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海因缘——忆丰子恺先生
佛家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大般若经》云：“故无有一法，而不从缘生。”在芸芸众生中，余有幸得以亲近丰子恺先生，或正是“缘”乎？
余生于1926年旧历丙寅冬，是年正是弘一法师（李叔同）在上海江湾丰先生故宅为“缘缘堂”定名之时，此亦不可思议之巧合也。余自孩提起，性即喜静，至五六岁稍识世事时，常爱在父亲的画室中翻阅画册，而独于《护生画集》爱不释手，两三日不见，便恍若有所失。而其时余于画集的作者丰子恺先生和文字的书写者弘一法师均不甚了了。画集能如此吸引余之童心，余以为除其“护生”的内容和独特的画风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外，平日家父茹素戒杀，悯怜弱小动物的举动对余亦不无影响。记得画册中有一幅“萧然的除夜”，画着一位老人和衣而卧，一手扪耳；而画的右上角画着一只祝福用的公鸡，一副香烛和一壶祝酒。弘一法师写的是清代人彭绍升的诗：
当时余家每逢除夕祝福，均是不杀生的，用的鸡鸭鱼肉之类等祭品，亦均是粳米粉做之成其形而已。
余稍长，进学就读，所读之国语教科书中之插图，亦为丰先生之手笔。于是余又多了一个接触丰先生图画之机会。其时余对书法艺术亦有了初步的欣赏能力，每逢拜读弘一法师所写的字，余总是平心静气，怡然陶醉。如《护生画集》中给余印象最深亦是爱读的是《松间的音乐队》，画面中间是一座房屋，旁边三棵高高的松树，天空中一群小鸟正向松树飞来，令人仿佛能闻吱吱喳喳的叫声，而置身其中。弘一法师写的是明朝叶唐夫的诗：
此画此诗，给我以至深的印象，至今回想，仍清晰如故。
从1935年起（余虚年10岁），父亲任镜湖书画社旅行全国展览会社长，常离家去外地展出，回家后，常与我们讲些弘一法师的故事。于是，在我的童蒙心灵中，逐渐树起了弘一法师——这位受人尊敬的和尚形象。
1936年，父亲的展览活动发展到闽北、闽南和广东，路程远了，极少回家。翌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日寇侵占广州，父亲、庶母等仓皇出逃香港，寄寓于大屿山东普陀寺院中。不久至海南岛文昌县，次年，日寇在海口登陆，父亲等从白延港片航入海，冒险出逃，随波漂逐至广州湾硇州岛，后始定居于赤坎市（其时尚属法国租界），并捎信叫我去粤。1939年秋，余开始了万里寻父之举，历时两月余，行程数千里，遂与父亲、庶母重逢，悲喜交集。其时父亲见局面已稍安定，在画室内悬挂起众多的当代高僧造像，如印光、虚云、圆瑛、太虚、兴慈等，其中当然亦有弘一法师的造像。我还从父亲的口述中得悉了丰子恺先生在西南后方（湘、桂）一带的行踪。而令余深为惊讶的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父亲的画室兼礼佛的小楼上，依然供养着我心爱的《护生画集》和弘一法师手书经文影印本，如《佛说梵网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等。我也礼敬一如往昔。此外，父亲还多方设法探听弘一法师和丰先生的消息，余对其敬仰之情也与日俱增。
余到粤之翌年，得知丰先生已续成《护生画集》60幅（每十年续十幅）为弘一法师60寿，余欢喜雀跃，想一读为快，然由于交通的阻塞，直到1941年才如愿以偿。后来，我又拜读了弘一法师的《答柳亚子》五绝一首，诗云：
国难临头，也有少数佛教界败类，屈服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奴颜婢膝，但弘一法师却坚贞不屈，准备以身殉教，何其悲壮。果然到了1942年的冬天，父亲带来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弘一法师已于9月初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全家沉浸在难以弥补的哀思之中，若有所失者数日，后来得悉丰先生发愿为弘一法师造像百尊，镌碑永念。悲怆之情，于焉稍慰。
1944年6月的一个晚上，盟军飞机的夜袭，毁灭了我的家庭，夺走了我的亲人，也夺走了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先生的书画作品《护生画集》……余从此孑然一身，流落异乡，一度寄宿寺院，每当晨钟暮鼓声中，回首前尘，感人生无常，凄怆欲绝。1948年我离开南粤返回故乡。途经上海，于法藏寺拜谒兴慈老法师，留寺多日，为赤城山造塔恭绘佛像多幅，并陆续收集到弘一法师和丰先生的手迹、摄影、书籍和有关史料，朝夕展玩，赏心乐事，莫过于此。
1952年暑假的一天，我在上海佛教青年会拜会了陈海量居士，并和闽南李芳春君相晤。承海量居士厚爱，赠我弘一法师用朱墨手书经偈一轴，并在彼处获悉丰先生上海寓所地址。
不久，余终于在福州路国际书店后面的一间里弄房子里，第一次拜见了仰慕已久的丰子恺先生。丰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慈祥恺悌，和蔼可亲，令我起敬。丰先生住所十分简陋，除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外，可谓家徒四壁，居中挂着一块帘布，把房间一隔为二，前为工作室兼会客室，后为寝室。那时丰先生正与女儿一吟姐一起，从事俄文翻译工作。我在室内还会见了丰师母和丰先生的姐姐丰满女士。此后，余始与丰先生互通音讯。
