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大学排名产生与发展的理论基础

如第一节所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市场化、国际化是世界大学排名得以产生并快速发展的现实基础。虽然现阶段世界大学排名仍然受到很多质疑，但经过近20年的发展，人们对大学排名的认可度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排名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对世界范围内有关高等教育质量和绩效责任讨论的影响逐渐增大。[9]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世界大学排名背后存在着某种支撑其长久发展的理论逻辑。鉴于此，本节将从大学功能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投入产出理论的视角，详细论述世界大学排名指标设计的理论依据。

一、世界大学排名的理论逻辑

（一）大学功能理论

大学功能理论认为，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本体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还衍生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功能。[10]19世纪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大学的唯一职能是人才培养。[11]19世纪初，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时首倡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大学理念，确立了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重要地位。[12]1862年，美国通过了《莫雷尔法案》，规定赠地学院必须开设工农专业课程，[13]开启了大学为社会服务之先河。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许多大学教授开始作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调解人，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智库作用。[14]此后，大学又被赋予了文化引领的功能。[15]

大学排名是一种教育评价，科学的评价必须能够体现被评估主体的核心功能，并能反映被评估主体的质量高低。换而言之，大学排名的评价体系也需要围绕大学的功能展开，即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等方面全面考虑大学办学质量的评价指标，科学合理地设计不同指标的权重。尽管THE、QS、US News和ARWU排名对大学功能进行评价的指标内容和权重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四大排名均充分考虑到大学的上述四个功能。具体来说，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学排名对人才培养功能的评价包括人才培养投入及人才培养成效两个方面，比如，THE与QS均通过师生比对人才培养投入进行评估；THE设计了博士学位/学士学位授予数量比、博士学位授予数量/教师数量；ARWU采用了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等反映人才培养成效的指标。在科学研究方面，大学排名主要从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总量与均值两个维度对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进行量化评估。例如，THE的师均发表论文数主要衡量科研成果的数量与师均产出情况，ARWU选用的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折合数，US News采用的高被引论文数量（前1%）都体现了大学科研成果的质量与总量情况。此外，四大排名还采用了会议论文、书籍、高被引论文比例和研究声誉等指标来评价大学的科研情况。在社会服务方面，大学排名主要从雇主评价、校企合作等角度对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进行评估。如QS的雇主声誉指标、THE的师均企业研究经费指标等。在文化引领方面，大学的文化引领功能在某一个国家发挥的作用略有差异，大学在整个世界中的文化引领功能更多体现在其对全球范围内生源、师资的吸引力，以及大学在世界的声誉。如大学排名所采用的国际学生比例、国际教师比例，以及教学声誉、研究声誉、学术声誉等指标。

（二）资源依赖理论

费佛尔和萨兰奇科是资源依赖理论的主要贡献者，他们指出，组织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从外界其他因素获得维持生存所需的资源，而这些因素会对组织提出要求，因此，组织为了生存，会尽可能满足资源提供者的要求。[16]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同样不可能孤立存在，需要与外界环境相互依赖，发生交换。一方面，大学需要从外界获取学生、教师及经费等办学资源；另一方面，大学为了持续获得资源，又会回应资源提供者关心的问题，如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做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解决社会实践问题、获得良好的声誉、为国家/社会组织提供决策方案等。[17]-[18]现有世界大学排名指标设计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资源依赖理论：

第一，大学排名指标体系的设计体现了对大学资源获取能力的评价。在生源获取方面，国际学生比例是大学排名的常用指标；在教师方面，THE和QS排名都采用国际教师比例来评价大学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在经费获取方面，大学排名常用的观测指标包括学术人员平均科研经费、师均企业研究经费等。ARWU选用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各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量来衡量大学对优质师资的获取能力。

第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的设计体现了对产出是否达到资源提供者预期要求的评价。在高等教育市场化背景下，政府、学生/家长及社会都是大学的资源提供者。[19]因此，大学排名采用了一些反映以上3个主体对大学产出要求的指标。具体来说，大学排名分别选用博士学位/学士学位授予比、师均引用率、标准化引用影响力等指标评价政府关心的人才培养成效与科研水平；采用教学声誉、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等指标衡量学生/家长所看重的大学在教学方面的情况；使用雇主声誉评估大学所培养毕业生对社会的贡献。

（三）教育投入产出理论

里昂惕夫是投入产出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详细说明了经济系统中不同部门之间的产品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对于人们分析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非常有效。[20]借鉴经济学领域中的投入产出理论，教育投入产出理论主要关注教育系统中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21]其中，教育投入包括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3个方面；[22]教育产出分为直接产出与间接产出两类，前者指受教育者本人劳动能力的提高，后者指教育所培养的人进入社会之后对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23]具体到高等教育层次，芬尼和乌谢尔认为，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总体框架由相互关联的以下4个部分组成：（1）初始特征，指学生进入大学时的特征与能力；（2）学习投入，包括财力、物力等资源及这些资源的分配方式；（3）学习产出，指毕业生所具备的影响“最终结果”的技能与特征；（4）最终结果，指高等教育系统的最终目标，如就业率。此外，芬尼和乌谢尔还特别强调，这只是一个总体框架，并不是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定义，但对人们的高等教育评估实践具有指导意义，[24]大学排名的指标设计体现了芬尼和乌谢尔的上述高等教育评估思想。

大学排名主要从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对大学质量进行评价。投入维度主要涵盖教学投入与科研投入两个方面，前者包括THE和QS采用的师生比、国际学生比例和国际教师比例等指标；后者包括THE选用的学术人员平均科研经费和师均企业研究经费等指标。产出维度涵盖教学产出与科研产出两大类。其中，教学产出包括博士学位/学士学位授予比、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等。与教学产出指标相比，科研产出的评价指标更加全面、多元，如高被引论文数量（前1%）、高被引论文数量（前10%）、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折合数、论文引用次数等衡量不同影响力的科研成果的指标均被选用。

