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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效药
美国联邦政府确实叫停了专利药，然而这并不是新法规或执法行为针对“神药”的结果。相反，这是因为专利药行业遭受了历史性重要立法的重创。来自立法方面的首次打击是1914年的《哈里森麻醉药品税法》，管控专利药的核心成分——麻醉药品和酒精；接着是5年后的《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由此开启了长达13年的禁酒令。1
《哈里森麻醉药品税法》是美国国会对阿片类镇痛药需求飙升的担忧做出的回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制药行业掀起了巨大波澜。1914年7月欧洲爆发战争，导致《国际鸦片公约》中止，该条约是几年前由十几个国家在海牙签署的一项全面禁毒公约。2制药公司清楚战争对商业活动有利，又能免除政府监管，将吗啡产量提高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一些制药公司，如英国的惠芬父子公司（Whiffen & Sons），将吗啡年产量增加了一倍，达到20吨，其中大部分流入黑市。瑞士、荷兰和德国制药公司的生产过剩也助长了非法辛迪加的出现。
战争开始仅6个月后，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哈里森麻醉药品税法》。该法案禁止可卡因的大部分分销与使用，以及阿片类药物的大部分进口。然而，拜耳公司通过游说获得了豁免权。《哈里森麻醉药品税法》设立了一个国家登记处，以追踪每一批含鸦片或可卡因的药品交易的个人和公司。美国医学会和其他医疗团体请愿获得成功，只要药物没有给瘾君子，就允许医生和医院发放麻醉镇痛药（在美国最高法院废除这项规定之前的10年间，有25 000名医生被指控违反麻醉药品禁令，3 000人被判入狱）。3
法律制裁了一类阿片类药物制造商和分销商：制药公司。唯一获得授权的供应商是《美国药典/国家处方集》所列的药品制造商。其他任何人进口、制造或销售同样的药物都是犯罪行为。4《哈里森麻醉药品税法》的起草者错误地认为，完全控制医疗或制药行业使麻醉药品合法化，将减少该国对麻醉药品的巨大需求。
潜在的问题是制药公司对高成瘾性产品巨大利润的胃口。这是一个国际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片类药物产量下降，制药公司转向了可卡因。法国制药公司合谋将过剩的可卡因生产转移到毒贩手上，以获取巨额利润。瑞士是少数几个反对所有药物管控条约的国家之一。战后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瑞士制药业生产的可卡因是国内医疗和科研所需的100倍。任何能够证明自己是医生的人，都可以向瑞士制药公司购买10千克可卡因。令问题更加复杂的是，瑞士是唯一没有任何药物出口管制的国家。在德国，拜耳、默克和竞争对手（赫斯特公司等），已经满足不了市场上对廉价的99%纯度的可卡因的需求。5
美国的情况几乎一样，麻醉药品带来了超过一半的制药利润。由于被《哈里森麻醉药品税法》禁止，与受制裁的制药公司竞争，再加上禁酒令的推行，大多数“神药”制造商最终都放弃了制造“神药”。费城最成功的邮购公司之一史克（葛兰素史克的前身）放弃了6 000种药物中的5 800种。它的“Eskay”婴儿营养和食品系列足够维持企业生存。6与此同时，对于传统制药公司来说，自专利药行业消亡以来，麻醉药品销售额一直在增长。
关于海洛因成瘾和过量使用的新闻报道，促使一些公司寻找不那么具有成瘾性的替代品。1916年，两位德国化学家发现了羟考酮（Oxycodone），这是一种化学性质与海洛因类似的半合成阿片类药物。他们称其为“更温和的‘可待因’”。7四年后，另外两位德国研究人员发现了氢可酮（hydrocodone），一种从可待因中提取的半合成阿片类药物。他们认为，这两种药物与海洛因的效果相当，但不会带来上瘾的副作用。
然而，该行业很难摆脱对麻醉药品的依赖，因为几乎没有其他类型的药物来驱动市场。“这些基本药物用十个手指就数得过来。”默克公司后来的一位总裁说道。8大多数制药公司只是制造商，它们依靠实验室的学术性研究和发现找到产品并获得许可。9
