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层次的对外经济开放
周天勇(1)
一国经济体，从对外经济关系交流的方面来看，如果资金、消费、利润、国民收入等漏损大于输入（如俄罗斯输出的石油等产品价格急剧下跌导致国民收入流入大幅减少），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下行；反之，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上行。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深入和各国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到21世纪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波动，无不程度不同地与世界经济的变化相联。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一个占世界19%人口的大国，其人口相对收缩导致的经济增长下行，无疑将会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反过来说，中国在其人口相对收缩、工业化提早结束、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情况下，如何调整和布局中国与世界之间经济关系的格局，对于21世纪前期中国保持一个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其民族的复兴，至关重要。
一、形势的变化与对外开放的转折
由于上述国内外经济形势，包括国际政治关系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经济开放，不得不适应新的形势，进行一个转折和调整。除此之外，这里我们还将进一步讨论对外经济开放未来经济实力的可能变化，以及下一步实施一些重要的思路和方向性的补充。
（一）基于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对外开放调整
我们先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来看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战略的被迫适应和主动变化。第一，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快速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转型。从国际贸易来看，由于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劳动力从刘易斯无限供应到负增长，劳动力价格上升，并且老龄化也使产品的养老成本处于上升阶段，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快速失去了出口优势。制造业的出口迫切需要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资本密集型装备出口，以及技术密集型产品，才能保持国际贸易竞争力。从这几年的变化来看，自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倾覆事故后，出口遭遇滑铁卢的中国自主集成创新的高铁，被重启和强力推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AP1000和华龙一号等第三代核电技术，也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华为小米等手机终端产品，在国内正在强力替代外资苹果和三星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份额也快速扩张。2012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067.5亿美元，2015年增加到6552.1亿美元，三年时间增长了29.3%。
第二，中国工业发展从产业引进来到了产业向外梯度转移的时期。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21世纪的前10年多一点的时间中，全球工业产业布局，从英国向法国、德国和北美转移发端，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产业向美国的再次转移；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产业向日本和德国转移；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以日本为主的日欧美产业向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转移；而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欧美日及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形成了全球工业产业的五次大转移。从1992年允许外资在中国办工厂，到2012年的20年中，中国从一个第一劳动力就业比重60%、第二产业就业21.4%和农村人口比例73%的农业国家，发展到了第一产业就业33.6%、第二产业就业30.3%、城市人口比例52.6%和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全球第二位的工业国家(2)。
从前面分析的劳动力无限供应结束和养老抚养率提高导致的成本上升，加上环境资源约束等对产品国际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来看，实际上到了一个中国东南沿海产业向中国国内中西部和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转移的时候了。由于中国国内不同地区间劳动力流动，物价和工资水平的传导，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产业转移梯度小和补差时间快，中国产业的转移，在规模和持续时间上还是以向外为主。在2009年打火机等小五金、鞋业等小规模产业转移开始，2013年起呈现出纺织服装、陶瓷家具、电子元器件及组装，以及到近来的重化工业类工厂关停和外迁。形成了全球第六次产业从中国向下一级的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梯度大转移。而不能转移的，只会因总消费需求的相对收缩而成为国内的过剩产能，并且因成本上升而无法生存。也就是说，国际竞争使然，我们不得不进行产业的大转移。我们的困难是：其他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当年的产业转移，是企业和国际市场调节下的自主行为；而中国除了规模小和劳动特别密集的非国有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外，国有企业产业向外转移，遇到了无国际竞争经验、转移的体制障碍和“走出去”的内部人控制和先天的道德风险。如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或者在边对外转移边积累经验来解决问题，可能要延误和错过产业转移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第三，我们也到了一个从商品“走出去”到资本走出去，以及资金与产业关联走出去的时候。一是从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来看，GDP总量排世界第二位，而与欧美日等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经济的特点是居民和国民经济的储蓄率较高。经济总量大，储蓄率高，说明经济可用的投资资金规模就大。而由于总需求相对收缩，导致工业和房地产领域投资已经满溢，在新的产业投资领域没有放开、开拓和技术价格存在障碍门槛时，国内资金涨满和有向国外溢出的压力。二是国内许多炼钢、有色冶金、水泥、重化工、等生产线将闲置，装备制造工业也需求不足，建筑安装能力也会因国内市场饱和而过剩，将闲置的还较为先进的生产线迁移出去，装备制造业在全球开拓市场，使国内的建筑安装过剩能力在海外得到利用，需要有对外直接投资来进行配合。三是无论现有国内产业能的转移，还是高新技术产业走出去，均需要产业和资金的关联“走出去”。从中国产业走出去的区域来看，一些需要产业梯度转移的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本国经济实力有限，储蓄率低，投资能力较弱，急需要引进资金来进行项目投资。一些需要中国核电高铁等高新技术建设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资金无疑短缺，而发达国家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本国资金积累和投资来源也遇到困难，需要外部资金进入与其核电高铁等建设项目配合推进。因此，中国处在产业需要向梯度转移、高新技术产业开拓国际市场，而国内储蓄率高和投资空间溢出的情况下，投资和项目配合是资金和产业关联走出去的较佳组合。
