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教学学刊(2022年增刊)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现代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研究11

李大遂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提 要 汉字教学需要了解汉字的理据,理据与造字法密切相关。文章依据传统“六书”理论,对现代常用汉字进行文字学分类。第一部分,阐述本研究的意义、理论依据和原则方法;第二部分,以数据表格形式展示现代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结果;第三部分,对现代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表提供的数据作进一步分析。

关键词 现代常用汉字 文字学 分类 六书 理据 汉字教学

一 关于现代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表的研制

1.1 研究缘起

由于汉字研究或汉字教学的需要,人们往往要对某一范围的汉字进行分类。目的不同,分类的方法也不同。比如,依据常用度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先后有《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通用规范汉字表》。再比如,从教学和教材编写角度着眼,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编制了《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将大纲所收汉字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级别。

本文以“六书”理论为指导,从基础汉语教学需要出发,依据现代汉字外部结构、内部结构分析结果,对常用汉字进行文字学分类。

一般来说,识字量是衡量汉语学习者水平的重要标志,汉语教学最重要的任务是教学生尽可能多地学习掌握汉字。不过,在汉语教育界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汉字难教难学。难在什么地方呢? 难在汉字数量多,难在汉字的形、音、义难记。如何加强学习者记忆? 怎样缩短学习者记忆的时间? 心理学实验表明,理解记忆的效果要比机械记忆的效果好许多。所以,比较好的办法,是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所谓理解,就是学习者对所学的东西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对于汉字教学来说,“知其然”指学习者知道一个汉字的写法、读音、意义,是汉字教学的目的;“知其所以然”指学习者知道一个字之所以这样写、这样读、这样用的依据,即理据。汉字的理据是科学理解记忆汉字的基础和前提。解决汉字难学难记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利用汉字的理据推展汉字教学。所谓利用理据推展汉字教学,就是简明扼要地把汉字构形、读音、意义的理据揭示给学习者,从而加快学习者对汉字形音义的理解记忆。利用理据,不仅可以提高单字教学的效率,降低汉字学习难度,还可以迅速提高学习者系统掌握汉字的能力。

有关汉字的理据的由来、现代汉字理据存续状况、利用理据推展汉字教学的实际效果和汉字理据的维护问题,李大遂(2011)已有所论述,此不赘述。本文旨在通过编制现代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表,逐一为常用汉字做文字学意义的定位,使汉字教学双方了解现代常用汉字的字理属性;同时分析现代常用汉字理据存续状况,使汉字教学双方对汉字理据的存续状况心中有数,提升教师利用理据进行汉字教学的信心与自觉性。

1.2 现代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的理论依据

汉字的理据是怎么来的? 是以仓颉为首的无数造字者赋予的,是经许慎《说文解字》一书的归纳揭示而凸显的。从系统论来说,汉字是一个庞大的人造系统,古往今来,造字者造字都是有理据的。每个汉字具有什么样的理据,取决于造字者采用的造字方法。造字法不同,造出来的字理据就不同。

“六书”是中国古代汉字学家归纳出来的六种基本造字方法: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在这六种造字方法中,“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没有造出新的字形,但借一个既有字形记录无专字表示的词,等于造了一个字,故被称为“不造字的造字法”。因此,“六书”之中,真正造出字形的是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形声五书。由于一个字被借来表示假借义时是没有理据的,所以,只有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形声五类文字是有理据的。在这五书之中,人们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比较熟悉,对于什么是转注,连文字学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近二三十年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转注的真面目逐渐明朗了。