制药公司知道出售的药物实际上没有治愈任何疾病。尽管公众购买这些药治疗天花、伤寒、白喉等疾病，但这些药充其量只能减轻症状、缓解疼痛。对大多数制药公司来说，销售比治疗更重要。10利润最为可观的新药是巴比妥类药物。拜耳于1903年制造了这种药物，巴比妥类药物与治疗疾病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作为“一种新的安眠药”来销售，以缓解失眠、焦虑、神经紧张和抑郁。一夜之间，巴比妥类药物取代了溴化物。溴化物是一种更粗糙、更原始的专利镇静药。11拜耳公司在1912年发布了药效最强的巴比妥类药物——苯巴比妥（媒体称之为“镇静药”，因为服用之后让人昏昏欲睡）。12数以百万计的患者服用巴比妥类药物，而这些药全部在无处方的情况下出售。
没有巴比妥类药物自有品牌的美国公司，集中精力将其他自有药物列入《美国药典/国家处方集》。消费者认为《美国药典/国家处方集》是药物最好的质量保证。13这使默克、礼来、施贵宝、辉瑞和其他制药公司的药价，比家庭经营的小型综合药房开出的药价高出数倍——哪怕它们的配方和成分相同。拜耳以“阿司匹林”为名注册的商标版权到期时，即便提起申诉，也未能阻止其他制药公司生产和销售同一种药物。因此，拜耳将宣传口号变成“真正的拜耳‘阿司匹林’”，其售价是普通阿司匹林的两倍。14帕克-戴维斯药厂的品牌药“肾上腺素”（Adrenaline）也与之类似，这是一种已获专利的纯肾上腺素化合物。该公司赢得了一场诉讼：联邦上诉法院裁定，由于帕克-戴维斯药厂生产的“Adrenaline”是一种与人体天然激素相似的化合物，其他制药公司只能以“Epinephrine”为名来销售，该裁决允许帕克-戴维斯药厂以高于竞争对手三倍的价格定价。15
制药行业整体缺乏创新的另一个令人沮丧的例子，发生在1918年致命的西班牙流感期间。之所以被称为“西班牙流感”，是因为西班牙是首先通报这场疫情的欧洲国家。流感造成5亿人被感染，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3。据估计，在残酷的16周内，流感导致1亿人死亡。相比之下，14世纪的黑死病在10年内夺去地球上1/4的生命。16制药公司没有减缓或治疗这种流行病的措施，只有听任致命的病毒自然消退。
西班牙流感促使学术机构和私人研究者加倍努力寻找传染病的治疗方法。这时，细菌学家意识到数万亿“自给自足”的单细胞微生物，包括人体70%的微生物，都是友好的，或者至少它们已经进化到与人类共存。
研究人员不知道的是，微生物，尤其是导致疾病的掠夺性微生物，是查尔斯·达尔文“适者生存”理论的最佳例证。细菌以惊人的速度变异，以便更好地复制，有时其方式堪比科幻小说。例如，导致结核病的细菌除非能感染新的宿主，否则就会在大约21天内死亡。在许多早期病例中，结核杆菌攻击病人的肾脏、淋巴结甚至是皮肤。随着时间的推移，病原体产生变异，攻击肺部。这导致持续性咳嗽，并将结核病转化为一种在拥挤的城市中很容易传播的疾病。其他致命细菌也是如此。狂犬病毒攻击大脑中控制攻击行为和啃咬行为的部分，这使得被感染的动物更有可能通过啃咬，将病毒传染给其他动物或人类。引起黑死病的鼠疫耶尔森菌最初只感染老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老鼠身上的跳蚤变成传染人类的病菌携带者。后来它又产生变体，经由肺鼠疫患者再次传播。当莱姆病缓慢地从老鼠和鹿身上传播时，传染性微生物逐渐感染了寄生在这些动物身上的蜱虫。蜱虫传播病毒的速度要比微生物快得多。17
一些病原体在感染后处于潜伏状态，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后，以不同的疾病形式重新出现。感染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儿童通常在几周内痊愈。然而，这种病毒隐藏在脊柱和大脑的神经细胞中，几十年后通常会以带状疱疹的形式复发。18
