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白寿彝先生诞辰110周年
思想、责任和文风
——纪念白寿彝先生110周年诞辰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深刻的思想，崇高的责任，平实的文风，是白寿彝史学的风格和精神所在。思想，源于勤奋读书，更是源于对国家、民族的深厚的情怀；责任，出于对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自觉，尤其出于对神圣的史学事业的忠诚；文风，来自个人的学养，特别是来自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人生观和平常心。在白寿彝先生那里，思想、责任、文风是一个整体。
关键词：思想 责任 文风 白寿彝 110周年诞辰
白寿彝先生（1909～2000）离开我们将近20年了，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纪念。1981年我从外地回到母校，在白先生身边工作了19年，这是跟随白先生学习的19年；从2000年白先生辞世后，又一个19年过去了，这是阅读白先生著作而学习的19年。人生难得如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就白先生的思想、责任和文风再谈谈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借以纪念白先生110周年诞辰。
一 深刻的学术思想
深刻的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能够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阐明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这方面，白先生是一位大家，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应当强调的是，白先生提出的问题都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有的还是带有全局性的问题。
关于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这是白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1951年5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开门见山地指出：
我们本国史的研究和教学，因为历史科学的基础不够，存在着许多基本的待解决的问题，甚至是需要发现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亟须提出来的，是我们在本国史上怎样处理祖国国土的问题。这就是说，在本国史的范围里，要以哪些土地上所发生的历史为限，要以哪些土地上所发生的人类的活动为限？这个问题，是我们搞本国史的历史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的。我们祖国的历史，无疑地，要以国土的存在为一个构成条件，并且是一个必要的构成条件。如果把历史上的国土问题弄不清楚，便很容易犯错误，有时把别人的历史算作自己的历史，有时却又把自己的历史写在别人的账上。[1]
这一段话，十分尖锐地提出中国历史研究和教学中有关考察与研究对象的范围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尖锐，是因为在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中，不论是“把别人的历史算作自己的历史”，还是“把自己的历史写在别人的账上”，不仅会在学术上造成混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麻烦。
白先生批评“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提出“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究自有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他进而从政治立场、民族关系和看待问题的方法三个方面，分析前者为何不妥，后者为何合理。此论一出，对于此后新中国的中国历史教学和研究形成统一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2]
关于史学遗产问题。1961年，白先生发表《谈史学遗产》一文，他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的开篇写道：
建国以来，医药学遗产和戏曲遗产的整理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个是蓬蓬勃勃，一个是万紫千红。历史遗产的其他方面，如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化学、建筑、机械、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文学、哲学等等的整理工作，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祖国史学有长期的历史，有浩瀚的典籍，它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但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篇小文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请同志们多注意一下。
我认为，在努力开拓史学工作的新园地、提高不断耕耘的质量的同时，适当地分出一些力量来研究史学遗产，对于发展我们的新史学是有意义的。[3]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不断提高，从而对客观历史的研究更加重视。与此同时，整理、研究各种专史的文献资料的工作也纷纷提到研究日程上来。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白先生提出研究“史学遗产”的问题。
白先生认为，研究史学遗产，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可以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第二，可以逐步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第三，可以把历史上学人提出来的问题作为我们当前研究的资料，也可以把这些问题同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结合起来作综合的研究，使当前的研究更加丰富。白先生把中国史学遗产中存在的优秀遗产概括为一个个“花圃”，如：对史学基本观点的研究，对历史观点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的研究，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对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以及历史启蒙书遗产的研究。从列举的这些“花圃”来看，多与历史研究的历史相关，或者说多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相关。同时，我们清楚地看到：20世纪30～5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理论指导方面，尤其是有关研究对象的厘清和论说方面，尚有待提升。白先生的《谈史学遗产》一文和他1964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4]对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大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加上1981～1982年他的“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系列文章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一个更加自觉和自信的阶段。凡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同仁，都有一点这方面的感受和心得。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1977年，白先生在一次学术演讲中，就如何看待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讲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要求历史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抓什么？抓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过去对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有所讨论。当然不够啦。抓这一方面，那是对的，但是光抓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解决不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光谈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对于解决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貌，也觉得不够。……那应该怎么讲呢？讲社会发展规律，首先还要讲经济基础。不从经济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讲农民战争就有好多问题不好解释。讲农民战争的发展，也要从经济基础的发展上来讲。那么讲经济基础，讲什么呢？生产力、生产关系嘛。封建社会生产发展很缓慢，抓这个，困难大。生产关系抓哪一个呢？要抓农民阶级，但是首先要抓地主阶级。为什么？因为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封建社会变化，在地主阶级身上体现得清楚些，材料也多些。有了这个材料，再分析农民阶级、分析农民战争，就好办得多。在封建社会两三千年里面，阶级斗争有一定的量的变化，在不同的阶段里，显示着不同的情况。这一点可以帮助咱们对于封建社会发展线索多知道一点。我个人的意思，就是先从这儿来分析：从地主阶级变化来分析；然后再从农民战争的口号、行动来分析。还有一个，从民族关系上来分析。
