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合理性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性质与问题
·龙斧 王今朝[1]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对比巴西、美国、中国发展经验，从中归纳证伪“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普世性。然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交叉科学方法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的差异性以及“刘易斯转折点”的可变性，提出八大理论命题。根据这八大命题、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以及历史反证方法，演绎地证明：第一，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变化有各种不同条件因素和决定因素，而且表面的发展减缓并不反映本质原因的一致性；第二，把运用不完全归纳法于拉美经验所得到的“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套用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上，会产生逻辑合理性和可靠性问题；第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十大陷阱，它们才是中国发展模式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而非世界银行所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发展模式 二元经济 “刘易斯转折点”
一 巴西、美国、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比较
发展的好与坏、增长的快与慢、持续的长与短、效益的高与低，有各种不同的条件因素和决定因素。在这些条件和决定因素中，虽有些具有共性影响，但所谓“陷阱”主要是不同国家特性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如果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发展现象，作为发展中国家带有共性的经济学研究问题并试图找出主要函数关系，是存在合理性和可靠性问题的，因而也是没有多大理论意义的。
巴西历史上经历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外向型”（19世纪末至1930年前）、进口替代工业化（1930～1960年）、外向型+强大政府干预（1960～1980年）、进口替代（1990年后）几个不同阶段[2]，其间发生的政治危机、军事政变、债务危机等种种因素对其发展模式和政策以及速度都产生了影响。而巴西在1990年后的政策转型，从某个角度讲，体现了巴西不以GDP增长作为经济发展指标、目的、衡量的特点。巴西增长有所减速，但并非走入困境，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理性地在进行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也因此不能以GDP或增长率来简单衡量。由此可见，“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能解释巴西的经验，而是内外政治、经济等因素和因此产生的发展战略选择对巴西经济发展速度变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Hahnel，2005；King，2002；Luzio，1996）。
美国历史上多次经历过发展速度降低甚至倒退的阶段。从其特点看，首先，美国从未把GDP增长率变化作为某种陷阱理论的依据，也没有为了GDP而采取简单的投资追加办法。[3]在过去48年（1962～2010年）里，美国实际投资额增长率年均为3.54%。[4]其宏观经济政策从来没有把GDP和总产值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目的。尽管经济好坏会影响美国政府的选举，尽管美国学界也极为重视经济增长理论，但他们通常把一个经济体GDP增长率看作受制于许多条件性因素和决定性因素的多元非线性函数。
其次，除了各种国际、国内因素作用外，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法院、国会、政府、媒体、工会、社会团体、大学等这些被新古典理论称为“经济发展的非理性因素”（龙斧、王今朝，2012）的社会功能机制在其追求社会平等、公平和正义的过程中，客观上对市场经济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副作用进行了制约、限制、规制，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起到了不同的调节作用。比如，社会调节开始时发展放慢，而完成时发展加快。我们可以看到，对沃尔玛这一私人企业发展的限制就体现了美国城市政府独特的经济政策。虽然这种经济政策短期内影响了某个“GDP”、总产值，但从长期看，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公正。[5]
再次，从价格政策来看，应该说，美国没有采取以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美国过去48年来的实际GDP年增长率平均仅为3.09%，[6]其物价指数变化也较为平稳，年增仅4.46%[7]。如果考虑到美国绝大多数消费品领域的物价几乎做到了40年不变甚至下降，考虑到其家庭平均实际收入和购买力在48年里的上升程度，再考虑到美国一直保持世界领先的劳动生产率仍在过去20年里保持6%的年均提高率，可以说，其“微薄”的经济增长率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是惊人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GDP增长放慢绝不是什么走入“陷阱”的表现。
最后，从经济结构看，美国没有为了GDP而实行外向型经济的畸形发展。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美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28.7%（中国2007年为62.8%），贸易赤字为5.08%。[8]美国在外向型经济方面具有全世界最好的资本结构、技术结构、生产结构、资源结构和市场结构。假设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和中国一样（或把劳动力成本降低到中国这样），出口产品的资源粗放使用率与中国一样，加上它的制造能力、技术能力、市场能力、产品能力，再加上它世界第一的劳动生产率，在它的GDP中外向型成分占到62.8%时，美国是否会有一个经济的高速增长呢？答案不言而喻。但是，为什么美国没有这样发展呢？在上述假设条件中，最难做到的，就是把劳动力成本降到与中国一样低。这就说明，在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当中，由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政治制度（包括法律、政府、国会、政党、团体、工会、大学）构成的政治、社会有机体，对经济发展和增长起到了强大的制衡和约束作用，这使它的发展模式不是“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不是以GDP增长为首要、唯一的目的，同时，GDP增长也不是政府宏观社会经济管理的标准与功能，更不是其政绩衡量标准。
