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越人的务实精神体现
丹纳认为，一个生存于艰苦环境之中的古老民族，其文化性格必然是以讲究“实际和实用”为特征的。他在《艺术哲学》中写道：“为了要生存，……他们没有时间想到旁的事情，只顾着实际和实用的问题。住在这种地方，不可能象德国人那样耽于幻想，谈哲理，到想入非非的梦境和形而上学中去漫游，非立刻回到地上来不可。”
绍兴这片土地上，很早就有人类在此生存、繁衍，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使这里的历史推前到了七千多年前。但偏于东南沿海之滨的地理位置表明，当时的人类古越族的生存环境是非常险恶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江南卑湿，丈夫多夭”，与河海相伴，除了要时时经受水患及水中生物的侵扰外：“越人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湿热的气候也容易带来瘟疫，经常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的成年男子染上疾病的概率自然更大，一旦染上，在男耕女织的社会状态下，“丈夫早夭”会危及家庭，甚至将会给整个部族带来灭顶之灾。在这样的环境下，古越人慢慢产生出讲求实际的行为，每做一个决定都必须切合实际情况，努力保护自己不受到侵害。
几千年后，地球进入冰川末期，气候逐渐转暖，海侵开始，海水上涨，海平面渐渐上升。《尚书·尧典》中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真实地描绘了海侵之际，滔滔海水漫过古越大地上的平原、丘陵，甚至一些低矮的山地，水天一色的景象。古越人的其中一支不得不迁徙到海拔有近千米的会稽、四明山。迁徙的过程是异常艰险的。除了要避开被水淹没的低洼之地，来到不被洪水吞噬的山地，还要和山地中的原住民防风氏争斗，抢夺他们的地盘，以获得能够生存的栖身之所。曾经生活的平原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如今只有林木蔽日、土质贫瘠、毒蛇猛兽出没、充满着许多未知秘密的山野；曾经可以驾舟驰骋，如今却要依靠肩挑背驮、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翻山越岭。直到夏朝时期少康分封他的儿子无余到这里，作为他们先祖大禹的守陵人，才渐渐有意识地“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兽以给食”。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人们更是形成了不事浮华、不好高骛远，以一种稳重的、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的求真务实的生活态度。早在远古时期，这里的越人就养成了以陶瓷礼器随葬于墓的习俗，这个有别于中原地区使用青铜礼器随葬的习俗，显示了越人将更为重要的青铜去铸造武器，用以对付来自周边族群的侵袭，保障自身的生存，并从血脉中一代代流传下来。真如丹纳所说的：几百年的压力造成了民族性，习惯成为本能，父亲后天学来的一套，在孩子身上变做遗传。[1]
在绍兴人中有一句口头禅非常流行，那就是“做人做人，总要做。不做，怎么成人？”将“做”视为“成为一个人”的唯一途径，而这个“做”其实就是务实的代名词。古越大地上，早期环境险恶，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围湖造田、开荒种粮，但仍然不能解决这里人口日益繁殖后产生的人多地少矛盾，吃了上顿赶紧筹划下顿，一不做事就要饿肚子，一遇有灾荒战乱之年，更是“不独下户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户有自陈愿为乞丐之列者”。久而久之，这里的人们将务实视作自觉的生存习惯，而绝难容忍偷懒这种行为。“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寸寸进，尺尺延，八百里鉴湖在眼前；今天放点懒，明天放点懒，志要松，气要散，两百根骨头会发烂”，更是将“人”的标准定位于是否“懒”上：“有力不使不是人”，由此在古越之地上普遍形成一种注重实干的民风。
发生在古越大地上最突出的“理性务实”例子，无疑是勾践率领古越人民战胜强大的吴国这一历史事件。大禹治水的故事也源自这里的人类与水患抗争的历史。“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鲁迅自幼就喜欢去离家不远的禹穴、禹庙游览，也曾和三弟周建人、工友王鹤照去大禹陵附近采集植物作为标本，大禹那种务实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鲁迅。留学回国在家乡任教时，他还曾带学生去大禹陵祭扫，师生人人胸佩一朵小白花，并拍照留念，热望大禹的务实精神同样能为学生所认同。
