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灾害情境下基于媒介功能论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 何谓功能

媒介功能理论作为大众传播理论中的重要流派，其理论渊源是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理论。有关“功能”（Function）这一术语，莫顿（Robert K.Merton）认为虽然在众多学科和日常生活中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在社会学研究中尚处于含糊不清的状态。他列举了常用的五种用法：一是最为通用的用法，即功能代表通常带有仪式性质的公共集会或节日活动[43]；二是将“功能”这一术语等同于“职业”（Occupation）这一术语[44]；三是功能常被用来指代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要员的活动，更具体而言，是某一官职或政治地位的占据者[45]；四是由莱布尼茨（G.Leibniz）将“Function”一词引入数学领域，用来指代所考察的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或其他众多变量之间具有的相关关系，即该变量可以由其他变量来表达，或者由其他变量来决定取值，也就是数学中常用的“函数”[46]，这一带有函数意义的术语也经常被社会学家们所使用，但是他们经常与另一个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关系”或“相互依赖的变化”含义的术语表达相混淆；五是部分来源于“功能”这一术语原来的数学意义，但更多的是由生物学引申而来，被理解为“有助于维持有机体的生命过程或有机过程”。[47]

在这五种使用方式中，莫顿认为第五种含义对于功能分析是最为重要的，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中使用最多的一种。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对功能这一术语在具体定义和使用上有所区别，如：拉德克利夫-布朗（A.Radcliffe-Brown）认为社会功能是“重复发生的生理过程之功能，即介于该过程及需求（存在所必需的条件）之间的协调”“任何重复发生活动的功能，如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或是葬礼仪式，都是功能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并且是功能在保持结构性的持续方面做出的贡献”[48]；而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如此描述功能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旨在按其功能、按其在文化整体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按其在这种系统内互相联系的方式来解释所有发展阶段的人类学事实”。[49]虽然两位学者对这一含义中的功能表述和解释有所区别，但是两位学者都将功能研究的核心看作“在社会中社会或文化环节所发挥的作用”的研究。

二 媒介功能论：以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大众传播

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为媒介研究提供了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如上文所述，社会学对“功能”的解释和研究主要采用第五种用法，即从整个社会系统的角度来考察某一成员系统在整体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与其他成员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方式。基于此，麦奎尔（D.McQuail）认为媒介功能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尽管大众传播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功能失调（扰乱性或有害的）后果，但是其主要功能是倾向于促进社会整合、延续及维持社会秩序。[50]社会被视为由相互联系着的运作部门或子系统组成的持续不断的体系，每个部门或子系统都为社会系统的持续和秩序做出应有的贡献，大众媒介也可被视为这一系统中的成员之一。有组织性的社会生活被或多或少地要求不断维持精确、连贯、支持、完整的社会运作及社会环境局面。正是通过连贯的方式回应不同个体和社会机构的要求，大众媒介为整个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裨益。[51]

最早开始用功能主义理论对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功能进行明确阐释的是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他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人类社会、动物社会和有机体组织内部结构以及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生物界的现象在这些组织内部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归纳了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主要功能：一是监视环境，揭露对社区以及组成要素价值地位产生的威胁或是提示出现的机会；二是使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协调以适应环境；三是传承社会文化遗产。[52]

拉斯韦尔的这一媒介功能论为大众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研究路径，也被后来的研究者广泛使用。随着大众传播和媒介自身的发展和后来学者研究的逐步深入，拉斯韦尔的这一媒介功能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957年，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归纳了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几项功能：一是如同古代信使般地帮助人们守望地平线；二是帮助人们对出现在水平线上的挑战和机会进行回应，并在相应的社会行为中使舆论一致；三是帮助人们向社会新成员传播社会文化；四是娱乐大众；五是帮助人们销售商品以保证经济系统健康地运转。[53]从施拉姆的归纳中不难看到其中有拉斯韦尔媒介功能论的影子：施拉姆笔下的“守望地平线”可以理解为拉斯韦尔的“环境监视”；“对出现在水平线上的挑战和机会进行回应”在某种程度上是“适应环境”的体现；“向社会新成员传播社会文化”实则是文化传承的具体承载方式。施拉姆这一有关媒介功能论断的发展之处在于增加了大众传播的“娱乐”和“商品销售”功能，这与两位研究者所处时代的媒介发展环境不无关联，施拉姆增加的这两项大众传播功能在新媒介环境下的今天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

