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与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器局
周文玖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白寿彝先生在许多领域均有建树，器局恢宏。晚年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通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三个方面；中国通史编纂居于核心位置，是他一生的最高学术追求；三者联系紧密，共建规模。在白寿彝先生看来，史学史既是一门专史，也是治史之器。他的历史学专业理论及中国通史理论，主要建立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史研究对他的“通识”“史才”、历史责任感、成一家之言的气魄，提供了丰厚的学术滋养，奠定了扎实的学术根基。
关键词：白寿彝 史学史研究 中国通史编纂 器局
“器局”，一般指器度、度量，在《三国志》《晋书》《周书》的人物传记中出现过多次。如《晋书·何充传》：“何充器局方概，有万夫之望。”“强力有器局，临朝正色，以社稷为己任。”[1]《周书·王褒传》：“褒有器局，雅识治体。”[2]用在评述一个人的学术方面，我认为器局应该含有器识、格局的意思。顾炎武在为人处世及做学问方面很讲究“器识”。顾氏在当时很有名气，很多士人甚至包括他的知名朋友求他为自己的亲人作志、状等，他都婉言谢绝，认为这是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他自从读了《宋史》中刘挚（谥忠肃）告诫子弟的话：“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也”，他便谢绝一切应酬文字，意在“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3]他曾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4]这样的学术器识，决定了顾氏高尚的学术格调和宏大的学术气象。白寿彝先生本人也很重“器识”。2000年元月他在北京友谊医院写下了也许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文——《新世纪的展望》[5]。他说：“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在21世纪中，若想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那就必须要求研究工作者除了应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实的研究基础外，还应有史学家的气魄、器识和胸怀。”[6]因此，以“器局”定位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是贴切的。[7]本文旨在从史学史的角度论述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器局。
一 通史编纂——恢宏的史学器局
白寿彝先生史学器局最突出的表现是民族史、史学史、通史的高度统一。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白寿彝先生在许多领域均有建树，如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交通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民俗史、中国通史等。这些领域，有的是他有计划且长期致力的，如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教史，白先生下工夫很深。民国时期，他是这方面学界公认的著名专家[8]。有的是兴趣所使然，如中国民俗史。在他不到20岁时，他就与在中山大学任教授的顾颉刚先生进行交往，1929年出版《开封歌谣集》[9]。有的大概也是民国时期为生活所迫而从事的，如写作《中国交通史》[10]，以及在一些学校教各种各样的课而日久成为行家里手。这些课甚至包括中国史学史[11]、中国通史或断代史[12]。但无论是自愿的还是因生计而为，白寿彝先生都认真对待。这一点可从刘家和先生的回忆中得到一定的证实。他曾对刘家和先生说：“你看我正是打了那么多杂，教了那么多的书，有什么课教什么课，我才把中国历史打通了。……有一条需要记住，你什么都别对付啊。……叫你做什么，你就认真做，必须全力以赴地做。”[13]白先生学术领域的宽广和精深，与他的经历和对待学术工作的认真态度是分不开的。
白先生晚年的学术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国通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三个方面。1987年，他总结道：“现在我的学术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一个是主编回族人物志……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并说“像这样的情况，都是当初所想不到的”。[14]实际上，这种治学局面的出现，是他一生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我一直认为，在白寿彝先生所说的这三个方面中，中国通史占据核心的位置。撰著一部大型的中国通史，是他一生最高的学术追求[15]。
