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经济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中国当时正面临这一复杂而迫切的历史任务。
早在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伊始，战争结束以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实现工业化、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要如何实现工业化，成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界讨论的中心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学说（Economic Development）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热门的新兴经济学分支，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学者以新古典经济学为范式创建，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偃旗息鼓，地球上没有一个穷国因为西方这门学问的提点而发展起来。
新中国经济的罕见高速增长和空前巨大规模创造了人类史上现代化的奇迹，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对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无论对于我国继续推进现代大工业体系的建设，还是对于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抑或是对于经济发展学说摆脱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桎梏，使理论拥有对历史现实的解释力量，都具有突出的意义。
二、现有重要学术基础
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主张，中国要振兴经济，变落后国为先进国，必须实现“工业化”。“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1]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探讨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旧中国学术界曾经展开过一场“以农立国”，抑或“以工立国”的辩论。最先有一些人提出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主张复兴农村；另一条是主张开发工业。后来有一些学者撰文提出第三条道路，主张在农村兴办乡村工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学者们，不赞成兴办整个国家现代工业的工业化，他们认为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下，都市现代工业难以发展起来，只能在乡村集镇开办小手工业或乡村企业，慢慢发展后就可以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张培刚与撰文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观点展开辩论，明确表示第三条道路行不通。他写道：“诚然，农村工业是分散的，但经济的压力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说农村工业易免去飞机的轰炸则可，说能免去帝国主义经济的束缚与压迫，就未免太认不清事实了。所以我们觉得，在帝国主义经济的压力不能免除之时，发展都市工业固然不容易，建立农村工业也是一样的困难。”[2]
中国的工业化开始于1890年[3]，但就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而言，其效果实甚微小。中国最初对于西方列强，稍后对于日本，都不过是作为工业产品的一个销售市场和原料的一个供给来源而已。这些乃是殖民地经济的基本特征。中国从首先与西方列强接触，后来与日本接触，直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整个时期内，尚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形式，多少能自由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但是自由港埠的开放、大城市租界的设立、对列强在我国内河航行权的承认，使外国工业产品在它们原来由于大规模生产和现代销售组织就已经有了较低成本的基础上，更有了超越中国产品的诸种利益。有些国家运用倾销政策，结果使中国的情况更加恶化。而且，大多数外国货物享有只纳一次低额关税就可以被自由地运到有运输设备的内地的各种便利，而国内货物从甲地被运到乙地反而须缴纳多种关卡租税。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幼稚工业要想健康地成长起来都极其困难。中国国内区域之间的关卡壁垒和运输工具的落后，是使商品和生产要素很难自由流动的另一障碍，它们已经阻止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化很长时间。
张培刚还提到了在社会结构中根深蒂固的诸般障碍。其中，他谈到农场面积过小和工业化的矛盾。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无疑地将把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应用到农业中去。问题是：农业机械化发生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中国农村人口众多，使机器的应用在经济上无利可获；同时农场面积过小，使机器的利用在技术上极为困难。他设想解决农场面积过小带来的问题，是通过采用进步方案合并农场，如由政府从地主手中买进他们无意开垦的农场，然后以合作管理的方式重新分配给自耕农及农业工人；或者由土地所有者自愿将农场用于与无地农民合作。他认为当时的日本侵华战争使战后的土地合并较为容易，华东沦陷区的农场田界多半在战时被破坏，而地主和不少有地农民已经死亡或离开了农场。因此，战后是进行农场合并的最好时机，这种合并还可推广到未沦陷的地区。
张培刚看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现代工业建设的压迫、军阀割据长期阻碍中国的现代工业化、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对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的阻碍，但没有敢于设想以社会革命破除阻碍的可能性。张培刚考虑到了工业化的激发力量是在社会制度方面，但没有展开详述。
1961年，奥斯卡·兰格在埃及中央银行连续作了三场报告，谈论“经济发展”问题。兰格指出，把一个进入起飞的经济体与那种或多或少停滞于传统生活方式的经济体区别开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为了生产性投资而积累一部分产品；第二是技术进步；第三是经济活动组织的改善。这三个方面彼此高度相关，其中根本的是生产性投资，这是一切起飞的共性。[4]
