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上海北站一片红色的海洋。

长长的月台上到处都是大幅横标：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震得人胸腔发颤。成群结队的知青们佩戴着红花，打着背包提着网兜，网兜里装着面盆毛巾肥皂和其他日用品，几乎同一种样式，如同当年志愿军大兵出征。这些知青，有的十七八岁，有的十五六岁，最大的不过二十刚出头。自“文革”以来，中国的三届初、高中生以及大学毕业生，没有就业没有升学有的甚至没有离校，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个阶段的子女，像河道中的淤泥一样堵塞了城市的空间。毛主席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河道顿然疏通，数以千万计的城市青年以滚滚洪流之势，争先恐后热血沸腾地到农村去了。而且愈是艰难困苦的地方他们愈是奋勇向前，无论贫穷富贵乃至达官显贵都被卷入其中。年轻而勇敢的知青们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激昂口号中，奔向了安徽奔向了云南奔向了北大荒，奔向了祖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这项运动，一直持续了十二年，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数年才逐渐停止。

最早的一批知青，被称为“老三届”。

上海火车站正在以无比热烈的形式为这批最初吃螃蟹的老三届送行，到处一片火爆的场面。赴征者壮志满怀豪情万丈，送行的家人充满了惜别也充满了希望，所有人都不知前路具体是什么状况，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听毛主席的话，响应党的号召，义不容辞，无限光荣。

上海青年，永远具有走在时代风云前面的特质。

自然，火车站也还在运营着南来北往的其他车辆，由于列车往往晚点和月台上闲杂人员太多，不仅出现了严重的拥堵，而且同一站台挤满了不同车次的乘客，上错车是那时候的经常现象。

一列从西北方向驶来的火车徐徐靠站了，旅客们纷纷走了下来，走在最后面的是个抱孩子的妇人。说不清多大岁数，三十也许，四十也可，黝黑而粗糙的皮肤掩去了她真实的年龄。她剪着中年妇女那种齐耳短发，蓬松凌乱的头发和疲惫不堪的神情说明她经过了长途旅行。她抱着一个小男孩，背着一个打得十分军事化的行李，还挎着一只石青色的帆布旅行袋。旅行袋已经相当老旧，印有“上海”字样，斜体，说明她与上海的历史渊源。她前挎后背臃肿庞大行动十分不便，下了车便试图把孩子放到地上。孩子只有两岁多一点儿，两手拽着母亲挣扎着不肯自己走路。车站的喧嚣把他吓坏了，他没有见过如此宏大而壮烈的场面。妇人无奈，只好重新抱起孩子并开始艰难地移步。

这辆北方的火车很快喷着浓气呼哧呼哧地开走了，比她更早地离开了原地。这儿是终点站，没有人再上车。又一列车开过来，填补了空缺。而随着新列车的到来，月台上的人群开始骚动，有人对着喇叭催促知青们上车。刚才还口号声此起彼伏的热烈场面突然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哭声，那是家长们。家长们舍不得自己的孩子，最后时刻崩溃了。而孩子却像要挣脱绳索一样挣脱爷娘的拉扯。有人奔跑起来，有人哭喊着追赶，锣鼓声却更加激越地敲打起来，声声如同催阵的战鼓，整个月台一片混乱。

妇人无法行走了，她庞大的体积难以通过滚滚的逆流，便卸下行囊立在一旁等待。看得出她是个性格缓慢比较有耐心的人，静静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讶和好奇，只是黧黑的面容闪过一种沧桑的恍惚。

多么类似的情景啊。

当年，她也是这样胸佩红花离开上海的。那时，她十七岁，正是眼前这些人的年龄。只不过，那时他们是去支援边疆建设，而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以，通俗的叫法是“支边青年”，而不是“下乡知青”。

她站在那儿，瞧着身旁的立柱。对，就是这根立柱，上面有块蓝色的指示牌，就是在这个方位踏上了驰往大西北的闷罐车。她登上空荡荡的车厢，习惯地缩在一个角落里。那个角落看不到闷罐车外面的情景，只听到人喧和锣鼓。震天的锣鼓激动着她的心，让她那颗近乎干枯的心里升腾起无限美好的愿望。身边唯一的行囊就是这只石青色的帆布旅行袋，袋里装着她简单的日常用品和一件血衣。