毫无疑义，白寿彝先生是杰出的中国史学史专家，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领军人物，无论是对具体的史学史专题研究，抑或对宏观的史学史学科理论之论述，还是在全国史学史专业的组织工作方面，白寿彝先生都是当之无愧的“史学史研究战线上的一面旗帜”。[16]他晚年计划完成一部体大思精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但在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不能同时兼顾的情况下，他是有所侧重的。他完成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或称第一卷）后没有继续以下几册的写作，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纂，就说明他把《中国通史》看得更重。以白寿彝先生的学术积累，如果不是为了完成多卷本《中国通史》，他独立写出多卷本《中国史学史》是没有问题的。前者是集众的编纂，后者是独立的著述。一般来说，独著更能体现学者个人的创造力和学术水平，更能成就一个学者的名山事业[17]，以致何兹全先生也对白先生如此安排似有不解和异议[18]。这里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白先生如此安排从个人名山事业的角度看是不是一种失策？是不是他老人家因把编纂《中国通史》看成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甚或是为了完成周总理的遗愿而不惜牺牲个人名山事业？这两个疑问都是基于“著”高于“编”这个逻辑前提的。事实上，这个逻辑前提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因为：第一，不是同一对象的编和著，难以进行价值高低之比较；第二，“著”的价值未必一定高于“编”的价值。
白先生之所以集中全力完成多卷本《中国通史》，应该说，是他的学术志向和学术旨趣决定的。做学问历来有专家之学和通才之学的分别（当然二者绝不是对立的）。白先生一向强调通，到晚年，学术研究进入新境界，其最大特点就是“通”。这个“通”体现在一个学科内部的纵通、横通，一个学科和别的学科的旁通，更体现在历史科学与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统一。很显然，在专家之学和通才之学间，白寿彝先生更希望做通才之学。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在白先生心中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就中国史学史自身而言，虽然也存在专与通的问题，但与中国通史比较，它毕竟是一门专史。中国通史，无论是学术意义，还是社会作用，都是一门专史所无法比拟的。钱穆曾告诫弟子严耕望等人说：“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现在都研究汉代，一个致力于制度，一个致力于地理，以后向下发展，以你们读书毅力与已有的根柢，将有成就，自无问题，但结果仍只能做一个二等学者。纵然在近代算是第一流的成就，但在历史上仍然要退居第二流。”[19]钱穆的学术价值观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20]。20世纪的史学大家对编纂中国通史大多情有独钟。章太炎、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早期新史学阶段均有此计划，两人还就中国通史的编纂往返通信多次。梁启超两次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都是为其编纂中国通史做理论和方法上的准备的，完成中国通史是他的夙愿。他还提出集合众手来进行这个工作。何炳松也说：“新史学的最后目的自然在要求一部‘尽善尽美的’全国国民都应该也都能阅读的通史。”[21]他也论述了通史与专史的关系，说“专史家必须与通史家合作起来，我们才可希望做出一部理想的人类社会进化史”[22]。何炳松20世纪30年代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拟订了宏大的中国通史计划，请国内历史学专家通力合作。全书分作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书，可惜只出版了三四十本即遇到“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毁，此计划没有实现。[23]陈寅恪、朱希祖也有编纂中国通史的计划[24]。特别是顾颉刚，编纂中国通史的设想和实施步骤都很翔实，顾颉刚还与白寿彝先生讨论过其通史计划。顾、白二人在民国时期交往密切，顾颉刚的学术志向对白寿彝先生恐怕也是有影响的。[25]
编纂通史一是要有专史作基础，二是需要“通识”。在这一点上，梁启超有精到的见解：“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于其间。”[26]也就是说，纯粹的专家写不出中国通史。有一定的专家之学，又具有“通识”者方能做成。白寿彝先生早年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理论思维是他的强项；研究朱熹又为他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学功底；新中国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中国历史教学方面多年的辛勤耕耘和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把握，使他具备了驾驭编纂大型中国通史的“通识”。白寿彝先生的目标当然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学者，如何兹全先生所揣摩的“也可能他心中还抱着另外一个愿望，在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道路上再加一部续编”。沿着史学大家的路径走，完成20世纪史学大家们未竟的中国通史事业，对白寿彝先生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是其学术逻辑发展的必然。
的确，白寿彝先生在谈及他编纂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缘起时，基本是何兹全先生说的是为了“完成周总理的遗愿”，以及1962年、1974年两次访问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史学界所表达的希望看到中国人著的《中国通史》对他产生的激励和刺激[27]。这样的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些“高、大、上”，似乎不那么接地气，但不可否认这是事实。他们那一代学人响应党的号召和根据国家的需要进行学术研究是发自心底的。他这样说绝非矫情，而是真诚的。笔者曾在白寿彝先生家参加集体学习，深感老先生对政治学习的严肃和认真。但是我认为上面白先生的说法只是说出了他开展中国通史编纂的外因。我们还应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1）他的中国通史编纂不是周总理委派的，也不是国家主管机构指定的。