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藤今日有传灯——记恩师徐生翁先生
我6岁习字，家父作班禅额尔德尼九世活佛造像，命我题字，并悬诸室中。一日，越中大书画家徐生翁先生过访，见造像题字注视良久，后问我父亲题字为何人所书。答曰：“小犬所涂。”先生喜悦赞许，说此儿之字出诸自然，具天真稚朴之气，嘱我父善加诱导，以求进步。抗日战争初期，我离开绍兴，万里寻父于广州湾（今湛江市），先生则在绍兴，天各一方。但父亲不时地向我讲述生翁先生的人品艺品，令我敬仰不已。由于幼时先生对我的嘉勉和启导，故我在家破人亡的遭遇下，仍不废书画练习。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我从湛江返回绍兴，并携劫后余物——两幅先生早年书画作品拜访先生，不意先生阅后自谦不够惬意，愿以新作调换旧作。此举令我十分尴尬，因这两件书画是先父珍藏之物，但又恐拂老人意，只得唯唯从命，心甚怏怏。时隔不久，先生以一字一画见赠，画为红梅，书为录陶渊明诗《归园田居》其二。落款都写着“定庵世兄”，我感奋不已，一直保存至今。当时就听说，先生收回旧作后，即加销毁，因感先生对艺术如此认真自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我曾想“立雪徐门”，能有这样一位严师该多幸运。其时先生已年逾古稀，却从不收授一个学生，听说当时绍兴地方有位高官和一位日本书法爱好者都想拜生翁先生为师，但都被婉拒。为此，我不敢启齿，只有不时登门求教，承先生不弃，赐以指点，获益良多。直到1956年，我蒙王贶甫（周恩来总理表弟，时任绍兴市副市长）、陶冶公（鲁迅先生留日同学、著名民主人士）、朱仲华（绍兴乡绅、爱国民主人士）三位前辈的引荐，生翁先生始允收余为入室弟子。忆我6岁即受先生嘉勉，时隔二十多年，才执弟子礼，书坛一时传为佳话，师生之缘可谓深长。弟子于先生，既学书艺，更师人品。今先生虽已归道山，而仰之弥高，谆谆教诲，矢志不忘。
生翁先生是我国近代一位异军突起、风格独特的艺术家，他在诗、书、画、印诸方面都卓有成就，而其书法尤为出类拔萃，独具匠心，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自清代以来，碑派书家相继而出，书风为之一变，如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沈曾植及李瑞清等。然而，在一扫清初恶尚之余，也呈矫枉过正之弊。生翁先生则能于碑学另辟蹊径，探溯本源，传承创新兼具。作为一代书家，他的艺术实践为现代书学开了一条新路。
徐生翁先生早年初习“颜”，后即师法汉隶，以隶书为根底，兼工四体。自谓习隶二十年，以隶意作真书又十余年。他吸收汉碑之长，取资特别广泛，尤擅《石门铭》及《史晨》等碑。且用笔多取西汉简牍，篆意很深。故他的隶书写来极空灵，又极舒展，初看似觉平淡，实则平中显奇，气韵不凡。其次，徐生翁先生的行楷取法北魏和六朝墓志造像，力厚骨劲，气苍韵永，潇洒飘逸，静穆可观。其与通常碑学书家那种粗犷习气是分道扬镳的。徐生翁先生的行草亦有其特色。他的行草有篆书笔意，集分隶之变，笔处处转，又处处留，时方时圆，具体而微，变幻莫测，空灵飘逸中又显得迟涩、古朴，使两种不同的感受得到和谐统一。他的篆书出入周秦籀篆，用笔以隶书的方法作篆，提起按倒，富于变化，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结体呈扁方而圆转，古拙而有奇趣。