在更古老的停滞了好几个世纪的经济体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阻滞经济起飞。兰格把障碍主要归结为生产性投资可用的资源规模狭小。由于劳动生产率低，维系社会劳动力以外的剩余产品很少。更可观的原因是，剩余被用于非生产性目的。剩余的这种非生产性使用与社会关系的制度有关：是封建的，或者在许多国家甚至是前封建的。一切经济起飞皆始于克服这些障碍。这意味着克服封建的或前封建的社会关系，也意味着克服与之相关的精神传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克服或打破传统障碍的方式，也就是剩余被利用以服务于生产性投资的方式是资本积累和城市中等阶级的生产性投资。这一度被认为是唯一的方式。在西欧的城镇，中等阶级的资产阶级首先发展起来，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财富。与封建阶级不同，他们不会把财富用于炫耀性消费，而是转向生产性投资，变成了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5]这就是西欧和后来的美国启动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
兰格提出一个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变得不现实，原因是有一个全新的因素进入图景，即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毛泽东，1940）。来自美日欧的、在欠发达国家的资本投资形成了特殊的属性：①主要剥削自然资源，美日欧掌握的产业把它用作原材料；以及在欠发达国家发展食物生产，以养活美日欧的人口。发展经济的基础设施，如交通、港口以及其他对于海外转运必要的设施。结果，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变成单向的、原材料和食物出口型经济（保罗·巴兰，1957；兰格，1963）。②美日欧资本在这些国家赚取的利润不是用在这些国家任何较大规模的工业的再投资，而是汇回资本的母国（巴兰，1957；兰格，1963）。而大规模工业是经济发展真正的动力要素。③美日欧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不发达国家的封建因素，作为维系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工具（巴兰，1957；兰格，1963）。这是不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另一重障碍。
结果，新的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出现。兰格指出，任何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端于两个行动：一是既有的资本主义工业、贸易、金融、交通的国有化；二是废除封建农业社会关系的农业改革，在农民之间分割土地，稍后培育农业生产的合作化。这两个行动为生产性投资提供了积累。国有工业（包括贸易、金融、交通）提供了可用于额外工业投资的利润池。随着新产业的建立，这一利润池会变大。新利润被用于新投资，于是，经济的国有部门成长起来。通过这种方法，一个可自我持续的成长过程启动了。这些国家是不发达的，工业在其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没有那么重要，不足以为大规模投资提供需要的资源。额外的投资资源是农民的贡献。农民在农业改革中获得了土地，因而被要求通过税收、主要是义务性的产品缴纳，以很低的价格贡献部分产品给国家。国家把农业人口的贡献投资工业，把越来越多的工业利润做再投资，越来越多的积累被启动，这一发展逐渐拥有了自我持续性和累积性。
兰格指出，起飞的核心在于确保一定数量的生产性投资。充分的投资对于国民经济结构产生真实的、有质量的改变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建立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这种工业生产能够提高经济体的生产力。有两个补充类别的投资也是必要的：一是农业方面的投资以增加食物生产。随着工业的发展，随着雇佣于工业或交通服务等行业的人口的不断增长，需要大量农业产品的剩余来养活这些非农业人口，也需要一定数量的消费品工业的投资，这是人民所需要的，人民的生活标准需要随着工业就业和产出的扩张而提高。二是有一定数量投资于那些为整个人口生产必要消费品的产业。
兰格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是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兰格发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发展规律是否普遍适用于解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对兰格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检验。
三、本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的研究内容
新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的历史，是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重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功建立起了基本的物质前提。而不是运用庸俗的一分为二法，把整个历史时期人为地割裂为停滞的前一历史时期和有活力的后一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工业革命应当被看作70年的完整历程，跨越了两个时期。
本书的研究拟解释在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使落后国家的可自我持续的和累积性的工业发展窒息的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成为世界的主要工业力量的，以及传统上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业革命的任务为什么及如何由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承担。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成果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完成实质的国家统一和实质的民族独立，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准备好了170多年来始终欠缺的两个基本前提。土地改革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剩余积累及其生产性投资奠定了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制度基础，生产性投资被优先用于重工业（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调动劳动力的特殊方法是农村工业化、群众自己掌握科学技术以及思想教育对劳动的激励。
