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黑白记》（精选）(6)
然则郭枫谷之大量自用印究存何方，尚存于天壤间否？两年来，此事颇萦于脑际。
顷得黔中西泠同社戴明贤来鸿，告以近识郭薇女士，以其外曾祖郭枫谷先生遗印五十九钮见示。知郭公为余同里，故钤一份相赠。匆遽未能拓款，特注其款字于旁。翻阅一过，令余大喜过望。原来，国权兄与余久寻无着之郭公自用印，赫然在是矣。盛世重文，余知留心印史者如今大有人在，特匆撰此短文以宣扬之，并志欣慰之忱。
《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郭公亦有一传，然过于简略。而《近代印人传》所述，史实与文采均称上上选，故余传曾予引述。郭公生于一八九〇年，原名则豫，其叔曾炘并弟则寿、则澐皆有名于时，可谓一门俊彦。郭公福建高等学堂毕业后，服务于中国银行，业余以诗、书、印而颇延时誉。早岁在北京时，因同里显宦陈氏兄弟（宝琛、宝熙）之揄扬，声名鹊起。四十年代，曾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抗战胜利后返里，后移居沪上。建国初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印铸部门，一九五二年卒于胃癌。
郭枫谷诗、印、书、画皆精，孰为甲乙，殊难断言。今特发表其罕见之自用印七钮：“郭则豫”为汉铸印式，俗所谓满白文也；“组南”长方印，参以古玺意；“郭枫谷”两印，一为长方白文汉印，一为楷书朱文方印；“侯官”为其郡望印，白文汉印也；“玉尺生”为元朱文，精工秀美；“剩有心香”印，其边款即有学黄牧甫之文。综观郭枫谷所作诸印，确醉心于邓石如、赵之谦、黄牧甫诸家，以静穆秀雅为尚。邓石如边款曾以“刚健婀娜”四字自许，余于郭枫谷印亦云然。
郭薇女士之祖母郭可禾女士于一九五九年随夫婿鲁令子自北京调贵州，后任贵阳市教育局副局长职，以故八闽名家遗印得以辗转流落于黔中。除郭公自作诸钮外，其余之郭公用印大多名家所作，自黄小牧、王福庵、陈师曾以至于陈巨来、钱君匋，悉近代印坛巨公也。
妙哉！郭枫谷之遗印惊现贵阳也。附录二：
名家荟萃出闽归黔
——介绍新发现之郭枫谷遗印
林乾良
四十多年来，余颇醉心于印人传资料之收集。各地印友怜余之辛劳，每有所见必即相告。顷获黔中来鸿，先摘其首段于下：
乾良道兄：久疏问候，时在念中，想一切清佳也。此间女孩郭薇随老友来访，出示其外曾祖郭枫谷先生旧印一箧。观之，见有乔大壮、陈巨来、钱君匋、黄小牧诸家之作，此等收藏在江浙不啻车载斗量，在贵州则即颇不易。枫谷自制，亦精雅可观……
此函系西泠同社戴明贤寄自贵阳。承明贤兄好意，并将此新发现之郭枫谷遗印钤一份相赐。余获此函喜出望外，不禁拍案连呼妙极。
所寄印稿，计印五十九钮。其中，郭枫谷自制者与近代诸名家为作者各若干钮。郭多日常所用印，大抵尽在于斯。郭氏为八闽名士，出身世家，一门俊彦。淹通诸艺，论者大多以为诗与印较胜于书与画。曾任职于北京政府并执教于南京之中央大学中文系，以故交游甚广。
郭枫谷（一八九〇至一九五二），原名则豫，字组南。号枫谷，又作枫屋、枫道人，颜所居为梦景龛。福建侯官人，与余同里。余为撰《福建印人传》，曾收集郭氏资料多年，始终以未见其自用印为憾。却原来，郭氏旧印辗转流落于黔中。郭氏归道山后五十四年才得面世，岂不奇哉。
郭氏旧印中，名家荟萃。兹各择其一两方，以见其妙。黄少牧（牧甫哲嗣）之作如“枫谷写经”并“组南”两印，均是黟山家风。陈师曾之白文汉印“珍重岁寒烟”，未知曾见于《染仓室印存》否？王福庵为作朱文小古玺“组南”。陈巨来为作长椭圆形印“太疏楼”。钱君匋为作朱文“枫谷”，白文“梦景龛”。高一鸿为作“但话宿昔伤怀抱”。最难得为乔大壮所刻“郭组南”，风格独特。其中有多方“醉石”款之印（今选“郭枫谷长寿”），初以为系唐醉石所作，细察非也。盖为其学生所作，从边款可知。其他“芸楼”诸款，则更无从究竟矣。郭氏自作，今选“枫屋”与“组南之玺”朱白各一。
省博看莫友芝法书
一九九三年秋天，承贵州省博物馆刘锦先生通知，去观看了馆藏的十来件莫友芝书法作品，篆隶楷行都有。最鲜明的感觉是原作笔力入纸，墨光照眼，神采奕奕，与看印刷品大不一样。次年，文物出版社的《书法丛刊》出了一期《贵州博物馆藏品专辑》，应刘兄之嘱，写了一篇《黔南书杰莫友芝》。我很少写理论性文字，这次是勉为其难，写了也就忘了。近日有友人建议，应把它收入本书。于是找出来重阅一过，略陈其意。
