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新发展格局与数字经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从经济循环理论角度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取决于经济循环能力，即包括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在内的闭环链条循环往复的速度和质量。我国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综合考量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特征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基础上做出的长远战略选择，也是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框架。

从国内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因此注重发挥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在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和国际分工，建立起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推动国内经济高速增长。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升，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社会需求结构、生产函数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体系内部供需脱节和循环不畅的问题开始显现。长期以来，以嵌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外需主导的经济造成了我国对外部需求和科技转移的双重依赖，使得国内产业链基础脆弱、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受限，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和“卡脖子”等问题日益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以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

从国际环境变化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出现弱化。西方主要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遭遇逆流。尤其是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逆全球化趋势更明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都面临重大冲击。在不断加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影响下，世界贸易和产业分工格局也在发生重大调整。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们必须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同时，不断畅通国内循环，以持续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韧性。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核心是要畅通国内大循环，降低对外依赖度，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参与国际大循环；同时，利用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阶段，该如何发展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安徽考察时指出，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居民潜在的消费需求。截至 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1.6%[3]。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消费品有更高的要求，需要有个性化的、多样化的、高品质的消费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大大扩展了市场边界，经济活动的生产组织和交易不再受到地域和时间限制，远程非接触交易成为现实，这就给原本无法得到满足的潜在需求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从而可以极大地拓展市场需求空间。另外，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诸如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使得满足越来越多居民的个性化需求成为现实，未来个性化消费市场空间巨大。在疫情冲击下，网络购物、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等数字消费领域实现了逆势快速增长，成为当前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速、辐射最广阔的新兴消费领域。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转型，将进一步激发人们对网络零售、云服务、在线教育和医疗等的线上消费需求，“线上 + 线下”深度融合的新零售业态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从一二线大城市不断向低线城市及广大农村快速扩张，持续激发和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同层次群体的消费潜力。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持续快速增长，2020年达到37.2万亿元，比2015年增长70.8%；网上零售额达到11.8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1.7%[4]。网络购物成为居民消费的重要渠道，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持续提升，带动相关市场加快发展。快递业务量从2015年的206.7亿件增至2020年的833.6亿件，非银行支付网络支付交易额从2015年的49.5万亿元增至2020年294.6 万亿元，均稳居全球首位。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示范企业引领作用明显。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占据 2020 年电子商务企业全球市值前5名中的4名。

网络支付业务规模持续增长，在有效满足消费者购物、出游、餐饮等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促消费、扩内需的重要保障。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8.72亿人，占网民整体的86.3%[5]。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银行共处理网络支付业务225.3亿笔，金额553.5万亿元[6]，网络支付交易额再创新高。随着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的推进，截至2021年6月，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超过132万个，覆盖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开立个人钱包2087万余个、对公钱包351万余个，累计交易7075万余笔，金额约345亿元[7]。

从国际市场上看，数字经济“无边界、全球化、全天候”等市场特征有助于打破国家与国家之间交易的物理障碍，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数字贸易的发展使得国内消费者可以便利地通过各种移动终端选购世界范围内的商品，不断增加消费者福利，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网民基数，可以通过需求的“长尾效应”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潜力，不断丰富人们的需求层次，提升消费质量和水平，在有效刺激消费的同时不断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由数字经济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在不断激发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

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扩大投资需求，从而为经济内循环不断注入新活力。在经济发展受到突发疫情严重冲击的背景下，新基建被寄予厚望。2020年4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基建，推动产业和消费升级。会议指出，要加快信息网络等新基建，“以一业带百业”，既助力产业升级、培育新动能，又带动创业就业，利当前、惠长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根据发展需要和产业潜力，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基建；创新投资建设模式，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强化服务；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为投资建设提供更多便利，从而明确了新基建的投资模式。

新基建是我国未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5G、大数据等建设不仅是信息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是落实网络强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加大新基建，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还能够对其他制造业和服务业起到带动效应。新基建投资既能在短期内为经济增长助力，从长远看也可以激发更多新需求、培育更多新业态，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并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

以5G为例，目前5G已跨过标准制定、研发试验阶段，进入落地应用阶段，形成了全球统一标准，系统、芯片、终端等产业链各环节均已达到商用水平。5G的商用推广不仅能提升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和智能设备的技术水平，还能加速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发展。可以预见，未来5G建设的基础性投资将大大增加。招商证券预测，在5G时代，国内三大运营商的总投资额为1650亿美元，相比4G时代的1100亿美元，总规模增长约50%。除了基础性投资，5G还将发挥强大的引领作用，拉动产业链上下游行业加大信息技术投资，包括设备制造商、终端制造商、芯片厂商及5G应用场景相关厂商等。德勤的研究报告指出，2020—2035年，全球5G产业链投资额预计将达到约3.5万亿美元，其中我国5G产业链投资额约占30%。

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我们充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契机，加速推进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和产业转型升级，从供给侧建立完备的产业体系。我国高技术领域目前尚存在较为突出的短板，自主研发能力不足，关键技术和芯片等核心零部件一直以来过度依赖进口，成为掣肘我国打通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大障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技术方面突破和突围、摆脱国际市场分工地位被锁定在低端的困境的有效途径，在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我国试图进行技术封锁和打压的新形势下尤其如此。只有摆脱对其他国家的技术产业发展路径的依赖，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才可能真正建立起经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