第四，由于国内重化工业阶段的提前结束，国内住宅汽车等需求增长的下降，需要从过去的获得资源而“走出去”，转变为到外拓展市场、转移产能和关联带动国内产业式地走出去。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的10年多一点时间中，房地产、装备和汽车制造、重化工业等高速增长，对铁矿石、有色金属矿、石油、天然气，甚至是粮食等大宗产品的需求旺盛。于是在走出去的战略，目标是获得更多的资源，方式是大量投资和并购，内容很多是资源性的产业及土地，包括运输管道和港口等。而且很多是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时进入的资金。然而，实事求是地讲，占世界18%多的中国人口生育率超低，经济主力人口相对收缩，中国重化工业阶段的提前结束，致使世界大宗资源性商品的需求萎缩，贸易量增长疲软，价格下跌。中国在这些方面的一些投资，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也就是说，“走出去”为资源的战略也需要一个转型：即从获得国内重化工业发展的资源，转向将国内加工工业产品销售出去的市场；转向将国内原来加工进口的资源性的重化工业转移出去；转向投资和并购技术、品牌、加工制造能力，并与中国国内的制造能力形成内外有分工协作的产业链，带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第五，中国到了一个服务业对外大开放和“走出去”的时候了。由于中国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老龄化加剧，住宅汽车等物质消费需求增长下降，文化旅游健康医疗养老等服务消费需求上升，重化工业阶段的提前结束，服务业发展成为以后经济增长比重越来越大的来源。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0.5%。然而，从中国内外经济循环来看，一方面，技术、旅游、教育、健康、医疗、互联网等服务贸易方面，在市场上竞争不过外企，存在巨额的逆差；另一方面，中国在出口民族文化产品，吸引留学生来华留学，招徕国外游客到中国旅游，推广中医出国等项目上，处于弱势境地，没有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能力。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国内人们对民族产业是不是如有的学者讲的，加入WTO后会受到毁灭性打击，忧心忡忡。对外资可以进入的行业，有的行业进行了有限放开，有的行业没有放开，还有的行业甚至对国内民资都限制进入。进入21世纪后的10年高增长的实践说明，在WTO中彻底放开，但担心其全军覆没的制造业，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半开放的银行等金融业，要不就是给国家造成大量的坏账，要不就是走出去后在国际上竞争力很弱。没有开放的文化教育医疗旅游等业，文化走出去困难，群众不爱看、不爱读，影视界韩流横扫中国；上学难，看病贵，毕业学不对路实用而就业难；除了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之外，还有门票价格高、服务质量差、境区欺诈太多等因素，导致国外游客数量下降，而出国旅游的游客却连年暴增。因此，如果说当年美国让中国加入TWO是其对华经济战略上的一大失误，那么中国当年没有彻底开放服务业，从现在的结果来看，则绝对是对外经济开放的一大战略性遗憾。
因而，无论是从对国际留学、教育、医疗健康消费外流的国内替代供给角度，还是增强这些方面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来看，改革文化、旅游、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技术服务、工业咨询、中介服务等管理体制，放开对民资和外资的准入，以竞争降低中国服务业的价格，提高其质量和水平，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强弱之大局。
（二）国际形势变化与中国开放战略的调整
美国的全球战略，过去以反对极端宗教和极端恐怖主义威胁为主，重点在中东北非，到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后，调整到了以遏制中国发展为主，外交、军事和经济的重点转移到了西太平洋区域，即亚太再平衡战略。因此，中国先要“知彼”，后是适应形势，谋划自己新的对外经济开放战略。
1．中国对外开放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
第一，中国经济开放战略向东受到美国的牵制。实际上，21世纪第二个10年，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后，中国地缘对外经济开放战略，东北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受到了中日关系恶化、半岛韩核扩散、韩国部署“萨德”等的影响；东南则受到了阿基诺时期中菲关系及南海事态发酵，以及中、美、日在东南亚各国外交博弈的影响；民进党执政后，两岸经济关系也逐步趋冷。从拉丁美洲来看，墨西哥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密切，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墨西哥以南，与中国的贸易比重较小，特别是中国人口增长相对收缩，全球资源供求形势发生变化后，委内瑞拉的石油，巴西的铁矿，智利的铜矿等，甚至农产品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下降。从地缘政治上来看，美国又将拉丁美洲看成是自己的“后花园”。而澳大利亚，政治上追随美国，是亚太再平衡中的重要军事成员，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后，对其铁矿资源的依赖程度减少，加上其人口规模不大，与其经济关系的变化，对中国影响不大。反过来，其对中国留学生、移民投资、农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谈判及签约，也含有影响和压缩中国在环太平洋地区，特别在西太平洋地区对外经济开放空间的意图。
第二，在美中和美俄关系趋冷的当下，中俄关系环境的特征是联合和相让。俄罗斯与美欧因南奥塞梯、宙斯盾反导、叙利亚冲突、克里米亚并俄、纳卡冲突和中北欧一些国家入欧盟、入北约等问题关系紧张。尤其是俄美关系，陷于冰冻期。普京又有地缘政治经济上向东发展的战略，提出并实施欧亚联盟的设想，但美国太平洋西北的美日韩军事同盟，以及萨德反导系统，对普京的地缘欧亚向东战略，也是一个制约。
第三，中欧关系环境特征是欧洲务实，其以经济利益为重。欧亚大陆西边，欧洲联盟是一个许多国家的联合体，法德与英国在欧盟问题上还有矛盾，加之英国脱欧，但其本身与中国没有全球领导地位的冲突。其地缘政治关系战略上，他们主要向中东、北欧扩大，抑制俄罗斯向西扩张，防范的主要对象是俄罗斯。特别是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消化债务、稳定金融体系、增加出口、发展需要资金等，欧洲更基于现实主义的欧盟各国利益的角度，会与市场规模巨大、储蓄率较高的中国，建立和形成相互合作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第四，中印关系环境特征存在历史纠葛，具有潜在竞争，有客观和巨大的经济合作需求和机会。中印之间历史上就存在领土争端，当年印度、苏联、越南、联合对中国形成三角制约格局。从近年其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借助于英语教育、人口结构年轻、软件业发达、劳动力价格便宜等优势，GDP增长速度加快。两国虽然是数一数二的人口大国，是近邻，但是交通不便，2015年双边贸易量仅是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26。从商务部的统计来看，2016年第1季度，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5.9亿美元，同比增长40.2%，占同期总额的9%，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印度将继中国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成长中的消费市场、制造业基地、直接投资吸收国。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在阶段上有差别，经济结构及分工与协作上有着程度较高的互补性和合作性。
第五，中亚、中东、非洲国家，它们是发展中国家和石油国家，经济发展上希望与中国合作，但许多国家政治社会和经济风险较高。从西向“一带一路”的路线看，陆上中亚斯坦五国苏联解体中分出来的，其分工单一的产业结构需要调整，俄美关系遇冷使俄罗斯对中国进入和通过中亚五国的经济战略也予以默认；与中国近邻的阿富汗需要推进和平和战后重建，伊朗摆脱欧美经济制裁后需要恢复和重振经济；巴基斯坦是中国政治和经济关系效密切的南亚国家；中东和北非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后，需要外部其他力量对区内各国争端和稳定进行调停和施以影响，而实现叙利亚停火和平，剿灭ISIS、抑制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应对油价下跌、开展战后重建、恢复经济增长、调整单一的石油经济结构等，是从阿富汗到北非带状地区的各国的发展目标和重要工作。
2．2013年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战略的调整
基于上述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形势变化和格局，2013年开始，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战略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第一，在地缘经济上，稳定东部的努力不变，同时与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对应，中国也进行了对外经济开放西向的地缘布局重构战略，重点是陆上的中亚、南亚、中东、俄罗斯、非洲、欧洲，以及海上的东南亚、南亚、非洲到欧洲的经济开放战略，这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地缘经济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结合“一带一路”经济开放战略，成立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同时人民币加入SDR，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增强中国对国际金融秩序组成和运行的影响力。在启动并实施“一带一路”经济开放开放战略的同时，中国也在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进入SDR，是中国主权货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人民币加入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货币篮子，是中国经济总量和贸易在全球比重的提高、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规模扩大、离岸市场交易和双边货币互换快速发展、一些国家央行开始将人民币资产纳入外汇储备，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一步，使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三，加快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建设和完善，适应与WTO形成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新形势和新秩序。加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以及亚太自贸区（FTAAP）的谈判进程。与主要贸易伙伴和大国的自贸区建设方向上，还需要重点突破中欧和中美自贸区，同时重视推动金砖国家自贸区。加快推动中美和中欧BIT谈判，考虑在谈判中增加贸易的内容，把BIT扩展到BITT，并最终谈及自贸区。在自贸区谈判上要突破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传统议题，向环境规则、投资规则、政府采购和电子商务等新规则领域扩展。(3)
