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特定优势：国际投资发展的补充解释(1)

裴长洪　郑文(2)

一、引言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投资发展极为活跃，国际投资形态发生新的变化，显著增强了国际间的金融联系、生产联系和贸易联系，跨国公司已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对全球政治与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现有国际投资理论难以有力解释这一领域出现的各种新现象，表现出若干不足。

其一，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以跨国公司为研究主体，符合国际投资发展的基本事实，但忽视了国家，尤其是投资母国在国际投资发展中日益增长的重大作用。

现有主流国际投资理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已形成，主要有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产品周期理论（Raymond Vernon，1966）、内部化理论（Peter J. Buckley and Mark Casson，1976）、国际生产折中论（Dunning，1977），它们构成了国际投资理论的基本框架，其后的理论发展主要是在上述框架内的补充，未有实质性突破。这些理论从企业的微观角度来理解国际投资，反映了当时国际经济的特点，但已不适应国际投资发展现状：一方面，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相互融合、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参与对外投资、国家参与全球生产要素的组合与配置，是当前国际投资领域的重要现象；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不断签署投资协定，开展更多样的投资合作，对国际投资的规划、管理日渐成为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以上现象说明，国家在国际投资领域的作用明显增强，这已成为当代国际投资的基本特点。然而，Schumitz（2004）从发展经济学视角、Bair（2005，2008）从经济社会学视角、Mudambi（2008）从经济地理学视角、Levy（2008）从政治经济学视角、Ramamurti和Singh（2009）、Narula（2009）从国际经济学视角展开了最新研究，探讨全球化时代国际投资发展的动力机制，其着眼点仍然置于企业层面。

现有文献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国际投资与国家的关系，但侧重于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而且主要探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外资能否在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外资对东道国就业的效应等。这表明，现有研究仍然主要把发展中国家定位为投资吸收国，这种学术倾向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能力不断扩大的事实是不相适应的。事实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就已进入上升通道，而且态势明显。因此，学术界理应把视角更多地转向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更多地把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母国来考查。(3)

只有少量文献关注于母国在对外投资中作用与地位，主要理论成果见于两缺口理论（Chenery，H. B. and Strout，A. M.，1966）与投资发展周期论（Dunning，1981）。这两个理论其实可导出相近的政策含义：两缺口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由于资本富余应输出资本，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外汇缺口与储蓄缺口，则应引进外资；投资发展周期论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的国家，即发达国家应为资本净输出国，反之则应为资本净输入国。随着发展中国家涌现出成功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出现，全球跨国投资出现南南相互投资、南北反向投资、发达国家相互投资以及资本主要流向发达国家、美国在成为最大的资本净输入国的同时又大举对外投资的新格局，这两个理论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了。

其二，现有理论把跨国公司自身形成的优势作为一国企业参与国际投资的核心原因，有其合理性，尽管学术界也注意到了企业优势的东道国来源，但尚未清晰认识到企业优势的母国来源。

国际生产折中论（Dunning，1977）对西方国际投资企业优势理论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高度的概括，它把西方跨国公司的优势归纳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优势，则主要被归纳为小规模技术优势（Louis T. Wells，1983）、技术地方化优势（Lall，1983）。如照搬这些理论，发展中国家企业因优势不足，将长期在对外投资领域居于配角地位，这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迅猛发展的现状显然不符，这就引发出了一系列问题：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投资，究竟有没有优势？如果有，其优势何在，又源于何处？溯其根源，这部份理论最大的缺陷在于未认识到企业优势既源于自身与东道国，亦源自母国。以区位优势为例，现有国际投资理论尽管已注意到它对企业优势的积极效应，但只是把区位优势局限于东道国，未认识到它亦可源于投资母国，特别是源自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此外，企业优势形成的母国来源尚有其他渠道，如现代经济体系中大量跨国企业经由母国产业组织、政策激励等方面的积极干预而增强国际竞争优势，母国行业优势、规模优势、母国国家形象、文化优势对本国企业优势的推动作用等。

其三，现有理论的不足还表现为对于服务业国际投资、国际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未能做出有力回应。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投资的产业构成就发生了重要变化，服务业成为主要投资领域。理论界把这一现象主要解释为发达国家在服务业领域有着明显优势、世界各国的服务业私有化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自由化潮流带来的放松管制趋势等，而未意识到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居主体地位的金融服务业的独特禀性：金融业是所有行业中财富效应最明显、赚钱速度最快、盈利能力最强、处于价值链顶端的行业，因此与初级产业受资源约束及制造业发展受实体经济约束不同，金融业最不易受约束，并且还有自我循环的能力；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与金融资本的膨胀速度只会越拉越大，金融业的扩张也只会越来越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本轮金融危机只不过是这一趋势的一次调整，并不会改变这一趋势。

国际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原本径渭分明，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两种资本流动形式呈现出日益接近、交叉和融合的趋势。一方面，无论在危机之前还是危机之后，跨国并购一直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表明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通过资本市场来进行，采用间接投资的活动方式；另一方面，大量的国际资本通过私募股权基金投资、风险投资方式控制了企业后，却经由资本市场的运作，通过出售股权、出售资产来进行盈利，不一定获取生产利润，这与传统的直接投资观念有很大区别。这些变化使现有国际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区分越来越难，对现有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

综上所述，现有理论对国际投资的若干重要变化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和有力解释，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本文认为，企业参与国际投资的优势除来源于企业实力的自我积聚和东道国区位优势外，亦来源于投资母国（见图1）。鉴于现有理论已经详细探讨了东道国区位优势，故对此不再赘述。本文对现有理论主要做出如下补充：母国是一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石，它在经济水平、社会发展等方面提供基础性条件；母国禀赋的差异，造就了各自的行业优势、规模优势、区位优势、组织优势及其他特定优势，形成企业竞争优势的外部来源，对本国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具有显著意义。

二、对外投资与母国：基本考察

当前，国际投资规模特别巨大，不仅对资本输入国资本形成的作用加大，而且也对投资母国的影响不断加深。20世纪后十年（1990—1999年）至21世纪初十年（2000—2009年）:从FDI流出存量的母国GDP占比（平均值）来看，世界水平由13.6%增至28.3%，上升108.1%，即最近十年世界范围内以FDI形式外向流动的投资存量已占2009年全球GDP值的近1/3，这还不包括间接投资的流动量；其中发达经济体由15.5%增至33.5%，上升116.1%；发展中经济体由6.5%增至13.9%，上升113.8%；从FDI流出流量的母国固定资本形成占比（平均值）来看，世界水平由6.8%增至11.9%，上升75%；发达经济体由7.9%增至14.7%，上升86.1%；发展中经济体由3.3%增至5.4%，上升63.6%，表明对外投资在全球资本形成中的作用在加大，地位在上升。