如今，她回来了，还是这只手提帆布袋，斜体的“上海”二字已经褪色，变得有些斑驳。血衣放在了遥远的戈壁滩，那儿早已经是她的家。

她没有思念过上海，但一旦踏上上海的土地还是有些激动，毕竟这是生她养她的地方，连满含煤烟味道的空气都那样熟悉。只是她生就木讷的面孔很难把这些激动表现出来，所以看上去像无动于衷。她怀里的孩子却十分灵动，摇晃着小脑袋左顾右看，渐渐适应了周边的环境，觉得很新鲜很有趣。

一阵急促的哨音传来，列车即将启动。时代不同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支边青年坐的是连小窗都没有的铁皮闷罐车，一路就地蜷坐，不知道要去往何方。而现在的下乡支青登上的是绿皮客车，所有窗口挤满了人头和手臂，高声呼喊着“再见了”，与亲爱的上海做着英雄式的告别。

火车喷吐着巨大的白雾徐徐启动，送行的人群跟着向前奔跑，有人一直跑出月台跌落到底下。端木兰目送着火车远去，月台上顿时疏松了许多，她这才背起行囊挎起提包抱着孩子继续前行。没有人接她，如同当年没有人送她。她贴了贴儿子的小脸，儿子是她唯一的希望，儿子想看热闹却用手推开了她。她在儿子肩上蹭了两下不知什么时候流出来的泪水，说着儿子听不懂的话：“人就是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苏桂英坐在烟纸店的柜台里打着瞌睡，与前些年相比，她脸腮明显松弛下来，人在瞌睡中更显现出一种老之将至的状态。近年来她时常低烧咳嗽，甚至咯血。日本人纱厂里当童工落下的毛病，医学上称为尘肺病，但她本人毫不知情。年轻时候没觉得怎么样，吃点梨膏糖就好，现在老了吃梨膏糖不管用了，需要吃药。小业主没有劳保，不到万不得已不去买药，多往公园里跑几趟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也会好一些。此刻正是午后最犯困的时候，没有生意，只消打盹。

朦胧中门口似乎有个人，她抬起头努力睁开眼睛，习惯性地问：

“侬要买啥东西？”

来人就是那个车站上的妇人，妇人站住，脸上似悲似喜。

“妈。”

苏桂英惊愕了。

“你是……”

“我是兰儿。”

老板娘两手按着柜台站起来，使劲眨巴眼睛，眼前一大一小娘儿俩，在做梦吧？

“妈，我是兰儿，我探亲来了。”

妇人重复着自己的话，并向前走近一步，抵近了柜台。苏桂英还是没有动，这是她的女儿吗？算算才二十七岁的人，却有着三十七岁的苍老，连头发都泛起了秋草般的枯黄，哪里还是粉嫩白净的上海人？但那双眼睛却分明是她自己的翻版，她所有的女儿都有一双和她一模一样的大眼，以及两道极具秀色的长眉。苏桂英哆嗦着嘴唇终于叫了起来。

“兰儿！”

真的是烟纸店里的老大端木兰啊。

当年端木兰偷出户口簿报名支边，通知书被送到家中的时候苏桂英方知女儿要走了，而且是新疆。天哪，那是天边啊，苏桂英大哭不止，她养了十七年的大女儿等于没有了。还真是一去不回头，一封信都没有，像从人间消失了。

如今却又从天而降。

“这是你的外孙。”

端木兰把孩子送到母亲面前，相信这是送给母亲最珍贵的礼物。

苏桂英果然喜出望外，伸手接过孩子。这孩子竟然也有一双极似姥姥的眼睛，千真万确是她的第三代嫡亲骨肉。苏桂英一辈子有两大喜好，一是钞票，一是男孩。她把外孙紧紧贴在胸前，似乎要和自己贴为一起，贴得孩子哇哇大叫起来。

