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王婉秋是管理员，负责从农村招募而来、住在工厂宿舍的工人们的日常起居和福利。她完成了日常工作之后，便去找总经理吴庆农，因为她刚刚草拟了一个员工“知识培训”项目。
此时，吴厂长正埋头读几份有些问题的报告。他甚是失望。首先，因为招工进度缓慢，工人数量太少，所以生产达不到预期。下属的建议之一是增加工时。其次，由于所有工人都从乡下招募，培训他们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这导致目前的产品质量低下。又有人建议说需要招一些熟练工人。再次，随着蚕茧的价格下跌，应停止收茧才能保住利润。
吴厂长感到失望，并不是因为眼前的这些问题难以解决，而是因为他发现员工所提的建议表明，他们对他建造这家工厂的初衷毫不理解。
吴庆农是留美归国的青年。在美期间，他学习了现代经济体制，得出结论：目前的西方体制将最终导致人类走向厄运。他反对将这一制度引入中国。他在毕业论文《经济人道主义》中阐明了这一看法。
吴庆农用一个公式来简化当前的经济体制，这个公式大致是：资本←生产←生计。这一体系的基础乃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充当价值准则，也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分化力量。所有的生产都直接导向这一目的，因而人们的生计也为了资本而被残忍地牺牲掉了，更别提其他那些为了保护资本积累的必要工具了，例如巨型战舰和重型轰炸机。大众的生计已经降至微乎其微，而沦为生产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环节。他致力于借助这一基本公式解释当前世界的种种冲突，并由此指出这一模式导致的可能后果，即战争和毁灭。
为了避免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他提出一个相反的公式，即资本→生产→生计。在这一公式中，生活水平才是最终目的。生产只有在能提高大众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才进行。资本自身没有任何价值，它的价值仅在于对生产的贡献。
这是吴庆农的理论，但我们对此未必感兴趣。谁会对一个学生的理论感兴趣呢？在大学论文档案里什么样的观点没有？在哪篇论文中你不能看到真理被揭示？我们可能看到太多真理了。然而，我们也没法轻易摈弃他的“经济人道主义”，因为它不仅是被收藏在大学图书馆某个角落里的文献，而且已经转化(1)为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家工厂。
吴庆农是普通归国留学生中的例外。一般来说，他们极少关注自己论文所写的那些东西。他们所关心的是进入政府机关以取得高薪待遇，或是在大学里获得教职，然后向学生们解读课本。对于从书中所学、从生活过的某个社区的社会制度所了解的，他们其实都漠不关心。留英学生将议会制度介绍到国内。留学芝加哥的则赋予帮派组织以理性化解释。留俄的则在国内试行苏联的单位制度。他们中不少人甚至放弃了筷子，而改用刀叉来吃饭，咖啡也取代了茶，正如有句名言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亮”。如此看来，吴庆农真是相当独特。在他的亲戚们眼中，更是如此。他回国后并没有立刻结婚，也没有接受政府职务，为了开办工厂，卖掉了所有继承来的土地。的确没有人能干涉他，因为他父母早逝，亦无兄弟姐妹。然而在亲戚眼里，卖掉祖产实属可耻行为。
但吴庆农对亲戚的看法满不在乎。他着魔于自己的新公式。在这座小镇，他将理论付诸实践，以期能拯救故里，对他而言，故里是家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技术方面，他的工厂与其他现代城市的丝织厂并无本质区别。大抵仅是在规模上有所不同。然而吴厂长并不认为规模是重点，要紧的是工厂的组织。如他计划，资本应该被用作支持生产，而不是积累自身。为了资助有益的生产，他决定预支给蚕农百分之四十的蚕茧金，以便他们能用这笔钱继续经营他们的产业。他派专家指导蚕农饲养桑蚕。科学知识能给吴庆农蚕茧生产的保证，因而他相信，预支蚕茧款并无风险。
为了改善劳工的工作环境，他致力于改工厂为教育机构。他决定雇用那些来自乡村、没有被城市文明惯坏的女孩，从技能和知识两方面培训她们。他曾一度对下属们说：“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在与一群女孩而是在与未来的母亲们打交道。如果可能，通过这些年的培训，她们将获得做现代母亲所需要的知识和道德面貌，从而成为我们农民现代化的真正力量。”
