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策与路径

价值的多元化与主观情感化造成了现代性道德价值的虚无意识，而一旦这种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便以普遍人性的名义获得了自身的正当性并成为人格结构特征而通过社会心态体现出来。通过一定的情感价值和行为倾向而达致的个体自我的道德意识及其与伦理实体的同一性状态以及社会制度结构的伦理精神与生命存在样态和心理预期的契合一致性是社会心态和谐的根基。

（一）道德人格：和谐社会心态塑造的德性根基

现代社会组织制度的高度“理性化”与人们心态的极端“感性化”构成现代性社会的一个悖论。韦伯在这种极端“感性化”的世俗生活世界的表面悖论中极力探寻一种所谓“心灵的深度”，认为它对应着一种严肃的伦理生活的可能性。实际上，韦伯是在探讨心灵与社会、伦理之间的作用机制。哈贝马斯也曾指出这样一个值得担忧的事实：精神分析的哲学内核在于把心理疾病看做对一种特殊的人类生存模式的危害，而纯粹的心理疗法已经代替了哲学伦理学并通过扫除精神障碍而毫无顾虑地承担了指导生活的传统使命。然而，“人的心理要素结构是否合理、发展水平是否正常，即人的心态是否处于和谐与健康的状态，与人是否具备相应的道德和法制观念是密切相关的”[28]。

心理不仅是对“实体”事物的纯粹视觉思维而且是对事物间关系秩序状态的一种认识，前者所得到的是事实性的，而后者是主体对价值和意义的把握。因而，主体的心理现象总是与一定的社会伦理意识发生着关联。当主体由认知领域进入实践领域时，人的道德价值信仰作为价值判断和意向性的主要依据就演化为人的心理活动的本质内涵，“它以‘思虑’、‘激情’、‘意图’、‘目的’等形式充当人的行为方向的主导力量，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人的心理状态”。“社会生活的无数事实表明，心理、伦理与法理三者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是普遍的客观存在：具备了应有的伦理与法制观念的人一般就是一个心态和谐和健康的人，反之则不然”，因此，“考察人的心理问题不能离开社会道德要求和法制规则的视阈，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应当主要或只能从伦理与法理的视阈来分析和把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分析和把握一个人的心理问题”。人们在对焦虑的生理机制进行研究中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在处理焦虑时所使用的应对和防御性策略反映着人格的影响，心理的特定模式与自我生存能力所反映出来的应对风格和个人信念差异存在着相关性。人格作为德性修养的重要目的，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心理素质，道德人格作为主体在道德上的资格实现，是心理健康和谐的德性根基。

道德人格在于有其合理的道德价值取向和道德信仰。个体或者群体的道德价值取向和道德信仰的形成受人格的影响。人的道德观的变化乃至发生的格式塔转换是一种深层的心理分析和“自性”的再发现，其实质在于：一种新的人生信仰、价值观念和新的认知模式及其取向的重构。宗教心理学认为，宗教习俗和思想将提高心理健康和增进心态的和谐，道德上的顿悟伴随着认知结构及其模式的改变。曼内—刘易斯描述了与顿悟相关的认知变化，顿悟需要一种深刻的认知重构，并且最后达到所有个体性的观念都被打消。[29]但道德观的转换并非都会带来心态变化的积极效应，也可能出现消极负面效应。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视阈中，这种双重效应在根本上源出于自我人格的冲突乃至对自我的一种放弃。合乎理性的道德人格对人的心理认知取向、归因模式都有一种导向性意义，从而对人生态度、情感体验、身心状况乃至行为倾向都会产生巨大而积极的影响。宗教心理学把上帝这一“实体存在”既作为理想的道德人格，又视作精神实在和物质实在的根源，也作为指导正确生活方式的根源，而生活与生存方式本质上是主体的自我把握与表达，它是造成社会心态变化的深层根据。具体地，应在自我、社会和家庭关系等伦理实体中遵循正义、仁慈和性道德以及通过关注上述的一重或多重美德来改善心理失调状况。

