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本纪》（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本纪》记述了周人发迹以及周朝约八百年的历史，周朝分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和东周（前771年－前256年），东周大体相当于春秋战国。周朝是中华文明奠基和扩大的时期，其所创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夏、商、周并非更迭式发展

按照传统史学的看法，夏、商、周是三个连续更迭的朝代，夏朝灭亡，商朝建立，商朝灭亡，周朝建立。这就和后世的元、明、清类似，一个朝代灭亡之后另一个朝代接着诞生，彼此之间是相互承接的，呈现出一种线性的历史发展轨迹。

随着《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记载被甲骨文所证实，以及众多三代考古遗存的发现，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王朝循环”式的线性历史发展轨迹并不适用于上古三代。实际上，在特定时间段内，夏、商、周是三个同时存在的古代文化，它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

我们就拿夏和商的历史来说。在夏朝的发展过程中，商族人就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起邦国了，而到夏朝衰微之时，商汤灭夏，建立了商王朝。可见，夏和商其实是同时共存的两种文化。实际上，这里的“灭”也是不够精确的，因为无论是夏朝灭亡还是商朝灭亡，他们都只是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随后又以臣属的身份在新的地方继续生活，他们的文化、子嗣、祭祀都没有断绝。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三代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至少从二里头时代开始，华夏文明就已经告别了“满天星斗”的存在方式，而是开始呈现出一种“月明星稀”的新的存在方式。[66]夏、商、周的王朝更替，其实就是各个王朝在争夺天下共主的地位，也就是争夺那个“月亮”。

周文化也是如此。周最早只是一颗很微弱的“星辰”，在夏商的时代，周一直扮演着陪衬“月亮”的角色，最后在击败商朝之后，周从“星辰”跃升为“月亮”。

“小邦周”的崛起

周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周族人的先祖是弃。弃的母亲叫姜嫄，是帝喾的妃子，姜嫄一次外出，踩在一个巨大的脚印上，回去后就怀孕了，生下来的就是弃。姜嫄认为这个孩子是个不祥之物，于是几次想把孩子丢弃掉，结果都没能成功。姜嫄隐约觉得，这个孩子非同一般，是个神物，于是就留下养育了。正是因为多次丢弃，所以这个孩子也就名弃，这颇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

和商人先祖契的出生一样，弃的出生也反映出当时的“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特征。而这种弃子的行为，表面看似残酷无情，实际上也是当时原始宗教文化的一种反映，“弃子”很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宗教仪式。

童年时期的弃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特点，最特别的就是他喜欢种植各种谷物，而且他喜欢钻研和农业有关的所有事情。弃长大之后，就成了农业领域的专家。

很快，弃被尧看中，成了当时的农官，被称为后稷（稷，是一种谷物，指代农官或谷神）。而且后稷不只是指弃一个人，弃和他的后代继承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称作后稷。在《史记·周本纪》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稷生活的时代涵盖了尧、舜、夏朝的时代，时间跨度有二三百年，这显然不可能是弃一个人被称作后稷。唯一的解释是，弃和他的后代继承人都被称作后稷，显而易见，弃和他的后世族人是有很深的农业传统的。

不过，随着夏朝国政的衰败（指太康失国），后稷的职务也就此没有了，周人的首领带着周人来到西北之地，与戎狄杂居。后来到了公刘的时代，公刘作为周人的首领，带领周人开始重新务农、耕种，周人逐渐找回了根植于其血液中的农业传统。《史记》对公刘时代评价很高，认为“周道之兴自此始”。

正是由于《周本纪》中记载了周人早期和戎狄杂居的历史，因此很多人便想当然地认为早期的周人或许是一个游牧部落，有些人甚至推论夏、商、周早期阶段都是游牧社会。

关于这一问题，现代民族学和人类学给出了几乎完全否定的答案。实际上，游牧文明的出现要比农业文明晚得多，农业文明在距今一万年前就已产生，然而游牧文明到公元前1000年——青铜文明的晚期才徐徐产生。

比如，作为坐骑的马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还尚未形成，驯化马匹以及与游牧相关的技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才走向成熟，而游牧经济至少要到公元前1000年甚至更晚一点才真正产生。[67]

在商代甲骨文中，商人对周边民族和邦国一般都称为“某方”“某伯”，虽然甲骨文中有“夷”字，但无“戎狄”二字的文字记录。而且，甲骨文中的“夷”是指东部的“尸方”（也作“人方”），和我们后世所理解的“夷”也并不相同。