汉字造字法的发展大体分为五个阶段: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汉字发展到假借广泛使用阶段,以形表意的文字逐渐记号化,表意能力大大削弱。同时,文字在使用过程中大量出现引申义和假借义,造成一字兼职过多的现象,也极大地影响了文字表意的明确性。为了维护汉字的表意性,人们发明了转注造字法。许慎《说文解字·叙》对转注的界说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其含义是:建立一系列表示事物类别的类符(表义偏旁),以一个原来记录某词使用的形、音、义兼备的文字为字首(表义兼表音偏旁),遇到类符字表示的意义与字首字表示的意义相同、相通或相关时,就互相接受,组合成新字。由于用这种方法造字,是把类符字的形、义和字首字的形、音、义同时转移到一个新字中去,类符与字首在表示新字字义方面,互相灌注,互相标识,故名之为转注。简单地说,转注是一种为原来使用的文字添加表义偏旁的造字方法,用这种方法造出来的字就是转注字。如:“蛇”甲骨文作“(它)”,小篆作“”,是象形字,后加“虫”作“蛇”;“溢”甲骨文作“(益)”,小篆作“”,是会意字,后加“氵(水)”作“溢”;“婚”甲骨文作“(昏)”,小篆作“”,是会意字,后加“女”作“婚”。 “蛇” “溢” “婚”分别是“它”“益”“昏”的转注字。我们称“它”“益”“昏”这样原来记录某词使用的文字为“字首”,称“虫”“氵(水)”“女”这些后来添加的表义偏旁为“类符”。转注字造出以后,或标识字首字的本义,或标识字首字的引申义,或标识字首字的假借义。在表义方面,转注字比字首字更全面、更精密、更明确。在转注字中,类符表示事物的类别属性,字首所表示的一般都是该转注字的核心义素。类符在转注字中只表义,而字首字则既表义又表音。从语言学角度说,形、音、义是文字的三个要素。如果说字首在形、义两方面与类符对比,二者地位不相上下,而加上字首兼表读音这一因素,就使它在转注字中处于主导的地位了。故字首是转注字的根本,是转注字的源头。考虑到以上这些情况,在梳理文字系统的时候,应当以字首为转注字孳乳的主要线索,称由某字首转注而成的一系列新字为某字首的转注字,如:“授”是“受”的转注字,“苹”“坪”“枰”“评”“鲆”是“平”的转注字。可见,转注字就在一般所谓的形声字之中。也就是说,一般所谓形声字是由两种不同造字方法造出来的,一部分是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转注造字法造出来的,表音偏旁兼表义;一部分是用“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形声造字法造出来的,表音偏旁只表音不表义。转注是为了维护汉字的表意性而发明的造字方法,但客观上却大大加强了汉字的孳乳分化能力,成为汉字造字的大法。在汉字研究史上,逐一具体认定转注字者,似乎只有姜忠奎。姜氏著《说文转注考》,以六百余文系联《说文》之中的转注字。三十余年前,本文作者在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说文转注名实论》之际,草成“说文转注字谱” ,收转注字近1700个。本文在既有研究之上,尝试在常用汉字范围内,将转注字从一般所谓形声字中明确分离出来,希望能为教学和研究提供参考。

说到“六书” ,不能不谈到清代戴震、段玉裁等的“四体二用说”和陈梦家(1956) 、唐兰(1981) 、裘锡圭(1988)等的“三书说”。 “四体二用说” “三书说”似乎都是有感于“六书说”比较复杂,特别是转注一书面目未明,从而发明的新说。“四体二用说”可以说是一种便宜之说。其将“转注”解释为“互训”,连同“假借”,称为用字之法,即所谓的“二用”。这样,造字法只剩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称之为“四体”。用“四体”分析汉字结构似乎方便省事,所以此论一出,为当时及后世很多学者所接受,例如王筠的《说文释例》、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都用“四体二用说”解释汉字的造字方法。这样解释方便倒是方便,简单确是简单,可惜有违事实,且产生了新的问题。“四体二用说”一方面彻底否定班固“六书”为“造字之本”的论断,另一方面催生出“形声兼会意”或“会意兼形声”这样两可的文字类别。唐、陈、裘三家的“三书说”虽各不相同,但大同小异。出发点也是想进一步简化,以便于分类。在科学上,对复杂的事物做过于简单化的处理,往往会使研究本身的意义大打折扣。“三书说”因分类太宽,在教学上特别是在让学习者科学把握汉字系统性方面,意义不大。如果想在教学上产生切实作用的话,还要做进一步分类。如果要对三类文字再做进一步分类,结果会比原来的“六书”还复杂。