第四，以国内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复制推广促进国内经济进一步向外开放，并倒逼国内有关行政和经济体制进行深入改革。一是通过国内建立贸易自由区式的开放，促进服务业体制的改革和开放。二是倒逼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从审核制到备案制进行改革。三是政府体制从监管为主到服务为先、为重，监管公开透明、税收公平，促进贸易便利化，市场调节运转。
二、未来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优势和挑战
新的对外开放经济战略已经推进了三年多，期间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转折的艰难性更加清晰化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对处经济开放的优势和弱势，以及目前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思路、充实战略、补足短板，推进对外经济开放的转型升级。
（一）对外经济开放的优势不容质疑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结束，劳动力成本、土地等价格上升，生态环境标准和要求提高，重工业提前结束，制造业全面过剩，投资和消费下行，我国传统对外经济开放的优势突然消失，这使我们毫无准备、措手不及。那么，是不是中国就没有对外经济开放的优势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中国拥有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贸易、消费和投资规模，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这是我们开放型经济最坚实的基础。2015年人均GDP水平7600美元，国内有13.7亿人口的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些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在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不论贸易保护主义多么盛行，任何一个想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谋取分工、协作、交易等过程中获得利益、促进自己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等国，都不可能不与这样一个在全球数一数二、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合作。
第二，中国在“走出去”过程中，其工程建设安装等方面的能力、竞争实力，居全球第一位。从全球建筑安装市场来看，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许多中东国家需要和平和战后重建，而发达国家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更新等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而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工业化和城市推进的过程中，在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过程中，练就了一些大型和特大型的建筑安装企业，它们储备了一大批优秀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员工，装备也日益优良，在桥梁吊装、隧道掘进、构筑坝体、铺设道路、建筑房屋、架设电网、设备安装、填海造地等方面，形成了很强的工程施工能力。随着国内重化工阶段的结束，房地产行业产能过剩，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饱和，中国有竞争力的建筑企业到了步入全球市场竞争的时候。
第三，到了产业、工程能力和投资配套“走出去”的时机，而且我国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储蓄率为这种配套可提供资金和金融基础。前面已述，全球到了中国产业向东南亚、南亚、非洲和中亚、中东第六次大转移的时候，这些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需要钢铁、有色冶金、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行业的生产能力。包括我国企业到欧美的投资并购，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产业区域和方式的选择。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缺乏技术、设备、熟练并有价格等竞争能力的建筑安装人力资源、装备资源和企业，而欧洲等一些国家，它们具有技术，但缺乏资金，心有而力不足，而中国人均GDP规模虽然还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但是由于拥有13.7亿人口，其累加规模较大。2015年中国居民储蓄新增4万亿元，储蓄率在38%左右，与世界各国相比属于居民储蓄率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国内产业过剩的情况下，中国资本必然要输出，这使得中国产业向外转移，一些产能在外进行建设，国内可为资本输出提供股份、借贷、金融租赁等各种形式的资金保障。
第四，中国拥有规模最大和在一些领域中领先的技术创新人才。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和制造业发展培养了熟练的技工劳动力，有日益提高的、良好的制造业装备体系，研发新产品，提高制造业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有雄厚的基础。中国自主创新的制造业产品，如高铁、核电、人造卫星、手机终端等，近几年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日益增强。德勤有限公司携手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称，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排名第一位。德勤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的计划，同时落实相关举措，这些行动都将提升中国在价值链上的地位。中国现有政策的着力点在为企业提供资本进行技术开发、可持续发展与基础建设开发上，这些都为中国企业发展其自身竞争力提供了关键支持。(4)
第五，中华文明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优势及其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互补格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其文化在历史上有往来和交流，在经济交往上有着一定的东亚文化潜移默化的认同，这种文明的历史传承，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也起着增强信任和节约交易成本的作用。加上交通的便利，中国对韩国、日本和东盟，包括对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贸易和投资量，占其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比率很高。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存在中华经济圈，不仅如此，世界各地都有华人经济，中国与欧美日、东盟和俄印等较大的国家和地区经济体，都保持着业已存在、程度不同和将日益增加的贸易、投资、旅游、留学和移民等联系和交流，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梯度经济差别，更多的是互补的经济关系。
总之，我们要看到中国“走出去”的基础、优势和机遇，要心中有数，而不能因经济下行而失去信心。
（二）未来对外经济开放面临的挑战
然而，需要提醒的是，就开放经济中的国际比较而言，中国从经济发展的阶段，以及重化工业提早结束的情况来看，投资和产业到了“走出去”的阶段，而从时间上来讲，与欧美日等老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虽然“走出去”的时机已到，实力也具备，却还是刚刚起步，经验不足，体制等准备也不足，还存在着许多弱势，面临着诸多的风险。