“我有外孙了，我当姥姥了，是个小子，小子好啊——”

苏桂英不顾孩子的挣扎，亲了又亲，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端木兰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傍晚时分，端木家的人员全部到齐，连极少回家的二女儿端木卉也闻讯赶来。姐妹俩见面就拥抱在一起，啜泣着不肯松手，好像一对连体人儿。端木兄弟都是在大姐的背上长大的，这个大姐任劳任怨，任由驱使，从不打骂他们却经常挨着他们的捶打。一旦归来，个个喜笑颜开，那份亲近自不必言说。特别是带来的这个小外甥，蹦来跳去活泼得很。烟纸店多少年没有孩子的笑声和闹声了，大家争相抱他亲他，用口袋里仅剩的钞票给他去买上海名产大白兔奶糖。孩子很快就会叫“大舅舅”“小舅舅”和“阿姨”，最后被雄壮的大舅舅驮在肩膀上，沿着中山北路一直跑到虹口公园，又绕到另一条路上跑回来。孩子像骑着一匹奔驰的大马，一路欢笑不止。

苏桂英首先让归来的女儿吃了两只糖煮荷包蛋，算作接风点心。瞧她黑得像外滩上行走的非洲人似的，肯定辛苦啊。戈壁滩那地方草木不生水不养人，把她的女儿弄成木炭头了。接着颠颠地买来几斤糯米粉和一包绵白糖，要做汤圆。北方的饺子南方的汤圆，象征着一家人团团圆圆。制作汤圆的过程是非常欢乐的，家人们围在一起，都在手心里搓弄着柔软无比的面团，搓出了许多的花样。大汤圆有心，小汤圆实心，还买来桂花酒酿做酒酿圆子。酒酿圆子要做得珍珠粒那么一点儿，好几粒放在一起搓，搓出一种珍珠般的精致。大家嘻嘻哈哈，连两岁的孩子也得到一块小小的面团作为玩具，烟纸店出现了开天辟地不曾有过的欢乐祥和。经过半天的忙碌，汤圆终于盛在了碗里，又白又胖让人馋涎欲滴。他们已经不在柜台上吃饭，靠东墙有了一张折叠式圆桌。圆桌是端木宝买回来的，工人阶级端木宝曾把一个美丽的女孩带回了家，而那个女孩离开他们家后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家穷得来，一张吃饭的桌子都没有。”

现在坐在桌上吃饭的兄弟姐妹们，除了大姐端木兰，其余的都还没有对象。至于老四端木槿，没有人会想起她。

吃过汤圆，孩子困了，端木兰拍着儿子躺到阁楼上暂歇一会儿。门外隆隆的汽车声震颤着这座柏油纸小棚屋，也震颤着她久远的记忆。触景生情哪，踏进了中山北路便不由人不回首以往。

那时候这段路还是又窄又短的三阳路，他们家不是现在的126号而是134号。母亲生她的时候年方二十，二十岁的母亲不知为什么不喜欢她，一次趁父亲不在家毫不犹豫地把她送掉了——父亲说是卖掉了。卖给了谁家她自然不知道，她还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父亲上门讨回了她，说头生孩子是男是女都得要。二妹被送走是她向父亲告的密，父亲经常告诉她母亲会把女孩子送人，让她看好妹妹，妹妹果然被人抱走了。父亲按照她所指的方向急急追赶，追出二里多路追上了一对年轻夫妇。男的是国民党军官，倒也讲理，没有掏出枪来耍横，看到卉儿朝着来人高喊“爸爸”便把孩子还了回去。之后，作为大姐的端木兰又一次目睹了三妹被人抱起又同样被父亲夺回的情景。她真的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女儿都送人，连同她这个头生女儿，而独独留下两个儿子。

在父亲没有回山东之前，她和二妹还偶尔会有短暂的快乐时光，比如说父亲买西瓜回来了，她们会在门外欢呼雀跃地迎上去然后簇拥着一起回家。父亲买的都是大西瓜，麻利地切开，五个孩子每人都有份，吃完一块还有一块。后来父亲带着小妹走了，母亲只买那种两斤左右的小西瓜，拿刀中间切一下，一刀两半再撒上白糖，两个儿子各自抱着用小勺吃得香甜，她和二妹不等听到吧唧声就躲到门外去了。

