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鹤创作与现代台湾

引子 透过舞鹤眺望

舞鹤，一个公认难以理解而又重要的台湾当代作家。这个一九九○年代让文坛惊叹的“新”面孔，其实早在“乡土文学论战”以文学之名掀起一场思想、政治论争的一九七○年代末，就曾以“陈镜花”之名，发表过一个透露了写作潜力和野心的短篇《微细的一线香》（一九七八），同时入选（艺术与思想）标准不同的两本年度小说选。但在接下来被认为是台湾社会民主转型、文学解禁、“众声喧哗”的一九八○年代，舞鹤不是弄潮儿，反倒从文坛消失，在台北边缘的淡水小镇，一隐十年（一九八一—一九九一）。十年孤独历练，“舞鹤”一飞惊人，他从个人生命经验的“纪念碑”式书写出发，穿越了“二战”后台湾的庶民生活变迁，又以一个“不事生产”、“精神出线”社会边缘人/知识者的自觉，让现实与历史、个人与社会之间种种荒唐悖谬与精神伤痛，悠悠浮出华丽岛的世纪末。他的书写方式与“众”不同——乡土，本土，现代，后现代——似乎都难以覆盖，“复出”之初，论者多以“原创”一词模糊地表达赞美。“书写当下”的他，是一个“浪荡者”，一个“狂人”，世纪末的读者对其幽幽会心又难以评述，世纪末的文坛却不吝授予其殊荣——舞鹤先后获得赖和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推荐奖﹑台北文学奖﹑国艺会创作奖助﹑东元科技文学奖等文学界重要奖项，成为台湾当代评论乃至文学史意义上的重要对象，以至于论者有言“论二十世纪台湾文学，必须以舞鹤始”。[1]

舞鹤？是的，舞鹤！

舞鹤生于一九五一年，本名陈国城，曾用笔名陈渝、陈瘦渝、陈镜花、黑猫，一九九一年以后以“舞鹤”之名发表作品。台湾台南人，毕业于成功大学中文系，后曾就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东华大学创作所。至今未正式从事过任何“职业”——在“作家”并非可谋生的职业的台湾，这不多见。

透过舞鹤，眺望台湾。一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与呼应时代的某种文学现象或思潮相关，并体现了“二战”后台湾“婴儿潮”作家融汇“本土经验”和“现代主义”所达致的文学成就的一个高度。二以他的经历与思考、书写方式，都与“二战”后台湾的现代化经验，有着刻入彼此内里的关联。

舞鹤特立独行的人间姿态、晦涩又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被视为当代台湾文坛的“异数”。读解这个异数，就从“舞鹤”这个名字说起。

地理上，“舞鹤”原是台湾东部花东纵谷的一处河阶台地，阿美族人的世居之地，一九八一年以来被辟为观光茶园，如今是以“天鹤茶”和旖旎风光闻名的旅游区。舞鹤曾自道：所以用“舞鹤”作为一九九一年以来重出江湖的笔名，一是表白对本土之爱，一是为“舞鹤”本身的美丽意象所感动。其时刚刚走出淡水的舞鹤正向中央山脉行走，发愿去寻找、书写“台湾的山水人文之美”。[2]然而追溯起来，“舞鹤”作为地名并非台湾“土产”，却是来自日据时期。在此之前，阿美族人称此地为“扫叭顶”；日本人改名“舞鹤”，人们推测，可能是因为那时每年还有从寒冷的西伯利亚飞来过冬的鹤，思及日本岛上以夕阳红闻名的“舞鹤湾”，这命名自是带着殖民者的乡愁。

而成为作家的“舞鹤”，是绰约的“风中之鹤”，也是“狂舞孤鹤”。前者透露文学青年的记忆——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中，那个每当心情郁闷就去舞鹤湾看夕阳的少年，曾触动了文学青年舞鹤的心灵；[3]后者正是舞鹤的书写姿态。

“舞鹤”这一地理符号血缘复杂，而舞鹤这个作家也远远超过了一九九○年代以来对其“本土”或“本土现代主义”的划界——作为“二战”后第二代台湾作家，他用三十年的文字书写自我，也书写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台湾。

以时间为轴阅读舞鹤，先可看到三十余年来台湾当代文学的表层脉络：写于学生时代末期的《牡丹秋》、《微细的一线香》，散发着一九七○年代现代主义余绪和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新时代精神的气息；写于淡水隐居时期的《逃兵二哥》、《调查：叙述》，在“解严”前后大热的反体制与“伤痕”书写中，不以悲情控诉，也非炫耀“解构”的虚无，却以逃兵的“神话”和革命的“神化”，追究“自由”之于个体的困境，叙述文学委身功利的宿命；走出淡水之后，先后发表的《拾骨》（一九九三）、《悲伤》（一九九四），有关台湾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与城市、个人与环境的荒诞悲喜剧，投射着基于本土生存危机的焦虑与突围想象；之后，舞鹤走入台湾的地理与文化皱褶——高山海边的少数民族部落，《思索阿邦·卡露斯》（一九九五）和《余生》（二○○○）对少数民族的当下生存和历史记忆的探访，既体现，也试图超越逐渐流行于台湾文化论述的多元价值和弱势关怀，以“回归祖灵之地”构筑一个逃离现代台湾的乌托邦。随之，在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表现的“同志”、“酷儿”、“情色书写”中，舞鹤又以《鬼儿与阿妖》（二○○○）、《舞鹤淡水》（二○○二），所谓“肉欲书”，嘲讽“异端”之为时尚。他自大学时代的现代主义习作中即见端倪的，一路贯穿的，以肉体情欲之解放为个人“自由”的最后堡垒的信仰，在这两部作品中得到极端展现。此后长篇《乱迷》（二○○七）有意以书写规则的极致颠覆，来进一步实现他文学形式与自由信仰的统一互见：“流畅中文”的规范被彻底抛弃，呓语胡言，包裹的是他自早年写“家族史”的“野心”以来，身而为人、为台湾人、为世纪末台湾人的不断自我寻求与自我割弃，最终抖落时代与意识形态加诸个人的“执迷”。在此意义上，书写是自由的获得，也是求自由之路。舞鹤的创作，由此成为“二战”后台湾现代化激发的个人意识的一个完整、酣畅的镜像。

[1] 参见王德威《序：原乡人里的异乡人》，舞鹤《悲伤》，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

[2] 参见曾美鑫、蔡佩汝《访舞鹤》，《台湾新文学》1995年第10期。

[3] 参见谢肇祯《乱迷舞鹤——舞鹤采访记录》，《群欲乱舞——舞鹤小说中的性政治》，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