尽管不少美国学者担忧美国的财政赤字政策，但从积极的方面看，美国的政府财政赤字也是美国追求平等这种先进文化，政府利用自身条件更为关注民生的表现。这同时也是美国政界深深懂得替代（tradeoff）原理的一个表现。[9]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规模空前扩大，但其财政预算制度是较为健全的，其税收征收是较为严谨的，比如，美国就没有土地财政这种模式。正相反，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州政府，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控制都在不断出台社会化、战略化、可持续发展化、社会成员共享化政策（龙斧、王今朝，2012）。因此，从这些方面看，对美国经济模式产生影响的财政体系也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以上根据历史实证归纳的美国投资、贸易和财政的结构性数量特征表明，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些领域体现了其先进性和公平性。
三十多年来，中国以劳动力密集型、资源粗放型投入为基础，以经济外向型为导向，以政策激励、财政支持为保障，形成了一个以GDP为唯一目标和目的的经济增长结构。[10]中国投资占GDP的比率保持在30%以上，2003年后更高达40%以上，2010年达到48.6%的历史高点。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已占GDP的62.8%，贸易盈余占7.6%。[11]在财政上，由于中央政府收入所占比例过高，事权相对很低，税收收入增加很快，又不执行财政盈余政策[12]，使得财政效率未得到根本改观，因而寻租行为、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等大量非市场行为就出现了，与财政相关的利益集团就大量出现了，资源配置的结构性扭曲就出现了，具有合理成分的市场供需机制就被打破了，政府收入的使用效率因而降低了，少数人和少数利益集团就暴富了，最终造成GDP增速放缓。
以上历史实证使我们归纳和考虑以下命题。
命题一：政府财政收入—家庭收入比例（IP）与经济增长率（g）有函数关系，于是，
g=g（IP） （1）
显然，我们可以认为，对当前中国而言，IP越高，g就越小，因而，g′（IP）＜0。
命题二：价格变化（PC）对价值实现（幅度和速度）产生影响（PV）并转而影响增长率，于是，
g=g（IP，PV），PV=PV（PC） （2）
而且，g′PV＞0。
命题三：非价值循环创造领域（教育、社保、医疗）的增加（NVI）对消费者绝对、相对两种购买力（PP）下降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增长率，于是，
g=g（IP，PV，PP），PP=PP（NVI） （3）
而且，g′PP＞0。
命题四：核心消费品（住房）畸形高价（CP）对一般日用品价格（DP）产生影响并转而影响增长率，于是，
g=g（IP，PV，PP，DP），DP=DP（CP） （4）
而且，g′DP＞0。
命题五：外向型经济结构中的“优势”比重，即粗放劳动力、粗放加工、粗放资源使用等“劣势”对技术发展、管理创新、市场能力、品牌/服务打造、战略优化等“优势”的比重（AP），对增长率会产生影响（受到国际经济变化影响制约），于是，
g=g（IP，PV，PP，DP，AP） （5）
而且，g′AP＞0。
命题六：寻租行为、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利益集团（NN）对上述5个命题中的函数关系产生影响：它们越多越大，就会通过上述关系导致增长率越慢；它们不仅加大交易成本，而且产生越来越多的可避免成本（龙斧、王今朝，2009，2011），于是，
g=g｛IP（NN），PV（NN），PP（NN），DP（NN），AP（NN）｝ （6）
而且，g′（NN）＞0。
命题七：寻租行为、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利益集团对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率（EE）本身产生影响：前者越多、后者越低，转而影响增长率（这里只谈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于是，
g=g｛IP（NN），PV（NN），PP（NN），DP（NN），AP（NN），NN｝ （7）
而且，g′NN＞0。
命题八：粗放、廉价、超过剩劳动力、资源（包括土地）的非正常性开采及使用的价值区域饱和程度（SD）越大，上述函数关系的作用就越大，使增长率降低成为必然，于是，
g=g｛IP（NN，SD），PV（NN，SD），PP（NN，SD），DP（NN，SD），AP（NN，SD），NN｝ （8）
而且，g′SD＞0。
命题九：只有发展过程、发展模式中产生了上述函数关系的抗衡因素（CF）[13]，增长率才不会明显放慢，于是，
g=g｛IP（NN，SD），PV（NN，SD），PP（NN，SD），DP（NN，SD），AP（NN，SD），NN，CF｝ （9）
而且，g′CF＞0。很显然，只有CF足够多、足够大、足够强，才能抵消前面所有因素的影响。
上述实证主义的带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巴西、美国、中国的横向比较分析揭示了以下两个规律性命题。第一，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快与慢、持续的长与短、效益的优与劣，有各种不同的条件因素和决定因素；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快与慢、持续的长与短，也有各种不同的条件因素和决定因素，而增长效益的优与劣有时又不是以增长率本身来衡量的。这样，用“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带有普世性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就失去了合理性和可靠性。第二，不管是内部政策，还是对外政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GDP增长并不是其应该关心的唯一变量，甚至也不应该是其重要变量。因此，单纯的、表面的收入的多少本身并不构成“陷阱”理论。
二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合理性问题
——基于二元结构差异性的历史反证法演绎