中国封建社会可以分几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将近30年了，对中国封建社会有各种划分，有分成两段的，分成三段的，分成四段的，分成五段的，分成六段的，多种分法，角度不一样喽。我倾向于是不是分四段比较合适。[5]
白先生划分的四个阶段是：战国、秦汉时代，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宋元时代，明清时代。三年后，白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一书的“叙论”中，把上述四个时代调整为：秦汉时期，是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五代宋元时期，是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清（1840年前）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在上述四个阶段中，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阶层的分别是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官绅地主；与此相应的是农民阶级的身份、地租形态、农民起义的诉求和口号等也发生了变化，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轨迹和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之所以提出上述系列的认识和规律性的见解，是基于毛泽东的《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之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理论指导，以及马克思主义重视探讨事物发展规律和方法论的学说。对此，我们既表示钦佩，也要认真地学习。
如上文所引，白先生在讲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阶段时强调指出：“从民族关系上来分析”，也是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通史纲要》第七章“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封建社会的发展”的第九目“封建关系的发展。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中，明确指出：“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不同的民族杂居地区，或先或后地进入封建化过程。”其结论是：
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意义甚为重大。汉族和少数民族在这样的过程中互相吸收对方的积极因素，活跃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6]
又在第八章“五代宋元时期。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第八目“封建关系的继续发展。广大边区的封建化”中，对广大边区的封建化作了更加详细的论述。[7]《中国通史纲要》的这一指导思想及其在历史撰述上的实际表达，就其实质来看，凸显了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故“意义甚为重大”。
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问题。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有一个重大问题即民族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友好往来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另一种看法认为矛盾冲突是主流，双方都有各自的依据，故谁也不能说服对方。1981年5月，“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在北京香山举办。其间，上述两种学术观点仍存在激烈争论。针对这一学术现象，白先生在座谈会上就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问题，发表了他的独到的见解，指出：
这个问题也可以看得开阔一点，不要争论不休。哪个是主流，哪个是支流，这样争论下去解决不了问题。这是因为：在这个历史阶段里，可能友好合作比较多，不管什么形式的友好，朝贡也罢，会盟也罢，和亲也罢，总算是和好吧。在另一个历史阶段里，也可能民族间打得难解难分，汉族和少数民族打，少数民族之间也打。这如何解释呢？一定要在这两种现象之间找出个“主流”，定出个“支流”来，我看不好办。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8]
从白先生的这些论述来看，同样有一个看问题的方法论问题，就是“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而应当“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在历史研究中，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是白先生治史的一个特色。
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白先生的结论是：
究竟什么是民族关系中的主流？我看各民族共同促使历史前进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尽管不断打些仗，不断搞些民族不和，但我们要从整个历史的发展去看问题。各民族共同促进历史前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越到后来越反映出共同反对民族压迫，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这种共同的斗争，不一定是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经过商量后才去进行的。但事实上是反对了共同的敌人。这也促进了历史的前进。我们从这方面去理解问题，有好处，不要只是纠缠在“友好合作”和“互相打仗”中去。当然，那些也要说，但那只是现象，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整个历史的发
展去看问题。[9]
从这段引文中作者所强调的特点来看，凸显了“会通”思想的重要，如果不是“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就难得看出这一“特点”，而这一特点正是从本质上揭示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历史价值和伟大意义。
关于中国史学上多民族历史撰述的历史传统问题。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共识，但这一共识是否也有其渊源呢？这就需要从史学上去考察，而白先生正是作了这一考察并得到明确结论的学者。
白先生在他主编的大型《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的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中，详尽地论述了中国史学上撰写多民族历史的悠久的传统：从“古老的传说和记录”到“多民族历史撰述的杰作”，从“民族重新组合的历史记录”到“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纪事本末的发展”，再到“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倾向”，勾勒出一部简明的多民族历史撰述的历史。白先生的结论是：
