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门户之见？

章太炎在程朱、陆王异同的问题上，看似完全站在陆王的一边，其实则不然。上文前两部分所提及的多处，都可以看到他分别对程朱、陆王的某些学术细节，或有表彰或有批评，如《检论》之《通程》与《议王》分别对二程、王阳明的学说在大部肯定之中略带批评，至于论及佛学则是认为程颢、陆九渊、王阳明所得较多，而朱子则所得较少，可见并未明显区分于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也就是说，除了《大学》诠释的三个问题之外，并不能看出章太炎明显“站队”于陆王的倾向。此处再补充一个例子，章太炎论及朱陆异同的另一重要公案“无极、太极之辨”，就对朱、陆一并加以批评：

朱、陆为无极、太极之枝节问题，意见相反，书函往复，互相讥弹，几于绝交，不关过失，已使气如此，何况举其过失乎？有朱、陆之人格，尚犹如此，何况不如朱、陆者乎？⁽⁵³⁾

这一批评是从“人格完善”的立场出发的，可以说有一点吹毛求疵，朱、陆书函往复专论无极、太极，这在章太炎看来谈的都是“极深研几”的“谈天论性”之学，且属于枝节问题，故原本意义不大。况且朱、陆的论辩，其中有“互相讥弹，几于绝交”，表现为任性使气，也即朱、陆二人都有“人格”不够完善之处。由此可知章太炎的所谓“站队”，与门户之见并无关联。对于门户分歧，章太炎说：

所谓理学，门户分歧，在宋即有朱、陆之异派。其实何止朱、陆，晦庵本与吕东莱相契，其后以东莱注重功利，渐与分途。顾论学虽不合，论交则不替，至于修己治人之道，彼此亦非相反也。明儒派别更多，王阳明反对朱学，阳明弟子又各自分派，互相反对。阳明与湛甘泉为友，其为学亦相切磋，其后王讲良知，湛讲天理，门庭遂别。王、湛之学，合传于刘蕺山。然蕺山于甘泉不甚佩服，于阳明亦有微词。其后东林派出，不满于朱学，亦不满于王学。而高景逸近于顿悟，景逸訾蕺山为禅，顾不自知其学亦由禅来也。凡此数家，学派虽不同，立身之道则同。⁽⁵⁴⁾

其实，章太炎是想说明，讲“理学”则无论宋、明，都有着众多的分歧，朱子与吕祖谦也是由“相契”而“分途”，王阳明与湛若水也是如此。一旦涉及“良知”“天理”等概念就“各自分派，互相反对”，阳明的弟子们，以及刘宗周、高攀龙等也都是如此，这些学派的分别都在“谈天论性”上，而他们的“修己治人”之学与“立身之道”则几乎相同。也就是说，他们在根本之处，渊源于孔孟儒的“立身之道”都是相同的。换言之，心性修养的方法差异极大，然而“修己治人”这一目的却是相同的。章太炎接着说：

儒家之学，本以修己治人为归宿。当今之世，讲学救国，但当取其可以修己治人，不当取其谈天论性。若以修己治人为主，而命之曰儒学，则宋、明诸家门户之见，都可消除。而教人自处，亦易简而有功矣。⁽⁵⁵⁾

因为儒学本身就是以“修己治人为归宿”，现在讲学救国，也就应当讲明“修己治人”，不当再“谈天论性”。至于“正名”的意义，还有一层，那就是可以消除宋、明诸家遗留下来的那些“门户之见”，不论东林、蕺山，或者朱学、王学，都从“修己治人”的角度来加以讲明，那么就都有利于教化、事功了。章太炎再举与“吴中”，也即“无锡”等地域文化相关的学术来加以说明“正名”的必要性。他说：

宋儒范文正、胡安定讲学吴中，立经义治事斋，其学贵乎实习实用。同时司马、二程，以及南宋薛季宣、叶水心，皆以修己治人为学为教。近世顾亭林、陆桴亭，亦专心实学，不尚玄言。桴亭虽未尝反对性天之说，亭林则斥理学家为明心见性之儒矣。此八君子，若生于今日，则其事功必有可观，教化亦必有效也。⁽⁵⁶⁾

曾经在“吴中”讲学的有宋代的范仲淹（文正）、胡瑗（安定），他们与同时的司马光、二程以及南宋的薛季宣、叶适（水心）等都重视修己治人之学；晚明的“吴中”学者如顾炎武（亭林）、陆世仪（桴亭）也都重视实学，特别是顾炎武，明确表示反对理学家“明心见性”之类的说法。也就是说，吴中的讲学传统，除了顾、高，还有范、胡以及顾、陆等人，他们都是倡导“修己治人”之“实学”，而对于“明心见性”之性天学说则并不崇尚，至于顾炎武则是明确排斥的。这么说来，晚年的章太炎在无锡讲国学，倡导“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必然要超越于宋明理学，超越于程朱、陆王的门户，结合其对原始儒学、宋明理学这二期之儒学的批判性认识出发，进行重新建构，而倡导“新四书”则也是建构“修己治人”之“实学”的新路径。⁽⁵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