他说：“大概在（19）71年，开了第二次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周总理在会上提出来要写一部中国通史。后来，国家出版局为此组织了两次写作班子，都没有成功。当时，我正在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标点的工作，没有参加编写中国通史的事”。[28]可见，他在此之后组织力量编纂中国通史是他作为一个史学家主动自觉地承担起国家赋予史学界的使命，而非国家要求他这样做。这里我们可以联系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历史撰述。司马氏父子先后为太史令，他们意识到西汉大一统时代需要一部历史巨著，于是自觉地把撰述史著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西汉太史令的职责是保管国家图籍、参与历法编修、随皇帝参加宗教祭祀活动等，撰史不是太史令的必做之事。司马迁写《史记》完全是他的个人著述行为，是一个史学家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的体现。对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编纂也应作如是观。（2）白寿彝先生通史编纂工作也遭遇很多困难。如此大的学术工程，国家投入科研经费非常有限。在出版周期长、撰写工作不被学术考核机制重视的环境下，编纂进度和书稿质量都曾令这位老先生不满和灰心。不是亲眼看见老先生这种情绪的表露，笔者真想象不到白寿彝先生从事这项工作的艰难。为保证该书的高水准，白寿彝先生确实像司马光定稿《资治通鉴》一样耗尽了心血。他对书稿的修改，融会了他的研究成果。他是创作型的主编。（3）这部中国通史的体裁体例以及诸如历史分期、疆域、民族等基本理论都是白寿彝先生创立的，是他一生探索通史理论的成果之结晶。（4）中国通史编纂队伍是白寿彝先生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甚至学术交谊组织起来的，各卷主编均为国内一流专家，全书的灵魂导论卷（即体现该著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是白寿彝先生及其弟子完成的，充分体现了白先生个人的学术思想。
综上，笔者认为，编纂多卷本《中国通史》是白寿彝先生最高学术追求的体现，此举不是追求个人名山事业的“失策”，也没有为了国家民族的需要牺牲了个人的名山事业，而是白寿彝先生个人学术志业与国家需要的完美结合和高度统一。白寿彝先生把最后的学术生命倾注于大型中国通史这种“编”的工作，恰是他史学器局的不同凡响之处，体现了他比常人高远的学术眼光。关于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已有很多论评，在此不再赘言。
二 史学史是专史，更是治史之器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学术专史，这点没有异议。为建设这门专史，白寿彝先生从青年时期就投入了大量精力。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指定他为《中国史学史教本》古代部分的主编后，他更是以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为己任。然而，白先生没有把史学史学科囿于专史的狭小天地。在界定史学史的学科性质以及处理史学史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方面，他超越学术专史的局限，给这门学科以更加准确而富有发展前景的定位。
首先，他把史学史学科的地位放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进行思考，指出史学史研究是人类历史活动更加自觉的表现。他说：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出现了历史记载，这是件大事情。历史反映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认识。在没有人类记载以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说是自发的活动。把自己的社会活动写在字面上，从零星的，到系统的，从目的不很显著，到目的很明确，这是人们对于社会实践的一种自觉的活动，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当然，这不是科学的自觉，但是否可以这样说，它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自觉。从不成系统的历史记录到撰述的出现，并注意到如何写历史，这是人们对于历史知识的要求又前进的一大步。有了历史记载，这种记载积累多了，形成了史学。又经过史学的发展，出现了史学史的研究。在史学工作里出现了史学史，这是史学工作进入它自己的一定的自觉阶段。在中国史学工作进入史学史的自觉阶段后，还有不同的发展阶段。[29]
白先生的这段话，虽然很朴实，但蕴含非常深刻的哲理。
其次，他由此进一步论述了史学史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从发展上看，史学史是史学发展以后才有可能出现的。从学科结构上讲，史学史是较高层次的史学工作。史学只是研究历史，史学史要研究人们如何研究历史，它比一般的史学工作要高一个层次，它是从总结一般史学工作而产生的。说较高层次，不是说研究史学史的人比别的史学家要高，而是指学科性质来说的。所谓史学工作是自觉的活动，就是说，作为史学工作者，史学史的工作就是要批判、总结我们这个行业的成就。[30]
这就是说，史学史不是历史学系统内的一般的专史，它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紧密相关。史学史总结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目的是更好地开展史学工作。
再次，他认为史学史与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关系密切。他说：“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上升为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或其中的一部分，可以上升为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既是史学，又是哲学。搞史学应该有点哲学兴趣，有好处。”[31]
