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关于农业生产率实证检验的研究

1950年以来，东亚国家的农业发展缓解了地区贫困，奠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有学者研究了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特点，对农业生产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进行了评估，认为实施增长诱导型和贫困缓解型战略要求决策者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的投入和回报进行相关性研究（Shenggen and Joanna,2010）。

1950年后，东亚国家的农业发展很快，并在农业体制和土地制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1970～1980年，多数国家进行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农业技术、“绿色革命”也带来了农业产量的提高，化肥、农药的科学使用、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了长足发展。到1980年，大部分耕地开始使用高产种子。制度变革、技术发明使农业产量增加，特别是使生产率快速提高，有效缓解了贫困和粮食短缺状态，也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但不同国家在产量增长率上有很大差异。学者们针对不同国家的情况进行了评估，产量的增长被分解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产量数量的提高。

1961～2004年，中国的玉米、小麦、油籽等农作物的产量的年度增长率为4%，大米产量的年度增长率为2.8%。农业总产量年度增长率为2.64%～4.81%，而耕地面积的年度增长率为0.16%～1.281%。只有小麦的种植面积出现负增长，为-0.38%。1961～1980年，中国耕地面积、产量和生产率都有了很大提高，这与采用高产量的种子、增加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关。1980～2000年，中国的棉花、大米、小麦的产量翻了一番，这与市场化的改革激励相关。

朝鲜是典型的自给自足式农业社会（Park,2002）。它是当今世界现存的投入密集型农业体系的代表（Noland,2003）。1961～2004年，朝鲜大豆和小麦的产量有小幅增长，玉米的产量严重下降。1980～2000年，农业产量下降幅度明显，这与大量使用化肥造成的土地贫瘠有关。

韩国从1960年开始奇迹般地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逐渐被制造业和服务业取代。1972年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为29.8%，到1999年，这一比例则下降为5.6%。1961～2004年，农业产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与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有关，工业化使对土地的需求增长。1961～2004年，小麦、大豆的产量有所下降，而玉米和大米的产量上升，这与种植面积的变化有关（Yoo, 2003）。

我国台湾地区1961～2004年小麦、大豆的产量出现了负增长，种植面积的变化是不同作物产量变化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经验分析（Shenggen and Joanna,2010）。1952～1978年，中国土地改革的目标是满足工业和城市部门的发展需要，政府采用土地集中和大面积耕种的方式，各种生产要素向大生产单位集中，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投入要素由国家统一提供。这种方式对农民的生产激励很小，农业生产率低下。另有学者利用Divsia指数法对1952～1997年的农业生产情况进行了比较计算（Fang and Zhang,2002）。数据显示，这一时期农业产量的年度增长率为2.38%, TFP的年度增长率为0.12%，而1979年之后，产量的年度增长率为4.57%, TFP的年度增长率为3.28%。1970～1990年，韩国的农业产量的年度增长率为4.1%, TFP的年度增长率为1.6%。1978～1999年，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业产量的年度增长率为4.01%, TFP的年度增长率为1.38%（Moon and Kang,1991）。

有学者对亚洲18个发展中国家的TFP数据进行了测度，认为1965～1996年，这18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率都有提高，其中增长最快的是韩国，为3.3 %，最慢的是中国，为0.99%。同时认为，中国的TFP年度增长率下降为-0.3%。1978～1985年中国TFP的提高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很大，而1995～1997年农业产出的增长主要是由投入增长引起的。另有学者对我国台湾地区工业部门的TFP进行了研究（Jang,2005）。有学者对韩国的大米生产的TFP进行了研究，其基本研究方法也值得农业经济研究借鉴（Kwon and Lee,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