“六书”理论是适应汉字构形、汉字学习的需要而总结出来的。虽然“六书”理论不能适用于分析每一个现代汉字(不可能有一种造字法理论能适用于分析每一个现代汉字),但它是经过几千年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最完善、最符合汉字发展实情的理论。在汉字的发展中,新字的创造、字形的整理和规范,都以“六书”理论为依据;在汉字的研究中,考释古文字、推寻字源,常以“六书”理论为桥梁;在汉字的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常以“六书”理论为指导。“六书”理论至今仍是全面系统地认识汉字、研究汉字的钥匙。所以,汉字研究、汉字整理、汉字教学将“六书”理论作为指导理论是不二选择。

1.3 关于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技术性问题的说明

对现代常用汉字进行文字学分类,是为基础汉语教学服务的。因此,本研究将考察分类的范围限于现代汉语常用字。现代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表收《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所收录的常用汉字3535个。以造字法为经,以汉字常用等级为纬,为每一个现代常用汉字定位,以表格形式展示现代常用汉字的理据存续状况,同时展示现代常用汉字常用级别。

根据“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界定,我们首先将汉字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两大类。独体或合体的认定,主要从现代汉字字形出发。有些字则需要采用字形溯源方法,借助古文字,发现其形义相关的理据。原本就是独体的象形字或指事字,现代字形还是独体,自然归入独体字。如“山()、水()、鸟()”等象形字和“上()、下()、刃()”等指事字。现代字形貌似合体而与古字形承继关系明显便于溯源者,仍视为独体象形字、指事字,如“能()燕()足()”等象形字和“孔()本()三()”等指事字。有些原本是独体象形字,形体演变至今,形为合体而偏旁间没有一点内部结构关系,只能作为无理据字归入合体记号字,如“齐()、朋()、享()”等字。有些字因笔画交叉或连接到一起,表面上是独体字,但从造字理据上说是合体字,这时则要考虑如何归类才能有利于教学。如“秉、兼、及、丈、失”五字,仅就现代字形看,都可视为独体字。而依《说文》“秉、兼、及、丈”是会意字,“失”是形声字。 “秉()”,从手持禾会意,“兼()”从手持二禾会意,“及()”从又从人会意(手及于人),“丈()”从手持十会意,“失()”从手乙声。 “秉、兼、及”三字理据清晰,可得而说,从字形上也容易理解,可承继传统做法,将这三个字归入合体会意字。而“丈、失”二字的字形已难于与理据联系,只能归入独体记号字。

为某个文字作文字学分类定位,依据的是其理据。要考察一个字的理据,就要涉及依据什么判断其有无理据,而且依据要确实可靠。汉字的理据是成千上万的造字者赋予的,是通过许慎《说文解字》等语言学著作总结揭示出来的。现代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表的编制,主要依据古今汉字学论著对汉字的说解。这些文献资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说文》书系著作,如许慎的《说文解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释例》、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二是现当代海内外著名字典,如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汉语大字典》、曹先擢、苏培成主编的《汉字形义分析字典》、高树藩编纂的《中文形音义综合大字典》、尾崎雄二郎等编的《角川大字源》、吕景和等编的《汉字古今形义大字典》、谷衍奎编的《汉字源流字典》等;三是当代著名的汉字学著述,如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邹晓丽的《基础汉字形义释源——〈说文解字〉部首今读本义》、黄德宽主编的《古文字谱系疏证》等。某些字的说解各家互有出入,择善而从。