二、世界大学排名的柏林原则[25]

高等教育机构及分专业的排名是一种全球现象，其服务于多种目的：排名试图满足客户了解高等教育机构声望信息的需要；激发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为资源配置提供依据；有助于人们区分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及学科专业。此外，在排名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解读时，它们可以被用来判断特定国家内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作为对各种官方和民间的质量评估的补充。因此，高等教育机构排名正成为各国大学责任报告和质量保障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希望看到大学排名的不断完善。在这个趋势下，排名机构负责任地进行数据收集、方法设计和结果公布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华盛顿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于2004年共同发起成立了大学排名国际专家组（International Ranking Expert Group，IREG）。2006年5月18至20日在柏林召开的IREG第二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排名的质量原则和操作范例——“高等教育机构排名的柏林原则”（Berlin Principles on Rank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具体内容如下[26]：

（一）排名的目的

（1）应该成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过程和产出评价的众多方法中的一种。排名可以提供有关高等教育的可比信息，让人们对高等教育有更深入的了解，但是不应该成为判断高等教育是什么和做什么的主要标准。排名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待高等教育机构，这可以作为政府、认证机构及其他独立评价机构所从事工作的补充。

（2）应该明确自己的目的和目标群体。排名的设计应该和目的一致。为特定目的或特定群体而设计的指标可能并不适合其他目的或目标群体。

（3）应该认识到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性并考虑到它们不同的使命和目标。例如，对研究导向型院校和面向大众化教育的普通院校的质量评价标准就截然不同。排名应该经常“咨询”被排名院校和相关专家的意见。

（4）应该清楚数据来源范围和数据背后的含义。排名结果的可靠性取决于对信息的加工和信息的来源（比如数据库、学生、教师、雇主等）。好的做法应该是将来自不同渠道、代表不同立场的数据组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对被排名院校更全面的看法。

（5）应该考虑被排名院校所处教育体系的语言、文化、经济及历史背景。特别是国际排名应该意识到可能产生的偏向及结果的精确性。并不是所有国家和教育体系在对第三级教育机构的“质量”认定上都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排名系统不应该被设计用来强制进行这种比较。

（二）指标设计与权重分配

（6）排名方法应当清楚透明。排名方法的选择应该清楚、明确。透明包括指标的计算和数据的来源。

（7）指标的选择应该基于指标的恰当性和有效性。数据的选择应该基于对质量和学术优劣的各种评价指标的认识，而不是仅仅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应当明确为什么包括这些指标和这些指标反映的是什么。

（8）尽可能优先评价产出而不是投入。投入数据反映的是机构现有的、全面的情况，并且通常都可以获取。然而，产出评价是对特定机构或专业的声望和/或质量更为精确的评价，排名的完成者应该确保这两者的权重达到恰当的平衡。

（9）指标的权重分配（如果有的话）应该非常明确并且尽量保持稳定。权重的变化会使客户难以明确地判断究竟是实力的变化还是排名方法的变化导致了机构或专业的位次变化。

（三）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10）应该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并吸收好的操作方法。为确保每个排名的可靠性，数据的收集、使用和网络访问的提供应该尽可能客观和公正。

（11）应该尽可能地使用审核过的、可核实的数据。这样的数据有许多优势：比如机构已经接受了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在机构间是可比的，口径是一致的。

（12）排名使用的数据应该是按照科学的数据收集过程所获得的。从不具代表性的或有缺陷的样本（学生、教师或其他群体）中获得的数据可能不能准确地反映一所机构或专业的实际状况，这样的数据不应被用于排名。

（13）运用各种手段对排名活动本身进行质量保障。应该考虑采用评价高等教育机构的方法去评价排名本身。排名者应该不断地根据专业意见去改进排名方法。

（14）采用体制性的措施增强排名的可靠性。这些举措可以包括设置顾问委员会甚至监督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中最好包括一些国际专家。

（四）排名结果的公布

（15）提供有关排名制作的所有信息，使客户能清楚地理解排名是如何得到的，并且允许客户自由选择排名结果的展示方式。这样排名的使用者可以更好地理解用于排名的指标。此外，他们有机会自行决定指标的权重分配方案。

（16）通过一定的处理消除或降低原始数据中的误差，并且通过恰当的组织和公布方法使错误可以被校正。机构和公众应该被告知排名中曾犯过的错误。

各类世界大学排名在柏林原则的约束下呈现了一定的统一化趋势，以期更加符合这一原则。首先，在排名的目的方面，世界大学排名的目的更加多元化，依据不同地区对大学排名的需求，THE、QS和US News均建立了亚洲大学排名、金砖国家大学排名等区域类的大学排名；依据不同学科对大学排名的需求，还开发了商业硕士排名、国家教育体系排名等。其次，在指标的设计方面，指标的构成相对全面且稳定，四类大学排名的指标均涉及声誉、教学、科研和国际合作4个方面，能够较为客观和综合地评价高校的表现；各类排名也均对其指标的构成与含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此外，在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方面，均具有科学的数据收集与处理方式，THE与QS使用了更具有语言多样性的Scopus数据库，数据处理时通过标准化处理以保障数据的科学性。最后，在排名结果的展示方面，大学排名都会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与排名制作有关的全部信息，一般包括指标的定义和权重、数据的收集办法和特征、数据的处理办法、得分的计算方法。同时对于大学排名方法的变动，各类排名机构都会进行特别说明。

总之，柏林原则的出台对各类世界大学排名提出了统一的规范性要求，大学排名通过不断自我完善，更加合理，从而被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机构接受并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