很显然，商朝以及商朝之前的历史时期并不存在“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样的民族概念。事实上，这种观念要到西周以后才逐渐形成。

西周以后，“族群自我意识”和“异族意识”开始逐步产生，到春秋战国时期最终形成。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戎狄”才作为华夏族群对西北异族的指称出现在历史中，但是这并不代表“戎狄”就是野蛮民族或是游牧民族。[68]

一个很显然的例子就是，周人也把商朝称作“戎殷”[69]。商人当然不是游牧民族了，周人之所以把商朝称作“戎殷”，主要是在表达周人和商人之间政治上的敌对。

事实上，游牧经济是由于农业资源的匮乏而产生的一种经济形式，是在农牧混合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根源还是农业文明。因此，周人早期所面对的“戎狄”其实也是农耕民族，抑或是农牧混合经济族群，而绝非单纯的游牧民族。

公刘之后，周人迁到了更接近于中原的豳（音同“滨”），一般认为是今天的陕西省彬州，并在此建国，从此周真正成为一个国家。而周人建国的时间，大致也就是夏朝中后期的时代。可见，周作为一个国家是和夏、商同时存在的。

又过了几百年，周的历史进入古公亶父的时代，这也是整个先周最为关键的时间节点。古公亶父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迁都，将国都由豳迁到岐山下的周原。这不只是简单的人口迁徙，豳在黄土高原，而周原在关中盆地，迁徙之后，周族人的历史从此开启了新的篇章，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有效避免了被戎狄等周边民族长期侵袭骚扰；第二，周原为周族人发展农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第三，地理上更接近于中原文明，有利于和中原文明的交流。

史书记载，古公亶父有着超强的个人魅力，“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而且倡导以德立国，以至于周边其他诸侯小国都纷纷归附，周人的势力迅速崛起。事实上，古公亶父“以德治国”的国策不仅仅是为自己赢得了一众拥趸，而且对后来的周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因为周文化的核心之一就在于“德”。

古公亶父临终，传位于第三子季历。季历在位期间，秉承古公亶父的遗训治理国家，越来越多的诸侯继续向周国归附。此时的周国虽然还号称小邦，但是已经具备非常强大的影响力了，这迅速引起了商朝的警惕。当时的商王名叫文丁（《史记》作太丁），文丁索性将季历囚入监狱，随后将其杀害，这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说的“文丁杀季历”。

“文丁杀季历”一事只记载于《竹书纪年》中，《史记》并无记载，但是，“文丁杀季历”的具体原因却隐约可以从《史记》中找到答案。据《殷本纪》记载，文丁（太丁）的父亲是武乙，武乙昏庸无道，他曾经到很远的渭河平原一带狩猎，结果遇到暴雷，被雷击而死。渭河流域属于周人的势力范围，而武乙就是在周人的地盘上死的，很难说他的儿子文丁不会对周人产生仇恨。同时，周人的势力越发强大，文丁想方设法杀死周人的首领季历也是大有可能的。

我们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可以发现，从商王武丁开始，周就属于商的属国，并被称作“周方”，商与周之间虽然保持着表面的和平，但是商王却经常占卜周地的情况，商王甚至赶到周地田猎。[70]因此，历史学家夏含夷认为，早期的商周关系是“一种不很稳定的联盟关系”[71]。

除了殷墟甲骨文之外，在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不少甲骨卜辞透露出商周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有一条甲骨卜辞记载：“衣王田，至于帛，王隻田。”衣王就是殷王，帛在周原附近，隻就是获。大意是，殷王田猎，到达帛地，大有所获。[72]

在殷墟和周原两地出土的甲骨卜辞中，都有关于商王到渭河流域田猎的记录。可见《殷本纪》中所记载的武乙到渭河狩猎一事绝非虚言，商王到周人属地狩猎也绝非一次两次，而是经常性的，其目的很有可能是监控和打压周人。

由此可见，商朝后期的商周关系确实一度胶着，《史记》和《竹书纪年》中的记载也绝非捕风捉影。

如果“文丁杀季历”是真，那么这一事件无疑在周人心中埋下了对商人仇恨的种子，这也很可能就是后来武王伐商的原因之一。

“翦商”大计

季历之后，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周文王姬昌。姬昌在位时期，周的影响力继续扩大，姬昌成为当时的“西伯”。可别小看这个“西伯”，“西伯”意味着西方诸国之首，可以统御一方诸侯。