研究人员在抗击传染病方面进展甚微。来自实验室的特效药，往往与消除病原菌无关。洛杉矶的药理学家和化学家戈登·亚勒斯在寻找一种改良的减充血剂时，分离出来兴奋剂硫酸苯丙胺。19他与史克公司合作，当时史克公司已经推出了一种棉条，这种棉条浸泡在一种不太稳定的液体中，作为一种减充血剂吸入器在市场销售。20史克公司以5%的专利使用费购买了亚勒斯的专利权。新款吸入器广受欢迎，前五年的销量高达1 000万套。史克公司也是第一家销售纯苯丙胺药片的公司，品牌药名为“硫酸苯丙胺”（Benzedrine Sulfate），外号“Bennies”。
医学史上一个重大的突破是胰岛素的发现及其对治疗糖尿病的影响。糖尿病是一种生理疾病，如果不加以治疗，可能就会致命。多伦多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1922年宣布他们发现了胰岛素。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礼来家族，赢得了为南美洲和北美洲的糖尿病患者开发和销售胰岛素的独家权利。第二年，礼来在收集和提取大量纯度足够满足临床需求的胰岛素的过程中获得了专利。之后的几十年里，胰岛素消费市场呈指数级增长。21
继胰岛素之后的第二次革命性药物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制药业。如果不是1928年一个科学实验室里的偶然发现，青霉素可能至今都无缘面世。苏格兰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过完暑假回来，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他的日常研究是培养细菌并观察其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他离开实验室度假前未来得及清洗的葡萄球菌的培养皿边缘长出了青绿色的霉菌，这引起了他的注意。2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英国陆军医院的医生，弗莱明亲身了解到细菌就像敌人的炮弹一样致命。他想知道是不是青霉菌分泌的某种物质阻止了细菌的生长。
弗莱明继续他的试验，从“霉菌液”中分离出一种罕见的青霉属菌株。23结果令人充满希望，证明霉菌杀死了多种常见微生物。24然而，弗莱明及其助手无法从化学性质不稳定的霉菌液中分离出纯生物碱。1929年弗莱明将其发现写进科学论文，他用“penicillin”（盘尼西林）命名新发现，该词源自拉丁文“penicillium”。他对青霉素的治疗效果也持谨慎态度，并没有过多强调。但是当时青霉素几乎没有引起注意。25
其他一些研究人员也试图提取一种纯生物碱，但都没有成功。267年后，也就是1936年，牛津大学病理学系的一个研究团队偶然发现了弗莱明的论文，并重新开始实验。前一年，一位德国化学家发现了一种砖红色的染料——百浪多息，其活性成分是磺胺。这种磺胺类药物以及随后的其他药物是第一种能够对抗链球菌感染的药物。[1]27磺胺类药物引起了牛津团队的兴趣，但他们还是继续研究弗莱明描述的对危险微生物有抑制作用的霉菌。28
霍华德·弗洛里是罗德学者、澳大利亚裔病理学教授，管理着病理学系的微生物实验室。他让才华横溢的29岁化学家恩斯特·钱恩一同参与实验。钱恩于1933年从柏林移民过来，家人都是虔诚的犹太人，“因为对纳粹的厌恶，相信这个政权将在6个月内倒台”29。起初，自称“喜怒无常”的钱恩似乎与这个小小实验室里受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训练的更为保守的研究人员格格不入。30他蓄着浓密的黑发与胡须，穿着皱巴巴的衣服，有时似乎很享受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尽管钱恩的同事们认为他爱争论且说话鲁莽，但他们开始尊重他卓越的生物医学技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钱恩独自开发了一种提取和纯化微量青霉素的方法，31其在消灭细菌菌落方面的能力是他们之前测试的其他物质的20倍。
又过了4年，实验证明青霉素可以使小白鼠抵抗链球菌的致命感染。32尽管如此，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担心，任何能够彻底消灭细菌的东西都可能会伤害人类，哪怕并未对老鼠有害。1941年1月，弗洛里邀请来自牛津拉德克利夫医院的年轻医生查尔斯·弗莱彻访问他的团队。弗洛里要求弗莱彻“寻找一名患有致命疾病的病患志愿者”33。