以上，我们简单而扼要地回顾了新中国创立前，我国多民族历史撰述的一些情况。它们已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留下了相当多的历史资料，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撰述体裁，表达了不同的民族思想，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这些宝贵的遗产为我们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编写上的借鉴。那些认为中国史书只记载汉族不记载少数民族的历史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10]
综观上面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感受到白先生在看待民族、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等问题上的理论、方法论的修养与造诣。
二 崇高的责任
在白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从他年轻时候起，就有一种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在激励着他前进，直至他走完生命的历程。这里，举出他撰写或主编的几部著作，以展现这一历程及其所承载的崇高责任。
——《中国交通史》：“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1937年1月，28岁的白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有系统的著作《中国交通史》。全书凡五篇、近14万字：第一篇，先秦时代之交通；第二篇，秦汉时代之交通；第三篇，隋唐宋时代之交通；第四篇，元明清时代之交通；第五篇，现代中国之交通。不难看出，这是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交通史。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推论，即白先生学术思想中的会通精神，在年轻时已萌发出来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渐显现和丰富。诚如作者在1986年为该书重印时所撰写的“题记”中所说的那样：
从我个人治学的进程上看，本书的写作，有它积极的意义。我对于通史的兴趣，对于划分历史时期的兴趣，对于寻找时代特点的兴趣，都是从写这本书开始的。我对于中外交通史的兴趣，也是从写本书开始的。后来，由中外交通史而中国阿拉伯交通史，而中国伊斯兰教史，而回族史，而中国民族史，兴趣在不断地延伸。现在我的学术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一个是主编《回族人物志》，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沿着本书写作的思路发展而来的；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这是沿着另外一条思路发展而来的，跟本书的关系略远一些。像这样的情况，都是当初所想不到的。[11]
在这段引文中开始的几句话说到三个“兴趣”，以及后面说到的三个方面即《中国通史》《回族人物志》和中国史学史，这是白先生在76岁那年，回顾了半个世纪前撰写的《中国交通史》对自己学术道路的影响。白先生的这一回顾，对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他的学术人生尤其是撰述旨趣，有很大启发。
《中国交通史》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作者是怀着“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的心情撰写此书的。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白先生于1936年初撰写《中国交通史》，1937年1月出版，他在全书结尾处这样写道：
在这个时候，国难严重到了极点，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做的。我们的一部中国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败史或是一部胜利史，在最近的数年中就要决定。这个时代已不是再容我们优游岁月的时候了。[12]
不难想象，在中国大地上即将卷起全面抗战怒潮的前夕，白先生写下这段话时，是怎样交织着忧患与愤怒的心情；也不难想象，一个青年学子是怎样感受到肩头承担着崇高的责任。
这里，我想起了翦伯赞先生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历史哲学教程》所作序文中写下的两段话：
现在，我们的民族抗战，已经把中国历史推到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13]
翦先生的话写于长沙，白先生的话写于北平，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相同的爱国主义的心声：实践和奋斗。
——《中国通史纲要》：编著通俗历史读物的标准和要求。1977年10月至1980年10月，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一书，在经历了整整三年时间的撰写和不断修改，终于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先生曾说，“这本小书”整整写了三年，“也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要求高。
首先，怎样对待通俗历史读物？白先生认为：
《纲要》是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所谓“通俗”，我的理解是：第一，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容易理解。有些“通俗读物”写得咬文嚼字，词不达意，含义模糊，是不足取的。第二，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而且在读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收获。因此，我以为，撰写通俗的历史读物，决不是仅仅把现成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复述就行了，也决不是可以随意下笔、信手写来，而是应当下很大的功夫的。而这个功夫的尺度是：不仅视此为编书，更应视此为著书。这样想，这样做，使我和其他担任分纂工作的同志都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感。[14]
概括说来，一是“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容易理解”，二是“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而且在读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收获”。而衡量的“尺度”是：“不仅视此为编书，更应视此为著书。”人们常常说“事业心”“责任心”“责任感”，其实任何事业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落到实处，体现在具体的标准和要求之中，都可以用一定的“尺度”来检验。《中国通史纲要》是一部不到30万字的“小书”，参与其事者用三年才完成，可见用功之深、衡量尺度之严苛！
白先生认为，编著一部符合要求的通俗历史读物，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把问题说清楚，包括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及其规律，如封建社会内部划分历史阶段及其特点问题；事物内部各因素的相互关系，如少数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问题；尽可能避免引入过多的专业性、学术性的概念和用语，减少读者阅读中的障碍。二是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着力构思所论对象的整体面貌或体系，显示出清晰的轮廓，突出重点所在。白先生强调说，《中国通史纲要》“共有十章七十二个标题，可以说，每一个标题都是重点”。这是对著者的知识面与判断力的检验和考验。三是“在文字表述上努力做到明白、准确、凝练”。对于如何在通俗历史读物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历史，如何把必须引用的古代文献用比较准确的现代汉语表述出来，以及怎样用通俗语言叙述重要的概念和术语等，白先生也都结合《中国通史纲要》一一作了说明：
应当说，对文字表述上的这种要求，一是我国史学历来有这个传统，二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应当具有这样的责任心。从史学传统来说，历史文学（这里指的是历史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当然应该首先在通俗的历史读物中反映出来。从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来说，我们写出书来，不应仅仅是为了给历史工作者们看，而应是写给全体人民看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言而无文，行之不远”，那就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近几年来，我在一些论文中反复阐说这个道理，向历史界的同行呼吁，注意历史文学这个问题。《纲要》的编著，我们在这方面也作了一个初步的尝试。[15]