父亲走后日子艰难起来，母亲让她拎着篮子去捡煤渣。她和一群同样穷苦的孩子等候在工厂外边，热气四蒸的煤渣刚一倒出来，他们便像火中取栗一样疯狂地抢夺。她抢不过人家，不是因为力气小，而是胆子小，从来不敢和别人争。她是三姐妹当中身材最为高大却又最胆小的一个，连最小的弟弟都习惯于欺侮她，因为母亲从来不允许她有任何的反抗。捡煤渣的孩子们有时走在铁道边上，运煤的车会在行进中颠下一些来，那是最好不过的新煤。她更抢不过人家，总被推到一边，只捡一些细小的煤块。而那些抢到了大块煤的孩子却还要跑到她母亲面前故意炫耀，为此母亲总骂她没用，总骂她饭桶，总骂她为什么不死掉。母亲在骂她为什么不死掉的时候她也在想自己为什么不死掉，很想去死。母亲骂她的时候会同时骂着父亲，骂得咬牙切齿口冒白沫，好像远在山东的父亲能够听到似的。她却在心里默默地思念着父亲，埋怨父亲为什么只带走年幼的小妹而不带她。父亲虽然抛弃了他们但父亲在的时候不对他们凶神恶煞，这就足够怀念的了。

那是一个夏季的中午，要吃饭了，放在桌上的是萝卜干。她最吃不得的菜就是萝卜干，看到就反胃。她斗胆向母亲讨要二分钱，希望去买点别的咸菜。可是母亲一把抓起她的头发向椅子上撞去，连撞几下，木椅的棱角把她的头磕破了，鲜血直流，母亲却自顾骂个不休。她哭得泪也没有了的时候被鲜血洇湿的褂子也风干了，她把那件褂子藏起来再也不穿。十年前带去了新疆，成为她能坚守在戈壁滩上不回上海的重要力量。

轰轰烈烈的支边运动在上海开展的时候，端木兰正给人家做娘姨。一家公私合营的私方资本家，还保留着往昔豪华的生活方式。端木兰负责为月子里的少奶奶洗东西，她还是个小姑娘，真的不愿洗那些脏得令人作呕的污物。于是偷出户口本私自报名参加支边去了，尽管还不满十七岁，也只有小学毕业，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她走了，走得义无反顾。闷罐车拉着这批年轻人“哐当哐当”沿津浦线转陇海线，朝着西北方向行进，窗外的景物也随着远行而渐次改换着植被。油绿的稻田变成了火红的高粱，火红的高粱又成了雪堆似的棉花。七天以后，绿色少起来，灰黄多起来，有人在喊“雁门关”。端木兰把脸贴在门缝上，没有看见雁门关却隐约看到了长城。长城耸立在群山之上如一条蜿蜒的巨龙，在门缝里闪了一下便不见了。接下来是苍浑的原野和裸露着大块岩石的绵绵高山。又有人喊“玉门关”！出了玉门关飞沙走石，天地一片苍茫。有人在叹息：“春风不度玉门关。”她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只知道离上海越来越远。那次的行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火车换汽车，汽车换骆驼走了大半个月，终于有人喊：“都下来吧，到地方了。”

这就是内地人闻之色变的新疆戈壁滩。

戈壁滩呈史前的苍浑颜色，不闻马嘶不见人喧更没有高楼与平原，无边的砾石像凝固在海面上的惊涛巨浪。上海知青被最初的荒凉骇住了，风是烈的，水是咸的，饭是掺着沙粒的。没有房屋没有马路没有水洗澡，没有上海人习惯的所有生存条件，连暖暖的床铺都没有。但他们的血是热的，心是红的，站在那些半阴半阳的地窝子前振臂高呼：“支边光荣！”“把青春献给祖国！”