最后，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史学史的两大任务。一是“研究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这一点体现了史学史的专史特点。二是“研究史学在学术发展和社会实践上的影响，就是说史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什么用处”。这一点已使史学史跳出了一般专史的范围，使其在史学发展全局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上述史学史思想，不仅对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得到白寿彝先生身体力行地践行。史学史研究是他史学活动的利器。白寿彝先生将之运用于自己的历史研究和通史编纂实践中。他主编的《史学概论》是他关于历史学专业理论方面的成果，其中的史料学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历史文学理论、史家修养理论都是在史学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也是在史学史基础上打造的通史编纂理论，比《史学概论》又精深了一个层次。关于史学史研究与多卷本《中国通史》体裁的关系，杨翼骧先生指出：“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站在新时代的思想高度上，汲取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优良编撰方法，变通改造，有机融合，创立通史编纂的新的综合体裁。白先生之所以设计出这样体大思精的通史著述，也得益于对中国史学史的透彻研究。”[32]杨翼骧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史专家，对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有深入的研究，著有《秦汉史纲要》《魏晋南北朝史纲》等。他的论断源于自己的学术心得，发自肺腑，很有说服力。张忠培先生也说：“在20世纪60年代，范文澜、翦伯赞和郭沫若诸位前辈，各自主编中国通史，进入80年代，则只有白寿彝先生出来主编中国通史，这并非是偶然的现象，是时势也。”[33]这里以“时势”说明白先生担负起中国通史编纂之使命，深刻而精准。首先，写中国通史是时代的需要。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局面下，毛泽东都没有忘记通史编纂。1968年7月20日他派女儿李讷看望范文澜先生，并带去口信：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范文澜先生深受鼓舞，制订计划，着力落实。1969年7月29日，他在疾病没有稳定的情况下急着出院，当晚病情突发，不幸病逝。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从60年代启动，历经“文化大革命”，迟迟未能竣稿。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这个任务，说明通史建设的紧迫性。然而此时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进入了暮年，没有精力从事此项工作。早年即有撰写中国通史愿望的顾颉刚也疾病缠身，自顾不暇。撰著中国通史的使命落在白寿彝先生这代年届七十的史学家肩上是很自然的。从学术资历和学术成就看，与白寿彝先生在一个层级上的史学家应该说还有一些，但为什么白寿彝先生勇于担起这个任务？除了个人的学术旨趣、学术责任感，很重要的一点是白寿彝先生具有史学史的学术底蕴。这是他与其他同侪相较的独特之处。史学史研究除了使他有能力设计出宏大的框架，恰当的体裁、体例，更重要的是锻造了他的史学器识，使他具有高于他人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通过研究史学史，他不仅得到史才、史学的训练，而且历史“见识”提高了。他把“史义”看成史学最根本的东西，这在他的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中反映得很清楚。
如他写《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在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的基础上，发现了《史记》更多的这类论断形式。文章所举《叔孙通传》中司马迁对叔孙通的描述和借他人之口对叔孙通的评论，把叔孙通这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俱进、以面谀得势”的人物形象展示得活灵活现。白寿彝先生在论述司马迁的史论形式和史论特色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叔孙通这个历史人物的评论，对那些“缘饰儒术”“面谀以得亲贵”的儒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白寿彝先生还透过《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中一些细节的描写，揭示了“当时官场中的一种恭谨自保、讲究做官的风气”，于探究史学评论中体现自己的史论思想。这些史论思想，很鲜明地反映了他所追求的史学正义及史学的垂范精神。
