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散文无非是他的诗歌的延续”
——在诗歌与散文之间

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帕斯捷尔纳克既不像勃洛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什塔姆等人那样，始终以一位诗人的形象存在，也不同于高尔基、布宁、肖洛霍夫等人，主要是以小说创作奠定自己的文学地位的。他的诗歌创作和散文创作虽然几乎同时开始于1909 —1910年冬季，但是他早在1913年就开始发表最初的诗作了，而他最早的散文作品《最初的体验》（1910—1912）却直到1970年代后期才有部分片断首次面世，他1918年开始发表的若干短篇小说，也远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因此，早期的帕斯捷尔纳克，一直是以一位抒情诗人而著称的。后来，他才逐渐转向把散文作为自己的主要体裁。这一转变是他反复思考和艺术实践的结果，也是他的诗学理念演变的表征。

帕斯捷尔纳克关于抒情主义与历史主义及其关系的思索，必然引出他关于诗歌与散文及其关系的考量，也必然导致他在这两种创作体裁之间做出权衡与选择，并使得他逐渐把主要精力投放到散文写作上，直至最终完成他的巅峰之作《日瓦戈医生》。在上文已提及的《若干论点》一文中，帕斯捷尔纳克就表达了自己关于诗歌与散文及其关系的初步思考。他认为，“诗歌与散文是彼此不能分离的两极”，“诗歌凭借先天的听觉在词汇的喧哗声中寻找大自然的旋律……散文则凭着它的崇高精神，以嗅觉在语言范畴中探索并发现人”^[1]。在这里，帕斯捷尔纳克指出了诗歌和散文彼此之间不能分离而又相互对应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这两种体裁各自的特点：如果说，诗歌有着对于听觉、对于音乐元素的特殊要求，它的追求目标之一便是再现大自然的美妙旋律；那么，散文则借重于精神的崇高性、灵感和语言，以对于人的探索与发现为指归。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偏重于散文创作，显然和他认为这种体裁更适合于表现作家的人文情怀这一见解密切相关。

事实上，早在1917年，帕斯捷尔纳克就在组诗《秋日》中透露了自己的一个希望：与诗歌告别，转而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而这部小说中又含有诗歌。在组诗的第三首诗“然而它们也注定要凋谢……”中，帕斯捷尔纳克写道：

我要和诗歌说一声再见了，我的写诗癖，

我同你们约定，和我在小说里再相逢。

像往常一样，无意于讽刺模拟之作，

我们仍将共处于大自然的怀抱中。^[2]

这一把诗歌纳入小说中的设想，直到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才实现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设想已初次显露出帕斯捷尔纳克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意愿。

1918年，在莫斯科的一次诗人聚会上，帕斯捷尔纳克再度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打算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数年之后，1922年6月29日，已出国的茨维塔耶娃在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曾提到当时的情景：“有一次（在1918年春天）我和您一起围坐在采特林^[3]家里共进晚餐。您说过：‘我想写一部大型的长篇小说，其中有爱情，有女主人公——像巴尔扎克那样……’”^[4]其实在那时，帕斯捷尔纳克已写有《阿佩莱斯线条》《奇特的年份》《一个大字一组的故事》《对话》《第二幅写照：彼得堡》《无爱》等短篇小说（当时已公开发表3篇），同时还有另几篇小说正在构思与写作之中，尽管他并未“告别”诗歌，依然在进行诗歌创作。