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先生说的“责任”，不只是停留在把工作做好这个层面上，其深层的含义是：写出来的书，“应是写给全体人民看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真可谓笔下有千斤，岂能轻易着笔！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撰述的楷模和长远的规划。1986年，白先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全书包含“叙篇”凡五章和“第一篇 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也含五章，共22.4万字。同年，白先生在为《中国交通史》重印作“题记”时讲道：他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和主编《回族人物志》都是沿着《中国交通史》“思路发展而来的；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这是沿着另外一条思路发展而来的”[16]。这“另一条思路”在哪里呢？
白先生《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叙篇”共分为五章，他在第五章“我的摸索和设想”中，开篇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20世纪）四十年代初，我开始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在这四十多年里，我断断续续地在摸索着前进。”[17]显然，这就是“另一条思路”的渊源所在。白先生十分仔细地回顾了他的“摸索的开始”，写道：
在开始讲这门课程的时候，我并没有作适当的准备，在这方面的知识也很欠缺。只是因为课程设置的需要，就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当时因战争关系，交通很不方便，在昆明不易得到外地出版的书。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是我最早看到的这方面的书。后来才又看到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这三种书，在提供史学书目这方面，给了我一点方便。此外，对我几乎没什么用处。我当时的讲法，也是一部书一部书地讲。跟他们不同的是，我没有按史书的体裁去分类，而是按时代的顺序讲下去。在这以前，我写过一本《中国交通史》。《中国交通史》的写法，是按照朝代的顺序，分为几个时期，并试图写出每个时期的特点。讲史学史，也想按照这个办法讲下去，但在分期上很困难，在写各时期的历史特点上就更困难。历代的史学名著，好像许多明珠，把它们排列起来了，但总是找不到它们贯穿起来的一条线。1942年，我看到了朱谦之的《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他把中国史学史分为故事式的历史时期、教训式的历史时期、发展的历史时期。发展的历史时期又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是以《通鉴纪事本末》《通志》《文献通考》为代表。第二时期，是以浙东学派为中心。第三个时期，从王国维、罗振玉、梁启超、胡适、顾颉刚，一直写到中国社会史论战。这样的写法，究竟是否跟中国史学发展的情况相符，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他究竟画出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一条线，这在别的史学史论著中是见不到的。我对这篇文章很有兴趣，后来我的讲稿也吸收这篇文章的某些论点，这使我讲授内容有些变化。但朱谦之的这条线，我用于贯穿这些明珠，还是贯穿不起来。在解放前的这几年，我所讲授的这门课程，基本上只能说是按年代顺序讲解的史学要籍解题。当然，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这种解题也是很肤浅，很难发掘出本质性的问题。[18]
我之所以全文照录这一大段话，是因为它反映了白先生治史的旨趣：一是重视时代划分；二是尤其重视时代的特点；三是重视探寻把事物贯穿起来的“一条线”，而这样的“一条线”往往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状态或趋势。白先生当年所考虑的三点，就是在今天，也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中国史学史》的第一册“第一篇 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五章的编次是：从远古的传说到国史的出现，《春秋》经传和私人撰述，战国时期的多种撰述，历史观点的初步形成，历史知识的运用。前三章依时代顺序写“童年”时期史学的发展，第四章讲史学“童年”时期的历史观点，第五章讲历史知识对于社会的作用。概而言之，作者把这个时期史学发展的线索、历史观点的形成、史学的社会功用都讲到了，可谓视野恢宏、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开中国史学史撰写的全新格局。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叙篇”所包含的五章是：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上、下），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作者的摸索和设想。这是依次论述了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意义、史学史研究的阶段划分、古今学人的史学史论、白先生研究史学史的历程及未来的设想。总体来看，这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发展前景的论述，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我认为，在这一部分内容中，第五章“我的摸索和设想”对白先生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们来说，具有更具体、更直接、更贴近实践性的指导作用。这是因为：
第一，阅读“摸索的经历”一节，不仅能够更深入地认识白先生的治史经历，而且可以借以砥砺我们自身的学术追求的志向。
第二，“摸索中的一些体会”一节讲到“要认真地有重点地读书、逐步前进和博约关系的处理、师友之益”等，都是娓娓道来的心声和真诚的教诲，它们与学术上的重要指点具有同等的甚至更高的价值。白先生在“师友之益”一目中讲到许多老师辈的和同辈的学人对他的帮助，并在结尾处写道：
古语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回忆多年以来师友之益，深感这两句话的深刻。如果我在学术上能提出一点新的东西，这同师友的帮助和教益是分不开的。当然，研究工作进程中历史条件的变化是更重要的，这里就不再说了。[19]
我有时也会想到，虚心好学同师友之益往往是互为表里的。治学路上，永远需要这样的意境和情怀。
第三，在“我的设想”一节中，白先生写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多写专著”，二是“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四件事”。从“多写专著”所述内容来看，这显然是写给读者看的，尤其是写给他的学生辈和广大青年史学史研究者看的。读着这些文字，令人感到震撼：白先生是在尽其所知所想，为中青年学人指方向、出题目、讲方法，希望加快史学史研究的步伐。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为了加快步伐，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我认为，多写专著是很必要的。要写综合性的专著，写某一方面的专著，写某一时期的专著，写中外比较研究的专著，有给专业人员看的专著，有给大学生看的专著，有给更多的人看的专著。[20]
作者在下面的论述，依次对每一种专著的内容与撰写方法，都作了说明，提出了要求，认真读来，令人感到其中每一句话都蕴含着作者肩头承载的一种崇高的责任。
但是，在作者心目中，这是他应做之事，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题记》中，关于“叙篇”的内容有这样简单的说明：“第一部分‘叙篇’，是全书的总叙，不是本书的正文。在这篇里，我论述了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还说到关于史学史的古今论述以及我对中国史学史的摸索过程和设想。篇内的大部分，都是我的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的。”在“叙篇”的末尾，白先生更是淡淡地甚至略带歉意地写道：“我这个‘叙篇’，写得未免长了些。我的意思，只是想把我对一些有关问题的看法谈一谈。其中一定有很不妥当和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教和帮助。”[21]
