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灾害事件中的媒介功能:以20世纪以来日本重大地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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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灾害社会信息理论:研究灾害媒介信息传播的路径

一 灾害社会学及其主要理论路径

(一)灾害社会学的学科界定

从1920年普林斯对哈利法克斯灾害事件进行社会学研究至今,灾害社会学研究已历经近百年。从西方国家或地区、日本以及中国灾害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使用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去研究灾害问题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学术界的通识路径。然而,学术界至今仍在为灾害社会学是否可以成为社会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进行争论。如:日本学者中森广道认为,从英语语言的使用角度来看,与“‘灾害社会学’相对应的词语是‘Sociology of Disaster’,而不是‘Disaster Sociology’,也就是说实际上是‘灾害的社会学’,若要以‘灾害社会学’为称,则必须通过对灾害进行研究得出该学科的特征,并由此而构建出相应的模型”。[18]换言之,即便在灾害的社会学研究起源较早的西方社会,也尚未确定灾害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中村称“日本虽然在灾害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方面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成果,但是尚未形成独立的理论和相应的概念,将灾害的社会学研究称为‘灾害社会学’尚为时过早”,“而目前的研究仅仅是‘应用既有的社会学理论’来分析灾害事件”。[19]田中淳认为,“目前基于个别研究领域的理论背景,从适合的领域选取灾害(事件)进行的研究较多,或者只是停留在对灾害(事件)记录层面上”。[20]

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灾害的研究理论视野也在不断拓展。政治生态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环境学理论等对灾害社会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这使原先研究范围就极其广泛的灾害社会学研究构建独立的分支学科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克兰特利曾指出,“比起做社会学者来说,我们更擅长研究灾害”[21],意在强调灾害研究者们应当回归社会学理论视野。凯瑟琳·蒂尔尼(Kathleen J.Tierney)认为,“研究者们运用诸如社会不平等、社会性差异以及社会变迁等社会学的核心关注点使得灾害研究变得更为系统化”。[22]中森广道认为“在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需进行理论化和模型化的尝试,将现有的‘灾害的社会学’发展为‘灾害社会学’仍是一个长期的课题”。[23]田中淳认为,“若要构建灾害社会学这一学科,必须建立起灾害社会学固有的新的分析概念及研究课题”。[24]

虽然对灾害社会学是否已经形成分支学科有所争议,但是使用传统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灾害问题已经形成共识,专业的分支学科的建立无疑对学科的发展而言是有利的,这也需要相关研究者的长期努力。就本书而言,将灾害事件中的媒介功能变迁放置于社会学理论背景下进行探讨,实际上也是在使用社会学理论研究灾害事件中的某个具体的问题,应属于“灾害的社会学”研究范畴,处于尚未形成成熟的灾害社会学学科中,考虑到学术界的使用习惯,本书统一简化表述为“灾害社会学”。

(二)灾害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路径

从前文灾害社会学研究成果来看,目前灾害的社会学研究范围已经覆盖到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可以说,对灾害的研究涉及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早在1980年,克兰特利就对灾害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的研究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关注个体,尤其是受灾者;另一部分的研究以社会学视角关注组织和社区”。[25]实际上,后来日本对灾害的研究也大致体现在这几个方面。日本学者野田隆将灾害社会学的研究划分为社区和社会、个人以及组织三个层面。[26]田中淳在结合西方国家和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将灾害社会学的研究概括为三个主要路径:社会信息理论路径、组织理论路径及社区理论路径。

1.社会信息理论路径

由研究灾害中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而产生发展出的信息传递的需求。早期灾害社会学研究,如美军战略空袭调查等,主要是从社会心理学层面关注处于紧急事态中的个人及社区的反应,尤其是对灾害中的恐慌(Panic)的研究。通过对恐慌的研究,研究者们发现灾害中研究对象经常出现对待恐慌的不良反应。于是,研究者们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如何传递信息以引导人们在灾害中反应恰当”,如美国的特纳(R.H.Turner)撰写的《地震预报和公共政策》一文、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灾害与信息”研究团队有关地震预报的研究,都引起很大的反响。该研究路径必须以“信息接收者为合理性的‘适应性主体’”为前提,基于该假定,研究者们在促成避难等应对灾害行为的要因分析,信息的内容、表现以及媒介信息传播等方面展开一系列研究并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2.组织理论路径

