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关于农业配置效率、技术效率与经济效率的研究

西方农业经济学区别了配置效率、技术效率与经济效率三个概念。

假设家庭农业在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边界上生产而非边界内生产，即采用了可得到最高产出的生产方式生产，此外的生产函数都是无效率的。生产函数曲线描述了投入和产出之间两种可能的联系。图4—1描述了一种产出和一种可变投入的两个简单生产函数情形，而利润最大化理论仅说明了产出和投入对于相对价格的调整。配置效率指在生产技术确定后，投入和产出依据价格的调整，即采用利润最大化的边际条件，使可变投入的边际要素价值（MVP）等于其边际要素成本（MFC）。经济效率指同时实现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状态。实现技术效率或配置效率只是实现经济效率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两种效率同时实现才是实现经济效率的充分条件。

根据微观经济学中技术效率的概念，图4—4中设曲线TPP1的产量大于曲线TPP2的产量，说明TPP1比TPP2有技术优势，即在TPP1上任何一点生产均比在TPP2上生产有技术效率，表示农业生产采用高效率的技术。

通过分析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区别可知如下几点。

（1）TPP1上B点只有技术效率而没有实现配置效率；TPP1上A点同时实现了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

（2）TPP2上C点有配置效率但缺乏技术效率。TPP2上其他任何一点（如D点）没有实现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技术和配置都无效率。

采用等产量曲线（见图4—5）和生产可能性曲线（见图4—6）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图4—5、图4—6中下标1表示具有技术优势的生产方式。D点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皆不存在，C点具有配置效率但缺乏技术效率，B点有技术效率但缺乏配置效率，只有A点才实现了经济效率。

研究家庭农业的经济效率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给定投入如何实现最大产出，即实现技术效率，一般利用家庭农业生产调查资料可获得技术效率信息。二是根据各种投入、产出的相对价格分析配置效率，一般要了解生产资源的边际产品（MPPS）。研究农民经济效率的主要方法是：估计家庭农业生产的生产函数。生产函数一般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估算，即利用家庭农业生产的样本数据来估计生产函数。

在技术效率估计上出现的问题也同样发生在配置效率估计上。

图4—6中A点是样本中所有家庭农业的平均生产水平。A点没有必要和整个样本中任何一个家庭农业的实际生产水平相等。如可证明A点是有效率的生产水平（k=1），则偏离A点的所有生产点都缺乏效率：家庭农业的平均生产水平有效率是因为家庭农业实际上全都没有效率，所有家庭农业都面对同一产出价格（Rudra,1973）。出现这个悖论的原因在于假设样本中所有家庭农业都希望在A点上生产。这个假定包含了双重平均的意义，即平均出现在用最小化家庭农业的垂直距离（产量差距）来估计生产函数的过程中；把家庭农业之间的水平差距（劳动投入的变化）缩小到一点。有学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概念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Yotopoulos and Nugent,1976）。若所有样本家庭农业使用同样的生产技术，面对同样的投入和产出价格，都追求利润最大化，则每个家庭农业都将使用同样的投入生产同样的产出，即任何家庭农业都不会偏离估计出来的生产函数。偏离存在说明三个条件中至少有一个条件未满足。若未满足使用同样的生产技术，即家庭农业使用不同的技术，则需要讨论家庭农业是否成功实现技术效率或配置效率的问题。若未满足面对同样的投入和产出价格，则市场实际上没有正常运转，各农业家庭不同的投入与产出组合反映的是各自面对的不同价格而非实现效率的程度。若未满足利润最大化，则说明家庭农业的利润最大化追求不成功，纯粹利润最大化理论也只能部分地解释家庭农业生产行为。

西方农业经济学者认为，应谨慎地看待上面的检验农民效率假说的方法，原因如下。

（1）该方法强调“平均”农民，忽视了各个农民之间技术能力的千差万别。该方法只是指出在生产函数的某个特定点上才有配置效率，但统计学认为，这一结论包含着很多模糊和不可靠的东西。

（2）用生产函数检验效率假说的方法，忽视了总的经济效率概念中的技术效率。这是因为生产函数方法把样本家庭农业点和生产函数之间的垂直距离做了平均化。而这个垂直距离代表了给定劳动投入后，不同家庭农业在每公顷土地收获的稻子产量的差异。

（3）样本家庭农业散点的垂直分布给出了一条最高的生产函数曲线，表示了样本家庭农业真正的效率边界。这说明一部分样本家庭农业也许比另一部分样本家庭农业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

利用线性规划或其他方法，可以在技术效率研究中把农民的生产函数“推到”其最高的边界上，研究发现样本家庭农业中普遍缺乏技术效率。如Shapiro（1983）在考察坦桑尼亚植棉农民时发现，若调查样本中所有家庭农业都达到了样本中最有效率的家庭农业的水平，则样本家庭农业的产量将增加51%。Ali和Byerlee（1991）对关于农民效率的研究文献做了综述。其比较了12项类似的研究成果，发现农民技术无效率的平均程度是30%，个别案例研究得出的数据从低于10%到高于50%不等。菲律宾的国际稻米研究所（IRRI）对“产量差距”进行了研究（Herdt, 1971; Barker, Herdt and Rose,1985）。“产量差距”包括技术无效率和配置无效率。该研究考察家庭农业（而非农业实验站）在技术上的最大可能产量的方法是利用最好的技术在样本家庭农业的土地上做试验，然后比较试验田的产量和同一家庭农业实际的平均产量，得出“产量差距”。差距分成三部分：第一，反映了正确的最大利润行为的向下调整；第二，不正确的配置决策；第三，技术无效率。在他们确定的约25%的“产量差距”中，14%归因于技术无效率，10%归因于配置无效率，还有1%～2%是归因于为“追求利润”、达到配置效率而做出的正确调整。

农民有效率假说在纯粹的新古典利润意义上没有被证明是一般命题，也无法解释农民经济中偏离效率的现象。农民效率命题需要许多严格的假定，如样本中所有农民面对的生产和资源条件是同质的。研究假定掩盖了家庭农业间的差别及其原因。假设平均农民是有效率的，则非平均农民的问题就被忽视了。有效率的平均农民本身存在争议，因为在农民经济内存在不同经济地位的农民之间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而其面对的是不完善的市场。

但有学者不接受纯粹的效率假说并不意味着抛弃整个利润最大化农民理论。大量间接的证据证明，农民可以对不同农作物的相对市场价格做出反应。比纯粹的效率假说更可信的命题是有条件的利润最大化，条件是：第一，与家庭其他目标的权衡；第二，资源约束；第三，市场的运行状况。

Schultz假说的重要性不是准确地描述农民的资源配置，而是将农民经济理性引入了经济学。在Schultz之前“传统”农业的文献将农民视为懒惰、顽固、缺少动力的非理性经济主体。Schultz的假说为探讨农民制度的逻辑提供了一个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