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中期的政治

公元前4世纪及3世纪罗马进行的战事中，领导权属于氏族贵族与平民贵族混合而成的贵族集团，该群体的出现是解决“等级斗争”的结果。在新的权力分配框架之下，执政官或其他高级官职的任职者及其后代被视为贵族集团的成员。正是这一群体构成了传统“元老院统治时代”的元老院。

必须说明，我们对这种社会中的政治运作方式知之甚少。至少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即元老阶层精英的内部问题以及元老阶层精英与作为整体的大众间的问题。尽管我们的史料对这一时期，即共和国中期的记述无疑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我们能够合理假设，那种精英与整个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团结的说法，在西塞罗的时代并非事实。

精英之间显然存在着争夺官职、权力及影响力的竞争。我们拥有公元前3世纪的一件早期墓碑，墓主为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墓碑上的铭文镌刻时间晚于石棺的制作。另外，公元前251年执政官卢基乌斯·凯基利乌斯·麦特路斯（L. Caecilius Metellus）去世后人们所朗诵的《赞诗》（elogium）也有一部分保存至今。如果不考虑贵族们相互竞争这一背景，上述巴尔巴图斯的铭文与献给麦特路斯的《赞诗》便都无法理解了。显然会有危急时刻，比如苏拉（Sulla）的一位祖先曾因过度炫耀财富而被逐出元老院。但如果说公元前4—前3世纪的政治斗争像西塞罗时代那样以惨烈和不择手段著称，那则是极不可能的。公元前251年的执政官被描述为拥有巨大财富的人，而且财富的获取手段颇为光明正大。而这段描述中，仅有前一句，即“拥有巨大财富的人”适用于后来的恺撒。

当精英内部存在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分歧是如何解决的。然而有一种现代理论值得注意，根据该理论，像科尔涅利（Cornelii）或凯基利（Caecilii）之类的整个氏族（gentes）如单个实体般运作，与其他氏族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该理论几乎能肯定只是幻想，并不适用于我们拥有一手证据的所有时期，而将其运用于没有证据的时期同样自相矛盾。此外，如巴尔巴图斯与麦特路斯之徒作为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体出现，其野心无疑在将罗马推入战争的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

关于如何理解精英与作为整体的大众之间关系的性质，我们的认知则更加晦暗不明。当然，围绕某些事情同样存在争论，它们构成了在公元前2—前1世纪间出现的争执的原因。因此，在公元前290年就相对平衡问题而展开争论，即如何利用被征服的萨宾努姆（Sabinum）土地，在向穷人分配和卖给富人两种选择之间达成相对平衡。波利比乌斯还记载了一场公元前232年由分配皮克努姆以及波河流域东南部土地的建议所引发的争辩。但基于以次假设的公元前4—前3世纪的罗马史，较低等级对贵族领导以及在其指挥下赢得的报偿感到满意这一点，却是颇令人费解的例外。

根据一般说法，使一个人依属于另一个人的庇护制（clientela）往往是一种带有继承性的传统关系，它被视为共和国中期罗马社会主要的整合因素。不过，其他因素无疑也发挥着作用。尽管如我们马上将看到的，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时与多数古代国家相比都显得十分庞大，但它仍然可能是一个不同等级间交流相对顺畅的社会。战争和殖民这一类精英与民众共同参与的事业的数量表明，精英与民众间确实保持着相对紧密的协作。如同后来一样，此时精英集团可以认为自己对全体居民的所作所为正当合理，他们也确实如此认为，因为就共同价值观而言，他们把全体居民视为一个整体。这类价值观包含一种独特的信念——即诸神的赞同必不可少，且罗马可借此立于不败之地。

正如波利比乌斯所观察到的，公元前3世纪不仅是罗马国家整体发展的至高点，也标志着罗马建立的意大利同盟者体系发展到了顶峰，而这种同盟随后就会开始呈现出紧张的态势。意大利必须面对的最后一场高卢大入侵发生在公元前225年，正是在准备反击此次入侵的背景下，波利比乌斯描述了罗马所能支配的人力资源的情况。为此，他利用首位罗马史家昆图斯·法比乌斯·皮克托（Q. Fabius Pictor）的记录，而后者正是公元前225年事件的见证者。虽然波利比乌斯给出的明细列表在细节上存在某些模糊之处，但该列表与这一时期有关罗马公民数量的其他信息相吻合。我们据此推测：罗马能够从中征召的罗马及意大利男性人口数约在1,000,000～2,000,00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