在史学评论方面，他对《史记》评价最高，称赞《史记》的人民性，说：“《史记》是一部有丰富的人民性的著作，它在处理历史重大问题上，重视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影响。司马迁为《史记》规定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一任务，他是以人心向背作为考察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角度的。”[34]他赞扬《史记》的进步的历史观，认为“《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扬的，方士们所粉饰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立说的官学相对立的，是以无神论跟有神论相对立的”[35]。相比之下，他对《汉书》的评价偏低。《汉书》是封建史学的范本，问世之后，比《史记》更受统治者青睐，但白先生对它的评价却比较消极，认为《汉书》“利用了《史记》在体例、史料、写作艺术以及在某些观点上的成就，并且也利用了《史记》的学术威信和社会威信，但却用正宗的观点挤掉了《史记》的进步精髓而加以改写”[36]。在中国史学史上，班、马优劣论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论题，很显然，白寿彝先生具有扬马抑班的倾向。白寿彝先生晚年对班固的评价有一定的改变，比60年代有所提高，但基本看法没有改变。这是由他重视历史观、强调史义的史学旨趣决定的。
史学史研究一定意义上就是与历代史学家的对话，是对历代史学家史学工作的批判和总结。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自然会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会受到自己所喜欢甚至崇拜的史学家的人格及学风之影响。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研究，涉及大量的史学家。从他发表的论著看，古代史学家他研究用功较深的是司马迁、班固、刘知幾、郑樵、朱熹、马端临，文章中出现频次较高的是司马迁、刘知幾、司马光、郑樵、章学诚，阐发自己史学主张引用较多的是司马迁、刘知幾、顾炎武、章学诚。综合来看，司马迁、刘知幾、朱熹、顾炎武、章学诚对他的影响更大一些。司马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著史的旨趣，进步的历史观、民族观，恢宏的学术视野，瑰丽的文字表述；刘知幾的影响表现在著述要讲究体裁体例以及文字表述的“尚简”和准确；朱熹的影响表现在读书方法和考辨史料方面；顾炎武的影响表现在经世致用的学术抱负，采铜于山的治学精神，文字表述的平实、准确之特点；章学诚的影响表现在史德、史义之讲求，史书体裁体例与史书内容的辩证统一之主张。要而言之，史学史研究为白先生的史学器局提供了丰厚的学术滋养。
三 史学史研究与“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是白寿彝先生史学器局的重要特征。施丁先生在怀念白先生的文章中说：“我与白先生几十年的来往交谈，始终感到，他自己念念不忘成一家之言，以此自励，追求不已，勤奋著述，甚至不顾老病。他如愿以偿，确实有很多的创新，很大的建树。就我个人所能认识到的，他对中国史，是有很多创见的，所主编的《中国通史》是有很大特色的；他对中国史学史的建设，是崭新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37]的确，“成一家之言”是白寿彝先生的学术追求，也是他时时倡导的治学精神，体现了他的学术风格。他精心编纂的《中国通史纲要》以及多卷本《中国通史》，汇集了他关于中国历史的许多卓识独见。在对中国历史的构建方面，他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目标。
应该说，白寿彝先生“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趣味，源于他的史学史研究。早在1963年，他在中央党校为理论班学员讲《史记》，就专门讲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他说：“《史记》作为一部历史书，在‘成一家之言’方面是个创举。”并把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表现概括为：“《史记》综合古今典籍及其资料，创造出一部通史”，“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综合已有的史体，创立新的史书体裁”，“《史记》‘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38]也就是说，《史记》从史料收集、融会各家学术、在旧体裁基础上创立新体、著述旨意等方面，都是具有开创性的。白先生80年代又专门写了一篇《说“成一家之言”》，从《荀子·非十二子篇》《庄子·天下篇》《吕氏春秋·不二篇》《韩非子·显学篇》，一直讲到刘安的《淮南子·要略》、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考察了“家”的来源，阐述“家”的含义。他认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司马迁自认为写《史记》是继《春秋》的工作，是以史学成家。司马迁两次讲到“成一家之言”，一次是在《太史公自序》的最后：“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这里的“成一家之言”是从体裁和取材说的；另一次是在《报任安书》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从撰写的指导思想说的。《史记》对有关各家著作舍短取长，加以发展，写出自己的特色。这是其“成一家之言”的要义。白先生对“成一家之言”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看得很重，认为它是中国史学成长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说：“在史学领域里提出‘家’的概念，并在实践上实现了‘成一家之言’，这在司马迁个人，是超越前人的成就；在史学的发展上，标志着我国史学已经规模具备地成长起来了。”[39]
由于白寿彝先生对“成一家之言”的重视，以致“成家”与否成为他学术评论的重要标准。他说：“看一个史家，或看某个学派，首要的并不是什么具体的学问，而是看他是否成家，学问是要有的，这是基础，但最重要的是成家，司马迁就强调‘成一家之言’，成家才是难能可贵的。”[40]
重视“成一家之言”反映在学术旨趣上就是白先生对“通”的偏好。这从他经常对几位史学大家的表彰能够很清楚地看出。尽管白先生在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后没有进行后续几册的写作，但他对中国史学史的探索和思考没有停止，时常发表文章。虽大多属于短篇散论，但却不乏深刻的见解、开阔的视野。其功力之深厚、认识之敏锐，令人钦佩。