对外投资，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深化经济合作的需要，签署国际投资协定就是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一起参与国际投资的重要表现形式。比如，母国政府出面与东道国政府谈判，订立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等，就是对本国跨国公司的重要支持。2009年，全球共缔结了211项新的国际投资协定，其中82项为双边投资条约、109项为避免双重征税条约、20项为其他国际投资协定，平均每周缔结大约四项新协定。截至2009年底，协定总数达到5939。在2009年确定的102项与外国投资相关的新的国家政策措施中，其中的71项都旨在进一步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和促进外国投资。

投资母国直接动用国家资本，与本国跨国公司资本相融合，国家资本从救援到其他干预成为投资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现象。本轮金融危机中，美国、德国、荷兰、法国、爱尔兰、英国等向来推崇自由经济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注资参股、重组乃至接管濒临倒闭的本国金融业、房地产业跨国公司的方式来稳定金融体系，证明跨国公司资本与国家资本已经融为一体。经由国家资本的输血，不少金融企业不仅没有在本轮危机中垮掉或收缩，反而通过继续向全球扩张以摆脱危机。以美国花旗集团为例，2009年末共有分支机构796家，分布于75个国家，其GSI指数(4)不降反升，由2008年的72.9增至2009年的75.3，仍然居全球首位。

国家参与全球生产要素的组合与配置，是当前国际投资领域的另一种重要现象。这主要是因为，资本、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配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越来越大。以资源要素为例，通过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配置资源，加强境外资源开发合作与综合利用，为国家获取重要资源提供相对稳定的来源，实现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已成为各国的共同做法。资源类投资多具有战略目的，这类投资往往并不特别关注价格和短期的投资收益，使该领域的争夺尤为激烈。西方大国对资源的争夺意识早、下手快，已经以对外投资方式控制了全球许多矿产，获得了大量收益；其对外投资许多是借助国家力量实现的，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手段，如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为了控制中东石油资源。

主权财富基金的勃兴，则是国家对本国资本要素的主动运用。自1953年以来，主权财富基金先后于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兴起两次发展浪潮。截至2008年，全球已有3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6个主权财富基金。2011年初，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总资产已达3.98万亿美元，正加大在私募股权、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它们多为政府的专门机构管理，其目标既包括为本国资本保值增值，亦包括协助中央银行分流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冲销市场过剩的流动性，执行货币政策的国家职能。

全球供应链发展所引发的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为国家参与国际投资提供了新的动力。当前国际分工已发生深刻变革，突出表现为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发达国家的核心企业已不再局限于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通过构建全球供应链，把节点企业安排在不同国家。在这一模式下，任何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都可以被其利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成本的优势或资源的优势不再是本国企业独享，而是要被供应链，尤其是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所分享。这种分工交换和利益分配方式已经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下的分工和利益分配有很大的差别，表明传统比较优势已由静态转为动态。一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往往决定了该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参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就必须推动本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占据全球供应链上的有利地位，才能增强本国的长期竞争优势。

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缺陷，亦构成其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动力。当代国际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通过资本市场来进行，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健全，它们的企业通过本国资本市场就可以参与全球供应链竞争，整合全球资源；而发展中国家通常因为资本市场发育晚、证券交易所的国际竞争力弱，证券交易成本相对高，产权市场发育不完全，政策、法规不健全，交易工具与机构、交易制度与管理制度国际化程度不足，使这些国家的企业在融入全球供应链，参与全球资源的争夺中往往只有经由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才更有效率、更能分散风险与取得收益。

三、对外投资的母国基础条件

跨国公司是一国对外投资的载体，任何一个公司在走出国门之前只是一个国内公司，母国这个大摇篮为一个公司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国内公司到跨国公司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养分、扶持乃至保护，很难设想一个政治动荡、经济长期停滞、社会失谐、文盲占主体的国家能哺育出强大的跨国公司。环顾全球，当今拥有最多强大跨国公司的国家要么是当代的世界超级大国，要么是曾经的世界强国；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则明显有较大差距（见表1）。这显然能够说明母国总体实力对于该国对外投资的重要意义。

因此，现有理论过分注重企业自身优势及东道国区位优势的传统应该得到纠正，母国对于本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作用不应被漠视。我们以人均国民收入（PPP、现值国际元）、证券化率（上市公司市值/GDP）代表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以每百人宽带用户数、每千人病床数、高等教育生均支出／人均GDP、R&D/GDP代表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以对外直接投资/GDP代表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以上所有数据均取1996年到2007年共计12年的平均值进行比较，借以消除指标短期波动的干扰，考察上述指标对一国对外投资水平的长期影响（见表2）。

分析表明：以经济水平、社会发展为标志的母国综合发达程度直接决定了该国的对外投资水平，并表现出如下普遍规律：上述6大指标（人均国民收入、证券化率、每百人宽带用户数、每千人病床数、高等教育生均支出／人均GDP、R&D/GDP）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总体呈正相关；这些指标高的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亦普遍高；这些指标低的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亦普遍低（见图2）。

迄今为止，国际投资发展周期论是母国宏观角度动态解释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最有影响的理论，其基本观点是：随着一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该国对外投资的规模会扩大。我们延续其思路，展开了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国际投资发展周期论的基本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有效的，但我们同时发现采用购买力平价现值的人均国民收入（PPP、现值国际元）这一指标优于Dunning采用的人均国民收入（现值美元）。我们认为，购买力平价的长处在于避免了汇率波动对国民生产总值造成的失真问题，用于比较各国经济水平与对外投资关系的解释力因而更强。

国际金融全球化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间接投资的彼此渗透，使国际直接投资日益通过证券化方式实现。母国证券化水平高，不仅有利于该国参与国际间接投资，更好地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它还是直接投资扩张的推手，有利于其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

社会发展是一国发展的终极目标，其社会发展程度最终体现在诸如研究开发、金融分析、医疗卫生、家庭服务、旅游娱乐、不动产服务等发展状况上。如果本国社会发展程度低，往往意味着本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尚不合理，表明其人力、物力、财力并未在本国得以充分调动和有效利用，此时国家资源主要用于国内尚嫌不足，资本如大量投向国外是不经济的。只有当该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本国国内资源已有效配置，此时国内资本去外部寻求成长空间才更符合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因此，社会发展程度与对外投资表现出明确的正向相关关系。其中教育支出、科研投入水平更是直接关乎本国企业竞争力，这两个指标向好自然有利于本国对外投资活动的展开、持续与收益获取。