先生书法崇尚自然，自云：“天地万物，无一非书画粉本。”他又精绘画，擅篆刻，工诗文，故为其书法开辟了新的境界。先生晚岁书作往往不受书家法则所限，画用书写，字作画看，天地氤氲、山川灵秀等感受都汇集腕下。凭着画家的灵气，激情作书，往往显示出其特有的光彩及魅力。从现存书作看，其书法演变的脉络是比较清晰的。他的书法风格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是打基础时期，取法以秦汉为主，旁及北魏、六朝，这个基础体现于以后各个阶段。至以“李徐”署名者，则是博采众长，广泛吸收营养之时，但也有主有次，仍以秦汉为重点，而融合汉简、吉金及六朝墓志造像中雄伟开张一路书风。中年以“李生翁”署名者，则是陶冶百家、消化吸收的阶段，虽面貌众多，但都雄劲开张，务追险绝。字画风棱，气势夺人，以冀融会贯通开创自己的风格。晚年徐生翁先生的书风，则戢锐于内，振华于外，由纵而敛，能纵能敛，由力气十足向天机真率、雍容大雅发展。书体渐趋于单一和稳定，用笔结构都显得炉火纯青，并形成了独自的风格。
徐生翁先生在书法上的成功，是由三大要素组成的。首先，是他对书法艺术传统有精湛的领悟，同时又有深厚的功力；其次，是徐生翁先生的胆识与艺术独创性，他我行我素，师古不泥古，敢于创新，正如他的性格一样，在艺术上同样是嵚崎耿介；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广博的学识与多方面的素养。
再识先生的绘画。
生翁先生的画一如其书，极重气韵，亦极讲究布局、章法，非常得势。他画松针、梅枝如作篆、隶，凝重刚健；画荷、菊一如大草，奔腾飞舞，处处渗透着金石、书法的功力。如果把他的绘画和书法对照起来看，就更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书和画相融相通，书中有画，画中有书，就是他艺术创作的特征。先生中晚期画法一变，陆维钊先生曾评曰：“徐生翁先生书画可以简、质、凝、稚四字概之，而画似更胜，惜余所见皆为小幅。”余藏有先生早年五尺大幅《双柏灵芝图》，统幅以篆籀之笔作画，金石之气跃然纸上。黄宾虹老人论先生画：“以书法入画，其晚年所作画，萧疏淡远，虽寥寥几笔，而气韵生动，乃八大山人、徐青藤、倪迂一派风格。为我所拜倒。”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金石书画家小传》第一集，评述徐生翁先生：“大江南北，佥称先生所作古木幽花，自成馨逸，金石书画，横极千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先生作于1924年的《水仙扇面》也是早期的力作。是帧构图奇特，笔墨豪放，数丛水仙玉立于一泓碧波之中，由近及远，无有际涯，五六朵花蕊，掩映叶丛之中，似可闻阵阵芳香。画家如此落笔，胆识之奇，令人叫绝。《越绝书》谓子胥死后为水仙，《拾遗记》记屈原自沉后为水仙，先生作画，想寓意于中。先生晚年作画，多以梅、荷为主题，作于82岁的《红梅图》，两枝梅干犹如铁铸，数点梅蕊，却孕育无限生机。先生晚年作画以简制胜，是幅简而又简。先生常云：“画不可俗，俗便有作家气，小儿作画，常得其天，天顺性也。”先生挚友海宁沈红茶先生有云：“余尤爱其作画，笔笔顿挫，笔笔转折，似稚子执笔，不为画而画者也。”先生说：“我的书画，要避免取巧，要笔少意足，又要出诸自然。所以有时作一帧画，写一幅字，要换上多少纸，若冶金之一铸而就者则极罕。因此，我的书画不能多作，人讥笨伯，我也首肯。”