对常用汉字进行文字学分类,主要依某个现代汉字字形结构是否还能联想到其造字理据来决定。汉字的理据体现在形、音、义三个方面,可分为构形理据、读音理据、意义理据。早期的象形字、指事字,基本上是以整体字形表义,具有构形理据和意义理据,其理据一般是通过字形溯源看出来的。如象形字“人、口、目、耳”,甲骨文分别写作,可直接溯源来明其理据,归入象形字。像“无、由”一类独体字,连许慎、段玉裁都说不清其理据,只能作为无理据字进行归类。会意字、转注字、形声字以偏旁表义、表音或表义兼表音,具有意义理据和读音理据,其理据是通过偏旁之间的内部结构关系看出来的。会意字的偏旁都表义,如“明”从日从月会意,“寇”从宀从元从攴会意,应该归入会意字;转注字类符表义,字首表义兼表音,如“胞、抱、饱、泡、孢、炮、袍、疱、雹”诸字,分别以偏旁“月(肉)、扌(手)、饣(食)、氵(水)、子、火、衤(衣)、疒、雨”表义,同用“包”表义兼表音,应该归入转注字;形声字形符表义,声符表音,如“松、柏、桃、梨、槐、柱、板”诸字,他们都用“木”表义,分别用“公、白、兆、利、鬼、主、反”表音,应该归入形声字。少数字因形音演变等原因,部分理据尚存,部分理据丢失。如“春”,金文、小篆分别写作,是从艸从日屯声的形声字,隶变楷化后写作“春” ,“日”表义,“”成为构形记号,就归入义系半记号字。又如“服”,金文、小篆分别写作,隶变楷化后写作“服”,表义偏旁“舟”讹变为“月”,成为构形记号,偏旁“ (fú)”仍可表义兼表音,就归入音系半记号字。

简化汉字大约占通用汉字的三分之一,在常用字中的比例还要更大些。能否处理好简化字的文字学分类,关系到整表是否具有实用性。繁体字有理据,大部分简化字也有理据。简化字的理据是历史上造简化字的人赋予的,我们依据简化字的理据为其归类。归纳历史上的汉字简化方法,大体有行草书字形楷化、采用古字、更换偏旁、局部删改、同音音近或异音代替、另造新字和简化偏旁类推七种。其中简化偏旁类推、更换偏旁和另造新字(指抛开原字字形而造新字)三类是理据性最强的。《简化字总表》通过偏旁类推方法简化了1752个合体字,这些字也是可以溯源繁体字形归类的。如“闖、驅、鱸、綸”四字分别简化为“闯、驱、鲈、纶”,虽然偏旁的形体简化了,但理据没有变,造字法没有变,不妨碍我们将“闯”归入会意字,将“纶”归入转注字,将“驱”“鲈”归入形声字。某些字经过演变简化,或更换偏旁,或另造新字,可以依简体字形判断是否具有理据,从而进行分类。如“笔”的繁体作“筆”,从竹聿声,聿兼表义,是转注字;简化后作“笔”,从竹从毛,是会意字,就归入会意字。 “双”的繁体作“雙”,从又(手)从二隹会意,是会意字;简化时另造新字“双”,从二又(手),也是会意字,仍归入会意字。采用古字、行草书字形楷化、局部删改的三类简化字也有大约一半尚有一定理据。采用古字的简化字,如“须、气、云、网、队”,通过溯源可以看到它们的理据,“气()、云()、网()”是象形字,就归入象形字;“须() 、队() ”是会意字,就归入会意字。行草书字形楷化的简化字,大部分归入记号字或半记号字,如“为、书、东、乐”归入独体记号字,“临、归、当、庆”归入合体记号字,“层、尧、盖、誉”归入义系半记号字,“乔、奖、养、尝”归入音系半记号字,“伞、乌、马、龟”等保留轮廓,能据形联想,则归入象形字。局部删改的简化字,有些归到合体记号字中,如“备、亲、虽、总”;有些归到独体记号字中,如“严、习、业、乡”;有些归到义系半记号字中,如“条、际、显、务”;有些归到音系半记号字中,如“准、声”;有些归入会意字,如“灭、宝、籴、粜”;有些归入形声字,如“恳、垦、点、悬”;有些归入象形字,如“飞”。