四、对外投资的母国特定优势

母国除提供对外投资的基础条件外，不同国家因自身基础及条件的差异，还衍生出行业优势、规模优势、区位优势、组织优势及其他特定优势，构成企业优势的重要外部来源。

（一）母国行业优势

自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起，国际竞争形态就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单个企业之间原子式的竞争，母国的行业优势既是本国跨国公司优势形成之主要来源，亦是本国企业优势长久延续之重要支柱。母国的行业优势，既包括企业所处行业的优势，亦包括相关行业优势。

跨国公司发展史上，母国优势行业催生出强大的企业，这些企业进而发展成为强大的跨国公司，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同行业的企业具有共同特性，往往使用相同的原材料，需要提供相同的服务内容，在技术、工艺方面具有相似性，具有类似的生产工具、生产流程、管理技术，这些构成企业发展的行业环境。同行业内的企业，虽然有竞争，但也有沟通和联合，推动行业内的专业化协作不断向纵深和广度发展。比如，不少制药企业以共同开发新药或相互授权方式，降低本身研发失败的风险；类似的现象在汽车、民航机、工业机器人、消费电子产品等行业也很常见。日本企业还常结成战略联盟以打开一些外国产业的缺口，然后迅速侵入，大肆发展。

一国在某一行业强大，对该国同行业企业发展带来诸多便利：该行业先进企业或多或少会有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本国同行业企业在该行业最新的行业信息的获取、模仿与跟进方面往往比国外同行更便利。为生存与发展，即使该行业最强的企业也只能开展更多的技术创新、管理变革等手段才能维持竞争优势，整个行业也因而活力十足，有利于造成弱者跟进、强者越强的局面。一国在某一行业强大，则在行业标准的制定上处于有利地位，一旦本国的行业标准被广泛应用乃至成为全球标准，也就相应控制了行业发展的制高点，对本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竞争优势的维持将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世界范围内的技术标准竞争越来越激烈，谁能胜出，谁就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利益。

如果一国优势行业的企业进行强强联合，行业优势就直接地转化为企业优势。美国杜邦公司、美国烟草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美国冶炼公司、玉米产品公司、查默斯公司、阿纳康达制药公司这些至今对美国经济举足轻重并在国际经济舞台极为活跃的企业，都是在100多年前美国第一次并购浪潮中主要靠同业兼并扩张起来的巨型跨国公司。美国波音公司兼并麦道公司、美国惠普合并康柏、美国通用电气收购美国无线电公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收购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有线电视子公司、日本八幡钢铁公司和富士钢铁公司合并成立日本制铁公司、日本东京三菱金融集团合并日本联合金融控股集团、德国大众收购奥迪等则是近年来的突出例证。

我们对100家最大的非金融类跨国公司（依据2008年海外资产）进行了归纳，对其中主要行业的分析表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实力与母国行业优势确实有较大的正向关联，表现出较强的国籍集中度。批发贸易业是日本的优势行业，因而全球海外资产最多的四家公司均为日本企业，它们分别是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丸红商事。化学工业是德国传统优势行业，全球海外资产最多的两家化学行业公司巴斯夫、林德均出自德国；电子电气设备业，美国有通用电子、IBM、惠普三家公司，日本有索尼、日立两家公司，与各自国家的行业优势相对应；汽车制造业基本上是德国、日本、美国三强并立；制药业优势主要集中于美国、英国与瑞士三国；食品、饮料及烟草业则是美国、英国具有相当优势（见表3）。

跨国公司的企业优势还发端于国内相关行业的优势，其原因是：各国生产体系、营销体系、服务体系之间的总体实力，对本国企业维持更为持久的竞争优势至为重要；企业的实力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能力和策略，也取决于供货商和相关行业的能力和策略。比如，供货商往往提供上游产品和中间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国供货商能带动下游行业明确创新方向、加速创新流程；相关行业的经济活动有相当强的“外部经济效果”，相关行业往往依托相同的技术和供货，易于开展互相的信息交流和各种合作，会有技术外溢效果，因此会对本国相关企业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根据有关分析，目前在国际分工比较发达的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5%以下，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产品在制造过程中的增值部分不到产品价格的40%，60%以上的增值发生在服务领域。一个产品的生产加工链条中，设计、研发、售后服务、销售、法律咨询、广告等部门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具体的加工过程、工艺处理等的作用相对下降。服务业能否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分销服务、金融服务以及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将直接影响生产制造业的竞争能力。因此，现代经济条件下，一国如果没有发达的服务业支撑，就很难产生具有优势的制造业企业。

在国际投资领域，德国在印刷机产业的强势地位，很大程度源自该国印刷业、造纸业、制版系统、印墨业及包装机械业的整体优势；日本机械工具业的优势离不开世界级的数控机床、电动机和其他零件；瑞典在滚珠轴承、切削工具行业中的竞争力源于它的特种钢行业，而特种钢行业的成功又离不开该国储量丰富的低磷铁矿及冶炼工艺；丹麦食品工业和酿造工业的专业人才和以卡尔斯堡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发酵技术、生物技术方面的研发能力，是形成该国胰岛素、工业酵素和食品添加物等产业的优势来源；英国的化工和制药业的竞争实力，则与其密切联系国内相关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并发展出英国其他产业少见的共同合作制度有关；瑞士雀巢资助日内瓦国际管理学院发展为欧洲数一数二的商学院，公司自身也由此在管理提升和人才培训方面获得好处。美国信息技术世界领先，软件业不断推出对硬件技术要求越来越高的实用软件，促使计算机厂商把计算机运算速度和内存容量一再提高，硬件的发展又为新一代更高级软件的开发提供了条件，构成动态的良性循环，微软与IBM、Intel、苹果公司以及无线电器材公司在业务上的密切关联就体现出这层关系。至于数家美国钢铁企业经由摩根财团重组而成美国钢铁公司、洛克菲勒联姻花旗银行则是实业界通过获得金融服务业的强力支持而提升优势的早期实例。

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融入国际分工的程度更深、领域更广，客观上促成行业优势在不同国家的分布。现代经济体系中行业门类极多，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资源、生产能力都是有限的，再发达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占尽优势。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美欧等发达国家进入“服务经济”社会之前，制造业是这些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优势领域，发展中国家主要充当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在国际投资领域主要是资本流入国，少有资本输出。而当美欧等发达国家进入“服务经济”社会之后，其优势转向了高端服务业及高端制造业；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阶段，主要承接国际制造业及部分中低端服务业的转移，因而培育了这些国家的企业主要在中低端制造业及中低端服务业上的竞争优势。

