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再见符春荣，工作日记成为甄别依据

事情的发展往往让人有意外收获。

记得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整理我的救助日记。突然，一张熟悉的照片让我顿时感觉好熟悉，这个人在哪里见过？

这个熟悉的面孔让我的思绪一下子集中在这张照片上。我竭尽全力，搜寻挖掘记忆的画面。

“啪！”我头脑里突然就闪过的一个图片瞬间定格。“难道是她？”我立刻拿起内线电话，直接拨通女性流浪受助人员生活管理科科长室。“小黄吗？你马上去看看那名上周转进来叫胡春荣的受助人员，检查一下她的脚是否完好。”

小黄似乎还没有明白我的意图问道：“脚，看她的脚？”

“对，快去看看。马上。立即！”我急切地下命令。

马上，我又拨了另一路内线。“让档案室马上查一下，2011年前后，是否有一位被接走的双脚受伤，后来治好的女性四川籍受助人员？”

三分钟不到，管理科副科长小黄回电：“站长，她双脚脚尖好像受过伤，长短不一，有的尖，有的短，好几个没有脚指甲。”

我脱口而出：“就是她！”

此时，办公室老路也上楼来报告：“档案里2011年5月确实有这样一位女性受助人员转来站时双脚腐烂，后来在我们站保守治疗好的，当年是她丈夫把她接走的。”

“她叫什么？”

“符春荣。”档案管理员老路回答。

“这就对了！”我为搞清这位第二次被救助的受助人员身份感到兴奋。她之前在二站被救助过，留有家庭地址，身份是清楚的。

但问题是，这个符春荣为什么会再次被转送来二站？

流浪受助人员在转来二站之前曾接受过内部“人脸识别”，符春荣也是一样，符合救助的规定，也没有核查出曾有救助过的记录。但是，我却记得，她在六年前的确是转送至二站救助过，后来离站回家了。

怎么会再次救助的，怎么没有被识别，再次转入二站呢？

原来，2011年，离开救助站的符春荣精神上时好时坏，丈夫眼看她不再适合在上海打工，就把她送回了四川老家。没有想到，缺少照顾和交流的她，在老家待了几年后，想凭借着记忆到上海寻找丈夫。这一找，又找进了救助站。一口浓重的四川地方口音，让接待她的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无法判别她说的内容。而自行开发的“人脸识别”又没有识别出她曾被该站救助过的记录。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人脸识别”技术也有跑偏的时候。为了避免类似情况，传统的甄别方法不能轻易丢掉。

谁能想到，六年前被救助过的人，我在不经意地记《救助日记》时，却得到新的发现而出现转机，促使一名流浪受助人员在几分钟内就被甄别出来。看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那次，由于无法核实符春荣提供的其丈夫在上海的信息，二站按规定直接把符春荣护送回到了她的四川老家，并协助当地为她办妥了相关救助手续。

一想起甄别，我就会联想起许多省份都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

山东省烟台市救助管理站，为了甄别，经常请在烟台市就读的来自各地的大学生，进站帮助识别判断流浪受助人员的口音，以达到甄别户籍的方向与可能性。

浙江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甄别能手还将凌晨3点作为人们容易说出并记得平时不曾想讲的关键时间节点，会在此时经常找一些流浪人员询问情况。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又会把甄别观察的范围和焦点集中到每一名流浪受助人员在进站时的表情，察言观色，不放过一丝一点的细节。

河南商丘市救助站，还有将疑似某地的受助人员以走亲戚的方式开展甄别寻找。

在刚接触到流浪生活无着人员时，大家往往是以甄别工作开始寻亲。无论是对主动上门求助，还是被公安、城管或好心人送至救助站的求助人员，按规定都要进行必要的检视登记的“规定动作”，以此进行甄别。同时，也在“规定动作”实施的前提下，及时开展寻亲，以帮助他们尽快找到家和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