本研究虽是对现代常用汉字进行文字学分类,但兼顾古义、古音。汉字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华语言文化的“化石”,兼顾古义、古音,在传承汉字文化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分类的时候,凡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可以表义的,就视为有意义理据,如“斩”现代意义是“砍杀”,与“车”“斤”的现代意义无关。因为古代杀人用车裂或用刀斧砍腰砍头,“斩”仍列入会意字。凡从音理上讲得通的,就视为有读音理据,如“匿、腻、溺”三字,依据“娘日二纽归泥”的语音演变规律,仍作为形声字收入。这里我们没有考虑表音度和表义度高低问题。因为推展汉字教学需要表音偏旁的读音信息和表义偏旁的意义信息。有一点就利用一点,利用一点,教学的困难就小一点。高的话会得心应手,低的话也许更显其珍贵。

二 现代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表

关于此表有几点说明:(1)本表收《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所收现代常用汉字3535个;(2)先按汉字外部结构关系分为独体、合体两大类,然后按字理属性分为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形声、义系半记号、音系半记号、独体记号、合体记号等九类,再依《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将各类大纲字分为甲、乙、丙、丁四级,同时设纲外常用一级,收《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录而《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未收的常用字;(3)各类各级汉字按读音顺序排列,读音相同按笔画多少顺序排列;(4)本表左侧三列括号中的数字,“/”前为该类常用汉字数量,“/”后为《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内该类汉字数量;(5)本表成稿十多年来,进行过多次修订,曾作为资料收入第三版《简明实用汉字学》和《对外汉字教学参考资料》,此为最新修订版;(6)有关本表每一汉字分类具体依据,可参阅本文作者的《汉字联想字典(中英文准双解)》《汉字字理字典》,二书即将出版。

表1 现代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三 现代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表数据统计与分析

3.1 现代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表数据统计

汉字已经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古代汉字构形理据比较强,近现代汉字构形理据比较弱。现代汉字读音、意义的理据因语音演变、字义发展,也已不像造字之初那么明显,规律性减弱。那么,现代常用汉字的理据还有多少?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现代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表,我们将各类各级常用汉字结构类型及字理属性数据用表格形式展示如下:

表2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所收各级各类常用汉字结构类型及字理属性数据统计表

表3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所收各级各类独体字及字理属性数据统计表

表4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所收各级各类合体字及字理属性数据统计表

表5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内有理据字数据统计表

表6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内无理据字数据统计表

3.2 现代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表数据分析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所收现代常用汉字(3535个)中,独体字282个,占现代常用汉字总数的7.98% 。其中甲级字中的独体字141个,占甲级字总数的17.63% ;乙级字中的独体字67个,占乙级字总数的8.33% ;丙级字中的独体字28 个,占丙级字总数的4.66% ;丁级字中的独体字 31 个,占丁级字总数的4.42% ;纲外常用字中的独体字15个,占纲外常用字总数的2.38% 。由此可以看出,独体字大部分是基础常用字。最突出的是甲级独体字多达 141 个,占常用独体字的50.00% 。随着常用级别的降低,独体字所占比例大体上是越来越小。

常用汉字中的合体字共计3253个,占现代常用汉字总数的92.02% 。其中甲级合体字659个,占甲级字总数的82.38% ;乙级合体字737个,占乙级字总数的91.67% ;丙级合体字573个,占丙级字总数的95.34% ;丁级合体字670个,占丁级字总数的95.58% ;纲外常用合体字614个,占纲外常用字总数的97.62%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常用级别的降低,合体字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一般谈到汉字独体字和合体字比例的时候,我们常说独体字占5% ,合体字占95% ,这是在不考虑常用度情况下说的约数。现在我们发现:独体字在常用字中所占的比例是7.98% ,比一般所说的5%的比例要高约3 个百分点; 合体字在常用字中所占的比例是92.02% ,比一般所说的95%的比例要低约3个百分点。因此,建议将来就现代常用汉字谈独体字与合体字比例的时候要说,在现代常用汉字中,独体字约占8% ,合体字约占92% 。这样说才符合客观情况。