1926 — 1927年间，也即创作长诗《1905年》和《施密特中尉》前后，帕斯捷尔纳克已开始产生把主要精力转向散文创作的念头。这一时期他的历史主义意识的增强，两部长诗本身的历史内容和叙事性质，都促使他考虑如何尽快实现这一转变。他曾在致茨维塔耶娃的多封书信中谈到自己的想法。1927年5月3日他给茨维塔耶娃写信说：“你就不要等待我写的抒情诗了，在这里，他们已就此而责问我，其理由之一是我……‘因《1905年》而获得了写抒情诗的权利’。你知道，当他们需要的时候，说你有‘权利’写诗的时候，我就从来没有从事过抒情诗的写作。你知道，抒情诗又要由于一种被神化了的生活而开始了，如果它将开始的话；一切你都知道。但是，我愿意写、也一定要写自己的散文，或许还有散文作品中主人公的诗歌。”^[5]显而易见，帕斯捷尔纳克这时已经有了不再写作抒情诗的念头，特别是当他发现抒情诗要和“被神化了的生活”相联系，当他的诗似乎为某种环境氛围所需要，当外部压力要迫使他写抒情诗的时候；同时，他也明确表示自己要转向散文写作，并在其中包含主人公写的诗——他重申了自己10年前在“《秋日》之三”所表达过的愿望。他一再设想、后来终于实现了的这种散文作品中嵌入诗歌的独特现象，正是“诗人的散文”的特点之一。

这期间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创作已引起了高尔基的注意。1927年，帕斯捷尔纳克的长诗《1905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版，9月20日，他就给身在索伦托的高尔基寄去了这本长诗。10月4日，高尔基回信给他表示感谢，同时告诉他，他的中篇小说《柳维尔斯的童年》已经被译成英文，并将于近期在国外出版^[6]。高尔基还写道：“我已从祖巴金和茨维塔耶娃^[7]那里听到了不少关于您生活的情况，不过，您在写散文吗？他们却未能跟我说。很希望您去写散文，因为根据《柳维尔斯的童年》推想，您是能够写出优秀的作品来的。”^[8]高尔基有所不知的是，此前帕斯捷尔纳克已在致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多封书信中，谈到自己有志于将重心转向散文创作，不久后就有小说《中篇故事》等散文作品陆续问世。但高尔基的这番鼓励，无疑更坚定了他写小说的信心。

《中篇故事》是帕斯捷尔纳克在创作诗体长篇小说《斯别克托尔斯基》的中途完成的。后者的推进和最终完成并不十分顺利，这时作者便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以散文的形式描写同一题材，表达同一主题，是否更好些？反复思量的结果是，他决定先以同一素材（1914年夏天“一战”前的生活事件，关于1916年乌拉尔生活经历的回忆，等等）为基础完成《中篇故事》，接着再在它的引发下结束拖延甚久的《斯别克托尔斯基》的写作。因此，1929在接受一家期刊的书面采访时，他说自己正在写《斯别克托尔斯基》，这部“（诗体）小说中发生于战前和革命年代的那部分情节，我把它让给一部散文作品了，因为在这一部分里最有必要、最值得回味的性格刻画和相关表述，诗体是不能胜任的。前不久我就为着这一目标而潜入中篇小说写作了，以便写出来的东西成为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斯别克托尔斯基》的所有部分的直接继续，也是为诗体小说的最后完成做准备的一个环节。这部中篇可能会收进一本散文集——完全是根据其性质归入其中的，而不是置于（诗体）小说中，后者的各部分是按照其内容构成的。换言之，我将赋予这部中篇作品以一部独立的小说的形式。我结束这部中篇小说后，可能就将着手去完成《斯别克托尔斯基》的最后一章了。”^[9]后来，帕斯捷尔纳克也确实像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做了。《斯别克托尔斯基》和《中篇故事》这两部在题材选择和主题内涵上彼此靠近的作品，在写作时间上出现的这种交叉穿插，正是帕斯捷尔纳克从诗歌向散文“转轨”阶段发生的特有现象。

时至1930年代，帕斯捷尔纳克无论在诗歌领域还是在散文创作方面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时，他又发表了《寄自图拉的信》《柳维尔斯的童年》《一部中篇小说的三章》《空中线路》和《中篇故事》等中短篇小说，他关于诗歌与散文的看法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1934年召开的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帕斯捷尔纳克在发言中再次谈及诗歌与散文的关系。他说：