美欧等发达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率先进入“服务经济”社会，经济重心偏向服务业。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产值，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一般高达60%～80%，他们的国内市场已容纳不了服务生产的日益增长，服务业对外投资成为这些国家对外扩张的产业基础、动力所在、优势来源与发展方向。发达国家在服务业对外投资中的优势，不仅强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传统的垂直分工，而且强化了它们之间在加工工序与生产服务上的分工。就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充当发达国家的生产加工基地，而影响产品价值链的诸多重要的生产服务环节，如产品设计、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购供应、资金的筹集调度和财务控制等高附加价值的业务，都由发达国家掌握。不同的发达国家根据其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差别有着不同的对外投资倾向。日本的贸易和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其服务业对外投资的50%左右；欧洲国家则在银行、保险、出版、航空和其他运输业等领域有规模巨大的海外直接投资；美国在大部分服务业都处于优势地位，其海外投资中60%以上流向服务业，在会计、广告、零售、旅馆、快餐及饭店连锁店、市场调研、法律服务、证券和金融等许多服务行业中，都进行了大量的对外投资。

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所引致的以中低端制造业及中低端服务业为主、兼有少量高端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竞争优势。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全球化带来的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许多成熟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其中既有制造业，也有服务业，通过资金、技术、设备等的转移，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不同领域取得各自的专门优势，形成优势产业，并成为这些国家对外投资的基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优势主要在一些制造领域，如鸿海集团、中集集团、格兰氏、华为、中兴、海尔、联想、万向集团等企业。印度的产业优势主要在软件程序的编写与设计、法律咨询、保险精算、国际会计、实验室服务的中低端部分，其对外投资也集中于这些产业。巴西在航空领域有一定优势，是其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向之一。韩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佼佼者，在长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积累了相当优势，其部分领域已居于高端地位，其海外投资广泛分布于汽车、电子、通信、机械、化工、食品等行业。

不同国家在地理环境、气候、资源、民族心理及其他方面的国家特质，也是行业优势形成的重要条件。芬兰在破冰船这种专用船舶制造领域领先世界，显然离不开该国特有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瑞典在远距离高压传输设备产业中居世界先进水平，原因是该国的钢铁、造纸等能源密集型产业与发电厂所在地、人口密集的南部地区距离甚远，地理特色助长了瑞典在这个产业环节中的需求。在收割机行业，美国企业生产的综合收割机尽管最有竞争力，但它主要适于美国这种地域广阔的国家，德国克拉斯公司开发的体积较小、适合欧洲复杂地形工作的欧式综合收割机，同样在这一行业占有一席之地。日本资源贫乏，夏季炎热潮湿、住房狭小紧张，因此冷气机业发展初期，日本把研发重点放在省电、节约空间的回转式压缩机，在这一细分子行业取得优势。瑞士的民族性以保守出名，瑞士的银行、旅馆、化工等产业相当重视防火设备，这使瑞士成为全世界防火设施最普及的国家。于是与防火相关的器材，如自动灭火系统、各种性质的火警侦测器在这个国家得到了大力发展，生产电离子烟雾侦测器的赛柏拉斯公司就是这一行业的著名企业。至于瑞士钟表业、法国葡萄酒业、德国医疗器材业、意大利皮革业与瓷砖业等行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则渊源于这些行业在各自国家的悠久发展历史。

中国工程建筑行业能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并以此为依托展开多元化投资，则表明国家所处特定发展阶段一样能够诱发竞争优势。国际经验表明，人均4000美元到15000美元是资本形成的高速增长阶段，中国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长期以来，中国基础设施不完善，因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更大的建筑需求，伴随资本形成的高速增长，自然易于在这一行业培育出竞争优势。30多年来，中国建设了大量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城市水、电、气等供应设施；全世界千米以上大桥梁26座，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前十名有6座在中国，举世罕见。正是中国特定发展阶段为中国工程建筑企业提供的广阔发展平台，使中国这一行业在设计、设备、施工技术、管理等许多方面得以提升优势，进而走向海外，成长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行业。根据ENR(5)排名，进入全球承包商225强的中国企业，从2001年的39家增加到2009年的50家，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都进入全球十大承包商之列。中国的工程承包企业在世界工程建设市场中已经从简单的劳务施工承包，转变为可以承包设计、技术管理和施工管理到交钥匙的总承包商，进而成长为伴随技术、设备和管理输出的投资型企业，不仅投资于施工项目的建筑材料和工程材料的生产经营，也投资于相关的生产经营领域及施工东道国所提供的其他优惠投资领域。

（二）母国规模优势

母国国家规模是一国企业优势的重要来源。就一般规律而言，大国具有市场、人力、资本、自然资源等众多规模优势，经济回旋余地大，抗风险能力强；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多层次的技术体系，这些优势极易转变为对外投资优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优势绝非局限于（Louis T. Wells，1983）所指出的小规模技术优势。

规模经济有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之分。前者是指企业生产规模越大，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越低；后者是指企业所在地区或国家的行业生产规模越大，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越低。大国企业容易同时实现这两种规模优势。如果母国市场容量很小，盲目扩张企业规模，容易陷入规模不经济的误区。反之，如果母国经济规模大，国内市场需求量大，企业的规模经济一般可以在国内市场实现，在国内就能做大做强，形成竞争优势。铁路、通信、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工业、化学纤维工业、机械制造业和家用电器行业，规模经济效应尤其显著，某些行业甚至只有大国或国家联盟才有力量发展，如航空航天、大规模核能开发、大规模信息技术、大型生物产业等。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全球最大500家企业，有205家集中在中国、美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占全球数量的41%，其产值为97355.4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7.91%，由此可见，大国的市场对本国企业实现规模发展及外向投资的支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对外投资的许多行业，其产品往往是国内贸易需求庞大的产品。如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纱、布、收音机、收录机、组合音响、自行车、电话机、黑白电视机等产品；90年代以来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还有计算器、服装、家具以及众多工业制品。这些产品都有庞大的国内贸易需求作为支撑，相关企业基本上都是通过国内贸易来锤炼竞争力，然后走出国门的，如中国的海尔、海信、长虹、TCL等。印度Bharti、Reliance、Tata等通信企业的外向投资，其庞大的母国市场需求也是一个关键的支撑因素。2009年初，印度Bharti进入斯里兰卡电信市场，成立子公司BhartiAirtel Lanka，不到半年时间用户数便突破百万大关。2010年初，Bharti又收购孟加拉国Warid电信70%的股份，大举进入孟加拉国市场。