1．体制缺乏国际竞争力：走没了和走丢了
在国际经济交流中，既有各个国家历史传承和目前形成的企业、政府、政府与市场关系等体制特征，也有适应国际市场经济运行的市场体制，对于每个国家国内运行的体制，在全球经济中都有一个适应和改造的问题。
一是从中国“走出去”的主体来看，国内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家族私人企业，其股权和治理结构不适应国家市场经济竞争的要求。竞争力最强的是股权和治理结构合理的现代跨国公司体制，其次是现代的东亚文化的家族（家庭股东和有职业经理人治理结构的）公司。而中国“走出去”的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或者是规模较大的治理结构还不完善的私人家族企业，更多的是规模较小的私人企业。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缺陷是：对国内产业需要向国外转移的反应较慢，准备不足；“走出去”投资建设过程中和在外运营容易发生内部人控制问题，道德风险较高；“走出去”过程中，项目考察、投资决策、人员往来、资金进出等各个方面的审批程序复杂；在市场调查研究和远期预测分析不足，决策机制不健全，“走出去”有任务指向，甚至有私下非法或者隐性利益输送时，忽视风险、草率决策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而中国私人企业也存在攀关系行贿开道、忽视可行性研究、偏好高风险区域及项目、追逐短期利益等问题。
二是企业、行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体制，也存在着不适应国际市场经济竞争和合作要求的问题。与老牌和新兴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内，一方面，国内企业“走出去”的非政府组织发育不足，“拉虎皮”、光收钱、不服务、质次价高的山寨协会和伪劣中介组织却多有泛滥；另一方面，现有的行业和友好协会等行政性色彩较浓，有的是维持会不发挥作用，有的是“二政府”，接手了一些政府部门取消的审批、认定等，有的甚至进行变相的收费加重了“走出去”企业的负担。在中国，第三方的对外经济研究机构，有的是刚刚起步，有的是政府行政和事业性质机构，许多政府机构的数据不能共享，取得数据较为困难，其他国家的统计、行业和学术网站也进不去，对外经济研究的条件也受到限制。
中国“走出去”的政府体制方面，政府能控制的企业，主要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一方面走出去的决策方面，其自主权没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现代跨国公司大；另一方面，由于可能存在程度不同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及道德风险，政府又不能不管。这就形成“走出去”企业要根据横向的国际市场经济的各种信号，以及社会投资人的利益，进行决策的要求，又由于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还要受国内纵向政府各部门或多或少对决策的影响和干预，也即政府或多或少地要替代国际市场来调节企业的决策和行为。这在理论上是扭曲的，在实践上也会发生许多错位和失误。而对“走出去”的私营企业，走出去的便利化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政府提供的各方面服务要比上述国家少一些，走出去的信息也不完整，司法方面监管不到位，安全保护措施也尚在建设之中。并且，在外的非政府性的行业和城市规划，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也较为薄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相当比重制造业的所有制基础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我们的其他上述体制仍然需要向开放经济接轨的方向深化改革。在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和合作中，投资什么？怎么投资？怎么运营？是以全球市场经济信号为导向，并不以国内市场经济信号为导向，国内政府的各部门也不可能及时掌握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信息。决策自主权不充分的公司，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无法立足。而由于与在国内监管和追究便利条件的不同，在国际市场经济竞争和合作中，对“走出去”的企业，既要有效率又要有所制衡，体制上只能是采取更加现代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来给予保证。否则，也会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掣肘。我们在以中国为开端的第六次世界产业梯度大转移中，迫切需要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但是，体制有可能使我们的急需“走出去”，面临着要么缓慢，要么走少了、走没了、走丢了的两难困境。
2．中国价值观和传统文明在国际竞争中的困难
文明包括文化习俗、宗教、意识形态等，文明的主体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当然也有包括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在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因素中，既存在理想主义方面价值观等的同质或者分歧，也存在现实主义的经济利益方面的竞争和合作。在对外经济开放中，无论是“走出去”的企业，还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其摩擦多少、成本大小，除了国家市场利益的驱使和政府间外交政治斡旋的需要外，双边和多边之间文明认同程度，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文明差异小的国家之间，语言交流谈判的成本降低，同一民族的两个国家间有亲近感，不同的民族而有同样的宗教信仰会增强彼此合作的信任，有共同的文化习俗更便于交流和合作。不同文明，或者文明差异过大的国家，其经济交流和合作的困难要多一些，成本要高一些，风险要大一些。中国在对外经济开放的过程中，也需要克服文明冲突方面的多重障碍。
一是价值观方面交流和认同的困难。国际间贸易和投资，往往在投资者和企业，即有产者和政府之间展开。因而，在对外经济开放中，特别是投资和贸易中，不同的意识形态理念，存在根本性的文明的冲突。当然，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价值观，然而在对外经济开放中，常常会遇到合作方对过去革命和冷战等历史的不友好，或者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遇到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方面的歧视。
二是宗教文明认同方面存在的困难。中国也是宗教信仰自由，总体上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宗教文明的认同与否，既是国家间交流的黏合剂，也可能成为彼此发生冲突的深层根源，经济对外开放领域中也不例外。在与其他国家利用宗教推动经济开放和交流的竞争方面，客观地讲，我们确实处于被动局面。
三是在经济开放中文化习俗的认同方面，我们也存在许多难题。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其体系、影响和范围，与基督、伊斯兰、佛教三大宗教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还是没有形成中国全国性和世界性的中华宗教文明。
明清的闭关锁国和国力的衰落，制约了儒家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与持续传播交流的西方文明相比，曾经强有力影响了东亚和世界的中华文明，今天也处于竞争的不利境地。
综上所述，上述软实力的弱势，使中国在对外经济开放中，开展各种经济活动时，其意识形态、宗教和文化等文明的认同度和亲和力，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3．现代文明软实力方面积累及经验不足
国际间的现代文明软实力，主要是指对新闻舆论的运用和把控能力，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能力，契约和法治方面的博弈能力，在外的社会责任感和形象塑造能力，企业和经营的本土化能力，突发和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等。无论是中国驻外的政府机构，还是“走出去”的企业，在这些方面，比先“走出去”的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程度不同的差距。
新闻软实力方面，在投资国，中国少有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去创办报纸、电视、电台，但其他国家在境外创办的各种传媒机构，往往有政府背景，竞争对手利用新闻舆论，扩散、扩大，甚至编造中国商人、商品和项目，包括中国文化的负面消息，但中国商家和投资者履行社会责任、商品质量好价格适中、与本地人民良好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等，被媒体视而不见，得不到宣传。中国在舆论竞争中，没有自己主导的媒体，主动权在对方，疲于应付。
在非政府组织软实力方面，与中国经济体存在国际竞争的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日本等，特别重视所在国非政府组织的运作，利用它们争取民意，进行舆论传播、示威游行、院外游说等，对中国与合作者之间的一些合作、决策、竞标、经营环境等施加不利影响；而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组建、运作对华友好的非政府组织方面，经验不足，基础薄弱。