如果在我们看来诗歌是如此产生的，那么同志们，什么是诗歌呢？诗歌就是散文，但这不是指无论什么人的散文作品的总汇，而是指散文本身，散文的声音，动态的散文，不是指以轻松的笔调复述的散文。诗歌是和事实，即那些能产生积极影响的事实有机联系着的语言。当然，和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一样，它也可能有好有坏，这就要看我们是保护它不受歪曲，还是想方设法地败坏它。但是无论如何，同志们，恰恰是这种散文，即处于原初的张力状态中的纯散文，确实就是诗歌。^[10]

帕斯捷尔纳克的发言，和这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人们对他的诗歌成就的评价相关。布哈林在题为《诗歌、诗学和苏联诗歌创作的任务》的发言中，对当时苏联诗坛上的几位活跃的诗人进行评说。他认为，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仅仅抓住新的主题，而其余的一切几乎全是陈旧的”，因此其创作已明显落后；马雅可夫斯基的“理性主义”“抽象性”和他用“彻头彻尾的社会学观点”创作的“宣传性诗歌”，不能促进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布哈林则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最卓越的诗歌大师之一”，指出他的那些看起来是最远离当前现实的、独创性的诗歌，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11]。布哈林的发言得到了高尔基等人的赞同，而尼·吉洪诺夫、苏尔科夫等人却持反对意见。帕斯捷尔纳克在发言中丝毫没有为自己做什么辩护，只是从诗歌和散文这两种文学样式的关系中说明了重要的不是体裁本身，而是其内在品格。那种“处于原初的张力状态中的纯散文”，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其实就是一种诗，并且也和诗歌一样，和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事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高规格的散文，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所提倡和追求的。不过在此时，他仍然是被评论界作为一位优秀的诗人而看待的。

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之后不久，1934年12月25日，帕斯捷尔纳克又在致侨居德国的父母双亲的信中明确地表示：“我正在尽快地把自己改造成为狄更斯一派的散文作家……”^[12]事实上，这时帕斯捷尔纳克正在创作一部新的中篇小说《帕特里克手记》。这是作家进入《日瓦戈医生》写作之前的又一次认真的预演，作品中的若干主要人物形象、情节、场景和环境，均可视为作家最后完成的巅峰之作的雏形。

1940年代后半期，帕斯捷尔纳克已开始构思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这是他的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的一个带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举措。对于自己以往的诗歌和中短篇小说与即将动笔的这部长篇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对于自己为何执意把主要精力投入小说创作中来，他无疑有着自己的深入思考。这时，他刚刚完成包括莎士比亚的7部剧作在内的一系列西欧戏剧作品的翻译，于是便在《基与莎士比亚翻译的一些意见》（1946）中写道：

莎士比亚笔下的某些角色贯穿于他结束创作前的几个不同阶段，这是很常见的。某些人物原先是在用诗体写成的戏剧情境中说话的，而后来却突然变成了以散文的形式表达。在这种情况下，诗体的剧情就造成了提供准备的印象，而散文体的剧情才是结束和末端。

诗歌是莎士比亚艺术表达的最迅捷、最直接的形式。他采用诗体，就像是采用一种最快速的思想笔记的方式。这就导致这样的现象：在他的大量诗歌片断中，隐约可见以诗的形式写成的散文的草稿。^[13]

帕斯捷尔纳克所注意到的莎士比亚创作中的这种现象，其实也出现在他本人的作品里。在他写于不同时期的诗歌中，就有不少诗句和内容，后来被写进他的小说里。他在1940年代后期谈到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这种现象，也表明他认为这样的“自我互文”有一种必然性。因为这时候他已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有许多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出来的人文—社会—历史内容，显然不可能局限于仅仅经由诗歌予以表达，而只能运用散文的形式。

1946年初，帕斯捷尔纳克在致他的表妹奥尔加·弗赖登贝格^[14]的信中写道：“我已开始写一部大型散文作品，希望在其中写进我一生中最主要的、由于它而掀起了‘轩然大波’的事件。”^[15]这里所说的散文作品，正是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从作家这封信中所说的话，可以想见创作这部小说在他整个生命中的意义。到1947年4月，帕斯捷尔纳克已完成了《日瓦戈医生》的开头几章，于是便把自己刚刚写完的这些篇章读给一些朋友听。当时在场的批评家柯·楚科夫斯基的女儿莉季娅·楚科夫斯卡娅^[16]把作家在朗读之前所说的一些话速记下来。帕斯捷尔纳克这样说道：