不少研究把“中等收入陷阱”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对中国发展隐患、增长减慢、模式转变也有不少类似分析和结论。“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早在1920年前后的苏联就已出现，并成为其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4]中国发展的户籍制度也是应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所采取的理性制度安排。[15]无疑，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形成了自己的二元经济理论，只不过没有用西方经济理论的模型表现出来而已，这一点连西方学者都予以承认。比如，Dixit（1973）认为，苏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剪刀差理论是二元经济模型的一个原型。1949～197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表明，中国的二元结构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具有根本的差异[16]，中国（和苏联）的经济发展实践远远超出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内涵。
然而，今天，中国学界没有挖掘社会主义二元经济理论的原因、特点、模式，这使得一些研究非科学性地、非学术性地攻击那个时代制度的理性。有些学者则试图利用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增长转折点说”来解释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却完全忽视了刘易斯（1954）二元经济理论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是基于落后资本主义国家而提出的；第二，它通常指发展中国家为了经济发展，首先过多地投入工业和城市发展，使农业处于一种相对落后、不发展的状态；第三，它假设收入分配不均等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在该模型中，投资来自利润，而利润由资本家获得。实际上，刘易斯（1954）说得非常明白，他的理论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理论。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时期（1949～1980年）的二元结构——这一改革开放时期发展的起点，并不是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结构。
第一，从生产力看，中国生产力比较低下，技术水平较落后，资本短缺，人均资源贫乏，基础教育薄弱，人口庞大，高素质劳动力稀缺。也就是说，从所有西方经济学（如新古典）所确立的（或没有确立的）增长要素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增长是受限制的。第二，从中国面临的世界局势和各种挑战看，冷战、东西方对垒、抗美援朝、海峡对峙、美国威胁、中苏交恶、“战争边缘”从未减少。这一切对经济增长本身来说无疑是一个制衡性因素，是一个压力性因素，是一个要使经济本身增长所必须面对的不利因素，也是经济学上的负外部影响。第三，从生产关系看，中国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保障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人群的基本经济生存、就业、读书、医疗、住房、交通、养老，同时还要发展需要投入巨额资金的军事、国防、太空、科技等领域，这无疑也对以指标、指数为衡量标准的经济增长带来压力。第四，中国在这个阶段的“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无疑阻碍了经济增长。[17]
在上述四大因素作用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不断出现崩溃、危机状态，但到底是什么原因反而使其经济增长，取得了令西方世界也不得不承认的结果呢？这是十分令人深思的！考虑到上述四大因素对纯粹经济增长衡量的“不利”影响后，30年里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经济增长了吗？它是否使中国经济发展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呢？对这两个问题分别予以肯定和否定的回答就揭示出这个二元结构对中国并未产生“中等收入陷阱”效应。
以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演绎不仅否定了上述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第一和第三个特征，还否定了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倒U型曲线的经验规律，而且验证了社会主义是平等、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的规律。[18]至于中国如果延续这种演绎并在这个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开放会产生怎样的结果，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三 从刘易斯增长转折点的可变性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刘易斯从劳动力成本出发，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过去后，经济发展速率将会减慢。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假如“刘易斯转折点”存在，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这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增长率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这种廉价劳动力在成本变化之前，为资本增值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当出现劳动力成熟、劳动力需求上升等情况时，这种资本增值的空间将缩小，必然出现所谓的“收入陷阱”问题。可是，由于转折点出现的时间、原因、模式不具有统一性和共性，这种收入陷阱并不必然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必然出现。同时，发达国家的生产过剩、资本过剩、技术外溢空间下降、劳动力成本因各种因素上升、通货膨胀等现象以及直到最近还未结束的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都是各种“刘易斯、张易斯、李易斯转折点”。