和质量下降以及孩子就学等问题。导致留守在农村的只是老弱妇幼。他们面临着家人团聚和工作就业冲突的选择，面临着家庭成员分割的局面，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家庭以外的诱惑与婚姻的挑战。卫生部门2002年底公布的数据表明，88％的农民工有不同程度的性压抑症状。因性压抑导致的农民工性犯罪案例占案例总数的6成以上，因不正当男女关系引发的刑事案件也不少。[24]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的研究能够说明这一问题，他指出：“广东有3000万农民工，很多人由于不能解决性生活问题，长期处在‘饥饿’状态，容易引发多种社会问题。”在农民工中，性病正在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传播，艾滋病携带者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这种状况令人担忧。“夫妻分开后，很多农民工都会乱来。据调查，艾滋病大多是流动人口性行为传播的。”另外，农民工性问题还涉及超生、优生、性道德和性犯罪等问题。[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