在语言领域，我最钟爱的是散文，而我写得最多的却是诗歌。

诗歌对于散文而言，就好比绘画习作对于图画。在我看来，诗歌作品就像是一种大型的文学画稿夹。

我同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一样，是在形式衰落的时期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这是从勃洛克时代延续下来的衰落。在我看来，散文是分为若干板块的，我们只要谈谈这一点就够了。散文中剩下来的是单纯的描述和思想，仅仅是思想。现在最好的散文作品，大概也就是单纯描述式的。费定^[17]的描述性散文是很高超的，然而某种创造性的标记却从他的散文中消逝了。所以我早就想要——这只是在目前才开始实现——在我有生之年实现某种突破，找到摆脱这种状况的前进的出路。我完全不知道，我的长篇小说在客观上会怎么样，但是对于我而言，在我个人生命的范围内，这是思维方面的一种向前的有力突破。在语体和风格方面，这也是希望创造一种并非总是单纯描述的小说，它会出现通过戏剧性冲突而得到表现的各种情感、对话和人物。这是我的时代的、我们时代的，特别是我的散文作品。^[18]

帕斯捷尔纳克在此不仅表达了对散文这种文学样式的热爱，再一次提到自己以前的诗作，仿佛都是在为他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的最终完成提供必要的铺垫，而且表明他有志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艺术思维、表述方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历史性突破，同时并不讳言这将是一部很个性化的、明显渗透着主观性的作品。

后来作为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最后一章“尤里·日瓦戈的诗作”所含的25首诗，帕斯捷尔纳克在1953年即已全部完成。《旗》杂志1954年第4期发表了其中的10首诗，同时在一篇短评中说明这些诗都将进入即将出版的《日瓦戈医生》一书中。4月16日，帕斯捷尔纳克写信告诉奥尔加·弗赖登贝格说，很快就能在期刊上看见这些新诗作了，同时还写道：“当然，主要的东西不在这些诗中，而是在散文部分，这些诗在小说的‘体系’中运转，也适合于小说。”^[19]在此之前的3月20日，帕斯捷尔纳克也曾在致弗赖登贝格的信中谈到这些诗，他说：“写这些诗要比写散文轻松得多，而只有散文能使不受条件制约的我接近那种支持着我、包含着我的生活和行为准则等等的思想；散文还创造了一种内在的精神结构，它的一个层面可以容纳无意义的、要不就是令人羞愧的诗歌书写。”^[20]“尤里·日瓦戈的诗作”虽然是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整部长篇小说中最主要的东西，最能表现作家的生活和思想的部分，无疑是小说的散文部分。这里所谈的不仅是诗歌与散文在这部长篇中的比重，还有作家关于这两种文学体裁的表达功能的见解。

1957年，《日瓦戈医生》终于得以问世。小说在国外出版之后苏联官方给予帕斯捷尔纳克的种种压力，并没有使他后悔自己把主要精力从诗歌转向散文。在很少能够与外界接触的1960年初，帕斯捷尔纳克在破例接受俄裔美国记者奥尔加·卡莱尔的采访时，仍然坚定地认为实现这一创作上的重大转变是势在必行的。他在和卡莱尔的交谈中一再强调：“我认为散文是最具有现代性的体裁，像福克纳那样的复杂而丰富的散文。如今写的书应当再现生活的完整环节。”“我确信抒情诗已经不能够表现我们经验的宏大规模与广阔空间。生活已变得过于庞杂，过于繁复。我们需要的有重要价值的东西，最好是用散文予以表现。我已尝试在自己的长篇小说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不知道《日瓦戈医生》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于我而言是否完全成功，尽管它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仍然觉得它比我早期的诗歌具有更大的价值。它比我青年时代的作品更加丰富，更富有人性。”^[21]