除了书画，先生的诗文也深具造诣。
根据先生的自述，他小时候只上过一年私塾，不久便辍学了，因为家贫，此后再也没有上学的机会。幸运的是在先生20岁左右的时候，他遇到一位好邻居——周星诒。周星诒（1833—1904），字季贶，山阴人，祖籍河南，工诗词，擅隶书，和其兄星誉都是绍兴的诗词名家。先生从星诒先生游，始从颜字脱胎转向汉隶和六朝碑版，并涉及诗古文字和书论知识。从此在书法、文学修养上迈出了转捩之步。先生后来在诗文上的成就，除了受周星诒先生的影响外，还有赖于他自己勤奋好学和悟性得来。我十分赞赏先生的诗篇，他的诗和他的书画一样，直写心灵，富有韵味。在我拜师后的几年中，先生已不再作诗了，当时我很想将他的诗作汇集整编，并将此意告知先生，但先生却淡然地回答说：“我的诗不好，不费心了。”我知道先生的个性，所以此后再也没有提及此事了。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越中学者陈中岳（嵩若）所著《南归志》中就对生翁先生诗有很高评价，如：“生翁曩有咏汉高祖一绝句，曰：‘百战经营帝业成，崦嵫景迫畏途生。谁知身后家庭祸，转比功臣跋扈横。’立论能扼其要，此寸铁杀人手也。”又说：“先生性狷介，不妄与人交，却和余为忘年交。”还评生翁先生为章天觉题《翟琴峰山水画卷》诗曰：“野风发发水沄沄，江上人家冷夕曛。如此波光不荡桨，朝朝闲煞白鸥群。”风神在渔洋、竹垞之间。终先生一生，杜门简出，只有在1920年值师46岁时，应族人之邀，回原籍淳安。途经富春江时作《富春江行》一首：“逆水行舟听楫师，朝朝那有顺风吹。溟濛细雨富春路，贪看桃花不厌迟。”又吟《无题》：“客梦闻螺醒，舟行二月天。绿深朝雨滴，红断晚霞燃。烟岭大痴画，歌声六姓船。凭舱闲眺远，沧滉水连天。”两诗着笔不多，却勾画出一幅春意绵绵的富春江画图，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高超境界。又有《夕照》七绝：“轻寒挹袖雨余风，独立湖堤夕照中。仿佛宋人团扇画，水天如醉柳花红。”先生虽作诗不多，留存下来的更少。然所作风格清新，有宋诗韵味，弟子爱之弥深，不时诵读书写，其境其情，恍若跟随师之左右耳。
先生所作题跋、信札，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如题《明徐涧上先生岁寒松柏图》并跋：“先生画法巨然，间作倪黄。此幅清寒孤洁，肖其为人。天汉兄宝此过珊瑚钩远矣。”短短数语，把一位高士的艺术和人品惟妙惟肖地描绘出来。其又为《懒云楼诗稿》作序：培心先生葺募梅精舍，辟梅圃竣，适杨君蛰庵持卐公手写《懒云楼诗稿》示先生。先生谓：“曷归诸精舍，俾存手泽，杨君韪之。”生翁愿是稿之永存精舍也，因叙其颠末而为之识。先生为文也如作画，简而又简，无一废字。再加上精心书写的行楷，字字珠玑，文书并茂，令人爱不释手。（此件藏于绍兴图书馆，发表于《二十世纪书法经典·徐生翁》卷）
先生于81岁那年（1957）写了一篇《我学书画》，全文见拙编《徐生翁先生年表》。先生撰文用意，一则因晚年求教者日多一日，便于回复；二则纠正一些外界讹传和错误；三则坚言自己学习书画的要旨在于“皆自造意”，可说是真正的创新。
先生作书形式以楹联为最多，数以万计，且句无雷同。能见景生情，词泛意切，妙趣横生，如“又有石榴才一幅；时见松栎皆十围”“湖山奇丽说不尽；篆隶高能世莫知”“荣名知自鄙；闻道岂独难”等等，不胜枚举。又用古诗句集联，信手拈来，浑然天成。“文革”后期，我参加绍兴市清理查抄书画工作，见先生所书楹联多达百数十件，余于闲息时一一抄录，也无重复之句。