如他写的《说“六通”》，此六通是指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之外，再加上《资治通鉴》《史通》《文史通义》。他把《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与这六部书合称“四史六通”，认为它们是中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他指出六通各有其通的特点：“《史通》的‘通’，可以说主要是史书体例的‘通’，史书编写形式的‘通’。”“杜佑的《通典》是一部关于典志的通史巨著，他的自序说：‘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样一部大书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指导下撰述的，九个门类的先后次序是按照他所认为政治上的本末、先后、缓急来安排的。全书的结构很有逻辑性，这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构成和对社会结构的看法。……杜氏是唐代著名的大族，《通典》二百卷中，关于礼的有一百卷之多，这也反映这一地主阶级的思想感情。”“《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在史料的保存、史料的取舍和一些议论上，《通鉴》都有所贡献，但指导思想是‘资治’二字。”“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主要是关于历史文献方面的汇辑工作。郑樵很重视‘会通’。‘会通’的意义从《通志》看来，大概是包括两点，一点是讲类例，又一点是讲‘贯通’。……《通志》很难说对于‘贯通’做到了什么程度。这比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看来还有相当的距离。”“《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一部更大规模的关于典章制度的通史。他搜罗的材料相当丰富，也有一些好的议论。……马端临的兴趣在于文献考证方面。……在书的体例上，《通考》基本上继承了《通典》，但在指导思想上，这两部书走的不是一条路子。”“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书名取之孔子。……他的研究不在历史的本身，而在于史学。从认识上说，他这部书比着《通典》等书，都要高一个层次。同《史通》可以说是在一个共同层次，而在这个层次中，《文史通义》比着《史通》，也还是要高一些的。”[41]这些文字要言不烦，点出每部史书的特征，对它们在中国史学史的地位作了评定，比较了它们在“通”的方面之异同。这样从容不迫的表述，虽然读起来朴实无华，却给人通灵透彻的快感，没有几十年的学术积累，是很难做到的。
此外，他还认为“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好传统，在新的时代，应该继续发扬光大。他强调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的要求应该跟司马迁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特别是中青年同志，也要有敢于‘成一家之言’的勇气。”[42]
“成一家之言”体现在学风上就是创新。白寿彝先生具有突出的创新精神。他经常说：“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并谦虚地说自己“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要多“吸收精神上的氧气”，还要继续走新路。他之所以不断提出学科建设的新思想，学术研究的新观点，其内在动力就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追求。
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研究，使他成为史学建设的先觉者。早在1983年，他就提出要重视对外国史学的借鉴。他说：“现在的很多学术领域都带国际性，尽管有民族特点，还是带有国际性。我们不能离开世界，不能离开人类。我们要研究外国的历史书，研究外国的历史学，来丰富我们。”[43]在如何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题上，他坚定地说：“要站在世界前列，不能一般化，真要拿出东西来。我们国家的历史最长，史学一向是最发达的，现在不应落后，应该大步往前走。”[44]近年来，党中央已明确提出构建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任务，并要求在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三个方面下工夫。白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多篇文章和讲话中对这些问题就有所论述。白先生常说：“彰往察来”“疏通知远”。他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使他能够高瞻远瞩地看到历史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向。史学史学科的价值，在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有生动的体现。史学史研究对造就白先生的史学器局具有重大的作用。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继承白寿彝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遗产，开拓创新，将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到更高水平，增强史学研究的使命感、责任感，把中国历史学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1]《晋书》，中华书局，1974，第2028、2030页。
[2]《周书》，中华书局，1971，第731页。
[3]《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十八》。
[4]《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二十五》。
