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恍惚惚的一群人

当年一部影片大约录三到四天，包括对口型在内，也就五六天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创造一个角色的全过程。而那时是不能听耳机的，台词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如果你想一秒钟，两个口型早过去了。而且你还必须顾到情绪、与对手的交流以及导演临场给你提的意见，所以，也许录音的那一刹那，就把你半个月司职记忆的所有细胞都用光了。

在这五六天里，你可能无时无刻不在琢磨：原片演员所表达的内在感情是什么，什么地方自己的表达还不到位，导演的提示是否做到了……而译制导演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更多了：演员提出某句台词有问题，需要再与翻译商榷；要问一下剪接，素材短缺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录音进行得顺利，可以把下个班次的哪几段戏提上来录；等等。

也许是背台词太费脑子，也许是那时候工作就那么投入，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恍恍惚惚，心不在焉，做出很多可笑的事。

那些年，每年春节，一家才有两斤鸡蛋。戴学庐一大早就洗好菜篮子，把鸡蛋买好了放进篮子里往回走。忽然，菜篮子滴下了一滴水，他想，早晨已经把菜篮子晾过了，它怎么还滴水？一面想，一面把菜篮子翻过来看看。当然，两斤鸡蛋全碎了，无一幸免。

杨成纯一大早起来，手表就找不到了。可今天要录音，导演得掌握好时间，没表怎么行？他于是枕头底下、褥子底下、写字台上四处翻寻，怎么找也没有。忽然想到，昨天晚上到壁橱找过东西，会不会落在壁橱里了？他一面打开壁橱一面想，找了这么半天手表，可能要迟到了，下意识地抬起手，手表就戴在手上。

大概是录制《罗马之战》的时候吧，天特别热，李梓抽个空当去洗澡。她一向做事快，当年没有洗衣机，人家一个礼拜天能拆洗三条被子。我总说她“这小娘们可能干了”。那天也是，洗澡之前，三下五除二，她先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好了，可洗完澡一看，这可坏了，干净衣服没带来，只好把湿衣服再穿上。

施融早起下楼去推脚踏车，可脚踏车不见了。他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昨天没骑脚踏车回家？”既然没骑回来，就坐车去上班吧。到了厂里就开始工作，也没去看脚踏车到底在不在。直到派出所打电话来问：“你们厂有个施融吗？他的脚踏车在我们这里。”他这才想起，昨天他下了班，顺路去买菜，然后拎着菜就回家了。是菜场把他的车送到派出所去的。有一次，我想给朋友寄两张电影票，正好施融要出去，我就把信交给他了。我还打电话告诉朋友：“我送你两张电影票，已经寄出了。”一个礼拜后，朋友打电话来问：“我怎么还没收到？”我赶紧问小施，他打开书包一看，我的信还在他书包里。票早就过期了。

我一生工作绝少出错。偶尔出一次错，竟让金琳高兴得手舞足蹈，幸灾乐祸地说：“你也会出错。”可我在电影票问题上却屡屡出错，而且是屡错屡犯，不可救药。有一次，我拿到一张非常难得的内参片的票，赶快打电话给我儿媳，叫她赶快请假回家，拿了票去看电影，还告诉她我把票放在写字台上。她匆匆赶回家，在台子上抓起票就走。到新光电影院一看，根本没有人，仔细看了看票，原来是第二天的。旁边还有两个小青年调侃道：“阿姐，侬明朝中班没空来看，送把阿拉算了。”

“文革”期间，我们家东零西散，老公支援三线，儿女插队，我常常一个人在家。有时生起病来，都是楼上邻居家的女孩照顾我。过春节的时候，我跟那女孩说：“阿宝，某日某时，阿姨请你看电影。”到了那一天，阿宝打扮得漂漂亮亮地下楼来了，我们一起去了电影院。离电影院还有一段路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了，还有十分钟开场，电影院门口怎么会那么冷清？一个人也没有。原来电影票是昨天的。

有一年五一节前夕，上海人艺请我们看话剧，有三十号晚上的票，也有一号的。李梓问大家要哪一天的，我说：“三十号干脆吃了晚饭去看戏，一号放假就不再出来了。”好几个人都说“对对，我们都要三十号的”。李梓拿回来票以后，先把三十号的给了我们，又把一号的票给了另一些人。当天晚上，我们五六个人都准时到了长江剧场，包括李梓本人。居然没有一个人看一眼手里的票是哪天的。其实，根本没有三十号的票，所有的票都是一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