在个体和群体等实体的道德人格中，这种合理的道德认知、道德信仰和道德价值取向对主体的集体意向性存在着一种导向作用。在社会心态概念结构的说明中，我们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把“意向性”作为社会心态的一个结构。人的生命存在是感性、理性、精神和灵性等多重意义层的统一结构并决定了人的需要的多层次性。意向性心智指向特定的需要，而需要和需要满足的活动、手段和对象往往受到一定价值观的制约和调节，并把特定的价值观渗透和体现在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活动、手段与对象之中。这样就存在着一种客观的“价值等级秩序”。但在时间中，人的生命永远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者”，这就存在着价值工具化的倾向以及行为趋向于较低价值等级的可能性。道德人格的德性品质引领主体的意向性在满足较低层次需要的同时趋向选择较高的价值等级，建构一个合乎伦理意义的世界，实现一种精神的提升。因而一方面，“理性控制下的工具理性的生活并没有什么错”，即便是承认理性“绝对命令”的康德也明确认肯工具理性的意义，认为它“是自然强加给要生存下去的人类的，它的发展会把人类引向更广泛意义的理性”，而“启蒙运动的自然主义谬误，在于误解了生活所仰赖的精神”[30]。另一方面，在存在论和现象学的语境下，道德人格的意向性状态通过一种“适应性责任”（obligations of fitting）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我们的心理状态与世界本质结构的联结方式，并从“意向性状态和世界两个方面来界定不满足条件的意向性状态应该从哪个角度来寻找原因”[31]。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个体主体和伦理实体的信念与行为进行责任归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们之间的彼此怨恨、互不信任、推卸责任的心态，而且在个体自我与伦理实体之间保持了一种伦理张力，要么对伦理实体予以认同、接受，通过一种“建构性规则”赋予其“地位功能”，或者引向对伦理实体的伦理精神的价值审视，重建世界结构或社会制度结构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从而真正达至“个体性”与“实体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的伦理状态，达到对社会心态的调节以使其和谐。

社会心态的和谐在于自我同一性以及个体与伦理实体之间的互动关联，而这与主体的人格同一性密切相关。道德人格同一性的建构是提升精神境界、增进社会适应能力、合理化精神结构的一种心理训练，从而成为和谐社会心态塑造的一种伦理路径。如果从伦理精神的视阈把握社会心态的共同精神本质，并由此进一步说明和谐社会心态塑造与道德人格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我们应该超越心理学的理论视阈并进一步在“位格”的意义上理解道德人格这一概念。位格既不是对象存在也非事物存在，而是精神活动本质上被规定的秩序结构。舍勒称“精神性位格”可以作为“形而上学的实体性存在”或“行为实体”。它“既可以在具体行为的执行过程中显现并变化着，同时又保持着对具体行为的独立性和自身的同一性”[32]。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超越个体“自我”的意义上把人格运用于群体和社会等实体性存在并用于说明其伦理精神对主体的意向性、价值信仰的影响并体现对社会心态塑造的作用。

（三）主体自由：德性品质的建构

道德主体精神本性的重要方面在于：把现实的道德原则、制度规范和价值标准通过一种意向性认同而内化为个体的德性品质。这一过程是依靠一种自身心理的反作用结构的抑制来实现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称之为“较高的心理机制”，它具有自由的特性。道德的真正本质就是个体性在道德世界中的自由生长，过真正德性的生活。因此，无论是先验预设还是规范性的伦理进路都显现了自身在塑造个体心性精神秩序中的非自足性。而且，在这种先验预设和规范、规则的进路中可能潜蕴着一种伦理风险：伦理与道德对生命内涵和生命存在多样性的统摄与僭越，使生命的现实存在及其多样性需求抽象并变异为一种“道德生活方式”，把包括自由权利和利益实现在内的多样性生活简单地等同于伦理生活，脱离现代性生活世界的活生生的多样化、差异性的生命。

先验预设的进路在于建构某种道德形而上学；规范伦理关注行为对外在规范的服从；历史性生成的进路指向的主要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建构现代人具有独立人格的精神秩序。在中国，这种先验预设的早期表现形式就是性善说，并经后来的宋明理学而建构起各种道德形而上学，现代新儒学和麦金太尔则试图回归古希腊伦理，也力图返回传统的“心性之学”或“道德之学”，试图将之从其所依附的特定历史的社会经济境域中剥离出来，以“道德理性”为核心在现代社会中予以重建，赋予道德理性“严整而纯粹的意义”，即先验性、普遍性，遵循康德把先验的普遍必然的非感性的实践理性或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可能的前提条件。事实上，这样的进路不仅以一种先验性、必然性和绝对性否定了道德建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也以一种形而上学的专制窒息了个体对于道德自由的选择空间。

规范伦理的价值取向是自由主义，人的行为的自由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必须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必须符合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这样，行为的伦理正当性的判据在于具有普遍道义性的原则或规范，现代规范伦理是以个人自由权利为价值原点的，其合理性在于是否能公正合理地确定权利和义务，为生命的自由提供可能性和可靠的伦理保障。但规则不能说明和判定自身的合理性、合法性与真理性，而且没有自由、自主和自愿的要素，规范根本不具备道德性。价值规范之所以能参与道德生活与伦理秩序的建立，是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客观的“文化—心理抑制”机制，这应该是弗鲁格尔的道德心理学理论把“道德进步”看作从道德抑制向自发的德性发展的本真意涵。若没有主体自身的心理结构状态，则不能产生自律性的伦理道德行为，呈现出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之间的断裂，即“理性”对“精神”的置换，这正是后现代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认为的我们的社会伦理秩序不再需要“公民的知识性认同”的深刻底蕴之所在。