吴庆农的理想是，固定资本的利润，将剩余价值用于支付工人薪资，实现分配调节，以分配调节为手段，体现劳动在生产中的价值。
这么看，他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一个社会改革者，或者受到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影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数字，我们也压根儿分不清什么是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之类，最好还是让有能力者去争辩怎么区分这些东西。可是，作为吴庆农的亲密朋友，若非要用个带“主义”的词来给他归类，那就是“英雄主义”了。他建立工厂，招聘乡村姑娘，让自己成天忙于工作——为了什么？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为了把他心中的蓝图变为外在现实。在他的理想中，确实可以找到诸如改善大众生活水平之类的项目，然而与其说他进行社会改良，毋宁说，他是在将自己的理想投入到社会中去。正是他这名英雄才是历史的动力，而非普罗大众。大众会有理想吗？他怀疑。大众只能跟随，不能创造。创造依赖的是意志，而意志是个人的。他一度称，如若大众不如此盲目，又何须他为他们做任何事，最好就作壁上观。不，大众给予的是力量，而不是方向。方向来自个人创造。英雄便是能够实现大众需求并且引领他们的人。吴庆农，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个体，而非大众。他是他自己意义上的英雄。这也便是我们将他的态度定义为英雄主义的缘故。
把他的理想归为英雄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下属所提的那些建议令他失望。“如果工厂不符合我的理想，它就可以关掉了。”此时，有人来敲门。
“进来，——啊，是王小姐，好。正好我有些工人的事要跟你商量——”没等来客表明来意，他便立刻抛出自己的问题，“王女士，我们必须赶紧进行‘知识培训’工作了。这是当前我们的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我是说，我们要教育工人，让他们知道，不要仅仅成为机器的高效部件，还要理解工作的意义。你晓得的，效率取决于心理和道德面貌。看这里，”他指着桌上的报告说，“技术培训确实低于我们的预期，但增加工时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增加工时会更糟，因为人不能被当作机器使。你晓得的，唯一的解决之道是通过道德激励来提升工人学习的意志。增加工时与我的建厂初衷背道而驰。还有，你也看到招工这个问题——它表明，我们在村庄的宣传还不够。但是没关系的，因为所有的工人都很满意现状，他们会为我们说话，这比宣传有力量多了。你能想办法让工人亲属来访变得更方便吗？从统计数据来看，我们在16至25岁这一年龄组的姑娘中只招募到两成，所以让目前的工人数目翻倍并非不可能啊。”
王婉秋对这些社会原理毫无兴趣。她也没有驳斥吴庆农的指令，如同她在课堂上只会积极重复课本上的字句而不假思索一般。对她而言，要理解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易事，何况去批判甚至反对。
因此她说：“哦，是，吴庆农，这正是我来找你要说的事。我已经草拟了‘知识培训’项目——”
此时，电话铃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是的，我今晚能到。我打算坐六点的火车。”放下话筒，他转向王小姐继续说：“很抱歉我一会儿必须出发去上海，明天我们继续讨论，今天就到这吧，谢谢你……你走之前，告诉李义浦继续收蚕茧。这个时期，蚕农们都急需用钱。我们不能停下。他会明白的。不要担心钱，我今晚去解决这个问题。”
王婉秋离开吴厂长办公室后立刻去找李义浦。
李义浦是经理助理。这时他正在休息室看报，为罗斯福新政被最高法院判定违宪的新闻感到有趣。他兀自发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放下报纸，刚点上烟，便看到王婉秋向他走来。
