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论

对于当前愈加开放的长三角地区经济而言，忽略外部经济因素去研究长三角地区的经济问题是不恰当的。长三角地区通过低廉、丰富的生产要素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实现了我国制造大国之梦，可同时也被无形的分工网络俘获，被压制在分工的低端，这对长三角地区经济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章从这个角度对长三角地区的资本形成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本章中我们回答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全球产品内分工活动是否影响长三角地区资本形成。我们使用1993年至2007年间长三角地区工业33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改进后的价值增值法计算得出了不同行业的产品内分工指数，并在综合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就工业行业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生产活动程度高低对其资本形成水平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稳健地显示，工业行业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生产活动程度越高，工业行业拥有更多的资本形成。第二，全球产品内分工活动如何影响长三角地区资本形成。我们的分析认为长三角地区通过丰富、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活动，至少会通过迂回生产效应、生产转移效应、投资诱致以及压制效应对资本形成产生影响。

基于本章提供的证据，我们认为在影响长三角地区资本形成的众多因素中，全球产品内分工活动是一个全新的、极为重要并被现有文献忽视的因素。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的研究对于思考长三角地区资本形成问题可以提供一些新启示。长三角地区资本形成出现的扩张与低效率现象，可能和目前中国处于全球产品内分工网络中的不利位置有关。在实施经济转型战略调整框架下，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正逐步走向均衡，我们似乎并不用再担心过度资本形成以及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危害。这种乐观的想法可能源自我们对问题本身的探析力度还不够，缺少对新时期过度资本形成特点的把握。在全球化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工业部门通过低端要素嵌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网络中，不可避免地带来大容量的固定资本投资，这种影响资本形成的路径正逐步显现，并成为新时期推动资本形成扩张的重要经济因素。如果政府希望抑制投资扩大消费或治理投资波动的话，本章的结论也可提供一些政策参考。我们认为，要改变当前全球产品内分工活动对资本形成的不利影响，其核心在于改变长三角地区在全球分工中的不利地位。那么，政府需要做的是改变过去传统的对生产性投资的激励政策，而要更多地鼓励企业吸收高级生产要素，加大对金融资本、创新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等领域的投资，以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构建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机制，以帮助企业摆脱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从分工链条的低端向高端攀升，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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