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鲁迅的务实精神体现

血管里流淌着古越务实精神的基因，同时又浸润着身边师长们的教诲，鲁迅同样有着强烈的务实精神。

早在少年时期，鲁迅非常喜欢《花镜》一书：“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1]除了家藏本外，他还自己购买了一部。鲁迅阅读此书并不是一翻而过，如今我们能够看到在这本馆藏《花镜》上留有鲁迅的许多批注，如对书中说的不少花木栽培法，鲁迅都亲自动手进行栽种，改正了书中的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像“山踯躅，俗名映山红，……以羊粪为肥，若欲移植家园，须以本山土壅始活。”鲁迅在此处注有：“按：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在“仙人掌”条处，又注上了书上所没有的仙人掌的形状、特性、栽培方法等文字。显然鲁迅一定是经过实践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因为父亲被中医的庸医所害，年纪轻轻就抛妻弃儿离世，鲁迅一直对中医耿耿于怀，那时中国国势艰危，许多青年人亟待找寻救国之路，得知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端于西方医学，当有机会赴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鲁迅根据自己的需要，有了切合实际的设想：“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2]，也得到了藤野先生的关照，但在看了日俄战争中，中国人被杀，而其他的中国人面无表情地充当着看客的形象，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认为“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1909年秋至1911年底，鲁迅辑录整理了自周至隋的散佚小说36种，编成《古小说钩沉》一书，该书取材很广，既有收录于《汉书》《隋书》《新唐书》等书的内容，也有未见于史志著作的，针对大量的资料，尤其是一些“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鲁迅总是选取较好的校本或刻本作为底本，再结合其他的钞校本、刻本和其他材料，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认真校勘，力求去伪存真，达到较完善的校勘。怪不得近代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对鲁迅的辑录成就赞叹不已：“乃闻鲁迅先生所辑《古小说钩沉》已于沪上出书，求之此间书肆及图书馆不得，久之，始展转假得其书，两相比较，此编多得二十余事。然《钩沉》采书十二种，其中《优古堂诗话》、《钱围山丛谈》、《困学纪闻》三种，皆向未检及者。虽其事多据他书辑入，但《纪闻》中一事则失录。即蔡司徒在洛阳见陆机事，既据以补录，谨著其事于此，不敢掠人之美。”[3]对《会稽郡故书杂集》这部乡邦文献辑集，鲁迅也是辑录自各种古籍，并且多方考证，相互校勘补充，力求达到较完善的版本：“诸书众说，时足参证本文，亦各最录，以资省览。……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4]

鲁迅以为，一个人肚子饿了要吃饭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他说：“假如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我赞成他，倘说‘应该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5]他告诫青年，求职一事上不应多所挑剔，不要嫌什么卑下而不屑为，就因为“人不能不吃饭”，而“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以研究自己所愿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6]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粗俗，但却是真理。鲁迅不相信世界上真的会有所谓“隐者”，就是基于隐者同样不能不吃饭这一简单而冰冷的事实。陶渊明之所以能够清闲地写他的田园诗，因为“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7]。“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给娜拉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堕落，要么回来。鲁迅后期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杂文的创作中，获得“自己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就是认为这种短小精悍的文体形式能够快速地针砭时弊。晚年的倡导新兴木刻，也即在于这种“虽极匆忙，但即刻能办”的艺术形式能够快速地反映这个社会，并成为争取民族解放和进步的又一武器。而且确实如鲁迅所预想到的，经过几年的努力，这种新兴木刻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成长起来。

鲁迅在1914年与友人的闲谈中说：“我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的一角写出来，可惜不能像吴氏那样写五河县风俗一般深刻。……不能写整的，我就捡一点来写。”当《嘉泰会稽志》即将石印出版之际，鲁迅又写道：“我将来很想查一查，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大饥馑，竟这样地吓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有菜，就晒干；有鱼，也晒干；有豆，又晒干；有笋，又晒得它不像样；菱角是以富于水分，肉嫩而脆为特色的，也还要将它风干……”[8]在鲁迅看来，绍兴民众这种与其他地域迥然不同的饮食习惯，必然是由于这一地区经常会遭受大饥馑，久而久之这里的人形成了对抗这种灾荒的务实习性。

鲁迅对于居住地点，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了自己的特有选择。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选择上海作为生活、战斗的地方，对于鲁迅来说，这是一个并非没有苦恼、不存在内心矛盾的选择。就个人情感而言，鲁迅是喜欢北京，愿意以北京作为自己生活之地的。他对这个曾住过十七年的文化古城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多次产生过携眷北上的打算。吸引着他的不仅是那里的气候与人情，更有丰富的图书资料：“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9]而上海，这个当时东方第一大都市，且不说作为冒险家乐园光怪陆离、充满肉欲血腥的生活，单是充斥于文坛的那种势利、无耻的市侩气，那种无赖式的搬弄是非的争斗，就会让一个正直的文人难以忍受。鲁迅痛感“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多次产生离沪移居他处的想法，“颇欲易地，静养若干时”[10]。“很想回北平用一两年功”[11]。