灾害发生后,相关的行政部门和志愿者组织实施应对措施,开展救援活动。组织理论路径是研究行政部门和志愿者组织等种种灾害救援组织的各自行动及相互关联状况,其源头也是美国。该理论路径下最有名的研究当属以克兰特利和丹尼斯(R.R.Dynes)两位研究者为主导的灾害研究中心(Disaster Research Center,下文简称DRC)对灾害救援组织的构造及功能分类的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对长崎暴雨灾害中行政组织间的关联状况进行研究;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对非营利组织(NPO)及志愿者组织等应急组织的研究也迅速得以发展。

3.社区理论路径

如前文所述,在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先驱者普林斯等人的研究中,对受灾地区中所蕴藏的社会变动进行了重点关注。日本学者也针对日本海中部地震、阪神大地震等灾害事件,对受灾地区所产生的社会性影响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从地震发生到恢复重建的整个过程,不只给灾害源带来了短暂冲击,还引起受灾社区深刻变化的一系列过程。这一理论路径下所研究的问题很显然是社会学领域一直关注的问题;从实践意义方面而言,这一路径的研究和思考对于解决灾后社会重建等问题有着现实意义。

田中淳的灾害社会学研究路径分类方法,从内容来看本质上与克兰特利、野田隆是一致的。田中淳提出的社会信息论的路径,是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关注灾害中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从而得出灾害中信息传递的重要性结论,然而信息传递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人”这一层面。

本书主要是考察灾害中媒体信息传播功能的发挥,所研究的内容属于灾害社会学范畴。按照田中淳的分类方法,本书主要采用社会信息理论的研究路径,同时社区媒体在日本灾害事件中所发挥的功能也不可小视,因此社区理论研究路径对本书也起到补充作用。

二 灾害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信息理论路径

信息传播是灾害事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灾害中的信息传播状况和规律成为灾害社会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同灾害社会学的其他研究领域一样,与灾害信息传播相关的研究也是最早起源于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灾害社会学研究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社会信息理论路径。

(一)西方灾害社会信息理论路径的起源和发展

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先驱者克兰特利总结分析了早期(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灾害社会学领域有关信息传播尤其是与大众媒介相关的研究,认为早期的研究关注大众媒介的警报功能多于大众媒介自身的运作过程。[27]克兰特利列举了布鲁耶特(J.Brouillette)[28]、斯托林斯(R.Stalling)[29]及安德生(W.Anderson)[30]等人在这一时期展开的相关研究,认为研究者们肯定了大众媒介在灾害中的警报传递功能,但是研究视角只局限于警报功能本身,忽视了大众媒介的组织运作及非警报类信息传播的研究。[31]这一时期的美国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简称NORC)以及灾害研究中心(DRC)对灾害中大众媒介的传播研究也有所欠缺。截至20世纪60年代末,仅有3例研究直接涉及灾害中的媒介传播。[32]克兰特利认为早期研究者忽视灾害中大众传播研究的原因主要有[33]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者们没有认识到大众媒介在灾害中的双重作用,即事件的报道者和防灾救灾的主要组织者,甚至有人认为大众媒介只是一个不完全可信的二手信息源。二是与当时的大众传播研究本身有关联,20世纪60年代除了市场调查和社会调查等采用量化研究,其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没有被广泛地应用到大众传播研究中。三是受经费限制,早期的政府性研究资助对该领域投资兴趣不大,难以将研究基金投入灾害中的大众传播研究;再者政府性研究资助机构更多地认为大众媒介是报道者而非灾害应急措施的参与者。这一时期,除了美国以外,加拿大、日本及法国也相继开展了相关研究,但是总体而言都受到美国研究的影响,总体特征与美国的研究类似。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灾害社会学研究开始重视灾害中的大众传播活动。1980年,克瑞普斯(G.Kreps)、拉尔森(J.Larson)回顾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相关研究,从其列举的文献数量来看,已经超过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成果的数量;从文献的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灾害中的大众传播研究的范围较前期有所拓展,使非警报类的信息传播、大众媒介组织运作以及媒介在灾害中的功能发挥等方面的研究得以开展。DRC作为当时灾害社会学的研究重镇,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关注灾害与大众传媒相关领域的研究。1986年,DRC出版报告《大众媒介和灾害:资料目录》[34],报告中收录了DRC中有关灾害与大众媒介的26个不同的研究成果以及29种不同出版物。单就DRC的研究成果来看,截至20世纪60年代末仅有1项成果,70年代增加至12项,进入80年代后共有13项。可以看出,从量化研究的角度而言,70年代以后相关的研究成果数量有大幅度增加。