弗莱彻回忆说：“那时候还没有伦理委员会提供咨询，我在病房巡查时发现一名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她是一位和善的50岁妇女，但是生命垂危。”34在弗莱彻告诉她这是一种“对许多人都有价值的新药”后，她同意参加试验。那位未透露姓名的妇女是几个星期以来第一个自愿接受治疗的晚期病人。口服和直肠给药已经无法将足够的青霉素输送到血液中，在另一个病人身上尝试的胃管给药显示出一些希望，但还不是最佳方法，同时医生发现，静脉注射后药物浓度能够达到最高。
弗莱彻希望下一步在一个重病患者身上测试青霉素的疗效，但不是像第一组病人那样在临终前测试。弗莱彻在医院的脓毒症病房里发现了一名43岁的英国警察。他在修剪玫瑰时刮伤了自己的脸，伤口已经感染，脸和胳膊上遍布脓肿，骨头发生严重感染，甚至因肺脓肿而一直咳嗽。医生已经摘除了被感染的左眼。“对他而言，在青霉素临床试验中，只有收获，”弗莱彻回忆道，“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35
1941年2月12日，弗莱彻开始给这名警察用药，每过三个小时静脉滴注300毫克。仅仅一天后，警察感觉好了很多，到了第四天，“已有显著改善”，到了第五天，他奇迹般地康复了，体温正常，能正常饮食，脸上、头皮和手臂上的脓肿消退殆尽。36唯一的问题是，实验室用完了药物，他们仍在努力开发提纯青霉素的有效方法。弗洛里沮丧地看着细菌卷土重来。几周后，警察去世了。
弗莱彻回忆道：“我们决定避免消耗大量青霉素，而是将这种珍贵的药物集中用于治疗儿童和局部感染患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有五名患者接受了治疗，其中四名是儿童。每个患者的严重的细菌感染都被清除，且没有产生明显的磺胺类药物毒副作用。37那时，弗洛里及其团队意识到，这种药物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医学发现之一。38
牛津团队意识到青霉素是一个重大突破时，英国已经与纳粹德国交战近两年了。由于战时预算有限，不能对这种被许多政治家认为的实验性药物进行广泛推广。即使弗洛里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战争也摧毁了英国的化学工业，没有多余能力来生产这种新药。弗洛里的牛津团队继续用很少的预算和简易的设备进行研究。当时许多人猜测纳粹即将入侵英国，如果德国人到来，他们准备摧毁实验室和研究文件。他们每个人都在衣服上擦了一些棕色的青霉菌孢子。如果一个人逃脱了纳粹的抓捕，那些孢子将无法被追踪，但可能在几年后被找回。39
钱恩试图说服弗洛里给青霉素申请专利，至少可以利用专利使用费进行更多的研究。弗洛里征求了英国两个关键的权威人士的意见，他们是医学研究委员会主任爱德华·梅兰比爵士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亨利·戴尔爵士。尽管德国人、法国人、瑞士人和美国人经常这么做，但两人都对申请专利的想法感到震惊。钱恩知道拜耳发现的磺胺类药物百浪多息的专利申请进展甚微。一家德国专利法院裁定，自1908年以来，活性成分磺胺就已经在染料工业中被发现并使用，因此它属于公共领域。一些公司已经通过分子修饰来生产磺胺类衍生物，即所谓的仿制药。40这些化学同族理应获得专利保护。41
梅兰比爵士和戴尔爵士与钱恩会面时，并没有被钱恩慷慨激昂的论点所打动。他们告诉钱恩，商业化不合时宜。他们警告说，如果钱恩坚持下去，不仅会毁掉职业生涯，还会对犹太难民同胞产生不良影响。42
弗洛里被迫去国外寻找资金，成功游说了总部设在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10年前他曾在那里获得过奖学金。43弗洛里及其主要研究人员之一诺曼·希特利计划去美国旅行，希望美国政府和美国制药公司能帮助研究如何提高纯青霉素的产量。
动身去美国的前一天，弗洛里告诉钱恩他被排除在外。钱恩感到震惊，认为这是一个“诡计和不诚实的行为”44。他认为青霉素项目一直是他和弗洛里之间的一个“合资企业”，他列举了为什么他认为希特利扮演了“非常次要的角色”的原因。弗洛里拒绝改变主意。