鲁迅出生的周氏家族，因他祖父周介孚寒窗苦读多年，终于考取了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西金溪知县，以及内阁中书，使周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达到了顶峰，其“翰林”匾额被高高地悬挂在三个周家台门的门楣上，使每个来到周家的客人一眼就能看到这代表着读书人最高荣誉的象征。就是这样一个以苦读跻身官宦阶层的人，本应是非常看重读书进仕，希望他的子孙与他一样以读书作为立身之本，并进而与他一样光宗耀祖，然而，他却以一种通达、开明的态度，给儿孙指出了一条与一般人不同的道路，认为“读书不成，倒还不如去学做豆腐，还可以自立”[2]。正因为有他的允许，鲁迅与二弟周作人才能够先后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做一个当时被视作猥贱的摇旗呐喊的水兵。这在当时，是被认为除了科举进仕、做师爷成为幕僚外，最不被人看好的一条出路：“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3]但正因为有祖父的支持，周氏兄弟二人才能离开偏僻、保守的故土，走向广阔的天地，接受了现代文明思潮的洗礼，进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如果祖父不是有一种务实的看待事物的眼光，他必然会同其他人一样，要么让鲁迅继续诵读和研习八股文，去参加与他一样的科举应试的老路，再不济，也会请托他的朋友，让鲁迅学做师爷，成为某个官僚的幕僚。如果真是这样，哪怕鲁迅自己有强烈的愿望想要离开这个令他又爱又恨的故乡，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其实这种务实的精神，在古越大地上古已有之。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有这样的叙述：“越王虑（谋）伐吴，欲人之轻死（想使战士勇敢不怕死）也，出见怒蛙（指瞪目鼓腹如怀怒气的蛙），乃为之式（式，同轼，轼本是古代车前的横木，此指凭俯车前横木以示敬意）。从者曰：‘奚敬于此？’王曰：‘为其有气（指勇气）故也。’明年之请以头献王者，岁十馀人。”
《吴越春秋》中同样记载了勾践“轼蛙”的故事：“越王勾践见怒蛙而式之。御者曰：‘何为式？’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式乎？’士人闻之，曰：‘蛙有气，王犹为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岁，人有自刭死以其头献者（指自割颈死，使家人献头）。”
显然，在准备兴师伐吴这样重大事件时，勾践对祭天占卜等仪式活动并没有过多的讲究，他更看重的是民心士气的鼓舞，所以出征吴国之际，勾践将美酒洒向那条小河与军民共享，因之而被称为投醪河，一直在古越大地上流淌了千年之久，并将继续流淌下去。也正是勾践充分认识到“人”是决定事件成功最为主要的载体，他将任贤士、揽民心作为打败吴国的两大国策，也较早地形成了“士民者，国之根本”[4]的民本思想。
《计倪内经》中，勾践的谋士计倪对农业、气象和旱涝现象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用阴阳五行的变化进行解释：“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以智论之，以决断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物之理也。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说明要根据自然规律来种植、囤积粮食，勾践听取了他的策略后，在短期内完成了财富的积累，拥有了可以战胜吴国的经济基础。[5]
《越绝书》在总结越兴吴亡的历史教训时就认为：“问曰：‘吴亡越兴，在天与？在人乎？’‘皆人也。’”还引用范蠡的话说：“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者，失天下者也。”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田地之间，人最为贵”[6]。这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的历史真实，也写出了《越绝书》成书的东汉时期越地士人对人的基本认识。可见“理性务实”已成为古越人民的基因之一。吴越争霸最终越国能够战胜强大的吴国，除了统治者勾践的雄才大略外，离不开一切军事、物力上的积累和发展，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切实作风才有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同样，传说中的越人远祖大禹，主要并不是以古圣先王，而是以一个关心民瘼的治水英雄形象，以其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实干精神垂范后世。如今，散布在古越大地上的鉴湖、应宿闸，以及绵亘几百里的湖堤海塘等水利工程，更是越人务实精神的历史见证。明人徐渭誉之为“缵禹之绪”，深刻地揭示出马臻、贺循、汤绍恩等一代代在水利建设事业上作出卓杰贡献的越地先贤州牧，与大禹力行务实精神的内在联系。
