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电报和电话

在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建立了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多元制造业基础——铁路、钢铁、电气、化工和汽车。生产领域中技术和组织方式的爆炸性变化发生在美国众多的工业领域中，从纺织品到缝纫机、木工制品、收割机、自行车和小型汽车。一位经济史学家解释说，“工厂组织、专业机械、精密制造、可互换零件、精心协调的工作顺序和材料流程，以及冲压和焊接的新方法”是决定性的创新。每项创新都成为持续实验的领域。^[1]

电报和此后的电话是这场广泛运动的组成部分。由于电报和电话可以对邮局形成补充，于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通信领域被重新构建成一种混合型结构：由国家提供保护，由资本负责开发。

围绕着电报新技术的推出，投资者们曾引发了一场广泛的动荡。在1842年首次拨款给连接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的实验电报线之后，美国国会于1845年放弃了联邦对电报的所有权。^[2]这个举动并非意味着对私有企业的一味肯定，就在同一年，国会同时加强了邮局的政府垄断。这样一来，国家和资本就各司其职了。一方面，私有资本更愿意获得快速增长的电报业的经营权，另一方面，通过在1845年到1851年之间强化对邮政的控制，美国将自身打造成北美大陆政治经济统一体的总体驱动力得到了维持。如果没有邮局，从纽约到加州的贸易如何完成呢？19世纪90年代，当美国已经完成对北美大陆的占领的时候，每十分钟就有邮件流入或者流出纽约华尔街银行中心。这就是邮局为美国工业化所创造的效率。

然而，由于资本力量在电信领域的直接登场，“大批量”的邮政通信开始被迅速转变为电报通信。^[3]变化是根本性的。一位历史学家总结说：“在传递市场信息的速度方面，政府从此再也无法超越私有企业。”^[4]相比之下，几乎所有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都在朝着整合政府的邮政、电报和电话部门（邮电部门，posts，telegraphs，and telephones，简称PTTs^[5]）的方向发展。虽然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美国的军队建立和运营着大量的基础电报网^[6]，但在19世纪晚期，美国军方也将这一角色拱手让给了企业——商业运营者。因而，在电力通信领域，美国令人惊讶地将优先权长期给予了私有资本。

在另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邮电部门将电报与邮局结合起来，以便提供“在幸福或灾难面前，家庭成员和朋友的重要社会连接……也让知识、教育和情感在城市、乡村、郊区、首都之间相互传递”^[7]。相反的，在美国，高电报使用率反而抑制了这项新技术的“社会使用”。根据理查德·杜波夫（Richard Du Boff）的详细研究，美国早期电报需求的90％以上由商业和新闻界所占据。^[8]工人和小农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在回顾1900年前后自己的童年时代时，一位作家描述道：“一条电报对任何人的生活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也是一条噩耗。除了资本家之外，没有人发送或者接收过电报，除非家里有人生病或者死亡。”^[9]在美国，电报是作为专门的商业服务而建立的，此后也一直如此。我会反复重申这一事实及其后果。

国家支持发展这个新网络的另一方面原因来自军事需要。在1861年到1865年内战期间，北方（或称联盟方）利用电报“协调复杂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特别是与铁路运输相关的行动。^[10]当时，美国政府已经通过了一项《太平洋电报法案》（Pacific Telegraph Act，1860年），给予任何建立第一条横跨大陆电报线路的企业以政府补贴。^[11]战争期间，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进一步增加。在内战结束的时候，北军在南北方建立了15，000英里的电报线（相比之下，南方邦联政权建成的仅仅约合1，000英里）。^[12]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就将其所资助的线路还给了私营企业，但是鲜有历史记录能够详细描述这些腐败交易的细节。^[13]一位历史学家解释说，战争本身“模糊了公共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直到几乎无法区分”；胜利的联盟军政府同时担任“私营电报公司的客户、保护者和建设者”。^[14]