然而从整个灾害社会学研究的范围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克兰特利,结合克瑞普斯和拉尔森所列举的相关文献、DRC的研究成果以及美国以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曾预估世界范围内灾害与大众媒介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不超过50项。而从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大范围来看,截至1979年底,仅仅是DRC就已经对353次不同类型的灾害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成果达到1080项。[35]克兰特利一并指出,从当时的研究成果来看,灾害与大众媒介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领域仍未被涉及,如灾害中国际通讯社研究、全国性媒体研究、有线广播电视研究、杂志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少;而且从DRC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一般纸媒的研究数量超过对广播电视媒体的研究数量,但对私人广播电视台的研究数量要超过对私人报纸的研究数量。

从研究方法来看,克兰特利研究中所列举的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深度访谈法对灾害中媒介传播行为进行研究的占多数,一些研究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对不同媒介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从研究视角来看,这些研究多是针对某一灾害事件中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和行为,多是经验主义的研究。克兰特利认为,“除了经验主义研究,虽说灾害中大众媒体运作相关的理论成果也在增长,但是总体而言尚未能形成一定气候”。[36]1980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组织“灾害和大众媒体研究小组”出版《灾害与大众媒体》(Disasters and the Mass Media)一书,从“前期美国灾害报道回顾”“国际视野”“全国和地方视角”“灾害警报、灾害救援和大众媒介”“媒介灾害报道:正面性和负面性”“研究需求和应用”这六个部分,系统地对大众媒介在灾害报道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被认为是在“灾害与大众媒介”领域进行理论性研究的尝试,其中克瑞普斯提出了一些相关研究问题和政策性议题:他提出的主要研究问题是要确定在灾害的每个阶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认为研究者需要评价大众媒体有关灾害报道的真实性,需要评价媒体传播的公开信息和教育节目所到达的程度,还需要评价灾害报道所带来的公众感知、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效果;而在政策性议题方面,他建议研究大众媒介在传播灾害预防和警报、公共教育方面所履行的责任,以及这些作用产生的障碍。[37]拉尔森认为,“现有的有关大众媒体和灾害方面的认识多是基于专业性媒体、在政府部门和志愿者组织中工作的个人或经历过灾害的人们的第一手经验。只有相当少的研究可以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38]他从传播学的线性传播模型和系统理论出发,对灾害中的大众媒体信息传播进行了理论建构,其目的是打破以往经验主义研究的束缚,为后来的灾害中大众媒介研究提供一个理论性的示范。

20世纪70~80年代的灾害中的大众传播研究,尽管仍有一定缺憾,但是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原因在于1978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成立的“灾害与大众媒体”专业委员会,专门研究灾害中大众媒体的功能和作用,该委员会于1980年公开出版的《灾害与大众媒体》的研究报告成为该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原因在于专业灾害研究机构DRC的推动,以克兰特利为首的灾害社会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将灾害中的大众传播活动与运作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领性作用;DRC的另一个贡献在于,其研究范围不只停留在美国国内,世界其他国家灾害事件中的大众传播行为也是其研究对象,如1989年、1990年和1993年,DRC公布了三次与日本研究者合作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和日本两个不同国家灾害事件中大众传播活动进行了比较研究。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献来看,以DRC公布的与大众传播相关的研究成果为例,无论从数量还是研究方法和视角来看,都未能大幅度超越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研究。研究者们还是习惯针对某一次或某几次灾害事件中大众媒介的传播状况进行研究,而且多是使用内容分析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给理论性建构方面留有一定的研究空间。

(二)日本灾害社会信息理论路径的发展

无疑,有关灾害信息传播的研究发端于美国,早期日本灾害信息传播研究也受到美国的影响。但是正如克兰特利所言,灾害中的大众传播研究后来成为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的焦点。[39]与美国由社会学研究者最早关注灾害信息传播活动不同,日本最初关注这一领域的是大众传播研究学者。