还有王阳明的“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浙东学派的黄宗羲以“学必原本于经术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作为治学宗旨，都是将虚妄、空想排斥在外，重视现实、崇尚实干的务实精神。陈训慈更是将经世务实作为浙东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来看待：博约之精神，躬行之精神，经世实用之精神，民族思想之精神，不立门户与大公之精神。汉代王充说：“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则更是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夫天道，自然也，无为；若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7]显示出这位前代哲人在当时神道谶纬迷雾中批判各种保守、愚昧的习气，发扬实事求是的理性自觉。而这也成为越地越学发展的基础。北宋，有“明州四子”“永嘉九先生”，到南宋乾道、淳熙之后，更是盛况空前，有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出“事功”思想，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反对一味空谈心性；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事功之学”，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命理；吕祖谦兄弟为代表的金华学派提倡博学通识、学以致用的作风，主张“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金华学派崇实致用的思想通过明末的刘宗周而流传到清初黄宗羲、全祖望、万俟同以至清代中期章学诚等人的浙东学派，后者虽以史学为其主干，而依然沿袭着前者“经世砭俗”的主张，在清代风行的汉、宋之学以外同样呈现出它的异彩，而其后劲直达章太炎和蔡元培。
正视严峻的现实而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对待、处理事物，习惯于简朴的生活而不尚奢华、侈靡，这就是古越人在长期艰苦生存斗争中世代相传的性格，而近代绍兴人闻名于世的善于敝衣恶食、忍劳耐苦，便是古越族先祖勤劳简朴风气的遗传。
理性务实同样在鲁迅亲友身上得以体现。
祖父周介孚在对孩子启蒙教育方面，也有着自己一套切合实际的方法：“他有他的一套思想，和当时的人不很一致。比如对于教育，他主张先读《鉴略》，他以为首先应有一些历史基础的知识（虽然那书并不好懂）。他不赞成一般通行的先读《百家姓》或《千字文》。”[8]周介孚亲自手书给鲁迅等孙子的一张字条，更是对幼儿循序渐进地读书的很好的注解：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
周介孚作为一个“学而优则仕”，通过苦读才进入仕途的士子，替百姓谋利去疾是他的抱负。在江西金溪任知县时，“自理讼词，并叫年纪还幼小的外甥偷偷走进监狱里去观看，他如知道管牢的有拷打及虐待犯人的事情时，就连夜坐堂，亲自用火光照看伤痕，严办狱卒”[9]。但清廷腐败，周介孚的性格又耿直无忌常常出言批评他认为不对的人和事，却又偏偏遇上了科场行贿案，在清末行贿成风，但他“运复蹇”，被他曾经抨击过的人趁机死死咬住不放，最后落得自己遭受牢狱之灾，每当秋后又担惊受怕，担心被斩首，儿子被革去秀才的功名，还早早离世，几个孙子东躲西藏，不得不寄人篱下，家里置下的田产也因他的事打点而所剩无几。“爰将生平所闻所见者，可法可鉴持身保家之道，备述此编”，周介孚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写下《恒训》，以便让儿孙们借鉴和效法，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其中提到每个人都应该“学一事业，到处可吃饭安身，家亦可保”。“惟有业可立于不败之地”，事业不在于大小，哪怕在路边摆一小摊亦可。正由于他有这种务实的理念，当鲁迅提出到南京水师学堂学习，祖父予以了支持。在得知杭州求是书院这所刚创办不久的新式学堂招儒生时，立刻给周作人写信：“杭省将有求是书院，兼习中西学，各延教习。在院诸童，日一粥两饭，菜亦丰。得考列上等，每月有三四元之奖，且可兼考各书院。明正二十日开考，招儒童六十人，如有志上进，尽可来考。”说明周介孚认为当时的社会，如果还是拘泥于传统的国学模式，已不适应了，还应该接受一些西方的文化知识，而且“凡大事，必从小事作起，家事不能了了，安能办国家大事乎？”
注释：
[1]［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
[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六脱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3]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438页。
[4]［东汉］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5]张仲清校注：《越绝书校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
[6]［东汉］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第92页、第93页。
[7]王充：《论衡·谴告》，《诸子集成》卷7，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出版，第143页。
[8]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46页。
[9]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