1941年夏天，弗洛里和希特利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美国农业部在那里设有专门从事发酵的北部地区实验室。45当弗洛里游说美国制药公司为该项目投入资源时，希特利选择留在那里，努力提高产量。
几周之后，皮奥里亚实验室取得了进展。用乳糖代替牛津大学研究小组使用的蔗糖，产量显著提高。皮奥里亚实验室后续发现，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玉米浆可以将产量提高10倍，对青霉素前体的改进再次提高了产量。然而，这远远满足不了战时需求。夏末，皮奥里亚研究人员尝试在巨大的水槽中培育青霉素。牛津菌株仍然只产生少量的药物。因此，皮奥里亚实验室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一项大规模搜索，寻找一种可能产量更高的青霉菌株。很快，来自世界各地的土壤样本和带有霉菌的产品被送到这个小型的政府实验室。令研究人员惊讶的是，最高产的品种来自当地一个家庭主妇在离实验室不到两公里的皮奥里亚水果摊前发现的过度成熟的哈密瓜。卡内基研究所利用X光培育了一种更高产的改良哈密瓜品种。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团队将菌株暴露在紫外线辐射下，这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46
希特利和皮奥里亚的美国研究人员致力于扩大生产规模，而弗洛里在吸引美国制药公司对青霉素项目的兴趣方面进展甚微。他知道，因为没有参与牛津大学的实验，默克、礼来和施贵宝对这种药物兴趣寥寥。47弗洛里的期望特别高，因为他得到了老朋友阿尔弗雷德·牛顿·理查兹（Alfred Newton Richards）的帮助，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药理学教授。理查兹是医学研究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OSRD）一个有影响力的部门。仅在几个月前（即1941年6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才创建了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并赋予它优先考虑科学和医学研究的任务，以加强国防。如果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认为这是一个对战争至关重要的项目——就像对待原子弹一样，它可以提供大量研发资金。平民科学家担任了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罗斯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授权它绕过大多数行政障碍，直接与大学和私营企业签约。48弗洛里说服理查兹生产青霉素是一项利润丰厚的项目，理查兹就立刻亲自游说制药公司。
理查兹告诉每家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参与青霉素项目将有利于国家利益。制药公司不想做出任何承诺，它们听说用现有的发酵方法很难获得显著产量，还担心青霉素项目会受到三年前通过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约束。该法案是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以来第一个关于药品工业的重要立法。[2]49，50事实上，在一场致命的毒品灾难使国会蒙羞而被迫采取行动之前，相关法律的各种修订版本在美国国会已经被搁置了五年（就像厄普顿·辛克莱令人心痛的《屠场》促使1906年的立法通过一样）。51有107人（其中大多数是儿童）死于磺胺剂，这是一种含有磺胺成分的止咳糖浆。52当这家总部位于田纳西州的专利药制造商坚称“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时，人们非常愤怒，因为在销售药品之前，没有法律要求对药品进行安全性测试。该公司仅因一项轻微行为被判有罪：它将致命糖浆作为酏剂进行销售，根据法律规定，酏剂必须含有酒精，但糖浆中不含酒精。53
