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本纪》：甲骨文字上的王朝

《殷本纪》记述了从商汤灭夏到殷纣亡国约六百年的商朝历史。商朝是中国信史的开始，后世也称作殷朝、殷商，故名《殷本纪》。

《殷本纪》为何不叫《商本纪》

《史记·殷本纪》记述的是商朝的历史。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既然是记述关于商朝的历史，为何不叫《商本纪》，却叫《殷本纪》呢？

按照大多数史书的说法，这和后来所发生的盘庚迁都的历史有关。史书记载，商朝中期饱受洪水（另说政治动荡）困扰，为此频繁迁都，最终在盘庚时期定都在了殷，也就是今天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所在地，商朝自此走向中兴。因此，商朝也就被称作殷朝。

实际上，根据考古卜辞的研究发现，甲骨文中只有个别几处出现了“殷”字，而且这几处仅有的“殷”字明显和国号无关，而是作为衣字的替代字出现的（殷、衣互通）。包括盘庚以后的历史，商朝人一直以“商”自称，而非“殷”。可见，商朝一直是以“商”为国号，而绝非“殷”。

那么，“殷”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将商朝称作“殷”都是从西周初年开始的。后世的儒家典籍中，也都一律称商朝为“殷”，尤其是西汉之后儒学成为正统官学，专称“殷”的现象也就越来越普遍了，司马迁也不例外。

然而到了儒学最盛的宋朝却“风向突转”，“殷”字变得很少出现，反倒是“商”字的使用频率开始占据上风，甚至有时候还刻意回避“殷”字，将儒家典籍中的“殷”字一律改作“商”。

这一现象乍看非常奇怪，但其实和古代的避讳有关。这是因为，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父亲名叫赵弘殷，赵弘殷死后被追谥为宣祖，因此“殷”也就变成了宋朝人的敏感字，宋朝之后的文献典籍中将商朝称作“商”变得越来越普遍起来。[53]

转回正题，商朝人自始至终都自称“商”，只有后世的人才称“殷”，“殷”只是一种他称。因此，关于商朝从盘庚迁都之后改称殷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

商族起源

《史记·殷本纪》的开篇是一则关于商族起源的神话故事。商族人的祖先是契，契的母亲叫简狄，是帝喾的妃子。传说有一天，简狄和另外两个妃嫔野外沐浴，看到一只黑色的燕子产下鸟蛋，简狄就吃了它的蛋，结果就此怀孕，后来产下一个男婴，这就是契（音同“谢”）。

这种神话故事当然是不足为信的，但是这则传说却绝非后人虚构，司马迁也不是随意选材。在《诗经·商颂》中，就有一篇《玄鸟》，开头一句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就是商族的起源，这和《史记》的记载完全吻合。

传说虽然荒诞，但是传说是建立在一定历史史实基础之上的一种夸张想象，反映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状况。那么，简狄吞食鸟蛋，产下商人祖先契，这则传说故事能反映哪些史实呢？

第一，它反映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

第二，商人以鸟为图腾。

根据第二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作出推论。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比如在殷墟妇好墓中就出土了非常精美的玉凤，这种以鸟为图腾的文化现象，在山东龙山文化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文化现象。而在当时，这片区域被人们称为东夷。比如我们前面讲到的蚩尤，还有取代夏朝的后羿、寒浞，他们都属于东夷人，而且这些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鸟图腾崇拜的影子。

20世纪30年代，史学家傅斯年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夷夏东西说》[54]。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和中国后世常常出现政治上的南北对立格局不同，上古三代时期主要呈现出的是一种东西对立的政治格局。炎黄、夏朝、周朝所代表的是西方文化，而蚩尤、后羿、商朝所代表的是东方文化。

在炎黄部落的形成过程中，黄帝和蚩尤分别代表的就是西方和东方两种不同的部落文化。在夏朝的历史上，来自东方的东夷族多次侵袭夏朝，甚至篡夺了夏朝的国政。随着西方夏朝的衰落，代表东方文化的商朝人最终取而代之。商朝衰落后，来自西方的小邦周开始崛起，再次击败商朝所代表的东方势力。等到周朝建立之后，周公又率领军队出征东夷，齐国和鲁国分别在此时建立，这场东西之争自此结束。