内战后不久，西联电报公司（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mpany，简称西联）顺利完成了对竞争者的兼并，成为美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近乎垄断的全国性企业。^[15]1870年至1890年间，西联的办事处从4，000个增加到19，000多个；其21，000名运营和管理人员服务于全国五分之四的电报业务，为他们的雇主获得了这一行业大约十分之九的收入。即使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19世纪90年代之间的衰退时期，西联的利润率在扣除了高通胀率和分红之后仍可以达到3％— 6％之高。^[16]

然而在同一时期，西联公司的电报业务却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感。^[17]为政府接管电报提供可能性的电报法案于1866年通过，于1871年生效^[18]；通过“邮政化”（postalization，即像邮政系统一样实行电报电话的国有运营和邮费均一化，译者注），围绕民主原则重建电报的社会动员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866年几乎形成全国性垄断的那一刻起，西联公司就不得不面对持续的政治威胁。

公众对巨型运营商的“垄断”产生普遍愤怒的原因不止一个。历史学家研究表明，西联就像铁路投资人的奴隶，“为了扩大股东的利益而操纵西联股价”成了家常便饭。^[19]因此，西联体现的是重塑了19世纪末美国政治经济的金融资本主义。^[20]大多数美国人对它所展现出的一系列相关特征持有负面评价。它的利润率令人困惑，有时甚至是不合理的；它服务不到位到了一种可悲的地步。^[21]为了向股东提供高回报，它牺牲的是广泛而高效的网络发展——利润回报从客户和西联公司员工的身上榨取，后者在19世纪晚期所遭遇的是工资下降和劳动条件的恶化。^[22]除此之外，也有证据表明，西联通过与美联社的紧密联系来操纵新闻系统。^[23]

许多美国人认为，西联公司是一个全能的商业掠夺者，超越现有的政治控制，并因此能够击败几乎所有对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经济学家们极度忽视关于西联“垄断”的批评，甚至不予理睬。他们只认定了其非法企业权力的一个层面：操纵价格的能力。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垄断”的责任不仅在于使得市场价格可能由于行业结构的集中而扭曲。更重要的是，“垄断”造就了一个隐秘而满载权力的阶级规划。这个规划在暗箱操作下运转，以牺牲工人和公民的利益为代价为大企业和金融家牟利。^[24]

在19世纪末期，和深得人心的政府邮政系统相比，西联电报俨然成了负面典型。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私营电报具备了与邮局相反的一切特征：垄断性、歧视性、独裁和腐败。公众迫切要求对电报进行改革。“邮政化”是一种解决方案，不仅工人和农民，很多商人和政府官员也赞同这一方案。

这种广泛的政策诉求从未成功地驯服私营电报。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当电话在地方通信服务中出现，并成为投资者们趋之若鹜的传播网络时，反垄断的政策诉求却发挥了影响力。贝尔电话系统（后来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简称AT＆T）在成立之初试图效仿西联提供商业服务的策略，直到19世纪90年代，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结束了使用专利来垄断电话服务的可能性。在此之前，电话只服务于一小部分美国人。然而，在法院裁决以后，上千家独立电话系统得以蓬勃发展，迫使AT＆T不得不做出回应，电话订户规模才因而迅速扩大。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电话系统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社会覆盖率。让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惊讶的是，他1917年在纽约“工人区”租住的每月18美元的公寓，“配备了各种各样在欧洲少见的便利设施：电灯、燃气灶具、浴室、电话……我们在维也纳或巴黎都没有这些神秘的工具”^[25]。托洛茨基的看法是准确的：纽约在1910年拥有世界上12个领先电话交换机中最大的一个，拥有361，000部电话，数量几乎是排名第七的巴黎的5倍。^[26]AT＆T的估计给出了更具概括性的对比：在1912年，美国近9％的人口都有电话，相比之下欧洲还不到1％。^[27]电话系统发展的程度是美国过渡到全球工业资本主义前沿的重要标志。

尽管十分渴望享受电话业务，但是另外十分之九的美国人仍然被剥夺了使用这项服务的权利。改革派试图通过邮政接管的方式重塑国家的电信系统，由此带来了复杂而持久的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一年时间里，美国邮政局实际上掌握着电报和电话线的运营权。显然，战争的影响并未如改革派——尤其是许多女性电话接线员——所愿。战争紧急状态反而给社会阶层的进步力量上了痛苦的一课。邮政高层的管理者不仅提高了电话费，而且打击了试图通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电信从业者。