莫友芝是独山人，与挚友郑珍（子尹）被誉为清季西南大儒，世称“郑莫”，同是在经学、训诂、音韵、考据、诗歌等方面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二人合撰的《遵义府志》被梁任公誉为“天下第一府志”。随着时代的变迁，多种传统学术渐行渐远，郑子尹只以诗人为世人所知，莫友芝更只是个书法家了。
清代书坛，理论上碑学帖学双峰并峙，实践上大书家多为大学者，审美理念中有朴学理念的影响。莫友芝是典型的学者书家，当然也带上这种时代特色。他于书学沉润极深，诸体皆擅。别人说他篆隶最好，他自评“楷书第一，篆隶书次之”，我则更喜欢他的行书，尤其是题款字，朴茂隽爽，往往流露一种顽童般的稚拙趣味。
前人对他的书法评价很高。马宗霍概括莫氏书风：“古拙有金石气，不以姿致取容。”姚茫父论莫氏篆书：“曲折见致，不以姿媚为之，便如琢玉屈铁，此偲翁（友芝字子偲）之所以能成巨子也。”莫氏篆书弧线圆圈很多，本来最易写俗，但他写来一片天真，古朴遒劲，正如“琢玉屈铁”。其《节道德经赠唐鄂生》四条屏，近二百字始终精力弥满，无一懈笔，功力惊人，陈恒安先生认为“可作文物精品”。学者陈训明先生从《近三百年的书学》这份冷僻资料中，发现当代书学权威沙孟海先生对莫友芝评价很高，认为在学邓石如篆书的人中，莫友芝最好，在赵之谦、吴熙载之上。莫友芝是严谨的朴学家，理念崇古，学邓石如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溯其渊源，论者多认为是立足秦刻石、汉石阙、李阳冰、释梦英而容冶多方。其隶书气势开张，魄力雄伟，充满“方劲古拙，斩钉截铁，挑拨平硬，如折刀头”（元吾丘衍语）的隶书美感。张鸣珂说：写汉隶须“方整斩截，笔力坚卓……近人唯莫偲翁有此力量”。
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有一首刻画莫友芝在京师成天跑琉璃厂淘书的五绝：“莫五琉厂回，又回琉厂去。似看衔书鼠，寂寂来复去。”寥寥二十个字，神情兼备，尤其“寂寂”二字和衔书老鼠的比喻，实在妙极。单凭这首诗，已觉此人可爱。
我在看莫书原迹时，时时与今人之书做些比较，后来写进《黔南书杰莫友芝》：
尝思前贤与今贤学书之异同。古今皆沉浸传统，从古人吸取营养，而前贤耐心强，循渐进之途；今贤悟性高，思突变之功。古今皆追求艺术个性，而前贤多存“从古人中形成自家面目”之想，求在“有我”；今贤多有“从传统中挣出崭新风格”之思，求在“标新”。譬喻而言之，前者对传统如采花酿蜜，但求蜜中有自己殊香，梨花蜜、荔枝蜜、枇杷蜜，内蕴有别，为蜜则同；今贤对传统如取材于木，你制太师椅，我便做转角沙发，力求形质皆异。故古贤书法多耐读堪玩，今贤书法多惊艳夺目。
在写这篇文章时，曾翻阅《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想看看前人对莫友芝的评论。想不到在这一千五百多页，收作品四千余件，连蒋经国也列名其中的皇皇巨帙，竟无莫友芝的条目。当时生出些感慨，联想起张九龄《荔枝赋》里的几句话：“物以不知而轻，味以无比而疑，远不可验，终然永屈。”他在广州吃荔枝，诧为美味；回京城向同僚讲述，他们都不相信，所以这样感叹。通都大邑之士瞧不起穷乡僻壤之士，是一个历史现象。二陆、二苏和白居易入京，都受到中原人士的轻慢，遑论余士。莫友芝虽有曾国藩待以国士之礼，也难逃此厄。此即左思《咏史》所说：“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观吴昌硕“画气”
我年轻时对吴昌硕一见倾仰，感到他的书画有一股震慑心魄的力量扑面而来。于是对他的篆刻和书法（石鼓文、小篆）潜心学习了几年，还刻了一枚印章曰：染于仓。他的画册和诗稿也是经常细读的。
吴昌硕把一种浑厚苍莽、天风海涛的阳刚之美注入书、画、印，开千年未有之面目，这是他在中国艺术史上空前的贡献和地位。而且吴字、吴画、吴印在恣肆雄浑中有一种妩媚烂漫之韵，鲜明地区别于历代阳刚之美的艺术家。南宋萧千岩咏古梅句“丑怪惊人能妩媚”，陈石遗叹为“观止”，说非林和靖“暗香疏影”的秀句可比。读吴画就是这种感觉，令人入迷。
二〇〇八年贵阳举办吴昌硕作品展，我对原迹逐幅观摩，似乎觉得大师正用无声之语，为我解读艺术的秘诀，授我以度人的金针。