在《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所收282个独体字中,可以直接溯源找到构形理据的独体字(象形字+指事字)230个,占常用独体字的81.56% ,占现代常用汉字总数的6.51% ;无理据独体记号字52个,占常用独体字的18.44% ,占现代常用汉字总数的1.47% 。在《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所收3253个合体字中,有理据合体字(会意字+转注字+形声字+义系半记号字+音系半记号字)3196个,占常用合体字的98.25% ,占现代常用字的90.41% ;无理据合体记号字仅57个,占常用合体字的1.75% ,只占现代常用汉字总数的1.61% 。如果把有理据的独体字和合体字合起来,有理据常用字的总数为 3426 个,占现代常用汉字总数的96.92% 。而无理据常用字(独体记号字+合体记号字)的总数为109 个,只占现代常用汉字总数的3.08% 。也就是说,只有约3%的常用汉字是毫无理据可言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象形字和指事字一般需要借助溯源手段方可窥见其理据,义系半记号字和音系半记号字理据不全,在计算数据时应该有所考虑。我们不妨将这些字视为半理据字,将它们所占比例数据减半。从数据统计表可知,常用象形字、指事字、义系半记号字、音系半记号字总计474字,占现代常用汉字总数的13.41% 。减半以后,这四类字在常用字中所占比例是6.71% 。即便如此,有理据汉字在现代常用汉字中的比例仍占90.21% 。

因此,我们可以信心满满地说,至少90%的现代常用汉字是有理据的。凡独体字中的象形字、指事字,可以通过形体溯源方法知其形义理据;凡有表义偏旁的合体字,字义都与表义偏旁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凡有表音偏旁的合体字,字音都与表音偏旁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这可以给我们利用理据推展汉字教学以足够的信心。

在《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所收常用字中,从总体上看,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形声五类文字的数量,由少到多,依次是指事字21个、象形字209个、会意字354个、转注字981个、形声字1617个。从五类文字在各级别汉字中的分布来看,产生于第一阶段的象形字、指事字和产生于第二阶段的会意字,在甲、乙、丙、丁、纲外各级汉字中的分布,其数量基本呈下降态势。产生于第四阶段的转注字和产生于最高阶段的形声字,在甲、乙、丙、丁、纲外各级汉字中的分布,其数量基本呈上升态势。这与汉字造字法发展和汉字系统形成的实际情况完全吻合。

在《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所收常用字中,义系半记号字210个,音系半记号字仅34个。说明在汉字体系演变的过程中,表义偏旁形体及表义功能相对稳定,而表音偏旁形体省变及表音功能丢失的情况则比较多。

通过数据统计表还可以发现,在《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所收常用汉字中,纯记号字(独体记号字+合体记号字)或半记号字(义系半记号字+音系半记号字)随着常用度的提高,记号化汉字数量逐渐增加。说明一般情况下,常用度越高,汉字形体记号化的可能性越大。至于合体记号字(57个)多于独体记号字(52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体字数量多,完全丢失理据成为合体记号字的数量自然也多。

汉字是一个形体众多、结构复杂、读音意义也很复杂的文字体系,有其独具的特点和规律。我们不要简单地拿汉字与世界上其他文字相比,说汉字难学难教。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了汉字这个文字体系,正确认识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在汉语教学整体设计上,把汉字作为汉语教学的核心内容,给予充分的重视;在教学实践中,抓住汉字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充分利用汉字的理据和系统性去推展教学,汉语汉字教学是可以顺畅而事半功倍的。希望本研究的结果能为现行基础汉语教学框架下的汉字教学提供一些参考。