第二次拜谒丰先生于上海陕西南路39弄93号新居，是一幢二层公寓，其时丰先生已出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公寓底层室内置钢琴一架，壁上悬挂陈毅将军撰句，丰先生手写的楹联。句曰：
联语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鼓励，丰先生书以悬挂，用来鞭策自己，故是联亦可作座右铭读（后余曾请丰先生为我写是联一副悬诸座右）。
1957年，余在任教之余，用中国传统肖像画技法，为弘一法师造像，头部直径寸许，画在一张四尺条幅的正中，另备函请丰先生代为补身题字。信发后迟迟不见丰先生回音，三个多月后，突然接到丰先生来信，丰先生在信中再三致歉。原来，我绘寄之弘一法师头像，所占纸中面积较小，故不为丰先生家人所注意，后丰先生发现余之信件，急令家人寻找法师头像，果于空白纸堆中寻获。丰先生并于信中赞扬我说：“弘一法师的慈容画得很像，且连肤色亦极相似。”其实，余从未见过法师一面，丰先生如此赞许，或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耶？后来，遵照丰先生之提议，由我用同样笔法为弘一法师头像补身，然后再请丰先生题字。后来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最后丰先生题了“弘一法师造像”六个大字，旁署“沈定庵绘，丰子恺敬题”。余顶礼赞叹，并加装潢，什袭珍藏。只有逢弘一法师纪念日及春节方才悬挂瞻仰。
1964年，著名教育家及书画篆刻家李鸿梁先生（弘一法师在俗学生）谓余言，“泉州将设立弘一法师纪念馆，正在征求法师遗作及有关资料，汝所藏之弘一法师手迹及造像等，愿捐赠否？”余欣然应允，即将平日所藏之弘一法师手迹及余所作造像等物悉数面交鸿梁先生代为转赠。
1961年，丰先生携家人游黄山，曾途经绍兴，至鲁迅纪念馆参观，而其时余适出差在外，未能一尽地主之谊并亲聆教诲，深为憾事。丰先生返沪后寄来画作一幅，题为《黄山归来》。写黄山所见，一牧童横卧牛背上，怡然自乐，有着浓厚的生活情趣。信中另附照片一张，系丰先生在黄山写生时所摄。计自50年代初期，余获识丰先生后，共收藏丰先生珍贵书画已达30件左右，绘画、楹联、立轴、册页、信札、条幅一应俱全，其中一幅题为《努力惜春花》册页小品，画着两个天真活泼的儿童在努力浇灌花卉。含义深长，要我珍惜青春年华。每读此画，促我长进。可惜的是，如许珍贵的文物，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之一炬。
余最后一次拜见丰先生是在1973年，其时对丰先生的“黑画”已批判得差不多了。余也所谓审查结束，恢复人身自由，特地赶到上海拜望一别多年的丰先生。一天，两人终于在陕西南路旧居的日月楼中劫后重逢，丰先生已皓首银发，垂垂老矣，彼此互诉衷情，感慨万千。余告之所藏丰先生字画已毁于一旦，深表痛惜，但见丰先生把头一仰，朗声道：“定庵重头来过！”丰先生铿锵有力的语音，至今犹余音在耳。临别之时，丰先生赠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联一副。告别时，丰先生紧握余手，互道珍重。然此一别，竟成永诀。能不悲哉！
记得此前，余曾恳请丰先生为余复制一幅余幼年时最喜爱之《护生画集》中的《松间的音乐队》画页，不久，丰先生果然赠画予我。此画与丰先生30年代创作《护生画集》时相比，更为精工。画面上还增添了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在嬉笑玩耍，与画面上的一群飞禽，衬托出无限生机。此画收到不久，丰先生又用钢笔写了一封来信，托我代借《官场现形记》一书。余接信之后，感触颇深。一、丰先生此时何以要看此书？二、像丰先生这样的大作家，又生活在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看这样一本小说，却如此困难，令我费解。其实，那时候像绍兴这样的小城市又何尝能借到这类书籍呢！为了不使先生失望，后来我托了熟人“开后门”才借到一部，用挂号寄去。现在看来，当时不得其解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已大白了，在我们全民族付出沉重的代价之余，历史的惨痛教训是值得后人总结的。丰先生的未竟事业还得我们后人好好继承和发扬。
另外，又使我记起一件事。1974年9月14日，丰先生给我的信中提到的永高，姓卢，是我的同乡友人，原在上海沈大成点心店当职工，喜收藏字画，早年拜李鸿梁先生为师，后也亲近丰先生，特别是在丰先生晚年，卧病不起，永高殷勤侍候，成为生死之友。虽然，丰先生离开人世已十易寒暑了，但一吟姐家和永高家却融洽如同一家，即此一例，也体现出丰先生为人感人之深矣！
丰先生虽已永逝，但“重头来过”的名言，犹时时给我以鼓励和鞭策，忆及童蒙时对丰先生作品的崇敬心情及后来又以殊胜因缘，得亲近丰先生多年，往事历历在目，思之感慨不已！今值“缘缘堂”复建造成典礼之际，谨作斯文，以志纪念。
1985年8月上旬草稿于杭州灵隐寺之大悲楼
1985年8月22日缮清于天台国清寺之迎塔楼
1993年9月15日凌晨再改于杭州中天竺法净禅寺内浙江省佛教协会之观音东阁，时大病初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