在契约和法治软实力方面，中国企业往往存在对所在国当地的法律研究不充分，签约时对各条款考虑不缜密，对合同漏洞和法律风险的估计有时不足，出现纠纷后及时依法交涉和司法诉讼或者第三方仲裁等问题。一些企业，在获得准入、争取资源、征用土地、取得项目、投资建设等方面，也存在通过利益输送、各种行贿、攀附关系等方式进行公关的现象，当然，在一些特殊的法治不健全的国家中，这种方式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其在新闻舆论、所在国民意、领导人是否变更等方面风险也很高。
在社会责任和形象软实力方面，中国一些游客乱扔垃圾，公众场合大声喧哗，乱闯红灯；一些企业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乱采乱挖，砍伐森林，破坏生态等，这些现象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负面影响，这使中国企业谈判、签约、民众支持等方面的效率下降，成本大大提高。
在“走出去”后本土化方面，由于组织管理能力、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工作勤奋意识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肥水不流外人田”和“自己人好协调”的主观想法，在外贸易、投资、建设、经营等项目中，公司中高层人员中，当地人没有或者很少，雇佣的一般劳动力也较少或者为零，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当地经济在供销、运输、延伸加工等方面没有联系。这在对外公关、企地及企民关系方面，存在不良影响。不同文明的差异和摩擦较大，融合性差，企业的效率也受到影响，常常造成较大的冲突成本。
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是“走出去”公司基本的竞争软实力。但是，这方面虽然近年有所改善，仍存在许多问题。不少企业在“走出去”时，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公关和安全培训、应急预案和应对的能力较弱，对中国“走出去”人员生命和个人及企业财产等安全，还没有形成成熟和有效的平常及危机时的保护体系。比如，会计上没有经费列支科目，公司没有保安人员和装备，紧急时与在外政府有关机构的联系和处置没有制度化等。
因此，我们怎么在中国“走出去”硬实力较强、国际技术竞争力上升的格局下，提高中国文明软实力方面的竞争力，这是一个复杂，但又不得不面对和努力解决的难题。
三、平衡流出和流入与稳定国民经济增长
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來看对外经济开放，非常重要的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国际直接投资、货币资金、企业家和技术人才、制造产业、投资利润诸方面，流入和转移进入中国的多，还是从中国流出和转移出去的多？如果综合起来，流入和转移进来的规模大于流出和转移出去的规模，就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反之，如果对外漏损过多，就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负动力，变为经济下行的重要成因。
（一）出口与贸易升级战略
传统制造业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已经终结。因此，在内需因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而下行时，还是需要谋划和实施与过去不同的新经济出口替代战略。一是升级出口产品替代。推进“工业2025”战略的实施，推进智能制造，改造和提高装备水平，倡导工匠精神，提升国内产品的质量，推进个性化、定制化、小批量、分步式等制造和生产方式，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升级换代，有技术、性能和质量等方面的竞争力。二是品牌和技术等知识产权促进出口替代。鼓励技术研发，并应用于中国制造，形成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品牌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得到认可。还要鼓励企业在外并购有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企业，在外生产制造，避免贸易保护，并通过带动国内装备制造、原料、中间产品等采购，关联地带动国内产业出口。三是扩大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多交叉、高密集、高复合、高集成、高价值产品，如高铁、核电、航天、航空、特高压变电、导航等的出口。四是不仅技术和产品要“走出去”，而且，渠道也要“走出去”。形成自己的出口渠道，实现国家销售的替代。鼓励企业在国外建立自己的销售点、网络和渠道，并在防范风险的情况下，收购国外著名且运营较好的商业品牌和销售网络。五是建立自己的技术品牌销售体系。中国制造需要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培育中国制造的全球知名品牌；各门类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销售，应当建立自己的行业协会，形成出口价格协调机制，扼制多头竞争；建立全球批发、出口和总代理，甚至零售等上下游一体的商业网络，掌握销售的主动权，控制销售环节的利益漏损。
更进一步来看，发展供应链等外贸综合服务类企业，推动中国企业全方位升级。通过建立以供应链公司为主导的购买链来驱动价值链的形成，有利于整合国内市场，强化对国内销售渠道的主导权；可以通过渠道交换等手段进入国外销售市场，为生产制造企业开辟通往国外中高端市场的大通道，改变过度依赖国外多层次中间商的局面。发展中国企业自己的第三方供应链及相关专业化平台，显著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推动各类企业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而从全球经济价值链来看，商务部学者王子先等提出，还需要实施更为广泛的贸易升级战略。①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高国内产品的增值率。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的产品结构，加快搭建和延长国内价值链。首先，提高加工贸易料件的本地化率，加快提升零部件、原材料在加工贸易中从上游生产企业向下游企业的传递速度和水平，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原有产业的结合度。其次，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加强自身优势的培育，使跨国公司将更多的设计、生产、流通和服务环节放在中国，优化母子公司之间的分工关系，促使加工贸易企业由单纯从事生产向综合服务、全球运营方向转型。②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控制力。出台相应的企业国际化战略实施的配套政策，以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并鼓励国内企业向低产业梯度的国家转移。除了给予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平台。③通过政策引导，推动外向型制造业转变战略，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积极与跨国公司开展深层次合作，增强接受技术外溢的学习能力。④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服务。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自主创新和人才开发，积极参与国际服务业的竞争。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主导产业和优势行业。坚持改革创新，解决好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通过政策引导，鼓励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分离，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化。改善产业配套条件，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兼并重组，引导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化发展，增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⑤发展服务贸易和外包，促进全球价值链重塑。充分发挥其作为综合性引擎和产业组织驱动器的作用，把服务外包置于中国产业开放式升级战略的核心位置，突出“离岸与在岸”与“接包与外包”并重的“大外包”战略，将“双向服务外包”作为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解与重塑的重要渠道，加快服务外包业“走出去”的步伐，实现服务外包与培育本土专业化服务运营商的有机结合。⑥大力引导传统外贸企业强化服务功能，加快转型升级。首先，传统外贸企业必须树立价值链意识，强化服务功能，提高产品附加值，向全球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其次，建设国际营销网络，提高外贸企业定价权和话语权。要大力鼓励供应链管理平台等现代流通形式的发展，使千千万万个没有国际定价权的中小外贸企业“抱团出海”，增强其在全球价值链的主动权和控制力。最后，还要支持有实力的龙头企业抓住机遇优化价值链布局，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充分利用国外市场的科技、知识、人才等高端创新资源，实现地位提升；积极培育本国的企业和知名品牌，进入价值链高端环节，提高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水平。(5)