先生信札，读来亲切感人，如致友人函：“劣书问久稽，甚歉。闻欲重印画人传，是否即瞻民著者？如果是瞻民著本，吾绍尚有数人，应须加入其中。区区一条，亦欲酌改。此意经托淡园兄转告。有暇才希见示。专此，并颂吉祥。弟生翁上，三月六日。”于此更可见先生虚怀若谷、画友相亲的高尚风格。又如先生在给五子翁雁的手书：“翁雁来禀收阅。一切事已详我三十日函中，画萃不佳。如旧货摊上遇有徐天池、陈白阳、李晴江、李复堂等粗笔印本，如价格便宜，随便买几本。但不必特地去寻觅也。一切事须谨慎。父字，十一月三日。”
生翁先生的篆刻同样是敢于创新，戛戛独造。他不拘泥于用缪篆治印，而以碑额、小篆入印，使印文的书写性更强。他的篆刻以简制胜，朴茂沉雄，风神流转，不以仿效斑驳蚀缺、颓然古趣为能事。书画所钤之印，皆出于自家手镌。早年，一代篆刻大家吴昌硕先生曾为生翁先生治印，然由于两者的风格不协调，故未采用。先生早年刻印，能得汉印挺拔、朴厚的趣味，而又能潇洒飘逸，以十分经意入手，复以十分随意出之。晚年所刻章，刀法简括，浑穆劲健。先生的书画，再加上他治的印章，遂成一件谐美的艺术佳品。邓散木先生在《徐生翁》一文中曾说：“单刀正锋，任意刻划，朴野可爱。跟齐白石异曲同工。”先生在篆刻方面的成就得力于书法，而篆刻上的成就又给书法增添了新的意境。先生晚年曾赠我一方手刻印章，阳文：“生翁所作”，青田石质，高5.5厘米，周2.5厘米，结字简约，气息淳厚，看似平淡，却厚朴可爱。先生除自用印章外，从不为外人刻印，自用印也不刻边款。我在编辑《二十世纪书法经典·徐生翁》卷中，收录了先生自用印九方，阴文五方曰“生翁”“徐生翁”“生翁”“系出东海”“生翁李徐”；阳文四方曰“生翁造”“生翁”“生翁所作”“生翁”。孙洵著《民国篆刻艺术》收录徐生翁先生印两方，曰：“徐生翁”“生翁所作”。于连成编《近百年书画名人印鉴》，收徐生翁先生印鉴四方，曰“徐生翁”“系出东海”（阴文）“生翁”“生翁所作”（阳文）。此外，我在1933年仲冬先生所作《梅石图轴》见右下角盖一闲章，状若图案，不解其意象。余所见及收藏先生书画，罕用此印。又日前晤先生爱孙是杭兄，言及早岁齐白石先生曾寄画作及图章给祖父。
生翁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以鬻书画为生，生活清寒，却不失耿介之性。昔北洋军阀河南督军赵倜，出重金要先生去做他的代笔，被先生严词拒绝。先生为人敦厚正直，从不趋炎附势，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绍兴沦陷，其爱子被日寇杀害。国仇家恨，令老人悲愤不已，因先生一家食口众多，无力远避，乃去附郭小云栖寺暂寄。日惟靠糊火柴盒，种些园菜苦苦度日。敌寇、汉奸迫其写字作画，先生默然以对，后汉奸楼某出巨资索字画，先生凛然拒绝。有人以先生一家嗷嗷待哺相劝，先生说：“我不要这种造孽钱！”铮铮之言，掷地有声。与此同时，先生曾作荷轴，寄赠远在浙西后方的挚友沈红茶先生。画上题“不染”以明志。明末的乡贤王思任曾说过：“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鲁迅先生也说：“身为越人，未忘斯义。”亮节高风，一脉相承，蠡城有光。
“三百年来一枝笔，青藤今日有传灯”，20世纪20年代绍兴著名词人王恕常（素臧）对徐生翁先生的评价，是十分精当的。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