这项新法律是国会被迫重视药品安全（医疗器械和化妆品被列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管的药品名目中）得来的。新药必须提交给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测试安全后，才能出售给公众。另一个关键条款是，证明安全性的举证责任，从政府转移到了制药公司。新法还催生了第一家动物和人类毒性临床试验机构。附有剂量信息和潜在危险警告的药品说明书必须寄给药剂师。新法要求所有药品制造商去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该局有权限检查工厂，并召回被认为危险的药品，费用由制药公司承担。54同年，国会也通过了《惠勒-李法案》。该法案将限制欺骗性和虚假药品广告的权力授予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该政府机构成立于1914年，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发起反垄断诉讼。55
美国制药公司厌恶任何监管。它们一直在一个以消费者不可侵犯的自主医疗权利为基础的产业中运作。56让它们愤怒的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当部分具有潜在危险性的药物没有足够的警告标签时，应该只作为处方药。57这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制巴比妥类和苯丙胺类药物爆炸式增长的软弱尝试。根据1938年的法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两种药物都具有成瘾性，并且大剂量服用会致命。法律没有对它们加以约束，因为在法律颁布前，它们就已经在售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努力失败了，它设法只对麻醉药品和强效磺胺类药物开处方。58
被要求帮助开发青霉素的美国制药公司担心，如果它们成功了会发生什么。青霉素会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贴上警告标签吗？如果青霉素表现出一些毒性，那么它会因此成为处方药吗？这些公司尤其担心，因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设法要求磺胺类药物作为处方药。这些都是抗菌药，市场上销售的一些药物与青霉素可能针对的是同一种感染。59也许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后会试图限制青霉素的商业用途，因此没有一家制药公司愿意将主要资源投入一种实验性药物上。阿尔弗雷德·牛顿·理查兹试图说服制药公司加入项目，他同意将青霉素及其相关研究置于1938年的法律监管范围之外。60
1941年10月，理查兹在华盛顿组织了一次会议。会上，尽管制药公司的药品主管不再担心来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障碍，但是他们仍然处于矛盾之中，不愿做出任何承诺。大多数人指望乔治·威廉·默克（George Wilhelm Merck）带头。61默克影响力巨大，即使是对最厉害的竞争对手来说也是如此。作为一个把研究和药物创新放在短期利益之前的先驱，默克声名在外。621933年大萧条中期，他创办了默克治疗研究机构，这是该行业的第一个研究型实验室。它吸引了美国一些顶尖的化学家和药理学家。63他们在研制抗生素、激素、磺胺类药物和维生素方面取得了突破（例如发现了用于治疗恶性贫血的维生素B12。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维生素B12的销售额占默克销售额的10%）。64其他公司紧随其后，礼来在1934年建立了一个研究实验室，雅培和施贵宝也在1938年为自家的实验室命名。