这里就涉及商朝当时的方伯制度了，商王将某片区域的最高统治者称作“某某方”或“某某伯”，而“西伯”其实就是西方之伯，也就是西方的最高统治者。

当时商朝在位的正是最后一任商王——商纣王，而姬昌这位西伯也早就成为纣王的眼中钉、肉中刺了。纣王身边正好有一个名叫崇侯虎的人诋毁姬昌，纣王索性就把姬昌投入狱中，周人只能进献贡品，姬昌才得以被释放。获释后的姬昌，一面在私底下继续扩张自己的势力，相继消灭了犬戎、耆国等，一面又夹起尾巴做人，渐渐地让商纣王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

姬昌驾崩后，武王姬发即位。姬发手下有太公望（后世称姜子牙）、周公旦、召公等人，可谓人才济济。而按照孔子后来的说法，此时的周国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73]，周对商的战争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武王姬发即位第九年，率兵东至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区一带），与八百诸侯会盟，一致认为“纣可伐矣”。武王姬发认为“天命”还未到，于是又蛰伏了两年，等到商纣王杀害比干、囚禁箕子后，武王姬发最终发起了对商朝的讨伐战争，几代人蛰伏的“翦商”大业自此发起。

公元前1046年农历二月的甲子日，天还将亮未亮，在商都郊外的牧野，武王姬发所率领的四万五千人的诸侯联军集结完毕，在经过短暂而激昂的动员宣誓之后，朝着纣王所在的朝歌发起了进攻。商纣王也临时组织起了七十万人的军队，以拒周军。商军根本无心应战，纷纷倒戈，周军一路势如破竹，商纣王见大势已去，便自焚而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然而，真实的牧野之战真的如此简单而顺利吗？

我们不妨看看《史记》之外其他史书中的记载。比如《左传》中就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细节，书中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意思是，纣王对东夷大范围用兵并取得胜利，但最终却丢了国家，自己的性命也不保。

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有人就据此推测，纣王其实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昏君。当然，本书并无兴趣为商纣王翻案，这里想明确的一点是，当牧野之战发生之时，商朝的主力军队极有可能是在对东夷作战，换句话说，武王伐纣很可能是一场偷袭之战。

再回顾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周武王在两年前突然撤军或许另有玄机。当时周武王已经集结军队完毕，而且得到八百诸侯的响应，在黄河边的孟津整装待发，周武王却突然认为“天命”未到，诸侯联军全部打道回府，这不是相当于另一出“烽火戏诸侯”吗？诸侯联军长途跋涉纷纷赶到，有些甚至是从巴蜀之地赶来的，而周武王却突然撂挑子不干了，诸侯会没有怨言吗？

事实上，如果结合《左传》上“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的这条记载，我们可以推测，周武王很可能是认为自身实力不足故而不敢贸然发起战争，而他所说的“天命”未到，很可能就是想等商朝兵力空虚的时候再乘虚而入。

而到了两年之后的正式东征，周武王率领诸侯联军竟然可以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渡过黄河，径直深入到商朝腹地的别都朝歌，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军事阻拦，这似乎也非常令人不可思议。

如果我们再结合《左传》上的这条记载来看，这一异乎寻常的现象似乎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此时商朝的主力军队都陷入征讨东夷的战争泥潭中，根本无暇西顾，留守在朝歌的军事力量也非常薄弱。这或许才是周武王两年来所等待的“天命”吧。

先秦时代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冬夏不兴师”[74]，然而武王伐纣的时间恰恰就是隆冬时节，这在当时来说显然是不合常理的。最好的解释就是，周武王是明知常理，却偏偏要打破常理出牌，目的显然就是出其不意，打商朝一个措手不及，好让商朝猝不及防、难以招架。

因此，武王伐纣的真实面目，可能并非一场讨伐暴君的正义之战，而是一场偷袭之战。

按照《史记》中的记载，牧野之战中双方的军力对比是，周武王的四万五千人对商朝的七十万人。这个数字显然是被夸大了，因为按照当时商朝都城的配置和规模，是不可能拥有这么多兵力的，即便是老幼妇孺全民皆兵，也是绝对达不到七十万的。即便后世学者提出商朝兵力应是十七万（七十万乃是十七万的误写），我觉得也是有水分的，因为牧野之战仅仅一天就结束了，一天的时间纣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远处调动太多的兵力。唯一的解释是，这十几万的商朝军队中有大量的战俘和奴隶，正规军是绝对不可能有十几万数量的。