注 释

① 一般来说,某个汉字在表示其本义和引申义时,其形、义是有理据的,大部分也有读音理据。而在表示假借义时是没有形、义理据的。如:繁体“無”的本义是“舞动、舞蹈”(这一意义后作“舞”),原来是象形字,甲骨文、金文分别写作,摹画的是人持牛尾之类舞具跳舞的样子,既有构形理据,也有意义理据。小篆写作,已经开始表示假借义“没有”。在表示“没有”的假借义时,就没有理据可言了。小篆又写作“”,增加了表义偏旁“亡(亡,逃亡)”,成为转注字,有了音、义理据。 “”隶变楷化后写作“無”,形、音、义理据皆无。现在采用古字(),“無”简化为“无”,“无”也是没有理据的。

②“六书”名称,依许慎说;“六书”顺序,依钱玄同、黎锦熙说。

③ 关于“转注”造字法的详情,请参阅李大遂(1990)。

④1992年版和2001年修订版《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都标注丁级字表收字700个,总表收字2905字。实际上在两个版本中,《按级别排列的汉字等级大纲·丁级字附录》都有“埔”无“浦”,《按音序排列的汉字等级大纲·附录》都有“浦”无“埔”,应视为“浦” “埔”兼收。故丁级字表实收701字,总表实收2906字。

参考文献

曹先擢、苏培成主编(1999)《汉字形义分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梦家(1956)《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

(宋)戴 侗(2006)《六书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清)戴 震(1980)《戴震文集》,中华书局。

党怀兴(2003)《宋元明六书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段玉裁(1981)《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高树藩编纂(1989)《中文形音义综合大字典》,中华书局。

龚嘉镇(2002) 《汉字汉语汉文化论集》,巴蜀书社。

谷衍奎编(2003)《汉字源流字典》,华夏出版社。

(清)桂 馥(1987)《说文解字义证》,中华书局。

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制定(2001)《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简化字总表》(1986年新版),语文出版社。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3)《通用规范汉字表》,语文出版社。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处编(1988)《现代汉语常用字表》,语文出版社。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处编(1989)《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语文出版社。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纂(1986)《汉语大字典》,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1991)《现代汉语》(增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黄德宽主编(2007)《古文字谱系疏证》,商务印书馆。

姜忠奎(1933)《说文转注考》,济南东方书社。

李大遂(1990)转注之名的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

李大遂(2011)汉字理据的认识、利用与维护,《华文教学与研究》第2期。

刘兴隆(2005)《新编甲骨文字典》(增订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吕景和、钱 晔、钱中立(1993)《汉字古今形义大字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马叙伦(1957)《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科学出版社。

裘锡圭(1988)《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

沈兼士主编(1985)《广韵声系》,中华书局。

唐 兰(1981)《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齐鲁书社。

王 力主编(1964)《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王 宁(2002)《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

(清)王 筠(1988)《说文解字句读》,中华书局。

(清)王 筠(1983)《说文释例》,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

尾崎雄二郎、都留春雄、西冈弘、山田胜美、山田俊雄编(1992)《角川大字源》,角川书店。

徐中舒主编(1989)《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汉)许 慎(1963)《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宋)郑 樵(1987)《通志·六书略》,中华书局。

(清)朱骏声(1983)《说文通训定声》,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

邹晓丽(1990)《基础汉字形义释源——〈说文解字〉部首今读本义》,北京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大遂,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字和对外汉字教学。Email:lwl@pku.edu.cn

1 本文为作者出席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举办的“首届埃中语言与文化论坛”(2012)时提交的论文。成稿后进行过多次修订,特别是第二部分“现代常用汉字文字学分类表”。为现代常用汉字做文字学分类,是一个学术性很强且很细致的工作,限于作者水平,难免有错误不妥之处,欢迎同行专家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