大国经济平稳性更强，能为本国企业抵御较强的国际冲击。当外部风险来临，大国市场比小国市场更具有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而小国市场却不具有这样的优势，因为其经济发展往往依赖于单一市场，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发展比较依赖外部投资市场，韩国、新加坡等国的经济发展比较依赖出口市场，在外部危机来临时往往会遭受重创。2007年全球范围内的一场金融危机，使许多小国经济动荡，但以中国为首的大国却表现出超强的稳定性。以中国为例，其国内消费2006年为8905亿美元，2007年为13661亿美元，同比仍增长了34.8%，国内市场为本国企业渡过难关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美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五国2007年和2008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56%和5.36%，但高于2007年和2008年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3.8%和2.1%的水平，这些大国的企业虽然也受巨大冲击，但依靠国内市场仍保持较强的生存能力。相反，像冰岛、希腊等小国却深受其害，企业受到外来冲击而大量倒闭。

大国人力资源优势。无论是发展中大国，还是发达国家大国，都存在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即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大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既有较多的高技术人才，也有较多的适用技术人才，既有从事制造业的人才，也有从事现代服务业的人才，他们往往能够适用于不同的生产部门和劳动岗位。某些地区的高素质创新型人力资本比较丰富，有些地区的一般型人力资本比较充裕；有些部门拥有更多的高科技人才，有些部门拥有更多的通用技术人才。这种异质性的人力资本结构，能够为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充足而多样化的人才支持。目前积极展开海外投资活动的印度软件业，其成功就极大地受益于该国具有受教育程度高、工作勤奋、工资成本低、熟练使用英语的丰沛人才。

即使纯粹的人口数量也是重要的优势来源。人类基因资源被称为“人类最珍贵的财产”“人类最后的遗产”；人类基因产业是具有巨大成长空间的未来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这一产业需要完善的人类基因数据，而基因资源最全面、最丰富的国家非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莫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美国、丹麦、日本等一些国家的有关部门，以及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怀着不同的目的，利用中国、印度对基因资源重要性认识不足的机会，打着科研合作的幌子对中国人、印度人的基因资源进行了巨大掠夺，获取了极大利益。因此，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如能保护好本国人的基因资源并善加利用，就有可能在人类基因产业取得优势。

大国资本优势。大的发达国家，资本总量本来就大；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人均资本量可能不高，但资本总量却可能很大。因此，大国往往能够积累起巨额资金，呈现出资金积累的综合优势。大国可以发挥资金总量优势，集中资金支持重点地区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使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国家对这个地区实行倾斜政策，资金投入很大，从而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中国最早的对外投资企业大都来自这一地区；20世纪90年代，国家考虑到全局的协调发展，又集中大量资金用于支持东北的振兴、西部的开发和中部的崛起，提升了这些地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产业支持来看，大国往往能集中较多的资金用于支持需要长期大规模资金投入的某些重要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这些产业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此外，不少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因长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俄罗斯因资源出口、印度因服务贸易出口等原因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自然易于满足本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资金需求。

大国自然资源优势。大国往往具有种类繁多且储量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资源开发行业易于形成优势。中国的稀土、煤、铁、石油、锑、钨、锡等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列，还有农牧、森林、水力、水产等多种资源；巴西拥有铁、锰、铝土、铀、妮、铿、铰、石墨、石棉等矿产资源，以及非常丰富的森林、水力资源；印度则拥有丰富的铁矿、煤、锰、云母、铁矾土、钛矿、铬铁矿、天然气、石油、钻石、石灰石资源。这些大国因而在各自的优势资源利用、开发、外向投资方面更易于撷取优势。例如，印度以拥有丰富的高品位铁矿石资源而闻名，造就了米塔尔钢铁公司、塔塔钢铁公司等大型钢铁企业。近年来，它们在海外投资方面动作频频，规模巨大，引起世界瞩目。米塔尔钢铁公司于2004年以45亿美元收购美国俄亥俄州国际钢铁公司，2005年又以45亿美元收购乌克兰钢铁企业，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集团。塔塔钢铁公司则于2007年2月出资113亿美元成功收购欧洲第二大钢铁公司Corus，一跃成为世界第六大钢铁公司。目前其制造中心分布于英国、荷兰、印度、新加坡、越南、泰国及中国等国，投资遍及全球几十个国家。

大的发展中国家，与规模经济相适应的还有多层次的技术体系，这也引致一定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经济是二元的，既有现代产业部门又有传统产业部门，前者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技术基础，具有技术密集型的特征；后者以传统的手工技术作为技术基础，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技术的多层次性，使发展中大国在对外投资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以中国为例，中国某些已趋于成熟和稳定的大量中间技术与加工制造技术，如机电、纺织、食品加工等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优势，如上海自行车厂在加纳设立凤凰自行车加纳有限公司，在巴西建立合资企业都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中国航空航天工业、材料工业、生物工程的若干领域则因具有先进水平，即使同许多发达国家相比也具有相当竞争力。

（三）母国区位优势

现有国际投资理论在述及区位优势时，特指东道国区位优势，即可供投资的国家或地区对投资者来说在投资环境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主要是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方面吸引外来投资的条件，这种认识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比周边国家普遍高，或者与周边国家交通便利且投资机会众多，在市场、供应、运输成本方面有适宜条件，则该国向周边国家投资比向其他地区投资成本要低，更易取得收益。因此有理由认为，投资母国的区位优势不仅存在，而且具有普遍意义。

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赋予母国区位优势以更深刻和更丰富的内涵。当投资母国加入某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后，将会有利于区内国家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优势主要形成于以下方面：一体化带来的市场规模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科技竞争力的提高，货币合作带来的投资利益以及区内国家谈判地位的提高。从理论上来讲，经济一体化有特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完全一体化6种主要形式，目前欧盟已达到经济联盟这一级别，此种形式的一体化对于区内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尤有深厚影响。

市场一体化带来的区域规模经济效应。在封闭经济下，由于小国的市场规模限制，规模经济的效应难以获得发挥，但区域经济一体化削减或消除了区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或省去商品经过海关的申报、检查和等待的成本，减少了流通时间，降低了运输成本，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消费者可以因贸易壁垒的削减获得价格低廉的消费品，使成员国生产企业的产品市场范围扩大，对区内企业的发展壮大极为有利。当前，欧盟的直接投资流出额与流入额均已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欧盟巨大的经济规模功不可没。