在《博物志》中记载有“西夏东殷”，这从方位上对夏和商作了区分，即夏在西面，商在东面。夏的统治区域相对比较确定，以今天的豫西北晋西南地区为中心，而商族早期的活动区域就相对比较模糊了，有人认为在东北，有人认为在河北，也有人认为在山东区域。虽然关于商族起源地，学者们至今仍莫衷一是，但大体上都认可商族起源于东方，并且以东部区域为主要活动区域。[55]

在这则传说之后，《史记·殷本纪》又记录了商族先王的世系，也就是从商族的始祖契到商朝建立者成汤，共计13位商族先王先公的世系。

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根据甲骨卜辞中记录的商族先王，对照《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写出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殷墟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是专门考证这份世系的。根据王国维的考证，以及后世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族先王先公的世系记载，除了把报丁误放在报乙之前，其余是大体无误的。这让世人更加相信《史记》作为一部信史的可靠程度。

商朝兴衰

到了成汤时代，商族人已经崛起了，而夏朝则步入了夏桀的时代。夏桀的事迹，上一节中我们已介绍过了，这是一位出了名的暴君。哪里有暴政，哪里就有反抗，原先朝贡于夏朝的商族最终发起反攻，在鸣条大败夏桀，定都于亳，建国号商。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商朝建立的时间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

商汤能够打败夏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伊尹的辅佐。伊尹算得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贤相，而且他出身底层家庭，常见的说法是他原本是一名厨师，后来受到商汤的器重，辅佐商汤推翻夏朝。

商汤去世之后，两任商王连续早亡，伊尹为了稳定大局，拥立了商汤的孙子太甲继承王位。然而，可能是由于过于年少，太甲即位之后，耽于玩乐，荒淫暴虐，不思朝政，不尊祖制。伊尹几次规劝无效，于是便将太甲外逐，流放到了一个叫桐宫的地方。

从此，伊尹开始摄政当国，大会诸侯。被流放的太甲开始忏悔自己的过失，悔过自新。伊尹见太甲是真心悔过，于是又重新迎立太甲，还政于太甲，并继续辅佐他。二次上位的太甲十分注意自己的品德和言行，诸侯都非常信服他，百姓也都安居乐业。伊尹为了褒扬太甲，作《太甲训》三篇，并给太甲上了庙号——太宗。

只要想想历史上被称为太宗的有哪些人，就知道太宗是一个多么受尊崇的地位了，比如著名的汉太宗（即汉文帝刘恒）、唐太宗、宋太宗、明太宗（即明成祖朱棣，初以太宗为庙号，成祖是嘉靖时期改的）。

事实上，太甲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太宗为庙号的君主，而且他也是现有文献可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庙号的君主。

伊尹辅佐太甲的故事，和后来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十分相似，而且伊尹和周公都是孔子以及后世儒家信徒非常尊崇的先贤。

然而，在古本《竹书纪年》中，伊尹和太甲却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伊尹将太甲流放于桐宫之后，太甲不甘心失败，于是反叛杀害了伊尹，重新夺回了政权。

关于《竹书纪年》，前文中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这本书本质上是反儒家的，因此在很多历史事件的记录上和儒家典籍的记载往往不尽相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一点我们务必要清楚。实际上，在很多历史事件的记载上，《竹书纪年》的记载未必就比《史记》准确，从伊尹和太甲的这件事情上同样可以体现这一点。

我们只要在甲骨文中搜寻关于伊尹的记录就可以知道事实的真相。因为在甲骨文一期到四期的卜辞中都大量记载了对伊尹的隆重祭祀仪式，祭仪规制等同于商朝的先公、先王，这直接说明伊尹在商朝历史上享受着极高的尊崇，在商人心目中的地位等同于商王。[56]

如果伊尹真的如《竹书纪年》中记载的那样，最后被太甲所杀的话，那么伊尹不会在商朝历史上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因此，《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伊尹和太甲的事迹，显然要比《竹书纪年》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

按照《史记》的记载，伊尹先后辅佐了四代五任商王，一直到太甲的儿子沃丁在位时期，伊尹才寿终正寝。如果《史记》记载准确的话，伊尹绝对享有很高的寿数。一直到商朝灭亡，对伊尹的祭祀六百年间从未断绝。

伊尹之后的商朝，先后经历了多次衰落和复兴，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多次写到“殷衰”“殷复衰”“殷益衰”“殷复兴”。其中的很多细节，到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将商朝的历史推向高峰的两位商王却不得不提，这就是盘庚和武丁。