虽然诗歌在《日瓦戈医生》仍旧占有一定的位置，发挥了结构布局和主题表达方面的作用——这既是指插入小说情节进程中的主人公所写的那些诗篇，也包括故事结束后出现的“尤里·日瓦戈的诗作”，还涉及化入小说中的作家以往的某些诗行，但作品的核心内容毕竟是由散文形式表达出来的。联系帕斯捷尔纳克在不同年代留下的一篇篇诗作，阅读他最后的这部长篇小说，确实能够感到它们之间的衔接与贯通，无怪乎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无非是他的诗歌的延续。”^[22]毋庸赘言，他的所有散文作品，无论是为作家带来极大声誉的《日瓦戈医生》，还是此前那13篇已多少有些被人们淡忘了的中短篇小说，都是如雅各布森所说的“诗人的散文”。

[1] Пастернак Б. Л. Несколько положен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1 томах.Т. V. Москва:

[2] Пастернак Б. Л. Осень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1 томах.Т. I.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лово»,2003. С.209

[3] 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采特林（Михаил Осипович Цетлин，1882—1945）俄罗斯诗人、作家、批评家。1919年起侨居巴黎。写有长篇小说《十二月党人》（1933）、《雪上血》（1939）等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迁往美国，在纽约创办并主编大型季刊《新杂志》（Новый журнал）。

[4] Пастернак Е.Б. 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

[5] Пастернак Б. Л. М.И.Цветаевой, 3 мая 1927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1 томах. Т. VIII.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лово», 2005. С.24.

[6] 1927年，帕斯捷尔纳克的中篇小说《柳维尔斯的童年》曾由高尔基的秘书玛·伊·布德贝尔格译成英文，高尔基为之写序。这一英译本原定由美国纽约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后因故而未能问世。

[7] 鲍·米·祖巴金（1894—1937），俄罗斯考古学家、诗人；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1894—1993），作家、翻译家，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妹妹。他们俩曾于1927年8月间到意大利索伦托拜访高尔基。

[8] Анисимов И. И. (гл. ред.)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Том 70. Горьк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Неизданная переписк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63. С.296.

[9] Пастернак Б. Л. Писатели о себе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1 томах.Т.V.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Слово», 2004. С.223.

[10] Пастернак Б. Л.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первом всесоюзном съезде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1 томах.Т.V.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лово», 2004. С.228.

[11] Бухарин Н. Поэзия, поэтика и задачи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в СССР // Революц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Москва:Фонд имени Н.И. Бухарина, 1993. С.241-242, 252.

[12] Пастернак Б. Л. Родителям, 25 декабря 1934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1 томах.Т.VIII.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лово», 2005. С.757.

[13] Пастернак Б. Л. Замечания к переводам из Шекспира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1 томах.Т.V.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лово», 2004. С.73.

[14] 奥尔加·米哈伊洛夫娜·弗赖登贝格（Ольга Михайловна Фрейденберг，1890—1955），俄罗斯古典语文学者，帕斯捷尔纳克的表妹，曾和帕斯捷尔纳克长期保持通信联系。

[15] Пастернак Б.Л. О.М.Фрейденберг, 1 февраля 1946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1 томах.Т. IX.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лово», 2005. С.445.

[16] 莉季娅·柯尔涅耶夫娜·楚科夫斯卡娅（Лидия Корнеевна Чуковская，1908—1995），苏联女作家，老作家、批评家柯尔涅伊·楚科夫斯基（1882—1969）之女。

[17] 康斯坦丁·费定（1892—1977），苏联作家，写有《城与年》（1924）、《早年的欢乐》（1945）和《不平凡的夏天》（1948）等长篇小说。

[18] Пастернак Б. Л.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перед чтением первых глав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1 томах.Т.V.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лово», 2004. С.467-468.

[19] Пастернак Б.Л. О.М.Фрейденберг, 16 апреля 1954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1 томах.Т. X.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лово», 2005. С.25.

[20] Там же. С.22.

[21] Карлайл О. Три визита к Борису Пастернаку // Пастернак Е. В., Фейнберг М.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Борисе Пастернак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лово» ,1993. С. 653, 654.

[22] 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