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 南北总统
孙中山对航空热情恒久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一位同样对航空倾情的红颜为伴侣。
民国，奇特的时代，奇异的人，奇葩的事。
孙中山憋了半辈子的劲，颠覆了清王朝，但只当了几个月的总统，便让位给袁世凯，原因是袁大头腰圆膀粗，摘果子的力道大。袁世凯当了总统，又想当皇上，终于豁不住，背下千古骂名，一命归西。不过，南北两位总统与航空的缘分也算奇事一桩。
“航空救国”
孙中山十二岁随哥哥孙眉去檀香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其后长期漂泊海外，耳濡目染西方科技的精进，尤其是新起的航空对军事与国家发展的影响，感悟中国不能在输掉海洋之后，又输掉天空，需尽快发展航空，跟上世界脚步。
一九一一年九月，辛亥革命前夜，孙中山致信旅美的革命党人，指出航空对国家的至关重要性。一九一二年，他又致函廖仲恺，认为要救国要革命，非有新式武器不可，重提飞机和组建空军的紧迫性。民国政府成立后，在他主持起草的国防计划六十二个要目中，有九项涉及航空，包括飞机制造、空港建设、航空人才培养、空军建设等。他自称这一计划为“救国计划”，里面许多内容是他对“航空救国”的深层理论诠释与实操指南。
一九一三年，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国同盟会在美国创办了飞船公司，并很快仿制成功了双翼飞机。为讨伐袁世凯，孙中山将在美国的飞船公司和飞机调回国内，任命从美国回国的杨仙逸为飞机队队长，抽调飞机，配合陆军作战。同年，孙中山在日本筹建国民党航空学校的讲话中再次指出：“飞机将是未来战争决胜之武器。”孙中山边理论边实践，一九一四年二月，他派人购进两架飞机，在护法军中设立航空处，用来侦察敌情，掷投炸弹轰击地面阵地。一九一五年二月，他在给去南洋办航空学校的谭根（生于美国旧金山，从小爱好航空，毕业于美国希敦飞机实验学校，曾慕名请教冯如，研讨飞行）的信中指出：“飞机为近世军用最大利器，于国家前途，吾党前途，均有裨益。”
一九一六年三月，孙中山催促华侨团体“竭力募捐，多购飞机”。华侨团体纷纷响应。近代以来，恐怕无人能出孙中山之右，在海外华侨中有如此的感召力和动员力。一九一九年底，他听说澳门电灯厂老板、法国人利古手上有六架“寇蒂斯”水上飞机想转手，马上游说澳门当地富商解囊相助，将飞机和航空人员一并“买下”。
一九一七年，孙中山被选为军政府大元帅，便在帅府衙门下设航空处，一九二〇年升格为航空局。为了筹措资金，曾向社会发行“航空救国券”，逐步将他的“航空救国”“航空强国”规划演化成热气腾腾的事业。事实上，孙中山“航空救国”的蕴含更深广，已渐渐外化成“科技救国”的宏大篇章。
孙中山一生喜欢办学，一九二四年开办的黄埔军校大名鼎鼎，为国共两党培养出大批军事干才。却少有人知，他同年在广州开办了广东军事飞行学校。在航空方面，孙中山动作频频，光在海外开办的航校就至少有四五所。考虑到当时在国内办校有一定困难，一九一三年八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日本首办航空学校，校址位于京都附近的近江八日市町，首批学员四十七人。继一九一六年在美国布法罗市开办飞行学校后，一九一七年，孙中山派人去加拿大联络华侨创办中华革命党“强华飞行学校”，后又陆续在东南亚择地办学。
一九一五年五月，孙中山指示应在国内尽快成立航空学校。当时从国外回来的航空人才以广东籍为多，如冯如、杨仙逸、谭根等，孙中山便在广州成立航校筹备处，由著名华人飞行家谭根任飞行主任兼航空队司令。谭根也是位传奇人物，曾于一九一〇年制成水上飞机，参加芝加哥万国飞机制造大会，斩获冠军；多次在日本、南洋各地飞行表演；一九一四年冒险飞越菲律宾两千四百一十六米高的马茶火山。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广东航校共存续了十余年，至一九三六年共培养航空人才五百多人，为国民党空军、“两航”、抗战哺育了一批人才。