这一节的开头已经提到盘庚了。盘庚登上王位之时，商朝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九世之乱”，到他父亲阳甲在位时期，商朝已经非常衰落了。盘庚迁都之后，商朝迎来了复兴。然而，盘庚去世后，商朝再次走向衰落，经历过两位商王之后，商朝的接力棒交到了商王武丁手中。

在整个商朝历史上，拥有庙号的商王有三位，一位是前面讲过的被称作太宗的太甲，一位是知名度相对较低的太戊（商朝在位最久的君王，庙号中宗），最后一位就是这位武丁，被称作高宗。

这三位商王都是非常有作为的君王，而武丁在位时期，是商朝走向全面强盛的时代，尤其是在武功方面，商朝的疆域和影响力都是空前的。

武丁之所以在今天很出名，还和殷墟妇好墓的出土有密切关系。

妇好墓的出土，向我们展示出一位三千多年前女政治家的形象。妇好辅佐武丁开疆拓土，多次率军出征，立下赫赫战功，并且主持国家祀仪，深受武丁宠爱。妇好墓中的陪葬品之丰厚和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骨器、海贝等合计1928件[57]。由此可见，妇好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受宠程度绝对非同一般。

武丁除了有妇好这样的贤内助，在朝中还有一位得力助手，此人名叫傅说（音同“悦”）。傅说是继伊尹之后商代最著名的贤臣，和伊尹一样，傅说也是出身底层，傅说拜相之后，天下大治。《尚书》中有一篇《说命》，讲的就是武丁和傅说的故事。

武丁之后，商朝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再次步入下坡道，一直传到了末代君王帝辛。当然，他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作纣，民间称之为商纣王。

传世文献中关于纣的记载，几乎清一色都是关于他荒淫暴虐方面的，“酒池肉林”的故事想必大家也知道，商纣王可谓穷奢极欲到了极点。和夏朝的亡国之君夏桀相比，商纣王的残暴不仅体现在对臣民百姓上，还体现在对宗室内部上。孔子说“殷有三仁”[58]，这“三仁”指的就是商纣王时期的箕子、微子和比干，他们都是殷商的王室成员，是商纣王的叔父辈。比干的结局是最惨的，以死赴谏，被商纣王剖心而死，箕子随之装疯卖傻，被囚狱中，而微子则走为上计，投奔了周武王。

这里还需要一提的是，商朝灭亡之后，箕子被释放。箕子不愿意臣服于周朝，于是带着商朝的部分遗民到了今天的朝鲜半岛（另说被周朝分封于朝鲜），对当地百姓进行礼义教化，传授种桑养蚕和耕作纺织技术，制定了禁杀、禁伤、禁盗等“犯禁八条”的法律制度。[59]箕子在这里所建立的政权，史称“箕子朝鲜”，是朝鲜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虽然箕子朝鲜还没有真正被现代考古学所证实，但是大量考古材料已经表明，公元前11世纪朝鲜半岛的考古学文化属于典型的中国龙山文化，学者普遍认为它和殷商的灭亡是存在一定联系的。而且，神话和民俗学方面对此也有不少的佐证。比如殷商盛行鸟图腾崇拜和鸟文化，进入青铜时代（前10世纪—前5世纪）的朝鲜半岛也普遍存在；再比如殷商服色尚白，古代朝鲜也以白色为风尚，并且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60]

箕子入朝，是华夏文明对外传播的一个典型事例，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箕子把以殷商文明为代表的华夏文明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地区，促进了朝鲜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进而促成了这一地区的文明开化。正是因为有了箕子朝鲜，之后才有了卫氏朝鲜和汉朝四郡（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箕子对朝鲜的开发，既是朝鲜历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东北历史乃至整个东北亚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开端，为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箕子入朝的历史文化意义是十分深远的。[61]

商朝整体的历史脉络大致就是这些。

商文化——好迁徙

商朝文化对于我们今人而言是相当陌生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其实主要是传承自周文化，而周朝和夏朝是一脉的，唯独商朝和我们认识中的华夏文化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前面提到，在上古三代时期的中国呈现出一种东西对立的局面，东西方两大地域势力和话语系统在中原这片沃土上争夺了上千年。最后的结果是，以周朝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胜利了，而东方文化最终被同化，炎帝、蚩尤、舜帝、后羿以及商朝都被同化在了华夏文明之中，只有在后来的齐鲁文化中能部分地体现出这种东方文化，并且衍变出后来的神仙文化、海洋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安土重迁，中国人有浓厚的“乡愁”情结，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商朝文化却并非如此。商朝文化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好迁徙。后来我们把做买卖的人称作商人，因为做买卖就必须四处闯荡，买进卖出，这和商朝文化很相似，所以就有了“商人”和“商贾”的说法。