据有关方面统计，那次运动从安徽、湖北、江苏和上海动员了570万人，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移民。这支浩浩荡荡的支边大军在以后的岁月里延续了南泥湾精神，不仅为自己的理想奉献出了一生，也让自己的子子孙孙成为建设新疆的主力军，最终成为了新疆人。

当年的支边队伍中女青年占了一半还多，是有关方面特意而为的，因为那里有着二百多万人的建设兵团，亟需大批的未婚女知青。木兰从军的故事在中国的大西北进行着历史性的演绎，可是端木兰却非花木兰，她既没有文韬武略，也没有智慧与胆魄，甚至没有同龄人的理想和激情，来新疆仅仅为了离开上海，像仓皇的鼹鼠寻找一个安全的窝巢。

在临时站住了一星期，端木兰被分配去石河子做护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石河子还是个小小的部落，聚集着一些早年间进来的军垦人员。经过短暂的培训，端木兰正式上班了，穿上雪白的大褂，走进雪白的手术室，激动得全身打颤。终于不给人做娘姨了，终于不洗那些让人发呕的屎尿布甚至女人的污秽布了，终于正式参加工作了。手术台上躺着一个肠梗阻病人，这个所谓的医院并没有手术的条件，但病人的情况已经不允许拖延了，只好就地救治。全麻后的病人如同死去，医生的柳叶刀划开了肌肤切透了脂肪层。她远远地站着，直到有人高叫：“纱布，纱布呢？纱布——”

她猛然想起自己就是“纱布”，忙答应着往前挤——不用挤，人们已经为她让开了通道，使得她能够一直顺利地走到台前。可是她手中的托盘“哗啦”一声掉下去了，盘内的东西撒落一地。她望着台上浑身发抖，那个地方开膛破肚，鲜血淋淋，还有刚刚被掏出来的一堆肠子，她魂飞魄散地瘫软在地上。

很快，她被调离了医院，去一个地质队做杂务。地质队有二十几人，全是男性，连图纸都不会看的端木兰只能扛测量仪。戈壁滩除了石头就是石头，狂风没日没夜地刮着，几乎能把所有的石头都刮起来抛向天空。她跟着小分队日夜出没在戈壁滩深处，白天为大家生火做饭，晚上搭起小帐篷为自己遮风避寒。帐篷外的狂风卷天裹地，像无数的野兽在奔跑吼叫，吓得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人们同样看不起她，因为她连量杆都扶不稳。母亲整天骂她没有用，真的把她骂成了没用的人。

二十岁那年，石河子来了一个外地杂技团，她站在大卡车上随着小分队去看演出。贴身站着一个比她大十多岁的男队员，随着卡车的颠动那个男人不时碰撞着她。那人不是知青而是早年间的大学生，因被分到了戈壁滩而没有姑娘嫁给他。回来的时候，男队员依然紧挨着她，并附耳对她说：“端木，我喜欢你。”于是，一种另样的情愫来到了姑娘心间。她始终不知道那是不是爱，只知道她需要被人爱，就像即将枯萎的禾苗渴望雨露阳光。很快，他们结婚了，结婚的当晚被丈夫打了，原因是床单上没有见红。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见红，大概是在给人当娘姨的时候累坏了，更有可能是在追逐火车抢捡煤块的时候跑坏了，她在布满乱石的火车道旁跌倒过无数次。丈夫不听解释，她也无从解释，只能默默忍受，她的身和她的心一样都没有健全地成长。

丈夫打她和与她做爱有着同等的兴趣，打完了就爱，爱完了就打，不为什么，只为那一下的需要。两年后丈夫调离地质队去了乌鲁木齐，与她离了婚，理由是没有共同语言。

她的生活又回到了从前，但人回不去了，从一个完整的姑娘变成了一个不完整的女人。心灵的痛楚像永不愈合的伤口，让她常常在夜间哭醒。哭醒了就取出那件带血的上衣，望着上面大块的血斑更加悲凄。又是两年过去，戈壁滩来了一支医疗队，她去求医问诊，全身似乎都是毛病，不知哪来的这么多问题。那是个年轻的医生，对她说：你没有病，可能只是情绪不太好。坚强乐观一些，开个病假条休息几天吧。