电讯线路在1919年实现了非国有化——除了日益衰落的西联之外，所有的电讯公司都被非国有化了——AT＆T重获美国网络系统的控制权。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AT＆T对全国范围内长途网络的升级和扩展，这家公司已经成为全美最庞大、最强势的企业。在同一时期，电信业的政府改造方案也开始酝酿。各州和联邦的监管机构已经成立，AT＆T只能默许这些行政委员会的监管。因为如果拒绝接受监管，很可能面临彻底被国有化的命运。通过成立代表独立电话企业和电信服务商业用户的代表处，监管部门得以对AT＆T权力中一些最重要的特征进行审查。此外，尽管AT＆T在20世纪20年代试图抢占录音、广播和电影的大块新兴市场，但是政府机构阻止了电话公司涉足这些领域。最后，同样重要的是，监管机构的问世开辟了建立其他企业问责措施的前景。

以下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境况：由于大萧条，数十万家庭放弃了付费电话，成千上万的AT＆T电话员工也因此失业。联邦政府做出了大胆的政治应对，建立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简称FCC），并赋予其足够强大和广泛的权力，甚至可以管辖AT＆T这一电信巨头。联邦通信委员会随后利用其权力对美国电话业发起了前所未有的调查。尽管该委员会的改革派很快就被压制了，但该机构确实推出了一项重新平衡电话费率的长期计划，其结果是使美国的工人阶级得以在二战后享受电话服务。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一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虽然直到1949年司法部才提起诉讼，但却把AT＆T的业务限制在了受监管的电话服务市场。1956年，司法部胜诉。此后，除了与联邦政府签署的合同外，AT＆T在法律上被禁止进入其他市场。AT＆T对利润的欲望并没有得到遏制，实际上它的利润仍在递增，但是国家试图引导和控制电话公司的利润战略。禁止AT＆T进入其他市场领域被证明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监管措施。

我此前已经强调过，随着电报和电话的不断发展，两者越来越偏向商业用户。所谓的专线电报完全服务于某一特定商业领域发送和接收信息的需要。这些商业客户以月度或者年度的形式从运营商手里全天候租用线路，这对大公司的运营至关重要。由于这些商业用户出现在需求方，且这种专用企业系统对于个人用户来说是不透明的，所以后者只能关注到供应商的垄断。然而，专有网络在这一领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事实意味着电信业务需求的集中化愈演愈烈。在19世纪末期，满足国内商业用户的需要变得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西联公司一直考虑是否要全面放弃商业公共服务。要说需求的集中化，国际服务市场需求的倾斜甚至更大。一位执行官在1900年曾这样回应政府的询问，仅400家企业客户就占到其拉丁美洲海底电缆业务的90％。^[28]

不同类型的企业采用不同的电报专线系统。对于在19世纪盛行的单轨铁路来说，一条相对较便宜的电报线比建立第二条轨道所需的资本要划算得多。专有电报线还能够促进当地原有产业的拓展，特别是新鲜食品和农产品。^[29]另一方面，在1880年至1900年间，几乎所有的股票经纪人都向外出租私人电路和打印电报，即老式的股票价格收报机。^[30]一项政府调查显示，1918年，电报也被用于钢铁和石油公司、肉类包装商和银行的管理。在20世纪20年代无线电逐渐普及以后，各行各业都如海绵般迅速吸收了这一新技术。^[31]所谓的“工业无线电业务”（industrial radio services）就是将无线技术应用于铁路、输电系统、百货连锁店、航空公司和报纸的运营。这里举一个领先的例子，到1947年，美国石油公司已经建成了500个广播电台，并获得了49个无线电频率许可证，以便于开展融资；20世纪50年代，他们开始使用微波无线电向位于总部的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发送新的海上钻机数据。^[32]