[5]吴怀祺先生说：“2000年第一期《史学史研究》发表了白寿彝先生的《新世纪的展望》。这篇文章的后面，先生特别写上‘2000年元月于北京友谊医院’，以前先生没有这样的行文。看到这里，我的心都碎了；这是他在病榻上完成，文章是刘雪英同志送来的。当我去友谊医院，看望先生，也为这期定稿事，想听听先生的指示，听听先生说话，但此时，先生已经不能说了。不曾想到，此次见面，竟成永诀，每思及此，何其痛哉！”见吴怀祺《白寿彝先生关于发展史学的论述》，《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
[6]见《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
[7]瞿林东先生曾发表《通识与器局——纪念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见《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
[8]1947年顾颉刚接受蒋星煜的专访，在回答“你觉得中国有哪些优秀的青年史学家”时，他讲到了白寿彝先生，说：“以专门史为标准……治宗教史之云南大学教授白寿彝，为回教史专家。”见蒋星煜《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家》，《文化先锋》第6卷第16期，1947年9月。
[9]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简编）》：“1929年条：先生早年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就有兴趣。在歌谣集出版后，他还写有《中国古代的龙凤龟麟崇拜》和《关于处女的迷信》《五行家底歌谣观》《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民俗学和历史学》等文章。后来他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还阅读了民俗学名著《金枝》。”见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600页。
[10]白寿彝先生在该书的再版“题记”中写道：“《中国交通史》，在我所写的著作中，是最早完成的一部。1936年年初，我住在北京（那时叫做北平）西寺牌楼北粉脂胡同的一个公寓里，以写文章换取稿费维生。在快到春节的前几天，顾颉刚先生来了。他打开皮包，取出一份《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目录。他说，商务印书馆托他请人写书，问我能不能帮他写一部。我看看目录上的书名，没有一部书是我熟悉的。顾先生看我很为难，就说：‘这个目录中有好些书根本没有人写过，写起来很不容易，但你还是试着写一部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中国交通史》还可能好写一些，就答应了写这部书。”见白寿彝《重印〈中国交通史〉题记》，《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1]白寿彝先生从事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他说：“四十年代初，我开始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在开始讲这门课程的时候，我并没有作适当的准备，在这方面的知识也很欠缺。只是因为课程设置的需要，就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当时因战争关系，交通很不方便，在昆明不易得到外地出版的书。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是我最早看到的这方面的书。后来才又看到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他是在楚图南先生的鼓励下担任这门课程的。时楚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系主任。
[12]白寿彝先生曾告诉刘家和先生说：“抗日战争期间，那么困难，我家人口又多，我不到处兼课，行吗？只要有课教，什么课都教。”见刘家和《白先生的教诲和启迪令我终身受益》，《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臧克家是白先生的老朋友，他们1942年在重庆订交，他曾赋诗赠予白先生：“苦忆山城三纪前，嗷嗷八口一蓝衫。晚晴白发春风里，常记流年未敢闲。”见臧克家《怀念寿彝》，《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3]刘家和：《白先生的教诲和启迪令我终身受益》，《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4]白寿彝：《重印〈中国交通史〉题记》，《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5]参拙文《白寿彝先生的治学与他的中国通史编纂》，见周文玖《因革之辨——关于历史本体、史学、史家的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67～283页。
[16]安作璋、耿天勤：《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杰出贡献》，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343页。
[17]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里面有专章，讲史书的编和著以及二者的区别。
[18]何兹全先生说：“寿彝公晚年的精力都用到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上了。他是得到了报偿的。江泽民同志就曾写信祝贺他的《中国通史》的出版。他常常说，他主编《中国通史》是完成周总理的一项遗愿，也可能他心中还抱着另外一个愿望，在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道路上再加一部续编。在《中国通史》的体例、编排上，他都花费了很大心力。书完成了，他也老了，走不动路了。他做这项工作有他的贡献，贡献很大，但是否合适，我总有点怀疑。我有一个信念，做学问，贵有创始性，突破性。别人看不到的，我看到了，提出来了，这叫创始。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解决了，这叫突破。做学问，研究历史，重在这两性。寿彝公，有聪明，有才华，特别是创新的能力很强。寿彝的强项是中国史学史。有他二十多年的时光，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下工夫，一定会有很大成就。”何兹全：《忆白寿彝公》，《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9]见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345～246页。
