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天王”晁盖之谜

晁盖：谜一样的人物

在谈到梁山领导层时，我们还特别注意到晁盖这个人物。在《水浒传》的诸多谜团中，晁盖之谜最不易解。

晁盖之名不见于史乘、笔记，没有哪一种史料提到宋江义军另有一位开山领袖。宋江本人就是三十六位好汉的总头领，也应是这支队伍的创始人。那么晁盖是《水浒》作者凭空虚构的文学人物吗？也不像。小说家为什么要在一部以歌颂宋江为主的英雄传奇中，虚构一位创业开基的领袖，压在主人公头上？若说让王伦草创山寨，尚能以小人的言清行浊、嫉贤妒能，反照晁盖等人的宽宏大量、义重如山；那么将晁盖置于宋江之前，便连这点反衬的作用也没有，正可谓师出无名了。

晁盖的种种表现，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一出场，小说作者便介绍他“人物轩昂，语言洒落”（第十五回），分明是一派领袖风度，很像要率领众人大干一场的样子。可是他后来的表现却令人失望，不过是结交了七八条好汉，劫了一宗财货。此后又火并王伦，杀了一个虽说胸襟不宽却也是绿林朋友的白衣秀士王伦。至于与官军、土豪等恶势力的直接对抗，晁天王却总显得力不从心。

祝家庄之役，梁山好汉取得了辉煌胜利，但那场攻坚战却是宋江出马指挥的。晁盖好不容易争得攻打曾头市的指挥权，却出师未捷便遭暗算；就在梁山大业蒸蒸日上之际，他却窝窝囊囊地撒手西去。

奇怪的是，对这位才具一般、功劳有限的前任寨主，宋江等人却奉若神明。不但在其生前尊为兄长，在他死后还设置了“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灵牌（第六十回）。大聚义时，宋江坐了梁山头一把金交椅，犹不忘在山寨正厅“供养晁天王灵位”（第七十一回）。

作为文学人物，晁盖的形象塑造算不得成功。他的出现分散了作者的笔墨，影响了小说家对宋江形象的集中塑造，小说结构也因此显得支离散漫。——然而正是这位于史无征又不合小说创作规律的尴尬人物，却始终在小说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习惯于开门见山的读者不禁要问，作者因何要叠床架屋，在一号主人公宋江之上设置这样一位赘痈人物？

四点比较见“真章”

其实答案很简单：晁盖形象恐怕不是小说家虚构的人物，他的原型仍可在洞庭史料中寻觅。据笔者所见，这个原型人物，应即洞庭义军开山领袖钟相。晁盖与钟相的相似之处，至少有四点：

第一，两人同是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开创者。钟相于建炎四年（1130）二月十七日首揭义旗，是持续六年的洞庭湖农民大起义的开山领袖。晁盖则率领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等开创了梁山大业。在这一点上，二者极为相似。

第二，钟相领导起义活动仅仅四十天，便遭重挫。他本人兵败被俘，饮恨而亡。这与晁盖无所建树、过早阵亡的结局完全相同。

第三，洞庭湖的反抗大业，并未因钟相一死便风流云散。其继承者杨幺、黄诚等“据江湖以为巢穴”，很快形成新的领导核心，掀起规模更大的起义波涛，又坚持斗争达五六年之久。而晁盖死后，宋江等同样坚持斗争，起义烈火越烧越旺，给官军以沉重打击。

第四，钟相虽死，其在义军中的威望不减。杨幺等称兵，每每“扬言与钟老爷报仇”。杨幺还“立钟相幼子子义为太子，自幺与黄诚以下，皆尽臣礼之，以固其党之心”。可见钟相的影响是一直延及身后，贯穿起义活动始终的。这又如晁盖死后，忠义堂上始终供奉着“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灵牌；直至第八十三回受招安后，宋江才吩咐“宰杀猪羊牲口，香烛钱马，祭献晁天王，然后焚化灵牌”。