今天，重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对它的撰述楷模作用和长远规划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白先生的崇高的责任意识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史学史教本》：在读书及思考问题方面的示范。白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发
于20世纪40年代初，60年代致力于《中国史学史教本》（简称《教本》）上册的编写，80年代撰写并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与此同时仍在继续《教本》的编写并于2000年10月出版。这样一个时间表表明：白先生在致力于其他许多重要课题研究的同时，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大致每隔20年向前跨一步。
对于白先生来说，《中国史学史教本》也是他所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叙篇”第五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解放以来，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问题，不断有些收获，但成果不多。一九六一年，教育部委托我同吴泽同志编中国史学史教本，由我负责“五四”以前的历史，吴泽同志负责“五四”以后的历史。后来，因“五四”以后的历史不好写，我们协商：一八四零年以前归我写，一八四零年到一九一九年这个时期归他写。近几年，我们又商定，我们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各有重点，却不一定要限制在哪一个时期。这就是说，他可以搞点古代的，我也可以搞点近代的。[22]
这说明了《中国史学史教本》的缘起，它本是教育部1961年文科教材工作会议所确定的一个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了中国史学史编写组，创办了《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由陈垣校长出面举办史学史座谈会，白先生在教学过程中编写出《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下限写到刘知幾）。所有这些，可以看出白先生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但这项工作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十年动乱而搁置了十几年。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史学研究所内又组建了史学史研究室，《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复刊并更名为《史学史资料》（1981年又更名为《史学史研究》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于是，《中国史学史教本》的编写工作又渐渐提到日程上来。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的最后，白先生提到“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四件事”中，第二件事“是写《中国史学史教本》”，并提出了编写进度的时间安排，但由于种种原因，白先生的设想往后推迟了十几年。
1999年夏，《中国史学史教本》编写完成，并于2000年10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12月15日，白先生为《教本》写了“题记”，2000年3月21日，白先生与世长辞！他撰写前半部分初稿并主编了《中国史学史教本》全书，前后历时40年，竟未能亲见它的正式出版，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惆怅的事情！
这里，我们要记住白先生对《中国史学史教本》确定的任务和原则，那就是：
我一向认为，在课堂上讲教本是一种可行的教学方法。这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把教本中的意蕴讲出来，要学生懂得为什么教本要这么说而不那么说，这实际上是在读书及思考问题的方面示范，启发和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作为教本，它对读者的效果不只要看教本本身的质量，也要看教师能不能利用教本，那种教本中只能写大家公认的有结论的东西的说法和做法，对于新兴的学科只能是一种阻碍。我们的教本，是面向21世纪的教材，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有新的东西。但无论怎样新，基本的理论不能丢。这是我们写《中国史学史教本》的原则。[23]
在这里，白先生明确地指出：“在课堂上讲教本是一种可行的教学方法”，这跟“照本宣科”是有根本区别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在读书及思考问题的方面示范”。我以为，这是白先生数十年教学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大家学习、思考。依我的粗浅理解，“课堂上讲教本”，不仅要讲清楚字面上的词句，还要讲到字面的深层含义，以至讲到与字面相关的事物，以及字面之所以作如此表述的原因，等等。这样，就把“教本”讲活了，从而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
《教本》的“题记”中还有这样几句话，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在内容上，（《教本》）同对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写要求一样，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史学同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史学发展规律。”[24]这是白先生治史的一贯要求，是一种风范，我们也可以看作一种家学传统。
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史教本》第二版，为统一封面版式，要去掉“教本”二字，在两难之际，我征得出版社同意，在新版《中国史学史》中写了一篇简短的“重版后记”，说明“教本”的由来，最后写道：“白寿彝先生于2000年3月去世，未能亲自见到本书的正式出版。现在想起来，还使我们深深地感到遗憾。现趁本书改版重印之际，我就本书书名作一点说明，既是对历史的尊重，同时也藉以表达对白寿彝先生的怀念之情。”[25]
白先生没有亲见《教本》的出版，更没有见到2006年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的出版，这上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出版已经过去20个年头了。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中讲到的“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四件事”，第一件就是撰写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的事情，他写道：
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我想约几位同志办四件事。第一件，是把现在进行中的中国史学史写出来。这主要是供专业工作者阅读，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得以不断提高。我认为，这是一项基本建设工作。这项工作可能作得好些，别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一些。我试图把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对每一历史阶段的史学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能作出比较明确的论述，但是要把他们放在整个历史时代的洪流中去观察他们，看他们所受当时社会的影响及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并且还要观察他们对于前辈史学的继承关系，对后来的史学留下了什么遗产。全书初步定为六册，也可能是七册。册数所以还不能完全定下来，因为我还不敢说近代史学可以写多大分量。[26]
白先生认为：“这是一项基本建设工作。这项工作可能作得好些，别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一些。”同时，他对这书要写的内容也有要求，可见他把这件事情的责任看得很重。现在看来，因有《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作为撰述的楷模和对中国史学史分期的论述，才使后继者有所遵循，形成合力，完成白先生的未竟之业。