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刘易斯转折点”来检验“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命题一：廉价劳动力规模（SL）越大，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就越长。一方面，这种基于廉价劳动力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一种社会进步、经济体制公平正义的体现，这一点马克思早就讲过。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足够长，资本增值的时间足够长，那么，在人均GDP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时，这个国家的“刘易斯转折点”却可能还没有达到。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实践上，如果一国政府千方百计地侵害普通劳动力的权益、权利，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刘易斯转折点”会出现，而“中等收入陷阱”不会出现。
命题二：地区发展的资本、技术、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性（UE）越大，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就越长。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资本、劳动力具有回波效应，即由于它的经济发展，吸引了落后地区的资本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转移，从而使得发达地区的资本、熟练劳动力水平远远高于不发达地区，进而产生了发达地区技术进步更快的刺激作用。回波效应越大，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就越长。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看，同样可能出现在人均GDP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时，这个国家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达到的情形。在实践上，如果一国政府千方百计地实行差别化、特区化、偏向化的地区发展政策，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刘易斯转折点”会出现，而“中等收入陷阱”不会出现。
命题三：发达地区的资本、技术外溢性效应大小取决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AG）。这个差距越大，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就越长。
命题四：发达地区在全国劳动力所占比例成分越小（LP），劳动力成本变化时间差就越长。
命题五：粗放劳动力密集型经济结构中，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劳动力收入增长率差距（GG）越大，则劳动力成本变化时间差就越长。
命题六：企业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力收入增长率差距（FG）越大，则劳动力成本变化时间差就越长。
命题七：原来属于社会公益福利的领域商业化、利润化、私有化、市场化程度（FZ）越高，则劳动力成本变化时间差就越长。当“刘易斯转折点”出现后，实际收入比名义收入增加得要少。它使得“刘易斯转折点”后的曲线斜率更低。
命题八：价格指数和工资指数比率（RW）越高，则劳动力成本变化时间差就越长。
于是，我们有以下公式：
TLj=TLj（SLj，UEj，AGj，LPj，GGj，FGj，FZj，RWj） （10）
而且，我们有TL′i＞0，i={1，…，8}。上标j表示国家。
如果不同国家在上述8个自变量上存在差异，在时间差函数上也存在差异，那么，我们可以推定，一般会有TLj≠TLk，即第j个国家和第k个国家的劳动成本发生变化的时间差一般不会相同。从历史反证法的原理看，如果中国采取另外一种改革开放的模式，它的劳动成本发生变化的时间差可能就会比实际要短，而且可能出现戏剧性的结果。这就表明，根本不存在具有共性的“中等收入陷阱”模式，这正如发达国家也没有一条共同的致富之路一样。如果有人非要提出这种概念，那只能加上许多限定性条件。这将类似于一些美国学者提出增长趋同之后，不得不把抽象的趋同改成具体的α-趋同、β-趋同一样。可是，即便做出这样的修改，它的意义仍然值得怀疑，而对抽象的概念越加限定，其作为共同规律性的价值就越低。
上述公式和推论可以用图1来细致地加以分析。在图1中，横轴表示一个国家劳动力的禀赋，纵轴表示工资和劳动生产率。PLi表示给定资本总量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曲线（J. Robinson所提出的资本是否能够加总的问题在这里并不重要）。其中，i=1，…，8。随着i的增加，这个国家的资本总量也会增加，这会引起同样劳动力数量下的劳动生产率上升。为了简单，图1中我们假设劳动生产率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而减少。
首先，图1展示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多重可能性。其中，最坏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L5。并且L5只可能在资本存量对应i=5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我们不妨设定这种情况表示“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很显然，上述8种因素的某种组合会共同导致这种结果的出现。可是，L4、L3、L2、L1分别代表了更小的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如果L5表示“中等收入陷阱”，那么，L4、L3、L2、L1就代表了不同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况。
其次，图1还展示了“刘易斯转折点”不存在的情况。如果W表示经济发展之初的城市工资水平，那么，如果一个国家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调整工资水平，使得所有人享受到差别不大的更高的工资W′，使所有人平等地享有工作保障，那么，自由劳动力市场下的“刘易斯转折点”就永远不会出现，出现的只是国家对工资的调整。
图1 二元经济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时间差
