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融入被“俘获”的GVC:高粗放性和弱主动性的发展方式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中,融入的是被“俘获”型的GVC治理结构。来自发达国家大买家的订单的变化,像一个中枢神经指挥系统一样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制造的命运,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高粗放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主动性。这一事实简要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使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发展出著名品牌,难以开发出具有战略控制意义的国际营销渠道和营销网络,更难以具备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经常受到国外产业的纵向压榨和横向挤压,处于制造加工环节的我国的代工企业普遍面对研发和设计(被提高授权费或提高关键零组件价格)与市场网络、品牌、营销(被压低代工价格)两个高端力量的持续控制,造成生产/加工/装配/制造环节的低附加值特征,出现了“代工=微利化”的代工困境。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制造被一些人认为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了一起,没有像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制造和70年代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制造那样,及时摆脱这种不雅联系,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市场形象,而且限制了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空间。
第二,以低级要素嵌入GVC来发展外向型经济,抑制了企业对产业升级空间的自主选择。从事国际代工的企业很容易被国际大买家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从而进入代工的路径依赖,即当这些企业开始转向GVC中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功能,走以现代生产者服务业驱动发展的高端道路时,只有少数企业获得成功。绝大部分中国企业仍然局限于生产功能的建设,以大规模、低成本、低价格取胜。走出产业链的低端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是未来中国经济转换发展方式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第三,东部地区定位于GVC中的低端环节,不仅限制了东部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功能的提升,也压制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空间,是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东部地区定位于GVC的低端,使我国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从而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沦为低端要素的供应地,另一方面被东部地区压制在外向化发展的“隔离”地带,成为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问题。
第四,以国际代工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为了满足国外市场消费者的苛刻要求和外国政府对产品质量和环境的严格规制要求,在国内设备与国外设备具有较大技术落差的前提下,往往需要动态地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进行生产。这种发展格局,会使研发水平比较落后的中国在设备引进方面付出巨大的周期性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它打乱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布局和分工,使中国原本配置在中西部地区的重装备工业丧失了技术追赶的机会的同时,又失去了据以进行产业升级的市场份额。
第五,为了解决国际代工企业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上的“脑体分离”问题,摆脱单一的“世界加工厂”的尴尬地位,我国在工业化和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中,由于先进的、高级要素型的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投入不足,只能通过引进外资的高端生产者服务业来吸收高端的制造业FDI,这又限制了本国的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余地和选择空间。只有发展起本国的高端生产者服务业,才能够在经济开放中使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独立化,而不使经济运行受制于外国资本。
第六,以低级要素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方式,不容易形成国际竞争中的差别化定位,相反极易形成以价格竞争为主的低端生产能力过剩格局。过去我们在国内消费力低下的条件下,把国内过剩的能力通过廉价商品消化在了欧美国家的市场。它的后果是:既消耗了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造福了发达国家民众,但人家并不领情,相反还遭到人家的嫉恨,说是中国产品挤占了人家的市场,导致了人家工作岗位的转移和消失,毁坏了人家的经济基础和正常运转体系。更有甚者,像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超级学者,还屡次抨击中国说,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导致了美国的资产泡沫和全球金融危机。
实践已经证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依靠低级生产要素嵌入GVC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是不会有长久的国际竞争力的。今后我国要在GVC上建立起强大又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就必须改变把开放战略的着眼点和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的、一般性生产要素的发展方式上,大力创造、吸收和利用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由此成为我国攀升GVC、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的战略性选择。
今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在微观上必须经历包括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以及集群升级等在内的多个过程。在高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低端要素嵌入GVC的新形势下,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虽然能够较快实现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却面临着功能升级、链条升级以及集群升级等中、高层次的产业升级困境。鉴于功能升级是中国制造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为此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构建区域价值链(regional value chains, RVC)、国内价值链(刘志彪,2007)等从战略上进行突破,另一方面则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加快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增强生产者服务功能,通过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中国制造业发展向高端路线(high-road)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