为了取得体例和版式的统一，经征得责任编辑和出版社的同意，我们把《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的“叙篇”更名为“导论”，置于六卷本之首；把《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的“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更名为“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作为六卷本的第一卷；又精选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九篇专论作为第一卷附录，使本书读者得以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白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史旨趣。六卷本《中国史学史》没有白先生的“题记”，同样是一件憾事。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第一卷中保留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题记”，从而也留下了笔耕者的一处宝贵的历史印记。为了向读者说明上述情况，我在六卷本出版前，于2005年3月写了一篇简短的“第一卷再版后记”，同时说到了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的撰述分工情况，现抄录如下：
1986年，六卷本《中国史学史》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资助重点项目，由我协助白寿彝先生主持这一项目的实施。根据这个项目所设计的方案，第二卷秦汉时期的史学，由许殿才教授撰写；第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史学，由我撰写；第四卷五代宋元时期的史学，由吴怀祺教授撰写；第五卷明清时期的史学，由向燕南、张越、罗炳良三位教授撰写；第六卷近代史学，由陈其泰教授撰写。近二十年来，尽管我们都在努力地工作，不敢有任何懈怠，但由于种种原因，竟使这一研究计划拖延至今才有了初步的结果。我作为白寿彝先生主持这个项目的协助者，没有很好地尽到自己的责任，深为愧疚。
六卷本《中国史学史》得以出版，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长期的、始终如一的热情支持，责任编辑张美娣女士为此付出许多辛劳，这使我们所有的作者都十分感动，并借此机会表示我们衷心的谢意。今年是白寿彝先生逝世五周年，此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这位中国史学史执着的研究者和大手笔之开拓者的最好的纪念。[27]
今年是白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读着这些文字，更加怀念“这位中国史学执着的研究者和大手笔之开拓者”！
——多卷本《中国通史》：以国家的名义。白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于1989年出版了第一卷即《导论》卷，至1999年全部出版，凡12卷、22册，约1400万字。关于《中国通史》，我前后写过六篇评论，反映了我学习的一些心得和认识。[28]其中涉及白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作用的重视，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理解和运用，对中国通史教学经验的积累，对中国历史分期的关注，对多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的认识，对中国历史上国土问题的处理等个人的修养和造诣；以及来自国家领导人的号召、国内同行的支持和国外同行的期待。这些内外因素都非常重要，都是不可缺少的。那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使这些因素汇聚起来，推动白先生在1980年《中国通史纲要》出版后而奋发主编这部鸿篇巨制？是崇高的责任感！
1983年3月，白先生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规划会议上的发言，讲到了他决心主编一部大型中国通史的动因，他真诚地向与会者报告了自己内心的不安，他说：
大概在1971年，开了第二次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周总理在会上提出来要写一部中国通史。后来，国家出版局为此组织了两次写作班子，都没有成功。当时，我正在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标点的工作，没有参与编写中国通史的事，但也引起我对1962年在达卡召开的国际史学家会议的回忆。在那次会议期间，巴基斯坦的朋友曾说：“过去我们搞历史，是以欧美为中心，现在我们是以东方为中心。我们要大讲中国的历史，可是我们没书，不好办。”人家的态度很友好，但我们的工作跟不上。1974年，我在巴基斯坦又遇到史学界的朋友，人家打听关于中国史的新著。这距离上次的史学家会议整整12年了，我们还没有拿出成果，心里很难过。[29]
白先生讲这番话时，《中国通史纲要》已经出版并开始筹划、组织大型中国通史，这一年他74岁。他在讲话中，提到周总理的要求、国家出版局两次组织通史撰述队伍、两次同巴基斯坦朋友的交谈……可谓五味杂陈，最终凝聚成一种感受：“心里很难过！”这是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历史学家的真情表露。
白先生的这种感受，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几乎伴随他此后的全部余生。1999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祝贺白先生九十华诞暨《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座谈会，白先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又一次讲到他当年那样的感受，他说：
多卷本的《中国通史》的完成和出版，确实让我感到很激动。想起在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中国代表第一个宣读了学术论文。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美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来。1974年我们又一次访巴，对方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课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他们仍然没有看见到新中国的作品。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30]
从“吃惊”到“惭愧”，可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白先生是背负着共和国的使命和崇高的责任感走过这20年的通史编纂之路的。可是当他在1998年9月19日为全书最后一卷写“后记”时，也只是突出地写了对各方面同志的感谢：
我们的书至此已全部告竣，全书共12卷22册，也算是一部巨著了。我们能在二十余年时间里完成这项工程。首先要感谢：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各兄弟院校、研究单位的支持。
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的支持和资助。
感谢参加本书撰写的全体同志。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全力支持。[31]
在这篇简短的“后记”中，已九十高龄的白先生，只字未提自己所做的工作。这和20年前他在各种场合或大声疾呼，或洋洋洒洒地论证编纂大型中国通史的重要性、必要性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即使是在祝贺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的座谈会上，如上文所引，白先生也只是说了“多卷本的《中国通史》的完成和出版，确实让我感到很激动”。“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这就是白寿彝先生！