鉴于对药物创新的重视，弗洛里及其牛津大学的同事希望默克在生产青霉素的道路上成为他们的盟友。他们证明青霉素有望对抗致命的细菌感染，包括水痘、痄腮、脑膜炎、风湿热、肺炎和梅毒。产妇死亡的最大原因是分娩后的感染，扁桃体炎等简单的并发症对10岁以下的儿童来说足以致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1 000万士兵中，约有一半死于败血症和坏疽——通常是由轻伤造成的。
理查兹曾警告弗洛里，默克对青霉素“持悲观态度”65。他认为这是因为默克不愿意花钱去追求一种实验性的抗菌剂。这是第一次美国公司将从拜耳获得销售百浪多息的许可，百浪多息是一种抗肺炎的磺胺类药物，销售火爆。66弗洛里及其团队不知道的是，默克在发酵方面缺乏经验，而这正是青霉素生产过程中困扰研究人员的部分。公司外部没有人知道默克合成青霉素的努力进展不佳。67
1941年10月的会议上，默克让弗洛里大吃一惊。“我们不会做。”他坚持道。68
两个月后的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珍珠港的海军基地，一切都变了。理查兹又组织了一次弗洛里与美国政府科学家和制药公司负责人的会议。珍珠港事件后10天，他们在曼哈顿会面。那时美国已经向日本和德国宣战。在战场上，青霉素能拯救多少人的生命，对美国制药公司高管来说，已不再是一种无谓的猜测。乔治·默克克服了不情愿。他在会上宣布，如果皮奥里亚实验室报告的药物能够量产，美国制药行业将致力于一个速成项目，这让与会者大吃一惊。69一位政府官员认为默克的逆转标志着“一个新的制药业的诞生”70。
为了鼓励制药公司参与合作，政府宣布青霉素项目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71默克和施贵宝同意分享所有研究成果，并平等分享该产品的任何专利和发明。辉瑞在解决了青霉菌孢子可能会污染业务支柱柠檬酸的担忧后，于次年加入青霉素项目。72礼来、雅培、厄普约翰和帕克-戴维斯药厂很快达成了信息共享协议。73战时生产委员会获得了美国农业部和一大批联邦机构科学家的帮助。74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使用公共资金与大学和研究医院签订了56份与青霉素相关研究的合同。75弗洛里回到了牛津，而希特利加入了默克的团队，并与著名化学家马克斯·提斯勒（Max Tishler）一起工作（提斯勒当时在指导可的松的研究）。76美国制药公司发现，令英国研究人员沮丧的低产量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直到1942年3月，科学家才制造出足够的青霉素来治疗第一个美国病人。耶鲁大学体育系主任的33岁的妻子安妮·米勒（Anne Miller），在纽黑文医院流产后血液中毒，情况危急。这种细菌感染对产妇来说尤其致命。医生们尝试各种治疗手段——强力磺胺药物、输血、响尾蛇毒液甚至手术，都失败了。77一位医生是霍华德·弗洛里的朋友，弗洛里曾告诉他有一种秘密的实验性抗生素。弗洛里让他和马克斯·提斯勒联系。默克的团队连续三天夜以继日地提纯了5.5克（一茶匙）青霉素粉末，这占到当时全美库存的一半。78他们用飞机把它送到米勒那里。79当药物送达时，米勒已经失去知觉，体温高达41.6℃。没有人知道正确的剂量是多少，医生们在其静脉注射液中稀释了一克。接下来的惊人转变被记录在医院病历中（如今由史密森尼博物馆永久馆藏）。第二天早上，米勒的体温自一个月以来第一次恢复正常，她不再神志不清，吃了一个月以来的第一顿饭。第一次注射后24小时，她的血液细菌检测呈阴性。80米勒奇迹般康复不仅是默克内部的爆炸新闻，也鼓励了其他制药公司加倍努力，寻找大规模生产青霉素的最佳工业流程。81
由于潜在的军事价值，制药公司正在进行的青霉素项目成为国家机密。1942年11月，在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夜总会火灾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近500人死于椰子林夜总会，数百人被严重烧伤。联邦政府秘密寻求默克的帮助。提斯勒的实验室昼夜不停地工作，他们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生产的最好的产品是一种含有浓缩青霉素的稀释液体。默克送往麻省总医院的药物并不具有治疗安妮·米勒的临床纯度。尽管如此，其抗感染特性还是帮助数十名受害者成功抗击了烧伤感染。82