伴侣
孙中山对航空热情恒久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一位同样对航空倾情的红颜为伴侣。
出身富家的宋庆龄，从小负笈海外，在美接受了西式教育，对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等口号充满向往。一九一三年，宋庆龄从佐治亚州威斯里安学校毕业，归国途中取道日本，拜会了提倡“三民主义”的孙中山，与之一见如故，并开始担任他的秘书。经过两年的接触，宋庆龄不顾家长的反对，毅然成为流亡日本、年长自己二十七岁的孙中山浪漫情感的另一半，在异域东京开启了一段美人爱英雄的佳话。
宋庆龄婚前不喜抛头露面，婚后安静、内敛，唯有在飞行上，绽放出的是铮铮傲骨。
一九二三年六月，由航空局局长杨仙逸兼任厂长的广州大沙头飞机制造厂，造出（应该以组装为主）了一架装配九十马力寇蒂斯发动机的双翼双座飞机，请孙大帅检阅。七月的一天，飞机在大沙头机场举行隆重的试飞仪式。孙中山携夫人出席，并主持典礼。联想到十一年前冯如在此表演失事，航空之父陨落，人们的心中难免升腾起一丝凄凉的情绪。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宋庆龄当场提出参与试飞。
试飞和正常飞行不同，无疑是冒险，在以前安全性与舒适度“双低”的条件下，试飞几近在悬崖边舞蹈。但是，年轻的宋庆龄并不在乎，在众目睽睽之下，她戴上飞行帽，穿上飞行服，在孙中山惊讶、惊奇、惊佩的目光中登上飞机，坐在试飞员、国民党空军虎将黄光锐的邻座，后者是大帅府为筹建空军，从美国招来的航空干才，于一九二〇年在美国参加杨仙逸组建的飞行训练队，一九二二年携带飞行器材回国，任广东航空学校教练。
孙中山取下那顶盔式太阳帽—华侨们常戴，又说考克帽，据说由拿破仑发明，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也戴的它—朝她扬了扬手，并投去无限深情和怜惜的一瞥。
宋庆龄不是冯如，也不是其他不幸者，她坐在黄光锐驾驶的飞机上，悠闲地在广州上空兜了一圈又一圈，从容滑落在跑道上。试飞成功后，孙中山上前和她紧紧拥抱，也和黄光锐拥抱，并当场书写了“航空救国”条幅作为祝贺。宋庆龄成了中国第一位上天试飞的女性，光艳照人，霞光也照耀着她。（《中国航空报》载：《宋庆龄：心系蓝天的女性》；央视节目《7月30日—历史上的今天》）
激动之余，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孙中山当即将这架飞机命名为“乐士文”，用的正是宋庆龄的英文名“Rosamonde”（意为玫瑰世界），一个充满遐思的名字。宋庆龄试飞的轶事成为国内外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乐士文”飞机前的合影，也成为航空史上勇敢与浪漫的一帧珍藏。不料，时隔一年半，风雪黄昏，英雄迟暮，饱经沧海的孙中山常感时空恍惚，竟过早地逝世了。
人才
清末民初，经历了甲午海战与庚子之辱后，战败的耻辱和国家被瓜分的危机深深刺激着中国社会，也鞭笞着海外华人的心。孙中山作为华侨中最有感召力的领袖，除了募集资金，自然也吸引了众多人才回国跟随他。他是广东人，回国的又以广东人为多，许多仁人志士已将救国和另一个词“航空”嵌在了一起。
践行孙中山“航空救国”的海归第一人，无疑是中国航空第一人冯如。冯如之后，便是杨仙逸，他是孙大帅座下的航空大将，曾为孙大帅鞍前马后，做过几件大事。
杨仙逸是檀香山华侨富商杨著昆的儿子，从小敬慕孙中山，连自己的名字“仙逸”都是随孙中山的字“逸仙”更改的。他在檀香山利哩霞街剧场多次聆听孙中山演讲，从小就在心中播下了航空救国的种子，也是早期的同盟会会员。杨仙逸的求学针对性极强，夏威夷大学读了几年后转入加利福尼亚哈里大学攻读机械科，毕业后转至纽约茄弥斯大学航空系。他精研水、陆飞机结构及驾驶技术，并一举拿下万国飞行会的水上及陆上飞行执照。