首先是雄辩地证实了书法与国画的血肉关联。常言“书画同源”，从艺术角度看，“同源”就同在以毛笔线条作为基本手段。前人强调画家要学书法，画家题跋常说“写”而不说“画”，道理就在这里。以劲、韧、圆、挺的线条作为画中骨骼，画才受看，才耐咀嚼。当代大家陈子庄（石壶）甚至说好画笔笔是书法。从那种精铁蟠屈般的树干树枝可以明显看出，吴昌硕以写大篆的笔法画画。他中年以前不怎么会画画，任伯年看了他写的字，就断言他以这种笔墨基础学画，定有极高的成就。这是个老问题，然而许多画家不相信。
有了这样排山倒海的笔力，而在创作中“画气不画形”，是吴昌硕艺术的“三昧真火”。有一帧展品的长跋中说：“苦铁画气不画形。”读到这个“气”字，我眼前一亮，感觉得了打开缶庐艺术宝窟的钥匙。自来常说“形神兼备”，以“神”对“形”；常言又说“神气”，“神”与“气”一体。吴昌硕特别拈出“气”字，非同小可！这更突出了创作者的心态与画出来的形象这主观与客观交融合一的精义。“画气”，这就是他的作品直诉心灵的艺术震撼力的奥秘之所在。
这次展出的百余件作品，固然同出大师笔下，但任何一位艺术家，一生作品以千百计，不可能都达到同一高度。我向来有个观点，可以用等式表达：成功作品=才气+功力+临场发挥，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以运动员为例，最可说明这道理：任何一位世界冠军，无疑必具备超卓的天赋条件，又经过严格的技能训练，才可能出类拔萃；然而他的竞技成绩，又必然因临场发挥的不同而出现高低胜负。书画创作是同样的道理。在“心手双畅”“翰逸神飞”状态下出来的作品，自有一股郁郁勃勃的精气神；而漠漠然凭技法弄出来的东西，必定徒有形状，恹恹无生趣。此次画展中的大中堂《独臂柏》，生辣倔强，势欲破壁而出。四堂屏中的一张《折枝梅》，一干斜贯，几朵白梅，清气浮动，都是“苦铁画气不画形”的杰作。想象他濡墨对纸之际，纵横排奡，气吞五岳的气概，令人神旺！
吴缶老这次书法的展件不多，但也包括了诸体和小件。他最擅长的自然是石鼓文和《散氏盘》（金文）。过去有几位学者以写石鼓文著名，但从审美角度说，都只是“石鼓文字”，到缶老手中才真正有了“石鼓文书法”，他对庄严肃穆的石刻文字注入了雄浑灵动的气息，是神采奕奕的再创作。《散氏盘》由于金文结体变化多，古朴天真，大师写来，更加可爱。缶老用他写石鼓的笔力笔法写隶书、行草书，朴茂朴拙，盘旋飞舞，独树一帜。展出的隶书“汉书秦云”联，又凝重又灵动，是雄视百代的杰作。行草书中，我觉得题画小字和信札最为精彩。其妙处正在于大绘既毕，心态轻松之际，或与亲友随意闲话时，漫不经意书之，自得烂漫生趣。刻意作字，往往难免流露出拘挛窘束之态。
缶老篆刻，方寸中有庄穆朴茂的气息，又有波澜壮阔的气象，在千年印史中异军突起，生面别开，对海内外（主要是日本）影响极大。探其奥秘，仍在重“气”一诀。昔年我曾用毛笔摹拓过缶老印章数十枚，并藏有原拓二册，学印阶段细加揣摩，受益无穷。
走进吴昌硕大师的艺术世界，令人目不暇给，神王气舒，流连忘返。走出展馆的想法则是：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这样的大师，不会再有了。因为但重物质、急功近利的浮躁时代，不可能涵养出这样胸襟气度、胆识造诣的第一流人物来，许多自封或炒作出来的“大师”，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西方不能再有达·芬奇、托尔斯泰，亦是同样的道理。
乙辑 砚边草
书问
两个有关书法的“典故”，不时引起我的思索。
一九三〇年代，有人向清华大学朱自清教授提了个问题：书法算不算艺术？这位治学严谨的大学者说：我得认真想想。几天后，他郑重回答：我认为书法不能算是一门艺术。这段话我是从朱先生一篇文章里读到的，原文未存，但意思不会错。另一件是“文革”结束以后，在第一次书法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掌管文艺数十年的周扬讲话，开口就说：书法这个中国艺术的老大哥，在中国文联团体会员里却成了最后加入的小弟弟，而且一晚就是三十年。他说，张伯驹等多位老先生为此联名上书给最高层，批转文联研究，最终也未获解决。这话是我亲闻。不敢说一字不易，但意思也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