服务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推进中国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扩大中央对实施服务业“走出去”战略的支持力度；协调双边税收规定，避免重复征税；外交、商务、发改、科技、工信等部门，要为服务业相关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服务。鼓励文化产业“走出去”，制作国外消费者认可的，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图书、影视、动漫、音乐等产品；鼓励中国教育、医疗、旅游等“走出去”，到国外建校办学，销售中国药品和中医中药；鼓励中国金融业“走出去”，在国外设立银行、保险、投行、清算等机构，提供金融服务；鼓励设计、咨询、仲裁、培训、工程服务等服务业“走出去”，拓展中国海外服务业市场。
（二）调控投资和资金的流入与流出
投资和资金的流入与流出，严重影响着投资和消费，包括国民收入增长的快慢，我们需要从各个方面将投资和资金留住。
前文已述，中国作为已经融入全球经济的一个开放体，其资金、投资、产业、利润、国民收入等，漏出太多，而流入太少。其主要原因：一是不知道体制改革往何处去，预期不确定，感觉财产不安全，投资有风险，一些企业家移民，将资金转移到国外进行投资，将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虽然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是国民收入不再回流；二是许多人转移资金到国外购房置业，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第一，需要改革和完善进出口统计体制，形成完整的货物和服务的统计体系，整体考虑出口增长速度和贸易平衡。协调发改委、商务、财政、人民银行、外交、统计、外汇管理、海关等各部门，紧急建立全面的直接投资、金融资金、外汇流入流出、货物进出口、服务进出口、国民收入总流出流入等的对外经济统计核算和预决算体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和正作用进行评估。
第二，稳定新闻宣传和舆论，稳定住企业家人才，防止大规模移民及资金过度外流，避免形成漏损性的国民经济增长下行。党中央应当高调发声，特别是通过在产权方面突破性的、实实在在的改革，使民众有财产安全感。为了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学术界和新闻宣传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继续简政放权，减税清费，降低贷款利率，创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使民营企业家安心、放心和有信心在国内投资和发展。201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方针没有变。前文已述，2016年9月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必须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有效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增强社会信心，形成良好预期，增强各类经济主体的创业创新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为扭转民营企业家移民和资金外流的局面，创造了有利的氛围。
第三，从留住外流投资和资金的角度来看，用改革的方式，切实推进前述的产权明晰、减少行政干预、政府减少事务、盘活要素资源存量、放开被管制领域、拓展经济增长新领域等一系列改革，使民间资本能投入其中，将向外过度流出的民间资金，以及过度外流的服务贸易和消费需求，更多地留下来，为国内所用。比如，旅游、教育、医疗、养老、健康等服务业下一步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放宽民资和外资准入的各个领域，降低准入条件，减少前置审批和许可同，引入竞争机制，培养多元化竞争主体。为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促进服务产业市场化，给民营企业投资更广阔的领域，减少资金和消费漏损，推动国内的经济增长。
第四，从吸引外资继续流入的角度来看，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谈判和签订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加大服务贸易开放的规定，包括与美国和欧洲正在谈判的投资协定，处理好对外开放与适度保护的关系，引进一些国外旅游酒店、高等和职业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技术服务、出版影视等行业的企业进入中国，冲击和倒逼国内体制转型和改革，并使中国服务业企业与一部分国外服务业企业融合发展，提高其竞争力。同时，放宽和扩大外资进入的新领域，稳定国外直接投资增长。
第五，严控不法资金外逃。贪腐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的外流，实质是一国财富的向外漏出，直接减少国内的积累、投资和消费。大规模的不法资金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外逃，不可能不影响相应时期的经济景气。因此，加大反腐力度，完善制度建设，形成不想腐、不敢腐和不能腐的体制环境；加强护照、边检等方面的管理，堵住国门，防止贪腐人员外逃；强化资金流出监管，特别是打击地下钱庄、赌场、边境现金携带等非法活动；在逃必追，与有关国家紧密合作，加大对在逃贪腐人员和资金的国家通辑和跨国追逃力度。通过综合治理，把贪腐资金外流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三）对外经济开放的国内改革和布局配合
从保持中国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持久的经济增长方面来看，经济开放还需进一步扩大国内教育、旅游、医疗、养老和健康等服务业的开放，通过技术进步改变对外依赖型的能源结构，扩大国内淡水需求，以及完善国内单边自由贸易区的布局。
大学教育领域应适当向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开放。允许世界顶尖级大学和优秀的职业学校，到中国来创办分校，也允许其与国内大学和职业学校合作办学。引进尖端的教研师资，学习先进的教学研究方法和管理经验；使国内大学和职业学校存在适当的竞争，促其提高质量；使国内学生资源不流出国外，让更多的家庭教育投资在国内形成教育消费，改变目前教育行业存在国际贸易巨额逆差。同时，扩大中国教育向全球学生资源开放。中国GDP、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规模已经在全球数一数二，随着经济交往的越来越密切，汉语交流、文化文明、社会情况等对中国教育向世界的供给提出了需求。而从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的规模来看，教育贸易进出口有巨额差距。因此，需要在学校吸引留学生招考入学，以及招聘引进师资、专业设置、课程选择等方面，给学校以更多的自主权；在留学生进出境、留学签证、居住方式及居住管理、勤工俭学、毕业在华就业等方面，进一步放宽限制，出台鼓励政策，提高中国在全球教育市场的竞争力，实现教育服务贸易的平衡，实现教育服务贸易改变为顺差。
为了平衡国内出国医疗和养老的现状，应当允许建设高收入老人医、养、康基地，提高服务水平，形成中国高端养老市场的竞争力，特别是吸引港澳台同胞和世界各地华侨回国颐养天年。
需要放宽和改革国外入境游客签证、出入境、入住要求、交通方式等方面的体制和规定。扩大进入中国旅游免签国家的数量，对游客延长在中国的境内时间；放开对入境游客住宿的限制，取消外国人定点住宿的规定；除非特别重要的军事安全地域，尽量减少对入境游客的区域限制；凭个人护照，对境外游客购物免税，免税区域从机场等地扩大到全国全部的零售商店。
中国应当启动和建设藏水入青、入疆、入蒙工程，加快东部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的技术进步。形成国内淡水自我平衡的能力，掌握调控泾流出境的能力，使我们在未来淡水供给和防洪抗旱的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动位势。通过联通中国西部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香日德河、格尔木河、那仁郭勒河、铁木里克河和米兰河流域的各水系的资源，形成水网，调度和配置水资源。中国新大西线（藏水入疆、藏水入蒙）综合性基础工程，将使中国西部的沙漠变成绿洲、牧场和千里沃野，创造1.2亿个就业岗位，使中国3200万个贫困家庭脱贫，实现中国西部经济崛起，使中国GDP年增长率多提高3%，消化钢铁、水泥等中国过剩产能的95%以上，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同时形成防涝防旱、调剂余缺的工程，密切我国与印度和东盟等国家资源和经济方面的合作关系。(6)
2015年中国进口油气当量3.28亿吨，均价450美元左右，油气对外依存度为60%以上，支出1500亿美元左右，占全面进口货物的9%左右。中国商务部预测，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区域经济等的发展，中国对于石油天然气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进口也将持续增长。“十三五”期间，中国油气需求预将达到6亿吨，其中进口将达4亿吨。中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7%。这样的结构，对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中的主动性极为不利，应当进行调整。