飞机的出现首先和战争捆绑，后来慢慢转至民用。一九一七年，杨仙逸受孙中山急召回国，奉命组建空军。一九一九年，他在福建漳州成立中国第一个空军飞行队并任总指挥。在飞机队只有四架破旧飞机的情况下，杨仙逸赴美向华侨界募捐，在其父亲的示范下，陆续购回飞机十二架。一九二〇年，桂系军阀莫荣新叛变，盘踞广州越秀山，杨仙逸驾机自闽返粤，开着从澳门购置的水上飞机，一面在广州上空撒下传单，声讨其罪状，一面空袭莫荣新在越秀山上的督军公署。头顶的巨大轰鸣声使正开军事会议的军阀及部将四处乱窜，为平息内乱立下头功一件。
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任杨仙逸为航空局长，亲笔书写“志在冲天”横幅励志；又筹建广东飞机制造厂，杨仙逸兼厂长。当时的飞机厂设备简陋、器材不足，尽管如此，杨仙逸和工人们一起做零件，搞装配，造出了飞机“乐士文号”，试飞获得成功。时隔两月，军阀陈炯明叛乱，杨仙逸奉命讨伐，他与水雷局长谢铁良等人检查水雷导火器时，不幸发生意外爆炸，献出了三十二岁的年轻生命。消息传来，孙中山忆起是自己召其回国，而他每事奋勇当先，每战亲冒矢石，不胜伤感，下令厚葬，并追认他为陆军中将，后来又创办“仙逸中学”一所，以示怀念。
冯如、杨仙逸虽绝尘而去，但航空自有后来人。
喜爱航空史的人一定记得一件叹为观止的事：一九二八年，广东空军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长途飞行，自广州经长沙、汉口、南京、北平至沈阳，往返三十七天，航程近六千公里，号称“环飞中国”。驾驶首航的“广州号”的机长名叫张惠长。他年幼随父去美国，青年时就读于国民党在纽约的空军学校，为第一期毕业生。一九二一年与全体毕业生返穗，参与北伐。一九二三年，大元帅府创设航空局，杨仙逸为局长，下设两个机队，第一队队长张惠长。
翌年，张惠长全程参与制造了“乐士文号”，首飞成功后，在国内外掀起航空救国热潮。一九二七年他被委任为广东航空学校校长，一九三〇年升任国民政府南京航空署署长，次年又成为广东空军司令。“一·二八”淞沪抗战全面爆发，张惠长驾机从广州出发，宣传抗日，支援十九路军。卢沟桥事变后，他参与对日作战，屡有建树。遗憾的是，他一直在国民党阵营，后来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至八十岁去世时，已不再受到国民党重用。
祖籍广东开平的谭根，一八八九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毕业于希敦飞机实验学校，获加利福尼亚飞行会和万国飞行会证书。一九一四年回国，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飞行队队长。后奉命筹建广东航校，任飞行主任。一九一六年，他参加护国军，任讨袁航空队队长。在他的带动下，培养出一批航空新人，陆续成为“航空救国”的生力军。
在蓝色与云彩飞扬的天空中，为“航空救国”而战的人太多太多。在早期追随孙中山的队伍中，有一位叫谢缵泰的广东人。据《中国航空史》记载，他是中国首个设计气艇的人。他从一八九四年起就对气艇兴趣浓厚，一八九九年便设计出“中国号”气艇，气艇以铝制壳，以电动机运转螺旋桨提供动力。谢缵泰研制的气艇不用舵掌控方向，而是用特制的能伸缩的钢翼；钢翼平时缩在艇内，只在需要时从两旁伸出，改变航向。这样的“可变翼”，使气艇在飞行中的阻力大减，速度增加。
南苑航校
北洋军阀的“洋”字，除地理因素外，也含有崇洋、仿洋的隐义。吃过洋大人太多的亏，千年古都横遭掳掠，耻辱已极。痛定思痛，还得向过去的敌人“学”，不计前嫌地学，发展自家的技术。虽然仍是封建社会的内里，北洋政府的外表却是崇洋、学洋、仿洋、兴洋，唯洋为尊。