以上对“刘易斯转折点”的解剖部分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保持三十多年经济增长势头的原因，同时也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GDP增长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由劳动所创造，资本只是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王今朝、龙斧，2011）。如果中国的私有资本可以无偿地得到中国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如果中国的私有资本可以无偿地得到中国土地、矿藏、海洋、空气、森林等自然资源所代表的财富，那它们就得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激励，它们会不遗余力地积累资本，从而带动雇佣劳动力性质的就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不是由于私有化、市场化、利润化、商业化，而只是由于廉价地使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阶段性使用、产业结构的粗放型降低都可以造成转折点。但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价值，即赋予中国劳动力以“体面”的生活水平，使他们的生活资料随着经济增长得到相应的提高，则“刘易斯转折点”所预示的“收入陷阱”根本不会等到达到中等收入时出现。这就表明，对于中国而言，所采取的基本政策和路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19]，这同时也说明，“刘易斯转折点”不具有世界的共性。此外，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特性是我们这里无法做实证主义分析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更不是一个具有共性和普遍性、确定性的理论。
四 结论：中国经济发展可能面临“十大陷阱”
本文对巴西、美国和中国的经验归纳以及对二元经济的历史和理论分析表明，“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和特征的产物，同时也是纯经济方法论、唯GDP论、唯增长论支配下的理论产物。中国改革开放前确实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但它不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中国那一时期的发展模式如果延续下去并进行相应的改革开放，不会出现“刘易斯转折点”。今天，中国面临“刘易斯转折点”，那是中国走上市场经济之后的特征。如果中国处于科学的经济发展计划、发展战略支配之下，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不断得到动态调整，则中国不会出现由于经济的自发性发展所产生的转折点，更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真有什么陷阱需要担心，则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会面临以下十大陷阱（龙斧、王今朝，2011；王今朝、龙斧，2011）。当然上述结论有待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
一是唯GDP论——生产关系陷阱和极端主义陷阱。为强调生产关系“进步”、“革命”而否定生产力发展是一种政治经济学陷阱、一种经济发展陷阱；为生产力发展而以牺牲生产关系的平等性、公平性、正义性、进步性为代价也同样是陷阱。这两个陷阱下面又隐藏着带有共性的极端主义陷阱，比如原来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今天是越私越好、越商越好、越市场化越好；昨天私有资本是魔鬼，今天就是天使。这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思维构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极端主义陷阱（龙斧、王今朝，2009，2011）。
二是经济发展不计成本和实际效益——另外一种形式的“大跃进”陷阱。龙斧等人（2011）提出了25个可避免成本，它们构成了经济增长不计经济、社会、政治、价值观成本和代价的陷阱。
三是经济结构问题——比较优势陷阱（龙斧，2012；王今朝，2012）、资本和劳动力属性陷阱。既然一切以GDP指标为衡量标准，那么，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的社会属性就在所不惜了，在廉价劳动力、耗竭性资源、粗放性投资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就不可避免了。这就形成了西方发生金融风暴、中国经济就必然“感冒”的陷阱。
四是政府的单纯经济行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功能定位、行为特征、效率效益陷阱。一个社会的发展是多维的，而不是纯经济的，即便是西方宏微观经济学所关注的那些经济变量，也不是纯粹经济变量，都与政治、文化、历史、国际、军事、教育、思维等因素具有函数关系。因此，即便是单纯为了提高GDP，政府功能定位、行为特征、效率效益也不能仅仅聚焦于纯经济变量。
五是极端私有化问题——双重标准陷阱和里根—撒切尔主义陷阱。当前，一种极端主义性质的惯性思维就是，国有企业出任何问题后都把它归咎于公有制，因而主张全部私有化或注入私有资本（如对铁路、银行、航空、保险、教育、医疗、军工等仅有的社会主义国有性质企业）；而私有企业发生问题则归咎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政府要通过人力、物力、财力的保证来解决。这种思维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工商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造要远远优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化改造。在这个双重标准陷阱下隐藏着一个主义、意识形态、根本价值观的大陷阱，即在西方已经被反复批判的里根—撒切尔极端保守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大陷阱。
六是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问题——理论与实践一致性陷阱和中国的信仰陷阱。口头上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实际上推行私有化、商业化、利润化、市场化是一种理论与实践不一致的陷阱，它所蕴含的理论上的逻辑性问题可以导致社会的信仰危机陷阱。如果在改革开放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应该发展私有制，那1949～1980年这一改革开放前的阶段是否是初初级阶段，是应该发展公有制还是发展私有制？而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后是发展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或是实行某种马基雅维利主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必须要有理论和信仰支撑，这个理论和信仰必须与这个经济制度的手段、方法、模式、实践相互一致。如果没有这个一致性，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没有理论和信仰支持，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奴隶经济体制下的高速增长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列强主义所带来的宗主国经济增长都可以成为今天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了。