因此，在我看来，商朝在牧野之战中投入的兵力不会超过十万。

按照儒家典籍上的说法，周武王之所以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主要原因是他宅心仁厚，民心所向，“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商朝的士兵纷纷倒戈向了周军。事实上，周武王当时凭他的影响力能做到“三分天下有其一”就相当不容易了，“有其二”不过是后世儒家的美化，而且牧野之战包含了太多的偶然因素，这场战争绝不是兵不血刃就能取胜的。历史的真相不仅是“血流漂杵”般惨烈，而且赢得胜利后的周武王整夜整夜地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哪怕是班师回到周原，他依然夜夜难眠。

武王为何整夜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呢？并非是因为战胜后的激动和狂喜，而是因为深深的忧虑。

周国终究只是一个小邦，商朝的王都虽然被攻破，纣王已死，但是商朝的影响力和残存势力还非常强大。周武王非常清楚，牧野之战的胜利带有非常强烈的侥幸因素，面对偌大的商朝国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这片疆土？如何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这些都是让周武王所担心和忧虑的。

《周本纪》中记载，失眠的周武王被周公旦（周武王的弟弟）看到了，周公便问：“大王为何不睡？”

周武王答道：“我不知道上天是否会保佑我们，我怎么能安睡呢？”随即周武王开始慷慨陈词，决心要励精图治、安抚百姓，以得到上天的保佑，要让周朝的德行光照天下。

光喊口号是没用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然而还没等到周武王大展宏图，他就英年早逝了。按照《史记》的说法，周武王在位仅仅三年，而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周武王是在位四年。不管哪种说法，周武王过世实在是有点太匆忙了，他还没来得及和这个崭新的时代好好道别，就这样永远离开了。

三监之乱

年轻的周王朝刚刚失去他的最高统治者，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便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武王伐纣的善后处置说起。

商纣王虽然葬身于火海，但是商朝的王室还在，纣王的遗孤也在，商朝的军队和遗民也都在。如何对待这些战败者，成为当时摆在周武王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当时，“灭国不绝祀”也是一个老传统，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消亡了，但对这个国家的祭祀不能断绝。比如，商汤灭夏之后，夏朝的国祀就被商汤设在了夏朝旧都斟鄩（音同“真”“寻”，在今河南洛阳盆地巩义一带）。

为了统治商朝遗民，为了维系商朝的国祀，周武王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以及商朝的贵族和遗民全都迁徙到了邶（商朝都城朝歌以北），商朝臣民都由武庚来统率，武庚继续享受王室待遇，以续商朝国祀。

当然，周武王也多留了个心眼，他将自家的三个弟弟分封在商朝旧都周边。这三个弟弟就是后来俗称的管叔、蔡叔和霍叔，他们的职责就是监视武庚和殷商遗民。

这可以看作周武王的安抚人心之举，包括商朝的军队，周武王也没有赶尽杀绝，而是主要采取了收编的办法，于是就有了后来驻守在东都洛邑的殷八师。周武王又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将纣王鹿台内的财宝全部分发给百姓，这些都是周武王争取人心的政治举措。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谁都没有想到周武王会突然一病不起，并骤然离世。周朝很快迎来了他的第二任君主，这就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姬诵。成王即位之时，非常年幼，年方10岁，朝政便由周公姬旦主持。

面对周朝王室中突如其来的变故，武庚的心中燃起了复国的希望，他迅速派人对管叔、蔡叔和霍叔加以游说，撺掇他们起兵反叛。其实，管叔、蔡叔和霍叔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都对周公摄政非常不满。他们都是周武王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凭什么朝政就由周公主持呢？于是，他们迅速联手，举起了反叛的大旗，这场叛乱在历史上称为“三监之乱”。

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周公却从容不迫，他亲自率兵东征，用了三年时间彻底平定了这场叛乱。在这次东征的最后，周公还不忘收服东夷人。东夷经过商纣王的征伐之后，已是强弩之末，周公采取恩威并施、剿抚并用的策略，同时又命令东夷人西迁，从而基本解决了东夷的历史问题，周朝的疆域也随之向东得到极大扩展。后来，齐国又获得了周成王授予的征伐之权，继续将东至沿海的区域全部占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