改革开放从两个方面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四个现代化旗帜下物质生产的发展）：一是调动劳动力的新方法，这是由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实现的。解放生产力的所有手段都被允许使用，并不排除历史上跟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某些手段。农村和城镇劳动力商品化和自由流动，增加了剩余的生产和积累。融入世界体系，是国家求存的需要，受新中国身处其中的更大的力量支配。二是保障剩余积累是为中华民族的利益，以及保障剩余用在生产性投资的制度。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它是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内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努力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窒碍。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作为一个保证者站在那里，它是资本主义的障碍，也是帝国主义的障碍。国家控制经济制高点，避免了新中国被西方垄断资本左右命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融合不能互相否定的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继承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理论，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扬毛泽东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党是领导一切的”和“党的群众路线”相结合，把党的建设放到决定性位置。着手解决之前的历史时期遗留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包括以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和约束官僚权力的问题，以及随着中国在世界体系的位置经历了边缘、半边缘的位移并表现出向中心突破的趋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复兴采取愈益强硬和迫切的延缓和控制，对这些严峻的问题一一给出睿智的回答。
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历史时期根据当时特定的条件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把农业国工业化”的认识，走出了各有侧重点的路线，殊途同归于一个时代命题：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与复兴。
本书可能填补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奇迹”“中国模式”的缺乏历史逻辑的断章取义式研究的缺陷[6]。本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向历史发生学的一切范畴和规律提出具体性的要求，也就是研究这些范畴和规律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上一定的前提下才是有效和有意义的。着重点不在于由偶然性（比如某一历史事件）生发出的枝节，而在于由必然性（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生发出的总规律。如果不坚持这种研究方法，而只是机械地进行数据比较，我们不但不能找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使中国现代工业革命取得人类现代化史上罕见高速度和空前巨大规模的科学结论，反而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错误的理论指导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是极为不利的。
[1]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4.
[2]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4.
[3]除了官办兵工厂外，1890年以前中国几乎无大工业存在。1890年设立了第一个棉织工厂。1880—1894年建筑了一条铁路，但铁路的大量建造，直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才开始。1890年以前已经存在一些现代工业经营单位。1862年，一个中国公司造出了第一艘汽船。1872年“中国招商轮船局”（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成立。第一家碾米工厂在1863年设立于上海，1873年成立第一家缫丝厂，1878年成立第一个现代煤矿，1890年成立第一家钢铁工厂。关于进一步的实际情况，读者可参阅：H.D.Fong.China's Industrialization：A Statistical Survey［D］.Shanghai，1931.不过张培刚认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才真正开始发生比较大规模的工业化。因为这是中国自从与列强接触以来第一次获得机会（虽然很短），趁着列强忙于战事，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工业。
[4]Oskar Lange.Economic Development，Planning，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3：7-8.
[5]当然还有其他源泉：其一，对殖民地的剥削，往往采取直接掠夺的形式。其二，一定数量的资本积累是由国家完成的或是由国家辅助完成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更早期阶段，国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要么是在类似铁路、公共设施以及有时甚至是工商业企业领域的直接投资，要么是对私人企业的补贴。参考：Oskar Lange.Economic Development，Planning，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3.
[6]绝大多数研究把“奇迹”仅仅归于1978年以后的40多年（傅高义，2013；海闻，2006；周其仁，2010；华民，2011；盛洪，2011；姚洋，2012；徐崇温，2015；林毅夫，2008，2010，2018；韩庆祥，2019），认为这是引进市场机制、私有制合法化、引进外资、廉价劳动力与海外市场结合的结果（傅高义，2013；海闻，2006；周其仁，2010；林毅夫，2010；华民，2011；盛洪，2011；姚洋，2012），或是国家力量主导经济的特殊结构的结果（唐任伍，2011；徐崇温，2015；林毅夫，2018；韩庆祥，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