她没有把那张条子拿出来，既然没病就不能休息。医生的话似乎对她起了作用，渐渐地，不再那么害怕男人的声音，也不再那么害怕夜风的咆哮。那个看病的大夫却向她求婚了，说她美貌，说她忠厚。说她忠厚她完全认可，说她美貌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戈壁滩上不会有美人。但有人示爱总让人心动，何况相貌端正的医生是那样地殷勤，每个礼拜都骑着自行车接她去市里看电影，看完电影再吃几支羊肉串。吃羊肉串的时候不让人放孜然粉，她的病吃不得辛辣。

于是，端木兰又结婚了，家也安在了丈夫所在的单位。医生是本地人，家里有着公婆小姑好大一群。她感激上苍给了她一个圆满的家，倍加小心地侍候着所有人只求平安。可是公婆并不看好这个二婚的上海女人，上海人在外地并没有太好的名声，一致被认为既爱耍小聪明又不肯吃苦耐劳。婆婆没有过笑脸，小姑永远刁钻，怀孕三个月了还让她去河边浣洗全家的衣物。她砸开冰冻，水像电流一样刺激着她，她流产了。婆婆大骂她没用，责怪儿子找了这么一个窝囊的婆姨。她又怀孕了，怀孕又流产了，直到第三次妊娠才生下一个精瘦的男孩。可是丈夫夜不归宿了，医生的职业让他很容易结识新的女性。这次是端木兰提出的离婚，她想明白了，没有人能够救她，生存要靠自己。丈夫倒是很爽快地签了字，连孩子的监护权都没有争，他相信他很快会有更好的孩子。

端木兰又回到了地质队。可是地质队天为被地为床的生活条件根本不允许一个幼童的存在。离家十年的端木兰终于想到了中山北路，想到了她开烟纸店的妈。

苏桂英始终没有询问孩子的爸爸在哪里，更没有问为什么。老板娘阅人无数，女儿满脸沧桑地往面前一站，她已经明白了一切。不管怎么说，她的大女儿活着回家了，还带来一个外孙。至于别的，无关紧要。女儿是拿工钿的工人阶级，不会白吃白住。当妈的要保证这一时期把娘儿俩养得白胖一点儿，毕竟是她亲生的女儿和亲亲的外孙。

孩子睡着了，端木卉爬上了阁楼，紧挨着姐姐坐下。这是两个性情截然不同的姊妹：姐姐忍辱负重，妹妹却睚眦必报。端木卉早已经不做娘姨了，上海的有钱人百分之百被打倒在地并被踏上一只脚。谁也不知道端木卉是怎么生活着的，也许她会告诉姐姐，而姐姐不会再告诉别人。姐妹俩说一阵笑一阵，哭一阵叹一阵，再瞧一阵孩子。孩子长得很好，是整个烟纸店最伟大的成果。姐姐想起火车站的所见所闻，长叹一声告诫妹妹：“再苦再累也千万不能下乡，外地太不安全了。上海好歹还有碗大米饭吃，好歹还有两个弟弟，关键时候能护着些。外地一个亲人都没有………”

端木卉点头，无须姐姐嘱咐，她不会去插队的，她已是八年的老待业，只要坚持，工作总会得到解决。

也就是那天晚上，烟纸店已经关闭上了的房门又被人轻轻敲动，端木槿无声地出现在门口。

“三丫头回来了！”

苏桂英惊喜地叫，两眼下意识地去看她的手。小女儿两手空空，神色苍白，面颊瘦削，肩上背着一只书包。

“怎么了？”苏桂英预感到不祥。

“我离开新安河了。”端木槿声音干硬。

“不回去了？”苏桂英惊呆了。

“不回去了。”

苏桂英张大嘴巴“啊”了一声，失落的程度不亚于丢掉了半爿烟纸店。余家来信已告知登记，她正准备带着小儿子去参加婚礼呢，借机可以好好敲一下余家的竹杠，却怎么反倒回来了？