很久以前，政治学家默里·埃德尔曼（Murray Edelman）和经济学家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试图给予这些被忽视的网络服务以应有的重视。^[33]然而，到目前为止，对商业用户的认识仍然被对消费者通信服务的迷恋所遮蔽。为什么学者们很难认识到商业用户的重要性？因为这样做就必须承认，正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仅仅是垄断，构成了必不可少的结构性力量——而且，资本主义比“垄断”更难以改革或重构，尤其是当经济学家不断地告诉我们，垄断只不过意味着有影响价格的能力的时候。

无论如何，大型企业用户还是重新配置了它们的专线系统，以适配流量更大、更广泛和功能更多的电话系统。数百家电信公司为私有企业的分公司提供通信服务，以便后者在不同办公室、工厂之间以及与外部来电者建立通话。与之相伴随，早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电话还只是地方性服务的时候，商业用户便开始组织起来试图影响政策和费率制定。它们在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再次开展政策游说，并在50年代开始进入到国家决策中心。我们将看到，专有网络和大型商业用户在尼克松时代及此后具有了决定性的国际意义。

如果说邮局、电报和电话改变了整个政治经济的轨迹，将美国变成了“网络国家”（network nation），那么这些网络也同样与一系列重要的企业和政府信息活动频繁地互动。^[34]

[1] Glenn Porter，“Foreword，”in David A．Hounshell，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xv—xvi．

[2] 近年来关于美国电信领域的学者及其研究包括：David Hochfelder，The Telegraph in America，1832—1920，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Richard R．John，Network Nation：Inventing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Joshua D．Wolff，Western Un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Order，1845—1893，New York：Cambridge，2013。

[3] US Postmaster General，A History of Railway Mail Service，from Its Origin in 1834，to the Present Time，Washington，D.C.：USGPO，1885：57．

[4] Richard R．John，Spreading the News：The American Postal System from Franklin to Mors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88.

[5] 作者在本书中多次使用“PPTs”这一简称来标记各国政府的邮电部门，以表明政治力量在各国电信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译者注

[6] James Schwoch，Wired into Nature：The Telegraph and Western North America，in press.

[7] Ann Moyal，“The History of Telecommunication in Australia：Aspects of the Technological Experience，1854—1930，”in Nathan Reingold and Marc Rothenberg，eds.，Scientific Colonialism：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87：35—54 at 40．

[8] 参见Richard B．Du Boff，“Business Dem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legraph in the United States，1844—1860，”Business History Review，LIV（4），Winter 1980：459—479 at 467；和Daniel Headrick，The Invisible Weap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109。关于欧洲方面的资料参见Eric Hobsbawm，The Age of Capital，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5：48—68。

[9] 参见Gene Fowler，A Solo in Tom-Toms，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46：83。电报持续扮演着传递噩耗的角色，尤其是关于家庭成员的讣告。例如Emily Neville，It's Like This，Cat，New York：Harper ＆ Row，1963：147—48。当士兵阵亡时，军方依靠电报通知家属，以下研究支持了这一看法。David Hochfelder，The Telegraph in America，1832—1920，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77。

[10] 参见Richard R．John，Network Nation：Inventing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101；Benjamin Sidney Michael Schwantes，Fallible Guardia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ailroad Telegraphy in 19th-Century Americ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Delaware，2008：12，111—52。政府的慷慨给予北方电信运营商及其投资者相当大的优势。在冲突期间，随着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增加，运营商获得了“巨大的战时利润”。1860年5月价值为100美元的西联公司股票，到1864年5月价格已经上升到高达1500美元。参见Joshua D．Wolff，Western Un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Order，1845—1893，New York：Cambridge，2013：73；David Hochfelder，The Telegraph in America，1832—1920，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11。

[11] Richard R．John，Network Nation：Inventing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98—9.

[12] David Hochfelder，The Telegraph in America，1832—1920，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24—28；Joshua D．Wolff，Western Un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Order，1845—1893，New York：Cambridge，2013：61—83.

[13] Joshua D．Wolff，Western Un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Order，1845—1893，New York：Cambridge，2013：82—3.

[14] Ibid.：64；Richard R．John，Network Nation：Inventing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101—2.