往前追溯至洋务运动开启的晚清。据航空史志记载，一九〇八年，晚清陆军第八镇、第九镇、第四镇先后成立气球队，在安徽举行的“太湖秋操”军事演习中参加了飞行演习，这是近代中国军事航空的开始。一九一〇年，清政府派留日归国的刘佐成在刚建成的南苑机场试制飞机，一年后制成，可惜试飞时坠落，实验失败。一九一一年，从法国学习飞行回归的秦国镛驾驶“高德隆”式飞机，飞行在北京南苑机场上空，这是国人首次在国内成功飞行。
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在法国公使武官白里苏的建议下，从法国欧业公司订购十二架法制“哥德隆”式飞机，聘请四名法国飞行员、机械员来华指导建造飞机场，并担任飞行教员。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参谋本部选定在北京南苑构建机场，设立航空学校南苑航校，派秦国镛为校长，王鹗为教育长，于一九一三年秋开学授课。这是亚洲第一所航校，较日本首所民间飞行学校提前三年，比日本第一所正规航校—所泽陆军航校（一九一九年）整整早了六年。
航校的学员从当时陆、海军青年军官中挑选，以中尉至少校为限，年龄二十五至三十五岁。参加选拔者需五脏强健，毫无宿疾，身高、体重适中，目力一流，体检、学科考试双合格，方能录取。民国初期，因屡次战败之辱的仇恨，社会尚武之风盛行，大批有识之士、青年才俊投身到北洋军中。航校成立后，学员待遇从优。
航校课程分为学科、本科两类。学科主要学习航空学、机械学、气象学、陆海军战术等课程。本科以飞行为主，兼以体操、马术、汽车驾驶、无线电等科目。航校设置严格的淘汰制，第一期学员招收五十名，毕业四十一名，淘汰率百分之十八，无论从课程设置还是淘汰率，南苑航校当时已相当前卫。
航校学制两年，第一年学习初级飞行，能在本场安全起落，并能驾机在空中旋转自如。第二年为高级飞行，能按方向仪规定的方向和指定的地点做长途飞行，当时的路线为南苑机场起飞至保定降落加油，再起飞至马厂，由马厂加油起飞回南苑，是一条三角形线路。
飞机为新型器物，初来中国，少有会装配、修护的工人。为办航校，北洋政府专从德州、巩县各兵工厂及南口火车站抽调最优秀的铁工、木工数十名来京，在法国技师的培训下，担任飞机的日常维护。
北洋政府开航校、培养飞行人员的目的只有一个：军事。飞机首次参战是在航校开办的半年后，当时航校派飞机执行侦察、轰炸任务。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南苑航校第一期学员毕业。毕业典礼仪式隆重，飞行表演威武雄阔，政府官员和外国驻华武官到场祝贺。往后形成惯例，每期学员毕业都进行飞行表演，飞机的马达声不时回旋在南苑上空，给沉闷的古城增添了几分现代魔幻色彩。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为震慑西南地方势力，抽调航校两架“高德隆”飞机，组建航空连，由李藻麟任少校连长，将飞机拆卸装箱，由京汉铁路运抵汉口，再装轮船，逆水上重庆，再由公路运达成都，驻成都凤凰山临时机场。飞机组装调试完毕，选定良辰吉日，举行隆重的飞行校阅仪式，这是巴山蜀水上空第一次响起飞机引擎的轰鸣。川将陈宦、旅长冯玉祥等到场观摩。
原本远东第一的南苑航校，前后十五年共培养四期学员，一百五十八人毕业。然而，闻名遐迩的南苑机场，只能修护飞机而不能制造，始终也没能建立起空军部队，被远远地甩在了南方的福建、广东、江浙之后，毕业的学员也没有去处。直至一战结束，战胜国纷纷向中国推销剩余的老旧飞机，北京军政府及各地军阀看到空军在一战中爆发出的惊人能量，纷纷罗织人才，才使航空人员身价倍涨，结束了过去坐冷板凳的悲凉。
纵观清末民初，抗战前后，中国航空业虽南北并起，同步发威，但基本呈现南旺北衰的分野，既有历史、文化原因，也有天时人为因素，最根本的还是当时北方的人事堪哀，组织乏力，财政疲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