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史学界多有评论，我也就自己的认识水平写了几篇学习、评论文章，都收在我的文集中。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中国史学在20世纪树立的一座丰碑，诚如戴逸教授在祝贺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座谈会上评论的那样：《中国通史》在撰述上“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它时间跨度最大，从远古时代一直到1949年。它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包。它纵通横通，是真正的通史，改变了以往许多只有历史事件和制度，偏而不全，略而不详的缺点。”“这是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通史。这部通史不仅详细而且有创新，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他赞扬白先生为编写这部书做了充分的理论上、学术上的准备，又组织了当代许多名家参与写作。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完成这一巨著。《中国通史》在“体例上吸收了传统纪传体史书和近代章节体史书之长……创建新的综合体，既能反映历史规律性，又能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大大开阔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史学史上是要大书一笔的”。戴逸教授还指出《中国通史》的其他一些特色：第一是“导论”卷集中阐述理论问题，提纲挈领，理论色彩浓；第二是民族问题讲得深入，占的比重大，反映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全貌；第三是“序说”部分是一个创造。讲历史最重要的是要言之有据。“序说”非常详细地介绍史料，包括文献的、考古的，有当时人的，也有后人的，既提供原始材料，又讲研究状况，把读者直接带到这一段历史研究的前沿。今后写通史、断代史、专史，都可借鉴这一做法。戴逸教授用这样一段话概括白先生和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
白老是老一辈史学家，现已90高龄，可说是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是我们的表率。尤其令我们钦佩的是，以90高龄完成《中国通史》巨著。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20世纪）的珍贵礼物。对这部书应该给以极高评价。[32]
白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是20世纪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
多卷本《中国通史》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赞扬，江泽民同志致函白先生表示祝贺，信中写道：
《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33]
这是江泽民同志以个人的也是以国家的名义对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的评价，是对白寿彝先生从国家的需要的崇高责任感而与众多学者合作创造这一巨著的高度赞扬。
三 平实的文风
白先生历来重视文风，倡导平实、深刻而富于逻辑的文章之道。他经常引用孔子的话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34]又常引用孔子称赞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等人重视文辞的例子：“子曰：‘为政，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35]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系列文章中，还专有一篇是谈“历史文学”的；1983年，他主编、出版的《史学概论》中，也有一章是讲“历史文学”的，都旨在强调继承中国史学遗产中讲求文风的优良传统。
结合现实的史学工作，白先生对于著作、文章的表现形式、文字表述的要求，作了有针对性的深刻论述。1989年，他在一篇题为《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的短文中写道：“问题研究，出了成果，这就需要有所表述。古语说得好：‘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把自己所了解的都表述出来，并不容易。第一，了解得不透彻，就表述不出来。第二，在文字表述上缺乏训练，即使了解得透彻了，也表述不好。这二者，都是功力的问题，只要认识到了，加上不断的努力，是可以不断克服的。现在我想说的是第三种情况，这是由于作者没有为读者设想，要尽可能使用为更多人所能接受的语言文字，以致减少了阅读的群众。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往往有两种认识上的问题。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工夫。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的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其实，让更多的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工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这不只是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也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36]他把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所得如何表述，看得如此重要，分析、阐说得如此透彻、精辟，而且又是同强调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这样的问题同时提出来，足见他对文风的关注所达到的境界。
白先生在谈到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在文字表述上的要求时，提出六个字的概括，即明白、准确、凝练。三者结合，是对作者很高的要求。白先生认为，著作、文章应当有重点，不是把各种问题都“平摆着”，要突出重点，引起读者的关注。为此，《纲要》一书在标目设计上十分认真，如“叙论”用了三个标目：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五十多个民族，近十亿的人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这三个标目，清晰地交代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空间（地理）、民族和年代。在“古老的神话和传说”一章中有这样一个标目“部落首领，神和神的儿子们”；在“秦汉时期。封建社会的成长”一章，起首一个标目是“秦，第一个封建皇朝”等，不仅明白、易懂，而且都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文字表述还反映出作者在有关内容的编次上的创见，如《纲要》把科学技术的内容同生产力的发展结合起来论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进程放到中国历史分期的有关内容中予以阐述等。这就表明，文风不单是文字表述问题，因为它也承载着如何更合理地反映历史研究内容的任务。
白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于“叙篇”第五章“我的摸索和设想”写了三个问题：一是“摸索的经历”，二是“摸索中的一些体会”，三是“我的设想”。在平实、自然的叙述中，把他治中国史学史的经历、思考和前瞻，如同和家人、朋友说话一样表达出来，从容而亲切，平实而睿智，读来令人感动而受到启迪和鼓舞。在“历史观点的初步形成”一章，白先生设计了三个节标目：“神的世界”“来到人间”“观点的争鸣”。这不正是人们常说的历史与逻辑一致吗。在这里，艰深的哲学问题、历史观问题，似乎也变得比较容易理解了。
白先生认为，史学工作者要懂得和学会运用类例的方法，不懂类例，就不会作文。他说，清代阮元是深知类例之妙的大文献学家，故其一生著述、编纂繁富。白先生不赞成把文章写得很“满”，特别是带有评价性质的文章，立论和评价都应该留有余地，要避免形而上学。他还认为，商榷性、批评性的文章，不应板起面孔来写，要写得平和、诚恳，使人能够接受，有共同探讨的气氛。古人说的“温柔敦厚而不愚”，这话是有道理的。白先生说，罗列史料而炫耀“博赡”的文章，是不值得提倡的文风和学风，应在博赡的基础上捕捉重要的、实质性的史料，并对之作科学的分析，才能写出好文章。他也不赞成以“猎奇”的态度对待资料，认为重要问题还是要根据“大路材料”来说明。
白先生关于文风的理论和践行，是同他重视学风的认识相一致的。1978年，白先生在一次学术报告中，讲到学风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话，他说：
写历史文章，写历史书，要写得让人家爱看，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不只是写文章的技巧问题，主要还是史学、史识问题，是不是掌握了大量材料，是不是把材料融会贯通、提高了。这样，确实提出了新的问题，让人家对你提出的问题有了理解，有说服力，能让人家信任，是首要的。没有这一点，你在字句上再斟酌也不行。但是，光有前面的功夫，你表达不出来，还是不行。你有材料，有见解，能够表达出来，让人家爱看，这就又上升了一步。这不单纯是个技术问题，但有技术问题，不注意技术问题也是不行的。[37]
他说“学风”是一个“风尚问题”[38]，而文风又是同史学工作的社会功用相系的，只有对这个方面的内在联系理解透彻了，才能对文风的重要性有真正的认识并身体力行。