端木槿站在那里没有立刻就进，她不能确定母亲是否准许进门。

“又是一个，娘儿仨三个寡妇。”

母亲愤愤地叫着，冲上前一步。端木槿以为要打她，做好了防护的准备，她不想再挨打。

她的娘却站住了，又叫：“还不进来，立在那里做啥？”

端木槿低头走了进来。

端木卉已经离去，阁楼上走下端木兰。

“这是你大姐。”母亲没好气地说。

不用介绍，大姐已经知道这是小妹。关于小妹的事情听二妹简短说了几句，并不知详情。只是惊讶小妹长得这般高大，几乎和她平头。但心中并没有见到二妹时的那份激动，只是牵动了一下嘴角，算作招呼。端木槿望着大姐。大姐长得酷似母亲，但眼大无神，没有母亲的那份泼辣干练。大姐的不冷不热让她想起了初见二姐时头上被浇煤油，自然也生不出什么激动，如同面对一个不相干的人。

母亲没有问她有没有吃饭，也没有问她为什么离开余家，更没有问她如何离开的余家。她的女儿她知道，如果说大女儿离婚是因为受够了别人的气，小女儿离婚则肯定是她气坏了别人。

端木槿已经饥肠辘辘，但没有得到荷包蛋的待遇。汤圆也都吃光了，白水煮面条都没有，只好自己跑到小吃店要了一碗阳春面。用筷子挑起阳春面的时候，想起了余细毛那句话：“到了上海不知道还能不能吃上饭。”细毛真的心肠不坏，人也并不真傻。

吃罢面回来，母亲和姐姐正准备就寑。柜台后面的那一小块空间归了大姐娘儿俩，大姐打开折叠床，抖开自己带来的被子，搂着儿子躺下了，看来充分做好了在烟纸店生活一段的准备。端木槿爬上阁楼和母亲挤在一条被子里。幸亏老二不在家，不然肯定要有一人睡到地下去了。虽然那床破棉絮已经做上了里子，但面积太小，盖不严两个人。母亲使劲往自己那边扯了一把，嘴里叽咕着“儿是冤家女是债”，一个翻身把脊背对向了端木槿。端木槿大半个身子露在外面，没有作声，也没有动弹。反正只是在这儿临时对付几天，无须与谁置气。但母亲那句“寡妇”很是刺激了她，多难听啊，她怎么成了寡妇？但也不想与母亲辩驳，没有意义，某些方面她的母亲还不如余家阿妈。

第二天吃过早饭，端木槿趴在楼板上给徐老师写信。徐老师真是及时雨啊，就要去牡丹江学习了，激动得几乎握不住笔。一张纸上有半张废话，唯恐表达不清楚意思，写了又写，连句子都组织不完整，但满纸洋溢着感动和激情。现在什么都不用怕了，自由了，脚生在自己脚上，户口放在自己身上，世上再没有管制她的人了。想起余家还非让写什么不许和吴奎结婚的保证书，真是瞎想八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她是即将展翅的雄鹰，万里高空才是她的向往。吴奎哥，你等着，将来会回去看望你的，向你汇报成绩，一定不让你的鲜血白流，不让队友们的鲜血白流，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让所有的好朋友连同农花香仙都能够在那块土地上扬眉吐气！

她写得来不及吃早饭，好像听见母亲在下面说：“不要管她，戆度兮兮，十三点！”

她没有理会，自顾写信。

写完下楼，正撞到进门的二姐。二姐吃惊地问了她一句什么，她没顾得多说，快步奔向了邮局。

老大老二手拉手有说不完的话，她们两个才真正是一根藤上长大的苦瓜。房子太小，孩子玩得无聊，自己跑出门口去了。马路上车多危险，老二忙去阻拦。但刚走出门口脸色突变，路对面正有几个人朝着烟纸店走来。她一把捉住孩子，回身往门里一放，叫了声“姐，我走了”，沿着墙边撒脚就跑。正过马路的人发现了她，一齐高叫起来：“端木卉，别跑！”端木卉跑得更快。一支车队挡住了追赶者，车队过去，踪影不见了。