实际上，据调研，民间已经有一些颠覆性的能源技术，其实用性很好，成本也与石化能源相当，有的甚至比煤炭成本还低。有关部门应当寻找、组织、扶持、完善和发展全球和中国民间新能源方面的技术研发，使其完成中试和产品化，走向市场，实现产业化，新能源、储能和氢能等相结合，持续提升风能、太阳能、生物介质能、地热、第四代核能等新能源的消费比例，不断降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石化能源的消费比例，除了减少雾霾等污染和炭排放外，连续和大幅降低对外油气依赖率，保证了中国的能源安全，降低中国为保证能源安全生产和运输所发生的各种成本，实现中国自己的能源革命和结构调整，也重构了以能源为基础的地缘政治格局，形成对中国有利的合作博弈的地位。
形成和完善国内单边自由贸易区，形成适应于区位、各有分工和特点的开放新格局。上海自贸区主要功能是使体制与世界接轨，同时作为改革试点，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开放，形成全球金融中心。广东自贸区开放，功能是更加突出同香港、澳门的合作，特别是加强对香港、澳门服务业的开放和衔接，并且深圳等地要着力于全球和自主新技术的产业化。天津自贸区主要着眼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服务于北方经济，促进环渤海经济带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且面向东北亚。福建自贸区的特点和任务在于促进两岸经贸活动自由化便利化，两岸经贸合作主要通过两岸经济协议谈判（ECFA）由福建自贸区先行先试来继续推进。辽宁自贸区的任务是加快市场取向的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结构调整，形成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引擎。浙江主要是建设舟山自由贸易港区，推动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河南自贸区的功能为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形成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湖北自贸区定位于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吸引国外和国内技术落地和产业化，形成基地，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的建设。重庆自贸区定位于发挥大西南战略支点和连接点的重要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四川自贸区功能为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建设内陆开放战略支撑带，形成内陆开放型经济地区，协同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联动开放。陕西省自贸区定位于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对西部大开发的带动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形成内陆型改革开放新地区，探索内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各自贸区在各自区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以及吸引外资方面形成全国合力，并根据不同的地区特点，探索更高层次的开放，深化改革路径，推动产业升级，特别是通过建设和扩大单边自由贸易区，深化服务业开放，进行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开放及监管试验，倒逼国内负面清单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形成中国区域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格局。
四、“一带一路”的思路与战略补充
如何适应新的国内外形势，确保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国家经济、政治利益，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中心，为工业化提前结束后的产能转移服务，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
（一）“一带一路”国家调控和风险防范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需要遵循这样的一些原则：政府在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也要考虑政治利益，引导国际市场主体通过对外投资、建设、出口、金融等行为实现发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主体是企业，企业运作更重要的是按照国际市场经济规则、投资国法律、市场需求、生产成本、价格水平、经济趋势、风险和不确定性等。“走出去”的企业，特别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对外项目投资，一定要有真实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可靠的律师保护。
从对外经济开放的管理和调控来看，在顶层规划方面，宜粗不宜细，要有方向性和指导性，同时应当有产业合作导纲。一是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相当重要；二是防止偏重基础设施部门，投资和建设单兵突进，形不成产业关联效应。国家各部委可以联合对国内过剩产能摸底，对资产、装备、管理力量、市场开拓、涉外能力等条件，形成一个内部的指导性的规划，作为“十三五”规划，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对外经济开放中，哪些是对外要提供的公共产品，哪些是准公共产品，哪些是商业性产品？哪些项目带有国际政治方面的战略意图，哪些是企业的营商领域，放由市场调节、企业投资、自主决策和自负盈亏？需要进行分类，公共和商业性不同的项目，由不同的资金渠道去解决；准公共的项目，采取财政补贴、贴息贷款等方式进行。国家要对中长期项目、财力与投入做出预算和安排，每年根据财力进行调整，防止资金的超国力支出。
国家有关部门对“走出去”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要求，对其经营绩效等情况进行排名和通报。国家要建立国外市场需求、价格水平、利率汇率、通货膨胀、发展阶段、政治社会风险、法律陷阱、营商环境排名、税收制度、重点风险国家和地区等方面的信息库，向“走出去”企业发布。
另外，微观上，“走出去”的企业，特别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对外项目投资一定要有真实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谈判签约的律师咨询。现代公司，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行项目投资时，按照规模的大小，委托第三方进行深入的可行性研究，提出供决策参考的报告，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他们将避免失败、规避风险的依据，视作是一个需要付出成本购买的重要服务性产品。中国国内许多大中型私营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够重视，特别是不将其作为需要支付成本的产品对待。法律服务方面也是，国外许多商业谈判都有律师参加，甚至由律师代理。但是，许多中国企业没有请律师参加商业谈判的习惯，许多投资协议和商业合同，企业家通过谈判自己就签约了。有时，协议和合同的漏洞给企业带来许多后患，有的代价惨重，有的甚至破产倒闭。中国大中型私营企业，包括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对外项目投资方面，也有轻视可行性研究和法律咨询的问题。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观念和决策行为上的弊端，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因此，国家有关部门，要整理和总结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外项目投资失败的案例，进行警示。对于民营企业，倡议其在“走出去”时，认真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及法律咨询；对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在外投资项目，必须规定要聘请有水平的机构，进行投资可行性研究。一些特别重大的投资和并购项目，还要聘请两家咨询机构背靠背进行可行性研究，使投资决策时，对项目的市场需求、价格趋势、总投资（包括社会责任支出）成本、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不确定性，市场、价格、企地关系、法律等风险，有个科学、客观和趋势性的分析，以避免有关部门确定项目时心中无数，避免企业依据不充分，盲目决策，避免项目建设成为烂尾工程。
（二）产能转移、平衡推进和国内关联
国家有关部委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了“政策勾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在国内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时，中国一部分产业向外转移，是经济全球化及经济开放条件下，企业自救、求生和再发展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这种产能向外转移消化的时间可能短在5年，长在10年之久。因此，部署国内企业产能转移，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特殊阶段的需要，应当加上“产业合作”这样重大的内容。