市场一体化带来的产业集聚效应。随着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原本贸易保护严重的行业面对竞争，这种竞争迫使这些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削减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为提高生产效率，各国产业结构会按照比较优势的方向进行专业化生产，产品的生产汇集于生产成本最低的地区，最终形成比较优势原则下的生产分工格局，实现要素在区域内的效率分配；区域内产业的重组使成员国在某种产品生产上形成一定的规模，形成产业集聚效应。Krugman（1991）认为：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或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Waltz（1996）的研究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产生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以欧盟为例，欧盟各国本来就有各自的优势产业集群，如德国装备制造业集群、意大利普拉特纺织业集群、英国伦敦金融业集群、法国索菲亚·安蒂波里斯电子信息业集群，再加上欧盟对盟内产业集群的倾斜政策，使其原有产业集群优势得以进一步的提升。丹麦、瑞典和芬兰非常重视生命科学产业，在丹麦哥本哈根与瑞典马尔默之间的厄勒海峡区域，形成了著名的医药谷，已发展为全欧第三大医疗产业集群。

科技一体化带来的科技竞争力的提高。为了共同的科技目标和经济乃至社会利益，区内国家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拟定共同的科技行动准则和协调一致的科技政策，以至建立起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科技机构，实行长期而稳定的超国家科技调节，达成科技上的联盟。一是科技投入，包括科技人力资源、科技经费、科技基础设施等方面统筹规划，避免重复与浪费；二是科技产出，包括实际的知识创新成果，如科技论文论著、技术发明专利、科研方法与实验数据等；三是投入和产出之外的科技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以及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过程的整合与协调。

欧盟在科技一体化层面起步最早，成效卓著。欧盟展开的主要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有：欧洲研究与技术开发框架计划（FP）、欧洲信息技术战略研究计划（ESPRIT）、欧洲先进通信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RACE）、欧洲工业技术基础研究计划（BRITE）、创新与技术转移战略计划（SPRINT）、尤里卡计划（EUREKA）、电子欧洲行动计划（EE）、欧洲研究区计划（ERA）。其中，欧盟研究与技术开发框架计划（FP）是欧盟最重要、投资最多、领域最广、内容最丰富、市场目的最为明确的全欧性科研与技术开发计划。从1984年开始实施第一个框架计划，目前正进行第七个框架计划。在目前的框架计划中，欧盟针对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特别是对于其主要竞争对手如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参与欧盟框架计划项目都不予资助，这表明它所提供的优惠是针对非成员国竞争对手的，具有相当程度的排他性。这些研究计划搭建了若干重要的研发合作网络组织集群，如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为核心的地理和环境科学研究集群、均以空客公司（德国）和法国斯奈克玛发动机公司为双核心的航空航天研究集群、以菲亚特研究中心为核心的汽车和运输研究集群，汇集了欧洲相关领域的一流研究机构与企业，加强了欧盟内部公共科研和企业的科研合作，显著增强了欧盟跨国公司的竞争实力，催生出以空客公司为代表的有强大实力的跨国公司（见图3）。

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合作同样结出了类似的硕果。中国科技部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合作，在新加坡建立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业中心”，它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发达的金融与信息环境，使这些企业有了一个进行国际化的起步平台；中国云南生物企业在政府引导下与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合作的“国际水稻分子育种合作计划”，通过相互交换育种材料，构建核心基因库和供体基因库，成功获取了具有遗传多样性的育种材料及新品种。

区域货币合作对区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它能提高区内货币流动性，降低区内企业对外投资的外汇风险，增强资本、商品的流动性，利于资源在货币区内的有效配置，节省直接和间接交易成本促进生产一体化。特别是当区域货币合作表现为欧元这样的货币一体化形式时，区内国家在国际投资中能获得更多好处。其机理在于：对外投资涉及多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引起多笔贸易活动的发生，从而导致多种货币之间的计价与结算业务，由于外汇市场的波动性，增加了投资企业的财务管理的难度；欧元作为国际货币，它既可以充当计价货币的职能，又可以作为结算货币，投资企业不必要因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而采取风险防范措施，消除了相关价格的不确定性，大大地降低了投资的融资成本，控制和减少投资损失，同时还对区内企业抵御外来冲击提供了有力手段。至于欧洲中央银行，则作为管理主导利率、货币的储备和发行以及制定欧洲货币政策的超国家机构，担负着维护欧元稳定的责任，以及降低整个区域国际投资的风险。

区域经济集团在国际投资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区域经济集团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总体经济规模较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大，区域的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世界其他国家。区域经济集团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决定了其对国际经济关系有更大的左右能力，这是单独国家难以企及的，这在国际投资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以欧盟为例，它的生产总值规模，进出口规模，资本市场规模，投资规模都使它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中处于主要地位。特别是在当代国际投资规则越来越强调对等和互惠的条件下，区域经济集团有利于集团内国家作为一致行为主体在国际投资谈判中居于主动地位，争取有利的谈判结果，其成果则由集团内成员共享。在2007年12月巴厘岛气候大会上，正是由于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迫使美国不得不于会议最后一天做出妥协和让步，承诺履行其长期不愿意接受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最终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

（四）母国组织优势

政府在对外投资中的组织优势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对国内特定产业发展进行组织、扶持、规划与引导，提升企业竞争力，促成本国企业对外投资优势的形成；另一方面，构建专门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提升本国企业对外投资实力。

1．特定产业组织

母国政府为促进本国企业对外投资而进行有针对性的产业组织，形式多样。一方面，政府对国内特定产业的发展进行组织与扶持，间接提升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主要措施有：资助企业研究开发，制定政策支持技术创新，降低企业研究开发成本和风险，刺激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当保护或针对本国产品进行政府采购，充分帮助国内企业利用和占领国内市场，同时帮助国内企业扩大向国际市场出口，扩大市场规模，实现规模经济：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国内产业链的有效组织和产业积聚，推进产业重组，使产业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加快产业集群的发育和成长，提高产业效率，降低产业风险和成本，使产业超常规发展，加速产业进步，逐步形成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母国政府直接对外投资实施产业规划与引导，或者与东道国政府协商建立对外投资的特定产业园区，则是更为直接的促进对外投资的政府举措。