七是效率效益衡量问题——可比性陷阱和学术理论、意识形态陷阱。经济效率效益已经成为今天社会发展主要指导理论的构成之一，而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的效率效益简单化利润比较是这种理论的主要实证依据，它实际上是一种“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意识形态陷阱。（不是有人提出过“是要资本主义的苗，还是要社会主义的草”的问题吗？）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的效益效率没有可比性，因为它们发展的时间、目的、手段都不同，所使用的经济学诸概念不同，理论指导不同，历史和国际环境也不同（龙斧、王今朝，2009，2011）。North（1993）从经济学方法论角度指出，用新古典经济学来分析、解释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衰史是不合适的。
八是国家资源使用、开发、开采、收入分配问题——资源禀赋的生产关系陷阱。一个国家是一个政体，一个国家的公民含有政治属性，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所产生的效益应该由这个国家的公民平等、公平地享受。中国贫乏的资源是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呢？
九是利益集团问题——激励机制差异性陷阱和社会经济、政治平等、公平陷阱。如果农民工的激励机制是生存，如果雇佣劳动力的激励机制是生存（城市的雇佣劳动力与农民工的生存基本领域有所不同），是维持性消费，如果“中产阶级”的激励机制是跻身于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群，如果资本家的激励机制是无休无止的利润追求，如果各级政府和政府各个部门、各级官员的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的政治效应最大化和个人利益最大化[20]，如果国家以GDP增长作为一切的衡量标准，那么，在这个激励机制结构中，哪些利益集团的激励机制可以达到最高的利益一致性呢？
十是经济发展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中国发展方向、性质定位的陷阱。一方面，用西方经济理论的术语来说，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不过是供给和需求的不一致罢了。市场运行、经济运行中的非均衡现象本身是否能够构成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呢？如果是，它是否也构成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如果是，那是否中国和美国的主要矛盾就趋同了呢？另一方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仅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永远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而且认为市场供求矛盾只是经济运行的表面现象（王今朝、龙斧，2011），因而西方经济理论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差别是值得注意的。
毋庸置疑，上述十大陷阱对于中国的威胁即使存在，也并不可怕。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用28年时间推翻了三座大山，又在最为艰苦、富有挑战性的中国发展阶段，用27年建立了基本完备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人是否能够用较短时间建立起更好的，不以牺牲民族素质、价值观、信仰理念、社会风气、本国利益等为代价的“经济模式”呢？如果中国真正具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能力、知识、智慧、信念、魄力、手段、胆识，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21]
参考文献
［1］龙斧、王今朝：《社会和谐决定论：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重大理论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龙斧：《中国企业竞争优势研究》，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12。
［3］龙斧、王今朝：《从中国房地产业与“内需不足”机理关系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1期。
［4］龙斧、王今朝：《从中国房地产业看新古典经济学“四化”理论的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5］龙斧、王今朝：《新古典方法论“暗藏玄机”的整体主义分析》，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12。
［6］龙斧、刘媛媛：《从资本属性看劳资关系的平等性和公平性》，《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7］王今朝、龙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理论与政策》，科学出版社，2011。
［8］王今朝、龙斧：《经济学方法论中演绎与归纳之争的终结》，《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9］王今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实证研究》，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12。
［10］Dixit，A.K.，Models of Dual Economies，in J.A.Mirrless and N.H.Stern，eds.，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N.Y.：Wiley & Sons，1973，pp.325-352.