[20]白先生对钱穆的这种学术观也未必不认同。白寿彝先生1961年写过《钱穆和考据学》，批评钱穆，引起钱门弟子余英时的攻击。这是旧案。事实上，白先生与钱穆有过交往。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还发表过赵九成带有怀念性质的《我所了解的钱穆老师》。
[21]何炳松：《〈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序》，《何炳松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2]何炳松：《历史上之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第201页。
[23]郑振铎：《悼何柏丞先生》，《何炳松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236页。
[24]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曾回忆说，陈寅恪想写一部《中国通史》。参见张杰、杨艳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443页。朱希祖曾作《建议教育部请在国立各大学分设中国分代史讲座以备完成中国通史案》，参见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342～346页。
[25]参见周文玖《顾颉刚、白寿彝的交往和学术关联》，《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第35页。
[27]参见白寿彝《古籍整理和通史编纂》，《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579页；《白寿彝教授在大会上的讲话》，《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8]白寿彝：《古籍整理和通史编纂》，《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579页。
[29]白寿彝：《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白寿彝文集》第6卷《历史教育·序跋·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216页。
[30]白寿彝：《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白寿彝文集》第6卷《历史教育·序跋·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217～218页。
[31]白寿彝：《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白寿彝文集》第6卷《历史教育·序跋·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218页。
[32]杨翼骧：《怀念杰出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3]张忠培：《永不忘却的纪念——悼念白寿彝老》，《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4]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白寿彝文集》第5卷《中国史学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386页。
[35]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白寿彝文集》第5卷《中国史学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390页。
[36]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白寿彝文集》第5卷《中国史学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406页。
[37]施丁：《治史学要成家——缅怀白寿彝先生》，《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8]参见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第51～71页。
[39]白寿彝：《说“成一家之言”》，《白寿彝文集》第5卷《中国史学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556页。
[40]施丁：《治史学要成家——缅怀白寿彝先生》，《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1]白寿彝：《说六通》，《白寿彝文集》第5卷《中国史学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543～546页。
[42]白寿彝：《说“成一家之言”》，《白寿彝文集》第5卷《中国史学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556页。
[43]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白寿彝文集》第6卷《历史教育·序跋·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169页。
[44]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白寿彝文集》第6卷《历史教育·序跋·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