因此，道德主体的后现代建构在于主体性道德人格的历史性生成。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现代社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现代生活的复杂多变、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社会本质特征，因而，基于自由权利的具有一定责任意识的主体道德人格是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这种自由人格拥有理性的探究、判断和选择能力，自由个性因此成为创造性活动的本体依据，也具有了承担创造的责任并担当痛苦、困惑与焦虑情绪的前提条件。而崇尚主体自由和自主的价值抉择的自由意志应该是责任归因的前件，如康德所说的，自由成为道德的根据。德性应该体现生命个体自主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对自由理论的伦理贡献在于由生命的“本体自由”衍化生成生命存在的责任性，“人由于命定是自由，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自身是有责任的，这种绝对的责任不是从别处接受的，它仅仅是我们自由的结果的逻辑要求”[33]。这是一种深层的精神自律性，正是这种自由和创造的责任感塑造着现代德性主体并引导生命进入一种和谐的伦理境遇之中。

（四）公正的诉求：建构实体伦理精神

生命的精神结构以超验的意义世界为其本质，而现实生命的欠缺和有限使得人以超验的意义世界作为“本体域”寄寓着生命的终极关怀，这种精神元素与心理的结合造就了各具特色的人格。精神结构具有本体的意义，具有其逻辑化的普遍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心理的性质。考察精神结构的内化与生成应该特别关注个体与实体（包括社会）的互动关系，而“要求集体的承认、接受和对伴随着一个功能的被赋予而来的新地位的承认，是人类文化中所有制度形式的起点”[34]。因而，“当制度公正时，那些参与着这些社会安排的人们就获得一种相应的正义感和努力维护这种制度的欲望”[35]。

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个体性”构成“恶”的规定性与根源之一，生命因自我意志而执着于某种狭隘的自我，离开普遍性而成为“恶”。伦理精神在于“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而且“精神”高于“理性”的地方在于其现实性和实践性。在对调查问卷的上述分析说明中，中国在现代性的历史境遇中，伦理精神呈现出一种“实体”下移和个体凸显的异化形式，这是精神的内在断裂，表现为一种“实体认同危机”。但在黑格尔“理性和解”的辩证运动中，个体性可以经由自身的分化重返普遍性而获得精神。个体性和特殊性与整体性和普遍性可以实现转化中的融合，只有在个别性和特殊性充分展开的基础上实现的整体性和普遍性，才是真正富有活力和生命流动性的普遍性。因此，“精神”的本性不是要以一种“总体性”或“普遍性”压抑、窒息乃至消解“个体”的个别性，而是要把个体性扬弃在自身之中以达至一种自身的和解，这是以实践作为自身本性的“精神”的内在要求。这样，“伦理优先性”的本质在于，维护个体生命权利与自由的正义原则的优先性，并在此基础上生成相应的德性化的道德主体和个体道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说伦理秩序就是自由，实体即主体。因而，制度的伦理性运作不能是外在于“精神”的，而应该是内在于“精神”的。那种企图建立“不预设任何善观念”的价值无涉的社会组织及其制度，并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保证和实现个体充分自由的实践是缺乏“精神”的。

而以一定的伦理秩序对政府或国家权力的制约则是为了确保个体生命的利益、权利和自由，但由于社会的秩序取向和社会中各种权力的自由取向之间会表现出某种冲突，这种权力若被自由放任或随意化，则会背离公正的目标原则，而呈现出比任何其他领域更大的伦理风险。因而对政治权力和实体、制度的伦理审视与预期则成为人们关注和思考自身利益、权利和自由的诱因并据此生成一种“认同感”。制度和权力的价值合理性基础就在于对个体生命的伦理权利的尊重和自身的伦理义务之间的张力，并在这种张力中使权力成为一种责任。这种责任要获得正义性必须思考自由权利对于一种伦理精神和自由秩序以及德性主体生成的意义。因此，“我们在调整社会组织机构的时候不应该遵循减少人类私欲的原则，而应尽量使其成为发掘人类美德的有效机制”[36]，这种机制在制度权力的公共性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当中得以体现。调查分析表明，权力的滥用与异化以及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样的伦理图景更易造成一种“心灵失序”和“价值位移”并强化对“自然性”的执着，最终僭越于道德之上。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伦理世界中精神的普遍性并消解了生活世界的现实基础。因而，这两大问题的解决在中国社会心态与伦理精神的建构中应该成为关键的着力点，它关系着精神家园的守望、认同与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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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罗悌伦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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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http://shehui.daqi.com/article/2810591.html。

[26]［美］简•卢文格：《自我的发展》，韦子木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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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钱广荣：《和谐心态：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道德与文明》2007年第2期。

[29]转引自［英］凯特•洛文塔尔《宗教心理学简论》，罗跃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30]［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程炼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63页。

[31]刘景钊：《意向性：心智关指世界的能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32]张志平：《情感的本质与意义——舍勒的情感现象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33]［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08页。

[34]刘景钊：《意向性——心智关指世界的能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35]［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页。

[36]［美］麦特•里德雷：《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刘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