[15]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仍然缺乏最新的历史学研究，不过以下资料提供了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Gerald R．Brock，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The Dynamics of Market Struc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73—87。西联并没有完全控制美国的电报服务市场，而是占据了其80％的份额。

[16] Edwin Gabler，The American Telegrapher，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8：41，44；Gerald R．Brock，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The Dynamics of Market Struc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85.

[17] Eric Foner，Reconstruction：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New York：Harper ＆ Row，1988：465—88.

[18] Richard R．John，“Riding the Leviathan：Western Union's Gilded Age，”ASLH Annual Meeting，November 2001：13；Richard R．John，Network Nation：Inventing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116—22；Joshua D．Wolff，Western Un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Order，1845—1893，New York：Cambridge，2013：108—12．

[19] Joshua D．Wolff，Western Un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Order，1845—1893，New York：Cambridge，2013：228，231，264；关于铁路方面的投机性金融，参见Richard White，Railroaded：The Transcontinenta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New York：W.W．Norton，2011。

[20] David Hochfelder，The Telegraph in America，1832—1920，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101—37.

[21] Frank Parsons，The Telegraph Monopoly，Philadelphia，1899；Joshua D．Wolff，Western Un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Order，1845—1893，New York：Cambridge，2013：119—20；Benjamin Sidney Michael Schwantes，Fallible Guardia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ailroad Telegraphy in 19th-Century Americ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Delaware，2008：184.

[22] 高布乐（Gabler）写道：“大垄断的批评者们经常指责，企业为了保持其在掺水股票上的股息分红，通过削减工人的工资和向公众超额收费来弥补价格的差异。”他总结说，“通过要求报务员提速并给他们减薪，企业暗地里早就形成了一套驾轻就熟的操作技巧”。详见Edwin Gabler，The American Telegrapher，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8：43；Thomas C．Jepsen，My Sisters Telegraphic：Women in the Telegraph Office，1846—1950，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0。

[23] Menahem Blondheim，News over the Wir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162，177—87，194；James Smart，“Information Control，Thought Control：Whitelaw Reid and the Nation's News Services，”Public Historian，3（2），1981：37—38.

[24] 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投资人对短期利润的极度关注，企业运营者也因此陷入困境，西联公司经历了一位历史学家所称的“创新能力的下降”。此后，运营商开始落后于网络现代化的进程。参见Paul Israel，From Machine Shop to Industrial Laboratory：Telegraphy and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American Invention，1830—1920，Baltimore：Johns Hopkins，1992：121—51；Joshua D．Wolff，Western Un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Order，1845—1893，New York：Cambridge，2013：214—17。

[25] Leon Trotsky，My Life，New York：Pathfinder，1970：271．

[26] Stanley Swihart，“Independents Show Bell the Way to Big-city Dial Service，and Their Sudden Purchase by Bell，”Telecom History，Issue 2，Spring 1995：96．

[27] Milton L．Mueller，Universal Service：Competition，Interconnection，and Monopoly in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Telephone System，Washington，D.C.：AEI Press，1997．

[28] James Scrymser，in Dwayne R．Winseck and Robert M．Pike，eds.，Communication and Empire：Media，Markets，and Globalization，1860—1930，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149.

[29] Alexander James Field，“The Magnetic Telegraph，Price and Quantity Data and the New Management of Capital，”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52（2），June 1992：401—13.

[30] David Hochfelder，The Telegraph in America，1832—1920，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102.

[31] Murray Edelman，The Licensing of Radio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1927 to 1947，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0；Dan Schiller，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7：64—71.

[32] 在早期的这个十年中，制造商的计算机支出占到所有企业计算机支出的近一半——之后，它们的份额下降了，不是因为它们购买的计算机少了，而是因为其他行业购买了更多的计算机。参见James W．Cortada，The Digital Hand Volume One，How Computers Changed the Work of American Manufacturing，Transportation，and Retail Industr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120。

[33] Murray Edelman，The Licensing of Radio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1927 to 1947，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0；Dallas Smythe，The Structure and Policy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7.

[34] 参见Richard R．John，Network Nation：Inventing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