综上，白先生的思想、责任和文风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风格和精神所在。思想，源于勤奋读书，更是源于对国家、民族的深厚的情怀；责任，出于对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自觉，尤其出于对神圣的史学事业的忠诚；文风，来自个人的学养，特别是来自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人生观和平常心。
白先生曾经说：“史学工作者应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白先生是真正地、完全地践行了这一庄严格言的历史学家。
（撰于2019年5月）
[1]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3卷《民族宗教论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26页。
[2]20多年后，白寿彝先生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的演讲中，从民族关系上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见《白寿彝文集》第1卷《论中国通史 论中国封建社会》，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193～197页。
[3]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5卷《中国史学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47页。
[4]参见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5卷《中国史学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419～425页。
[5]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1卷《论中国通史 论中国封建社会》，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197～198页。
[6]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232～233页。
[7]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282～287页。
[8]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3卷《民族宗教论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53～54页。
[9]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3卷《民族宗教论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56页。
[10]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32页。
[11]白寿彝：《中国交通史·题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2～3页；并见《白寿彝文集》第7卷《中国交通史·题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200页。
[12]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211页；并见《白寿彝文集》第7卷《中国交通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367页。
[13]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第7页。
[14]白寿彝：《编著〈中国通史纲要〉的一点体会》，《书林》1982年第3期。
[15]白寿彝：《编著〈中国通史纲要〉的一点体会》，《书林》1982年第3期。
[16]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7卷《中国交通史·题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200页。
[17]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4卷《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347页。
[18]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4卷《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347～348页。
[19]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92页。又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先秦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22页。
[20]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92页。又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先秦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22页。
[21]以上所引，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196页。
[2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73～175页。
[23]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页。
[24]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3页。
[25]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96页。
[26]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95～196页。又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先秦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24页。
[27]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先秦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82页。
[28]参见瞿林东《瞿林东文集》第9卷《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191～255页。
[29]白寿彝：《古籍整理和通史编纂》，见《白寿彝文集》第1卷《论中国通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173页。
[30]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6卷《历史教育·序跋·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250页。
[31]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809页。
[32]参见许殿才《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祝贺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侧记》，《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3]江泽民：《致白寿彝教授的贺信》，《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4]《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0，第1106页。
[35]《论语·宪问》，载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第154页。
[36]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6卷《历史教育·序跋·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240页。
[37]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白寿彝文集》第6卷《历史教育·序跋·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186页。
[38]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白寿彝文集》第6卷《历史教育·序跋·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