商朝的货币叫贝币，也就是贝壳，在妇好墓中就有大量出土。这些贝壳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可能以为是来自北方沿海，然而事实的真相和我们的认知大相径庭。经过科学测定，这些贝壳的学名叫“子安贝”，不产于黄海和东海，只产于现在中国台湾以南的南海区域以及印度洋地区。

再比如用来记录甲骨文的龟甲，根据科学鉴定，绝大多数龟种不产于中原北方地区，而是出产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在对殷墟甲骨文的研究中，考古学家也同样发现，上面记载了大量进贡龟甲的情况，常刻有“某某入多少（甲）”[62]。

这些考古发现表明，早在三千年前，商朝和南方沿海地区以及更远的南洋地区就存在着贸易往来。

再有一个至今仍存在研究争议的问题，就是关于商朝青铜器的铜料来源。众所周知，商朝的青铜器是全世界的青铜器中质量最高的，不仅制作工艺精湛，而且器型的体量在全世界都是独树一帜的。然而根据现代矿产地质分析，中原地区是典型的“贫铜区”，而制作青铜器所必需的锡，中原地区是完全没有的。于是，一个令人非常困惑的问题摆在世人面前，中原地区既缺少铜也没有锡，商朝是如何创造出如此造型精美、规模宏大的青铜器的呢？

以金正耀为代表的一批科技考古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分析（主要是对青铜器中的铅同位素变化研究），结果发现，商代青铜器所用的铜料极有可能来源于云南东部地区的铜矿。后来又发现，汉中以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和商朝青铜器的来源是一致的。[63]

如果我们再联系子安贝的出产地，我们甚至可以作出一个大胆假想：从古印度到滇缅，从巴蜀汉中到中原，或许在当时存在着这样一条贸易线路，贝壳、龟甲、铜料这些商品都以贸易的方式被辗转输送到了商朝都城殷墟。当然，在没有找到确凿的考古学证据之前，这些都只是假想。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虽然还没有得到完全确证，但却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明，商朝人确实是喜欢迁徙的，而且非常注重商贸往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殷商时期，无数条“丝绸之路”已经被开辟了出来，只不过输送的商品不是丝绸，而是龟甲、贝壳、玉石和铜料。

这样回过头来看，商朝的先人以鸟为图腾就很容易理解了。鸟飞得高，看得远，可以翱翔于天际，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不就和商朝人喜好迁徙的文化完全吻合了吗？

商文化——重鬼神

商朝文化的另一特点是重鬼神。

商朝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会占卜一下。现在出土的甲骨文，它原本的用途就是占卜。

我们现在发现的商代墓葬普遍很深，规模也很大，陪葬品种多，而且墓葬规制越高，陪葬品也越丰富。其中，殷墟大墓中还存在大量人殉和人祭的现象。比如1976年在对武官村北地王陵区的考古发掘中，就发现了用于人殉和人祭的骨骸1178具[64]，甚为可怖。另外，有学者对甲骨卜辞中的人殉现象作了统计，其中有关人祭内容的甲骨有1350片，卜辞1992条，用人量一次最多达到300~500人。仅仅是对甲骨卜辞中有明确记载人殉数量的甲骨进行统计，从盘庚迁都到商朝灭亡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用于人殉的人数多达13052人，这还不包括甲骨卜辞中没有明确记载的人殉数量。[65]

可见，商人非常看重占卜和祭祀，特别看重死亡。

实际上，商朝这种重鬼神的文化传统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后来中国的神仙文化，就是基于殷商的发源地山东而产生的。比如齐国的邹衍，就是阴阳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创立了影响后世的“五德终始说”。还有后来同样出生在齐国的徐福，也把山东地区流传的神仙思想传递给秦始皇，秦始皇为之心驰神往，最终派徐福出海寻找长生之术。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朝的历史确实如同一只凤凰，光彩夺目，却又转瞬翱翔而去。它既留下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也留下了森冷可怖的祭祀文化。但不管怎么说，在历史这片天空中，商朝的文化为我们中华文明增添了一抹别样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