然而，鲁迅最终没有离开上海：

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12]

一个人，并非是天生就具有取之不竭的深邃思想的，而在于必须时刻与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保持紧密联系，从中捕捉所需要的信息，触发出思想的火花，紧扣住时代脉搏，从而能够获得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上海正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四方杂处，泥沙俱下，多种社会势力、文化力量在这里汇聚、冲撞，时代风云以最集中的形式迅捷地在这里呈现。这正是鲁迅所谓“烦扰”中的“别有生气”原因。这种独具的环境优势，是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者所迫切需要、自觉追求的。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任教，就曾有过失去社会环境刺激以至思想枯窘、创作凝滞的教训。他在当时给友人的信中就一再诉说：“我竟什么也做不出。一者这学校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一点刺激也没有；二者我因为编讲义，天天看中国旧书，弄得什么思想都没有了。”[13]“文字是一点也写不出。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在这里能多久，也不一定。”[14]这反映出鲁迅在现实教训下跻身变革运动现实环境、主动寻求思想刺激的自觉。晚年鲁迅病体支离中坚持在上海这个对他身心健康极端不利的恶劣环境中居住，哪怕有人劝他到日本、苏俄等国疗养，甚至已给他做好了前期准备，但他在思考良久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依然在这鱼龙混杂的上海大都市生活、战斗，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作为一个现代文学作家，鲁迅没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因此，曾有人质疑鲁迅并不怎么伟大。理由是他连一部长篇小说都没有写出来。言下之意，只有写出长篇小说的作家才是成功的作家。其实，鲁迅曾有过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和计划。1924年暑假，鲁迅受邀赴西安讲学，除了想去领略一下大唐遗风外，最主要的是他想构思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杨贵妃》（也有说是想把它写成一部三幕的剧本）。他对郁达夫、许寿裳、孙伏园、冯雪峰等人都有提到这个想法，他们也曾就此事写过相关回忆文章。鲁迅还对盛唐的时代背景、宫廷建筑及衣食住行都做过考证研究。郁达夫回忆：“朋友的L（鲁迅）先生，从前老和我谈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可见鲁迅曾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朋友谈起过创作这部作品的愿望。而且，鲁迅认为“七月七日长生殿”盟誓，表明唐玄宗对杨贵妃已经没有了爱情。甚至已经想好了一个在当时绝对是很新颖的构思，是唐明皇被暗杀时，刀落到脖子上的一刹那，他脑海里闪过他的一生。但当鲁迅亲眼看了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幕悲剧的地方时，“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给山本初枝的信），从此也打消了创作《杨贵妃》的念头。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同时也是受苏联小说《铁流》的影响，鲁迅还曾有意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的小说，并与刚好在上海养伤病的红军将领陈赓进行了两次秘密会面。会谈中，鲁迅向陈赓详细地询问了许多苏区人民生活、军民关系，甚至生活环境、卫生状况等等细节，陈赓不但向鲁迅详细介绍了红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作战场景，还为鲁迅绘制了一张苏区军事形势草图。不过，虽然鲁迅通过交谈收集了不少相关的资料，最后，还是因为对红军的生活太陌生而遗憾地放弃。鲁迅的这两次创作长篇小说的前期工作做得都很充分，最后还是未能完成，除了他日常事务繁忙、身体羸弱外，可能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对所要创作的小说不是充分的熟悉，尤其是创作红军题材的小说，鲁迅并没有当过兵的经历，身边熟悉的人中，瞿秋白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但他的气质更多地在于文人，陈赓也只见过两面，方志敏更是连面都未见过，鲁迅以一个务实的精神来看待他的写作：“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15]。因为无法从心中流露出他要写的内容，所以他最终放弃了写作这些小说的打算。

注释：

[1]鲁迅：《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2]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页。

[3]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81页。

[4]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序》，《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5]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通信（复魏猛克）》，《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378页。

[6]曹靖华：《智慧花开烂如锦》，《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25页。

[7]鲁迅：《且介亭杂文二编·隐士》，《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232页。

[8]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0页。

[9]鲁迅：《341218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10]鲁迅：《340409致姚克》，《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11]鲁迅：《331021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页。

[12]鲁迅：《两地书·一二二》，《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13]鲁迅：《261004致韦丛芜、韦素园、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2页。

[14]鲁迅：《261029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5页。

[15]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