通过比较，晁盖形象源于钟相的结论，已是呼之欲出了。

“天王”之号不寻常

关于钟相对晁盖的影响，还可从“天王”称号中看出。

晁盖形象最早出现于《大宋宣和遗事》，绰号“铁天王”，至《水浒传》中则改称“托塔天王”。这种称呼变化，或为音近而讹，或因传闻有异，可不必细究；倒是“天王”之称始终未改，值得关注。

或谓：无论“铁天王”还是“托塔天王”，不过是当时常见的江湖绰号而已。不但梁山好汉人人皆有，一般绿林豪杰、军贼流寇，也都拥有一个。且以“天王”为号者也不止晁盖一人，例如建炎年间活跃于江淮一带的军贼李成，也号称“天王”，与晁盖的“天王”称号，并无不同之处。

笔者却以为，晁盖的“天王”称号常常出现于庄严场合，据此一点，便足证其含义特殊，有别于一般绰号。如小说叙述中每提及晁盖，多直称“晁天王”；山寨众人也张口便是“晁天王”“晁天王哥哥”。晁盖死后，忠义堂上的灵牌，也大书“天王晁公神主”。——我们很难想象，像“赤发鬼”“短命二郎”“母夜叉”“鼓上蚤”一类的绰号，也能成为好汉的人前敬称或死后尊号。即如李成，死后恐怕也不会把“天王”写在灵牌上——那纯粹是个江湖诨名罢了。

那么晁盖“天王”称号的意义究竟何在？《中兴小纪》卷一四谓：“时鼎寇杨幺，众至数万，僭号称‘大圣天王’，旗帜亦书此字，且用以纪年。”而杨幺这一称号，又与钟相的称号有关。《建炎》卷三一说“（钟）相武陵人，以左道惑众，自号‘天大圣’”。——这里所谓“天大圣”“大圣天王”，显然都非一般江湖绰号可比，而与荆湖民间的宗教信仰有关，明显带有僭越封建秩序、挑战封建王朝的意味。

只不过到小说中，起义的性质发生微妙变化，晁盖、宋江等人并不想真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于是一个带有僭越性质的称号，也便在传说及小说中蜕变为普通的江湖绰号。只有从“天王”的语言外壳以及众人对这一称呼的格外尊重，还能依稀辨出故事演述与洞庭史实间的承递关系。

弄清了晁盖与钟相之间的映射关系，集中在晁盖身上的诸多疑点也便烟消冰释。如晁盖在山寨中几乎一事无成，却又享有极高威信。一旦明了钟相在荆湖地区传教多年、威望素著的背景事实，也就不难理解晁盖何以是“天下闻名的义士好汉”，“独霸在那村坊，江湖上都闻他名字”了（第十四回）。钟相虽死，他所鼓荡起来的宗教气氛犹在，杨幺等人都是他的忠实信徒；他们要坚持起义、团结队伍，就必须继续高举钟相的旗帜，以“钟老爷”相号召。杨幺拥立钟相之子钟子义为太子，正是出于此种目的。从某种角度看，钟子义当视为洞庭水寨中活的钟相神位。

《水浒传》中晁盖形象的不足，恰在于作者仅从钟相头上借取了精神领袖的神圣光环，却忽略了原型人物传教廿载、威望素著的背景事实。于是晁天王的威信也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有一点须特别强调：钟相事迹对小说的影响，远不限于晁盖一人。钟氏本人的教主身份及其复杂的人生经历，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其布道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肯定会在荆湖民间传说中留下印迹。文学创作对历史素材的运用，本是十分自由的，并没有严格的对应规律。笔者认为，钟相的某些素材，还为《水浒》作者吸收，丰富了宋江的形象。而从攻打祝家庄、曾头市等故事情节中，我们也能见到钟相的影子；彼时的钟相，则又附着在祝朝奉、曾长者的形象上。有关这些，我们后面还要作专门讨论。

在以上两节中，我们讨论了义军首领人数及领导层的更迭问题。事实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水浒传》同样是贴近洞庭史实，而与历史上的宋江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