1978年6月15日,日本颁布《日本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该法与之前颁布的《水防法》(1949年)、《气象业务法》(1952年)、《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1961年)共同构成日本灾害应急对策的基本法律体系。而《日本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中首次明确地将“警戒宣言”制度化,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在接到气象厅长官有关地震预报信息的报告后,在确认紧急实施地震防灾应急对策时,要经由内阁同意后,才可以发布与地震灾害相关的警戒宣言,并必须执行一系列相关措施。这一法律的出台,带来了一个课题,即如何有效发挥警戒宣言的功效,涉及警戒宣言的发布时机和方式、警戒宣言的传达方式和途径、警戒宣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等一系列问题。这就使灾害中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成为社会和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同年,伊豆大岛近海地震中,出现混淆地震震级和震度等的余震信息,导致社会混乱造成社会恐慌,这使人们更加关注“灾害中如何正确传播信息”这一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成立“灾害与信息”研究小组,由冈部庆三牵头开始了灾害与信息传播的相关研究。“灾害与信息”研究小组早期的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地震信息的传达与居民反应”“灾害警报与居民的应对”“‘警戒宣言’误报与居民反应”等方面,即主要研究地震预报、灾害警报、警戒宣言以及灾害相关信息的传播和接受过程等领域的问题。以冈部庆三为首的研究团队逐渐成为日本灾害社会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即以大众传播理论为研究视角,对灾害信息传播与接收过程展开研究的灾害社会信息传播流派。冈部庆三与安倍北夫、秋元律郎两位学者共同构筑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的三大流派。冈部庆三的后继研究者田崎笃郎和广井修等人延续其研究思路,继续开展灾害中社会信息传播领域的研究,现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成为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路径。

三 日本灾害社会信息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

如前文所述,日本学者们在长期对灾害中的信息传播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灾害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路径。由于各国灾害信息传播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异,所呈现的理论视野和框架也会有所差异。以田中淳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归纳总结了在日本的社会背景之下,灾害社会信息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灾害社会信息理论的研究对象

田中淳认为,灾害信息理论是灾害信息论,是以减灾即减轻受害程度为目标,从信息论的观点出发进行研究的领域。从信息的生产过程、传播过程、接收过程、表现及效果的总体出发,探寻最有效的方略。具体而言,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研究如何将警报、避难劝告、防灾对策的实施情况、风险信息等与灾害相关的种种信息进行有效发挥。[40]也就是说,灾害信息研究的理论出发点是包括大众传播理论在内的与信息相关的理论;其主要研究对象是研究灾害中信息生产、传收,信息的表现方式及产生的效果;其研究的落脚点是在探寻灾害中信息传播最有效方略的基础上,有效发挥与灾害相关的各种信息的功能,以达到减轻灾害带来的种种破坏和损失的目的。

(二)灾害社会信息理论的研究目标和视角

田中淳认为,灾害信息论的终极研究目标是“可能遭受灾害损失的所有主体,共享经过科学评价的有关灾害危险性及应对状况的信息,通过采取适当的应对行动,减少一经灾害发生造成的损失”。[41]基于研究的总体目标,结合日本相关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田中淳总结出日本灾害社会信息理论所关注的主要研究问题有:如何使信息成为守护所有人的信息、灾害中信息如何有效获取和使用、灾害信息的共享、与灾害中人们行为密切相关的信息以及如何通过信息传播实现减灾功能,等等。[42]

四 总结

从灾害社会学发展过程来看,对灾害中信息传播路径的关注最早出现在美国。以克兰特利为首的DRC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关注着灾害中的信息传播活动,并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其更大的贡献在于,以世界的整体视角来关注灾害中的信息传播活动,并将这一研究路径拓展至世界范围。日本灾害信息理论的发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无疑,日本开展灾害社会学研究是受到了美国的影响,早期开展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安倍北夫等人将美国灾害社会学研究的经验和成果引入日本,给灾害研究带入一个新的领域。同样,关注灾害中的信息传播也是受美国研究的影响,这既体现在受到以DRC为首的研究机构积累的研究成果的影响,也体现在DRC直接与日本研究者的合作上。经过多年的发展,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灾害与信息”研究小组虽几经更名,但在“灾害与信息”研究领域,一代代的研究者们凭着积累的大量研究经验,延续并发展这一研究路径,逐渐形成日本特有的灾害信息理论,成为日本灾害社会学研究的三大路径之一。

本书研究的是日本灾害事件中的媒介功能及其变迁轨迹。媒介是传播各种信息的重要载体,信息的生产、传播、接收过程,以及信息表达方式及效果都涉及媒介功能的发挥。在灾害中,灾害警报、避难劝告、防灾对策的措施、风险信息等与灾害相关的种种信息的有效传播需要依赖媒介。因此,发挥媒介功能对于保护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等有着重要作用。而对媒介功能的研究无疑是灾害社会信息理论研究的重要部分。灾害社会信息理论研究的主要目标和视角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