端木槿从邮局回来的时候，正赶上那些人气势汹汹地围堵在他们家门口。

“苏桂英，上山下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你们家敢不响应吗？”

居委会——全称为“街道革命居民委员会”，一个头头模样的小个子女青年对着苏桂英义正词严。小个子女人手里握着小红书，胸前的毛主席像章熠熠生辉。

苏桂英神色萎靡，人都矮下去一截，平日的粗暴全不见了——她的粗暴只表现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在外人面前她向来卑微至极。特别面对上级领导，身子都站立不直。她声音打颤地说：“哎呀于主任啊，话不能那样讲的啦，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我们积极响应，半夜里都从床上爬起来庆祝最新最高指示。只是……只是……”

于主任厉声打断了她，“我对侬讲，革命要看实际行动的啦，你是里弄小组长，但也别忘了你小业主的身份。我问你，你们拉革命的后腿，想站到反革命那边去吗？”

她个子极小声音极大，让人想起树叶里闻声不见影的夏蝉。

苏桂英几乎要浑身打颤了，为了改变“小业主”的灰色政治地位费了多少心力啊，十年如一日地拼老命啊。她拍着胸脯保证道：“我一定做端木卉的工作，让她到广阔天地中去，绝不拖革命的后腿。”

于主任似乎有了点满意，声音也温和了一些：“那么我对侬讲，赶快让她去街道居委会报名，我们是要争取全区先进的，不能落在别人后头，晓得？”

一群人正要走，一直站在后面的端木兰突然说话了。

“领导同志，我有话讲。”

她走了出来，一直走到于主任面前。她身材比于主任高出一截，居高临下地站着。

“我们是革命家庭，不存在靠哪边站的问题，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十多年前就已经走了两个。这是一九五六年在城市返乡运动中回乡支农的端木槿，”她指了指三妹，又指了指自己，“我是一九五八年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建设的支边青年端木兰，我们三姐妹离开上海走了两个，这还不算革命吗？”

苏桂英惊讶地望着她木讷而胆小的大女儿，想不到她能在关键时刻讲出这样一番话来，这是她想说而不敢说的啊，毕竟在外十年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端木槿也在惊讶地望着她的大姐，这是第一次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被迁返原籍的真相。于主任也相当惊讶，她是从“造反有理”的队伍中走向领导岗位的骁将，十多年前还在上小学。支边青年老资格呀，需要尊重的。但那个小的竟也五六年就出去了，她出去干什么？这时一个年龄稍大的工作人员附耳低声说了几句，承认一切属实，端木家两个女儿连同她们的老子离开上海都是他签办的手续。当时有个口号叫作“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虽然七岁的孩子走到哪里都吃闲饭，但只要有人主动迁移，哪怕刚出生的婴儿也照迁不误。于主任稍稍做了一下思考，说：“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有了支农有了支边还要有支青。反正你们家里还得走一个，让谁走你们自己看着办。”

一群人终于走了。

苏桂英嘤嘤地哭起来。

“三个走了两个，只剩一个了还让走……”

女儿们平时在母亲眼中蒿草不值，但真要走真不舍得。别说个个都是肚皮里生下来的肉，就算是根汗毛也不能允许别人随便拔走呀。更何况支青去的都不是好地方，除了杭嘉湖，天下再没有鱼米之乡。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是那一个送去了天堂倒又自己回来了。

真是晦气晦到家了。

端木槿紧闭了嘴巴默默走开。虽然只有一天，但她已明显感到和两个姐姐不是一派。姐姐们是上海派，她是山东派。两位姐姐自幼一起长大，她虽然也属亲姐妹，但三岁就走了，没有同甘共苦的经历。所以大姐能挺身为二姐说几句公道话，但肯定不会为她说话。这让她似乎有点儿酸意，却又随即释然，自己不是同样也没有为她们做过什么吗？如果不是在这儿碰上，连想都不会想起她们。这个家本就不是正常人家，又何来的正常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