在特定产业组织方面，中国高速铁路产业的崛起就是一例成功典范。高速铁路本来是西方国家的“专利”，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50年代末即已开始研发及建设高速铁路，比中国早了30年。而仅仅20年的时间，中国就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发展最快、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打造了举世闻名的中国高速铁路品牌。除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政府在高速铁路发展上强有力的组织推动。中国铁道部将全国铁路市场集中统一，作为技术引进的谈判砝码，最先进的道岔技术、最优质的无渣轨道技术、最稳定的高速列车技术不得不以最高的性价比主动涌向中国谈判者，既避免了企业分散谈判而相互抬价、恶性竞争，又保证了引进的是占据产业制高点的关键技术。技术引进后，又在科技部与铁道部的组织下，整合全国的科技资源，打破部门、行业、院校、企业的体制壁垒，“消化、吸收、再创新”，打造战略性产业的公共创新平台，既降低了创新的风险与成本，又加快了成果转化效率，使基础研发到产业化生产的时间大大缩短。由此，以中国中铁、中国铁建、隧道股份、中国南车、中国北车等为代表，覆盖工程机械、桥梁及隧道专用钢铁、水泥、电力、建筑材料、机车车辆等的相关企业迅速壮大，并大步走向海外。目前，中国高速铁路企业正与美国、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等十几个国家就高速铁路建设展开形式多样的合资与合作。

在特定产业扶持方面，韩国做法灵活，具有鲜明特色。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执行“出口第一”的发展计划，政府为每家公司制定专门的出口目标，而这些公司享受的贷款、减税及其他政府优惠统统要与出口目标直接挂钩，甚至韩国人购买专为出口生产的商品也被视为非法行为，这些商品包括留声机、彩电、便携式电话等，电子产业在这种政策中获得极大利益，迅速腾飞。70年代中期，韩国政府又在特定工业制造领域采取进口保护措施，重点扶持钢铁、汽车、电子、造船、冶金、重工机械等特定行业，75%以上的制造业投资投向这些企业。正是政策的长期支持，三星于1983年率先开发出64KDRAM芯片，一跃而为世界先进企业；今天，三星已经成为DRAM芯片、闪存设备、光存储设备、液晶显示器的世界第一大生产商，并在国外大量投资。

政府直接就对外投资实施产业规划与引导，能更直接有效地促进本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的加强，为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本国企业对外投资进行规划引导：将一些劳动密集型、耗料、耗能、污染严重的传统产业、相对衰落的部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延续这些产业的生命力，本国则集中力量发展高、精、尖新兴工业，开发和生产技术、知识密集、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以日本为例，1969—1973年、1978—1984年是日本历史上两次对外直接投资的高潮期。这两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的出现均发生在日本主导产业转换之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机械等产业被政府确立为主导产业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等轻纺工业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转移到具有廉价且高素质劳动力的东亚地区，出现了制造业转移的第一个高潮。随后，由于受石油危机的影响，技术密集型的汽车、半导体等产业取代了资本密集的能源消耗型产业成为国家主导产业，化学产业被政府确立为主要的被转移对象，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因而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母国政府出面，与东道国政府协商建立对外投资的特定产业园区，也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式。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并极力促成的以发展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生物制药、新型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无锡新加坡工业园区就是成功的范例。印度班加罗尔新加坡资讯科技园，越南平阳新加坡工业园区则是新加坡政府与印度、越南政府商洽的成果。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的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泰中罗勇工业园区、越南中国龙江经济贸易合作区则成为中国企业进军相关国家的桥头堡。

2．投资促进体系

不少国家通过制定对外投资的国家战略、设立特定国家机构、采取政府担保、财税支持、金融支持等一系列手段实施专门的对外投资促进，各国手段不同，方式各异。

（1）对外投资的国家战略。在许多国家把大力吸引外资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同时，已有若干国家根据本国实际，提出了大力进行对外投资的国家战略，新加坡、日本就是典型的代表。新加坡政府20世纪末制定了《产业21计划》，明确提出：在没有腹地、缺乏自然资源、自身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应积极将自身融入世界经济，扩大在中国、东盟、印度等地理邻近国家的投资，增强自身经济发展后劲。日本政府则于2005年4月通过了《21世纪展望》，首次明确提出“投资立国”战略。日本政府认为：随着日本国内老龄化、人口负增长问题的日趋严重和国民储蓄率的下降，进口增长将超过出口增长，贸易收支盈余将趋于减少甚至会出现贸易赤字；因此日本要充分运用先进技术，依托特有的经营资源，开展全球性投资活动，从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并视之为关系到日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期国策。

（2）对外投资的国家机构。发达国家普遍设有对外投资的专门促进、服务与管理机构，列入政府职能部门序列，如英国贸易投资署、加拿大投资局、法国财政部对外经济关系总司、德国联邦经济部、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以色列投资促进中心等。发展中国家也设有不少相关机构，如越南计划投资部、泰国投资局、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局、巴西国家投资促进局。

（3）对外投资的政府担保。政府担保对企业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政府担保是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基石，并在一定程度上便于企业进行风险控制；另一方面，政府担保可使企业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从而进一步筹措到境外投资项目所需要的资金。这方面德国较有代表性。德国联邦政府为本国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了相当额度的联邦担保，截至2006年底，自联邦投资担保产生以来，德国企业共提出了7537项担保申请，申请金额达639亿欧元。同期，联邦共承担了4408项担保，占申请数的59%，担保金额为407亿欧元，占申请额的64%。

（4）对外投资的财税支持。主要的有税收抵免，即国外投资者在东道国已纳的税款，可以在母国纳税额中相抵扣减；税收减让，即凡纳税人在税源国已征了税，在母国可免征税收。以法国为例，海外子公司的股息免税是法国对外投资税收促进政策的特色。根据法国政府早在1965年就颁布了相关法律，规定任何一家法国公司在外国公司持有10%以上的资本，即视为母公司，其持股的公司则被视为子公司，国外子公司分配给母公司的股息不计人母公司应纳税的所得范围。免税法的采用有效地降低了对外投资的跨国企业的税务负担，增强了法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

（5）对外投资的金融支持。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对本国跨国公司，无论在东道国独资经营，或者与东道国合资经营，都通过有关机构为本国企业提供灵活、有效、多种形式的资金帮助。其具体做法有：政府出资和贷款，直接参与投资活动；政府设立特别基金，资助投资者在国外投资，如美国政府对其海外投资的基金资助，法国对工业的“第二种贷款”；设立由政府资助的金融开发公司，资助海外投资，在技术、资金融通及投资项目评估等方面给予资金支援，以帮助投资者在当地银行界的资金周转，改善与当地合作者的关系。

（五）其他特定优势

国家特定优势的内涵是丰富多样的，除以上四大优势外，母国形象优势、文化优势及国际规则的掌控力及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在国际投资领域一样具有重要意义，同样能有效增进企业优势的提升。