［11］Hahnel，R.，Economic Justice and Democracy：From Competition to Cooperation，Publisher：Routledge，2005.
［12］King，J.E.，A History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since 1936，Publisher：Edward Elgar，2002.
［13］Lewis，W.A.，“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The Manchester School，Vol.22，No.2，1954，pp.139-191.
［14］Luzio，E.，The Microcomputer Industry in Brazil：the Case of a Protected High-Technology Industry，Santa Barbara：Greenwood Publishing，1996.
［15］North，D.，“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Nobel Prize Lecture，December 9，1993.
[1] 龙斧，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
[2] 陈才兴：《比较优势、技术模仿：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之路》，《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3] 本文这部分并不是说美国的月亮都是圆的，只是在分析美国在相关领域运作的科学性。
[4] 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1）》中的第190页数据计算。
[5] 美国大中城市一律不允许沃尔玛在其市区内设店，以保护中小零售商利益，支持美国企业家创业精神（龙斧、王今朝，2011）。
[6] 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1）》中的第190页数据计算。
[7] 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1）》中的第259页数据计算。
[8] 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1）》中的第190页数据计算。
[9] 通俗地说，那就是有所得就必有所失吧！只不过，美国在对外经济领域所得的甚多，而失去的甚少罢了。
[10]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远远优于资本主义的就业保障，社会主义对劳动者的经济激励不是建立在满足马斯洛低级需求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满足马斯洛高级需求基础上（龙斧、王今朝，2011）。
[11] 既然市场条件变化使得这些数字在2008年后下降，那么，科学决策和科学发展观就要求在政策上进行主动调整。
[12] 鉴于中国货币供给过多，“民营”企业过多，无论从货币领域还是从所有制领域的科学决策看，政府都不应该在税收增加后相应地扩大政府支出，而应该节约开支，把财政盈余所对应的货币交给中国人民银行，从而回笼货币，降低中国的货币供给，对“民营”企业提高效率进行“倒逼”。从平等角度看，既然可以倒逼公有企业，就应该可以倒逼“民营”企业。
[13] 新加坡、韩国等国就产生了这种抗衡性机制，这就如人体内产生了抗体一样。
[14]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公共财政》，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第226页。
[15] 王今朝：《摆脱困扰的断想》，《市长通讯》2001年创刊号。
[16] 当工业快速、粗放地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农业发展的极端不对称性会使工业停滞不前。这或许是形成某种收入陷阱的一个机制。中国“大跃进”中，由于农业受到了干扰，工业发展也受到影响。然而，中国也并没有因此陷入陷阱。
[17] 资本主义有没有经济发展政策失误呢？假设我们抛开政治因素和本质，也把西方几百年来经济殖民主义、经济帝国主义视为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模式，它是否失误过呢？是否可以视20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为这些政策和模式“失误”而产生的结果呢？
[18] 平等与效率的矛盾只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因为私有制决定了不可能存在经济平等（经济平等不等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学只能论证平等与效率的矛盾，用资本主义看似高于社会主义的效率来证明其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产生的不平等的合理性。
[19] 比如，商品化的生产是否要靠极端私有制、极端的市场化？显然不是的。有一种市场经济模式，即以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模式，要比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效率更高，平等程度也更高。
[20] 陈胜军：《周边绩效及其和晋升的关系研究》，《管理世界》2011年第2期；陈钊：《走向“为和谐而竞争”：晋升锦标赛下的中央和地方治理模式变迁》，《世界经济》2011年第9期。
[21] 毕竟，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巴西都敢于重拾进口替代政策，都勇于放弃GDP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