赖特（Charles R.Wright）总结了大众传播功能主义分析的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在最广泛的抽象层面上，认为大众传播自身就是一种社会进程，这是众多现代社会中被模式化、可重复的现象。这一层面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对于个人、群体、社会和文化系统而言，采用一种大众传播的形式，公开、迅速地将自己传播至庞大、错杂、匿名的受众群体中，并形成一个复杂而又费用浩大的正式组织，其意义是什么？[54]与第一种类型相比，第二种分析类型略微窄化，将大众传播的每一种具体的方式（如报纸、电视）作为分析的项目进行关注。[55]第三种类型是将功能主义分析路径用于对大众传播中的任意大众媒介或组织的制度性分析，用以检验大众传播组织内部一些已经被重复、模式化的运作。[56]第四种类型也是大家在大众传播功能理论发展上赋予较高期待的一种类型，它用来解决通过大众传播渠道展开的基础性传播活动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57]赖特将拉斯韦尔归纳的媒介功能论纳入第四种类型，并在其基础上增加了“娱乐”功能，“是指大众传播意在使用其可能有效的所有方式来博得大众的欢乐”。[58]而有关这一层面的大众传播社会功能，赖特较早前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解读，他认为媒介的环境监视功能主要有两个积极效果：一是提供世界上出现的诸如暴风、军事袭击等迫在眉睫的威胁及危险事件的相关信息；二是有助于诸如股市、销售、航海和娱乐活动等社会日常机制的运行。他同时将拉斯韦尔认为的“协调功能”看成“解释与规约”，将传承文化及娱乐功能看成媒介社会化的过程。[59]赖特的大众传播功能论最大的意义在于将大众传播中可能使用功能论视角进行分析的部分进行了梳理，突破了之前的研究者们过度依赖生物学的分析路径的局限，将大众传播从社会系统的内部解放出来，从社会变迁、制度分析、媒介传播特质以及媒介在社会系统中的基础性作用等层面进行分析，更能体现大众传播的社会性意义。

1982年，威尔伯·施拉姆在拉斯韦尔、赖特、博尔丁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细分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及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见表2-1）。

表2-1 传播的社会功能

施拉姆进一步分析，每个功能都存在内外两个方面（见表2-2）。

在细分后的媒介功能中，从政治及经济视角出发的研究者对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并没有予以太大的关注。施拉姆认为，拉斯韦尔不提及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无疑是他认为娱乐功能并非政治进程中的必需要素，而历史会对他的观点表示异议。[60]对于现行研究者们采取多元视角分析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施拉姆认为与单因素分析法相比更不能令人满意，其论述的范畴并不够清晰，并且在对娱乐功能方面的分析表现一致的忽视。[61]

表2-2 传播功能的内外面

日本学者竹内郁郎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总结。他沿用前文所述莫顿有关功能（Function）的定义，认为功能有作为函数意义的功能、作为必要-补充关系的功能、作为作用的功能及作为具体活动的功能等四个层面。基于此，他认为大众传播有四大社会功能：一是函数意义上的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关于大众传播过程的各种模式中，具体而言，如何从具体现象中确定其外延，如何选择模式中构成要素的变量及其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公式化，其中充分体现了函数的意味；二是作为媒介特征意义上的功能，基于不同媒体特有的机械性、物理性等属性，大众传播方式呈现不同的特点，这一特点有时候会被称为媒介功能；三是大众传播的社会性使命，即人们对大众传播的期待，或是大众传播应承担的使命，也被称为大众传播功能；四是作为大众传播活动的功能，具体是指大众传媒在现实中所进行的各种传播活动，被称为大众传播的功能。[62]他认为，作为大众传播活动的功能与作为大众期待的使命这一功能紧密相连，大众传播活动是使命得以实现的具体体现。竹内郁郎对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分析与赖特所界定的社会功能有所类似，他们都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将大众传播置于相对宏观的社会系统层面来考虑其功能。而对于施拉姆1957年归纳的五点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竹内郁郎认为能够或多或少地体现社会期待和使命功能的色彩，但是更能明显地看出是大众传播具体活动的呈现。