其一，国家形象优势。国家形象是个人、组织和政府对他国的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总体认识与评价。在当今世界，国家形象不仅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变量，亦是国际经济博弈的重要因素，其经济功能在于：国家形象可以影响外国公众对该国生产的商品、所提供的服务、所进行的投资活动的态度，进而影响该国企业在国际投资领域是否能够处于有利地位。对于东道国政府、企业与居民而言，当它们考察一家跨国公司时，首先会联想到企业背后的国家形象，如可口可乐代表美国、诺基亚代表芬兰、大众代表德国、三星代表韩国。跨国公司是国家形象的延伸，良好的国家形象会对国外主体产生吸引力，造成“国家认同”，由此派生出“企业认同”，对该国企业的投资带来好处。

其二，母国文化方面的优势，在国际投资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就投资者而言，母国与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习惯等方面形成的心理距离会对直接投资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会与市场消费者的特性有关，也会影响投资者企业的内部管理效率和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的绩效。跨国公司一般倾向于去文化背景相差不大的“文化认同”国家或地区投资，如许多美国公司最先进入相邻的加拿大或墨西哥市场，美国与西欧各国相互投资。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由于“文化认同”国和投资者母国的“社会意识”趋同，政府部门等办事机构的作风逻辑亦有所趋同。在“文化认同”国设立企业，有利于对办事流程、规则以及潜规则形成合理预期，投资者可以按照事先形成的办事逻辑开展企业经营，减少企业设立和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二，“文化认同”有利于投资者形成对其企业产品的市场预期。由于文化相同，其市场需求与消费者偏好也有所接近，投资者可以参照母国做出对市场的判断。同时，在母国生产、销售较为成功的产品所涵盖的品牌和人文观念在“文化认同”国可以得到较好的延续。韩国文化产业在东亚国家的投资，与东亚人民对其表现的亲情伦理、人格取向的认同是分不开的。第三，如果母国和东道国语言相通，投资者在具体投资和管理中将获得较大的便利性。英国大量投资印度就与印度官方语言为英语有关。同样，西班牙投资拉丁美洲地区，语言的共性带来了企业管理，以及管理者生活上的便利。第四，在“有文化认同感的国家”投资有利于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和公司价值观念的延续，日资企业所强调的集体主义和大家庭管理在东亚广为接受，而在欧美却难被认同。在没有“文化认同感”的国家，企业则需要根据东道国文化环境作出调整。

文化优势还表现为国家积极推动文化交流所引致的优势。以美国为例，历届政府均高度重视国际文化交流，富布赖特项目、“和平队”就承担了这样的使命。自194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财政资助的富布赖特文化交流项目年均使用的资金约2亿美元，其合作国家和地区多达140多个，参与人数约30万人，这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大批留学生回国后进入本国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阶层，把美国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政治文化理念带回他们的世界，营造出外围的“美国情怀”，为美国的政策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视为“对美国国家长远利益投资的一个典范”。难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称该项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慷慨、最富有想象力的事务之一”。

文化优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文化产业优势。目前，全球互联网13台根服务器中的10台在美国，美国拥有12亿个IP地址，占已分配IP地址总量的25%以上；全球访问量最多的100个网站94%设在美国；在网络信息资源中，全球6000种语言中的绝大多数销声匿迹，英文信息约占90%。这使美国在网络信息传播与舆情引导方面居于主导地位，独具优势。此外，当今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也是美英主导的，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国之音”“BBC”。它们掌握了全球传媒话语权，而且穿透力极强。近年来，它们散布的“中国威胁论”就很有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企业投资尤尼科公司、3COM公司、ICQ公司、力拓公司、加拿大钾肥公司、3LEAF公司的失败。形成反差的是，由于文化产业的劣势，中国媒体的应对及表现就逊色得多，未能有效捍卫我国食品行业的声誉，这不可避免地给我国相关企业的对外投资带来负面影响。

其三，国际规则的掌控力及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按照自身的利益进行全球性的扩张，形成一整套国际交往规则和国际经济规则。从根本上来说，这些规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秩序的产物、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体现，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的利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从未真正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制定这些规则，然而它们却不得不接受和执行这些没有反映其根本利益的规则，处于明显的不利境地。美国凭借雄厚经济实力，尽力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竭力根据美国的利益来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使其他国家普遍接受“投资自由”的原则，接受美元作为国际结算和信贷的标准，从而使美国对外投资和兼并外国企业居于有利地位。

美国通过倡导创建IMF、世界银行等各种国际经济组织，施加广泛的影响和控制力，力图使世界经济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转，为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服务。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IMF对经济救援施以苛刻条件延迟对东南亚危机国家的救助，让美国投机资本全身而退，佐证了美国前贸易代表米基·凯特的评述——“IMF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攻城槌”。同样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银行，一直鼓吹并敦促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经济大潮，扩大对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却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或者不置一词，或者稍加批评而不了了之。历史上，世界银行还反对第三世界发展技术产业，反对发展中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甚至反对巴西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大国发展重工业和计算机等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世界银行的这些做法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其深厚背景乃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和科技方面的比较优势，这些倡议明显助力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在全球的扩张。

五、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市场日益一体化，国际投资日益便利，国际经济的竞争主体、利益主体日益行业化、国家化、区域化、集团化，国家在国际投资中的作用较之过去明显加强。作为对现有理论的补充，本文把投资母国作为变量纳入国际投资视阈，指出母国不仅是本国企业参与国际投资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亦是本国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母国的行业优势、规模优势、区位优势、组织优势这四大特定优势及国家形象优势、文化优势在内的其他特定优势对本国企业的发展壮大，扩大对外投资竞争优势具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任何国家的企业，其自身优势都是相对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小国的企业如能发掘并结合本国国家优势，弥补自身不足，主动创造条件，就能增强发展实力，铸就国际竞争优势，并取得应有的收益。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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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完善境外投资促进体系研究”（批准号09&ZD034）阶段性成果。本文的国家特定优势，指的是投资母国的国家特定优势；本文所指母国，是指经济意义上的对外投资国（地区），是经济实体，非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实体。

(2)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郑 文：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

(3)　1990—1999年的十年，发达国家年均对外直接投资量为3706.6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59.5亿美元，两者比值为8∶1；2000年至2009年，发达国家年均对外直接投资量为9766.4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为1843.6亿美元，两者比值为5.3∶1。

(4)　GSI指数：地理分布指数（Geographical Spread Index）。

(5)　ENR是Engineering News Record的英文缩写，即《工程新闻记录》，是美国麦格劳希尔传媒集团旗下的知名媒体。ENR全球承包商225强以及全球国际承包商225强排名目前是全世界工程领域的权威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