椰子林夜总会大火时，美国和英国政府都宣布青霉素生产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1943年，战争生产委员会有两个最重要的优先事项——发展原子弹和大量生产青霉素。83政府知道，工业化规模的青霉素生产需要巨大的联邦资源，以及制药公司与专门从事发酵的农业和化学公司合作。175家公司接受了评估，17家公司最终入围，包括默克、施贵宝、辉瑞、雅培、礼来、立达、帕克-戴维斯药厂和厄普约翰。一入选它们就知道，虽然制造青霉素是首要任务，但政府希望它们也能专注于开发抗疟药，以降低在远东与日本作战的美军的死亡率。[3]84，85还有一种新的皮质类固醇研究正在进行，这种研究最初是由一些虚假报道引起的，这些报道说纳粹使用激素帮助“超级飞行员”在12 000米的高空飞行。那个研究还没有成功的时候，空军购买了数百万颗史克公司的苯丙胺药丸，分发给轰炸机和战斗机的飞行员。军队储备了大量的巴比妥类药物，这些药物被广泛分发给受伤士兵，以减轻他们的疼痛，抵消战场上的震惊和焦虑。86（所有关于皮质类固醇和开发抗疟药物的狂热项目，导致了免疫球蛋白对抗感染和血液替代品的意外进展。）87
政府从36所大学和医院招募研究人员，88还批准并支付了六个新的大型青霉素生产工厂的费用。与此同时，制药公司获得了所有投资的税收优惠，以改造其工厂，最大限度地提高青霉素产量。例如，礼来将一个用于生产2升牛奶瓶的工厂改造成青霉素生产厂，配有一个3 000加仑的发酵罐。辉瑞将一个以前的冰工厂变成一个发酵工厂。感受到青霉素的潜力，前一年辉瑞在特拉华州重组，发行了240 000股普通股。89
结果是戏剧性的。1943年的前五个月，政府项目生产了4亿单位青霉素，仅够治疗180名重伤士兵。这一年的最后七个月里，随着制药公司变得更加熟练，产量增加了500%，超过200亿单位。到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日，所有制药公司按每月总共生产1 000亿单位的青霉素，足够治疗40 000名士兵。到1945年5月欧洲战事结束时，美国公司每月生产达到了惊人的6 500亿单位。90
[1] 磺胺类药物通过干扰新陈代谢来阻止细菌感染。像青霉素这样的抗生素更有效，因为它们能消灭细菌。分离出第一种磺胺类药物的化学家格哈德·多马克在德国法本集团下属的拜耳医药公司分部工作。1939年多马克被授予诺贝尔奖时，希特勒禁止他接受这个奖项，因为此前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德国一位和平主义者，对此希特勒耿耿于怀。盖世太保逮捕了多马克，并短暂监禁了他，因为他在拒绝领奖的信中表现得“太客气了”。
[2] 1938年的成文法还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供有限的权力来证明食品色素是“无害的”。如果食品含有未经政府批准的着色剂，将被视为掺假。虽然1938年的法律是进入20世纪以来最全面的药物立法，但在20世纪30年代，其他相关法律确实减少了阿片类、可卡因和大麻等专利药的滥用。例如，1937年《大麻税法》将大麻置于联邦政府的管制之下。
[3] 作为完善抗疟疾药物的疯狂研究努力的一部分，美国陆军主导的疟疾研究项目在四所监狱进行了人体实验，其中最大的一所是芝加哥郊外的斯塔维尔监狱。囚犯可以获得减刑、现金津贴和额外福利，以同意感染疟疾，然后用实验药物进行治疗。囚犯们被鼓励做细致的笔记。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从487名男性中选择了200名志愿者，在监狱医院做了两年测试。该实验药物具有毒副作用，导致许多人患病，并造成一人死亡。1947年，被控在集中营进行人体实验的纳粹医生的辩护律师引用了疟疾实验为其辩护，但未能获得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