麦奎尔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分为信息、联系、持续、娱乐、动员五个方面。具体而言，信息功能主要体现在给大众提供社会及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及状况，显示权力关系和促成创新、适应和进步；联系功能主要体现在诠释与评论事件及信息的意义，支持既有的权威与规范、社会化、协调相互独立的活动、达成共识、设定优先次序并明确相关的位置；持续功能主要体现在表达主流文化、认可亚文化及新文化的发展上，维持并促进共同的价值；娱乐功能主要体现在提供给大众娱乐、消遣及放松的途径，缓解社会紧张感；动员功能主要体现在宣传政治、战争、经济发展、工作及宗教领域中的社会目的的活动。[63]麦奎尔的归纳基本上是对前人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研究的概括和总结，同时他也指出这样的归纳并不能完全涵盖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而且所列出的功能之间还存在交叉的情况。他认为还需要考虑媒介自身及媒介个体使用者的观点，媒介功能还能够或多或少地指代媒介的客观工作任务，或指代媒介使用者眼中的动机与获得的利益。[64]

三 灾害社会学视野下的媒介功能分析框架

本书研究的是日本灾害事件中媒介功能的变迁，研究的重点是在不同时期的日本所发生的灾害事件中媒介是如何发挥其功能的，尤其是社会性功能。媒介功能理论作为传播学的重要理论范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但是仍能够为本书提供一个功能主义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灾害是社会非正常状态的一种表现，按照现有的媒介功能理论，可以分析在社会非正常状态下媒介功能是否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大畑裕嗣、三上俊治认为，灾害时期大众媒介应当发挥以下功能：一是迅速提供与受灾情况及灾害事件的性质等相关的正确、可靠的信息，帮助处于危机状态中的人们认知正确的情况，即环境监视功能；二是促使人们采取合适的应对行为，即行动指示功能；三是缓和人们心理层面的不安，防止社会恐慌的发生，即缓解不安功能；四是根据实际受害情况的详细传递，从外部获得对受灾地及受害者的援助，即资源动员功能；五是通过评论及宣传（Press Campaign）[65]探讨灾害的原因，提出灾害防治对策，即舆论形成功能。[66]可以看出，大畑裕嗣、三上俊治按照既有的媒介（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理论框架对灾害中媒介功能进行了界定，将大众传播置于灾害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进行功能上的对应。毫无疑问，基于基础信息传播的环境监视功能在灾害中显得格外重要，非常态下的社会脆弱性更容易凸显，更容易造成环境的变化；提供及时可信的信息是为了使人们采取更合理的灾害应对行为，这可以归结为媒介的联系、协调功能；灾害除了会给环境带来物理性的变化外，对于人们的心理也会产生一定的冲击，一方面，大众媒体可以通过信息更新的方式来缓解人们对未知情况的紧张和怀有的不安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专业的心理干预行为对人们进行心理调适，这一功能的发挥与前期研究者们笔下的娱乐功能所能达到的情绪缓解和释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但是娱乐功能使人达到愉悦的状态在灾害的情境下似乎难以适用，因此不能完全对应媒介的娱乐功能；通过媒介传递相关信息获取外界的援助，以及通过评论及宣传等方式形成社会舆论，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社会性的目的，从本质上而言都属于媒介的动员功能。

基于传播理论学界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的媒介功能理论，并结合大畑裕嗣、三上俊治有关地震中所期待的大众媒介功能论述，构建本书所研究的灾害中媒介功能的理论分析框架如下。

1.环境监视功能

主要考察灾害的情境下，媒体能否迅速地、及时地提供有关灾害事件本身、受灾原因、受灾情况等与灾害相关的基础信息，以帮助受灾者正确认识环境的动态变化。而媒体在灾害来临之际做出的预告、警告等信息传播行为，也是大众媒介环境监视功能的重要体现。

2.联系功能

主要考察灾害中媒体能否围绕灾害进行诠释或评论，从而实现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互相协调，来更好地应对灾害发生后环境的变化。具体而言，针对媒体的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及评论文章，促成全社会范围内灾害应对策略的形成。

3.缓解压力功能

在灾害背景下，一方面，媒体通过与灾害相关的基本信息的传播来达到缓解灾后社会系统变化形成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媒体通过特定内容的信息传播，消除人们的紧张情绪和社会压力，防止恐慌等集群事件的再发生。

4.动员功能

灾害发生后的动员功能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进行考察。一是精神层面的动员，即思想动员功能，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社会目的。具体到灾害事件中，往往是通过发挥动员功能的作用，实现救援、共同应对、防灾、灾后复兴等目的。二是资源动员功能，即在传递受灾区的受灾情况的基础上，实现外界对受灾地及受灾者的支援。

5.经济功能

考察灾害事件中媒介的经济功能，一方面体现在大众媒介能否为震后恢复重建提供资源及买卖机会的信息上；另一方面，媒介经济功能的恢复情况是媒介本身在灾害事件中复苏的重要考察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