“看这条新闻，政府终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啊。”这话不是说给王婉秋听的，因为她从来没跟他讨论过政治，但此刻构成批评吴厂长的理想的好机会。李义浦认为吴庆农在提出他的公式时忽视了政治因素，低估了社会中阶级冲突的重要性。当然，他同意吴的结论，也认为现代欧洲经济体制正在将人类引向厄运，但是，他不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立的问题，而只是谁将控制生产资料的问题。在欧洲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拥有，劳动者也就成了被剥削的对象。在这个阶段，政府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维持特权的工具，因此要改变经济体制无法绕开攫取政治权力。在他看来，不进入政治领域，便无法进行社会改革，他从根本上反对吴庆农的英雄主义倾向和对大众力量的不信任——这是吴庆农的家长主义（parentalism）态度使然。
然而，他也意识到了矛盾。难道我们只能等到决定性的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进行社会改革吗？看看中国过去政治斗争的例子。那些斗争是否也是由某些小团体鼓动起来的，而对此大众并不知情？这些年与左翼运动的密切接触使他意识到，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并非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利益。很可能，哪怕左翼当权，1925年的大革命还会重演。(2)
在与蚕农直接打交道的这几个月里，他的极端主义信仰有所动摇。从唯物主义角度看，在经济状况还未发展到适当阶段时，任何为煽动所激发的社会改革都是不成熟的——是“无根的”。这种不成熟的社会改革很容易被击败，它有可能导致戏剧性的“长征”，但对于现状毫无益处。
当然，李义浦并非认为在中国准备大革命的最好方式就是增强资本主义。若是如此，帮助中国民众的最有效力量就终将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新兴资本家势力了。眼下的革命力量和改革运动就可能会被认为是反动的。李义浦无法接受这个逻辑，因为有某种东西使他反对这一理由。但这东西是什么呢？何种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能够解释他的意识呢？他无法回答。
这整个是一矛盾，这个矛盾，不仅是思想上的，而且是理论上的。最糟糕的是，除非他解决矛盾，否则便无法停止思考。他感到身心之内有两个自我在相互打架。一方面他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处理着具体事务，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停止自我批评。新闻专栏不过是他的两个自我相互斗争的场所。
不等王婉秋回应，李义浦便指了指座位，说：“请坐。”
“吴先生说让你按照安排继续收茧，因为现在村民们都急需用钱。”
“这也是我正在想的事儿。我们不该借机剥削农民。”他嘴里叼着烟，坐在那沉思。“你看，这是另一个矛盾之处——建立工厂，却不谋求利润，这怎么获取资本呢？没有资本，就没有工厂。并不是资本家想要违背人道主义理想，而是这个体制本身无法与工人们的利益妥协。现在工人们并不知道如何斗争，他们一味服从，但奇怪的是，他们自己倒是互相斗来斗去。为什么我这么没有耐心？我是否属于工人阶层？我的立场在何处？资本家把我视作敌人，大众也不把我看作他们的朋友。难道我是中间派？像我这样的中间分子又该何去何从？”
袅袅烟气升腾消散，他回想起了农民们充满质疑的脸——“你要把我们带向何处？你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突然，他想起那长长的辫子，于是心不在焉地问王婉秋：“那个女孩，张宝珠，她去剪辫子了没有？”
“你还记得她啊。”
李义浦一听才发现自己已经想得漫无边际。他笑了笑，没做解释。
王婉秋踱步到窗前，嘀咕道：“一天又过去了，我有些乏了。”
窗前，大运河静静流淌如旧。几艘驳船，朝着夕阳，悠游地向镇子驶去。
“天真好啊！”王婉秋转向李义浦，“我们出去散散步吧，可以到公园旁的湖畔坐坐。”
“好啊，稍等，我换下衣服。天热了，凉爽舒适的春天已经过去了。”
(1) 饶有兴味的是，费孝通先生此处的用词是“translated”（译解）。——编校者
(2) “1925年的大革命”，可能是指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及其连带反应（如在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编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