我们的不少产业，与许多“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是技术较为先进的，需要从体制、政策等方面，鼓励它们“走出去”，这样既去产能，又形成中国经济开放的力量。当然，中国也需要到欧美国家和地区进行项目和技术等的投资，以提升中国国内制造业水平，增强中国在国外一些高端制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包括也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了设施互通，但是同时，需要与产业投资和建设相互协调。设施投资建设需要考虑产业、人口和城市等协同利用的可行性研究，在设施投资和建设的同时，也需要有产业发展和城市化推进相配合，这样才能使中国设施投资和建设的利益最大化。
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高速、高铁、城市地铁、油气管道、发电和输电网、港口、机场等的建设，应当具有综合开发意识。如将交通建设周边的土地划归中方，给予商业开发权，在站点城市可以开发居住和商业地产；在港口、机场和水陆交通枢纽地，可以建设临港产业加工园区，物流服务等产业园区。再如，在油气管道建设时，如果有油气资源，提出勘探设想，预留下游炼油化工等项目，规划石油化工产业园区，形成上下游一体化，拉长产业链，延升价值链。将“一带一路”建设与转移国内产业结合起来，同步规划，同步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意图与国内各行业进行信息和规划对接，双方共同在“走出去”谈判时，提出组合性的要求，使中央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既有基础设施骨干，又有产业发展内容，这对于中国，还是所在国，都是合作双赢、利益共享的投资、开发和建设模式。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要相互分工合作。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可以在基础设施，在重化工业生产能力投资建设中发挥作用；而民营企业，包括一部分从事轻工业制造的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既可以在诸产业，如制造业、餐馆、酒店、加油站、超市等投资建设方面作为主力，也可以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形成产业配套合作的关系。
“一带一路”南北之间，也需要进行分工，并且关注重点区域。印度、东南亚、南亚和北非是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是市场具有成长性的区域。特别是对印度，需要采取政治平冷、宗教交流、经济热联的组合战略。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目的，就是在共赢的基础上，获得市场经济利益。
北部“一带”可能人口密度较小，有的地区人口萎缩老化，经济成长性差；“一带”主要是为了取得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形成这些国家与中国合作共赢的互补关系。比较成本、效益和风险，打通欧亚大陆陆上交通通道，进行一些适宜于陆上进行的货物运输，并且根据市场，结合本地产业的需要，形成能源、交通和产业的协同发展。
当然，“十三五”的双向经济开放，也包括东北亚、北美、拉丁美洲、澳大利亚等地，这是我国贸易比例最大，资金流向最多，投资并购较多的地区，仍然是中国经济开放的重点区域。需要进一步加快与世界各地区的国家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建设，特别是与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和签约。
（三）“走出去”的软实力、新方式和新体制
在实施“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时，需要形成中国自身的文明软实力，并且要寻求“走出去”与国内经济联动的新方式。
首先，建设软实力。在经济开放中，融合交流，建设文化、宗教、民族、新闻舆论、本土化等中国对外开放的软实力。在国际经济交流中要务实，避免与经济合作无关的，可能影响经济合作顺利进行的不必要的表达；在国外开展经济交流时，要尊重其宗教与文化，不要让其成为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阻力和反对势力，建立与中国有同样宗教的所在国的宗教亲善和交流，发挥其推动双方经济合作方面的积极作用；打好国外民众感兴趣的中国优秀、传统、历史和乡土等文化牌，宣扬儒家文化，求同存异，使他们对中国文明有亲近感；与在外华人华侨、跨境民族（周边）等，讲同祖同根，血脉相承，包容和尊重其政治和宗教信仰，经济上向他们开放，成为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后盾，使他们有祖国和亲戚国感觉，使他们成为中国经济开放中的促进力量；“走出去”的企业，以及华人华侨，积极参与当地新闻机构的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对华友好民间组织的发展和交流，塑造中国形象，加深双方友谊；中国企业和政府驻外机构，应当了解当地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学习他们的语言，特别是“走出去”的企业应当与当地文化进行融合，打好中国经济“走出去”本土化这张牌。
强化对外经济开放中的契约、规则等意识，主动参与，甚至主导这些方面的话语权，习惯和形成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也即在经济开放的同时，建设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
其次，寻求新的“走出去”方式。企业投资和建设等“走出去”，要与进出口贸易、金融、总承包、设计、经营等服务和商业模式相结合，形成综合的多个方面的贸易、金融、技术、服务等效益。从总承包、技术供给、可研设计、建筑安装、投产到经营管理、运输销售、培训教育、维护修缮等全过程参与，进行全价值链融入。
“走出去”的企业要对国内产品和产业形成衔接和带动作用，形成与国内有关企业垂直和平行分工协作的产业链。对外直接投资和“走出去”办厂与进出口贸易、金融、总承包设计、装备、建筑安装、国内元器件等形成配套和带动关联。
中国的产业“走出去”、基础设施建设要与金融“走出去”以及资本输出相配套和组合。国内的民间资本，包括现有的银行、保险、担保、结算等金融机构也要“走出去”，在外设立金融机构，扩大跨境结算，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包括深化和完善SDR。
最后，对外经济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形成现代防控风险、有竞争力的开放经济新体制。一是通过经济开放，对“走出去”的国企进行现代跨国公司模式的体制改革。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可以吸收所在国政府或公司的战略投资者入股，形成中国控股的多国、多方公司体制。这种体制的好处是：①形成合理的股权结构，形成有真正的监督方的治理结构，监管效果大大提高，监督成本大大下降。②在项目遇到政府审批等延缓、地方各方干扰、民众不明真相反对等情况时，其他国家参股公司的董事，利用他们的外交资源，进行协调和斡旋，比中国独资公司去周旋的力度要大得多，效果也要好得多。中石油在缅管道公司构建的四国六方公司体制，其实践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种中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外多国多方跨国公司式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中国国内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一种很好的启示。二是形成企业在外投资和经营合作竞争的协调机制。当然，中国在境外的同行业企业，不能形成行业内同谋，不能影响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商务部、国资委、工商总局、全国工商联等成立中国在外企业市场竞争联席协调委员会；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等仲裁委下设专门的在外企业竞争行为纠纷仲裁厅；各产业行业协会建立在外企业专业分会，时时掌握企业在境外竞争的信息动态，向在外企业市场竞争联席协调会通报，也鼓励在外企业及时向仲裁委提起仲裁，仲裁机构快速予以仲裁；鼓励同行业企业，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伙伴关系，对于一些竞争事宜，同行业企业间形成兄弟间内部对话、磋商和协调的机制。
(1) 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2) 据世界银行数据，201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排名第一，占比达到20.8%。其中，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
(3) 李春顶．中国的自贸区战略路线图［N］．东方早报，2015-11-03．
(4) 记者董瑞强．2016年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仍居世界第一［EB/OL］．经济观察网，http://www.eeo.com.cn/2016/0408/284809.shtml，2016-04-08.
(5) 王子先，张斌，邓娜．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外贸转型战略［J］．国际贸易，2014（12）．
(6) 新大西线藏水入疆与中国西部水网发电引水水利枢纽工程项目技术经济分析与建议［EB/ OL］.投资咨询网，2015-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