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由于“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我国粮食连续十一年增产,基本确保了国内需求,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但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粮食领域最受关注的一个现象即是,在国内粮食持续增产的同时,进口屡创新高。虽然2013年底,中央已经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新战略,但对进口的担忧仍根植于许多人士和有关部门的意识中。2014年中国进口1亿吨粮食,据专家估计,其中仅一半是国内供需缺口拉动的“必需进口”,另一半是内外价差驱动的“非必需进口”,从而造成“边进口、边积压”“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的怪象,原有支持调控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农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确保粮食与主要食用农产品安全面临着艰巨的考验。结合2015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在全国粮食流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本章将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从粮食供给看,我国已经告别了粮食短缺时代,粮食生产能力基本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但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未根本改变,现在可灌溉的耕地刚刚超过50%,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必须转变单纯追求数量增长的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
从粮食需求看,人口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和城镇化发展,促使粮食总消费继续保持刚性增长,粮食总体上处于紧平衡,结构也有变化,优质粮食品种趋紧,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这两个特点非常明显。与此同时,受经济增速下降、能源价格下跌以及进口替代等因素影响,粮食消费增速有所放缓,玉米、籼稻等品种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必须加强对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引导,更加注重提高粮食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从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看,现在国内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也在逐步提高,国内粮食三大品种价格比国际市场每吨普遍高600元左右,国际市场大宗农产品价格呈下跌态势。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就必须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国际粮食市场和国际粮食资源,同时又要注重防范国际粮食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从粮食生产经营方式看,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在兴起,粮食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已经成为趋势,推进粮食产业化、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成为发展方向。要素价格在上升,种粮成本也在上升,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规模化经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路径。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依靠增加直接补贴刺激粮食生产的边际效应明显递减,对粮食市场的过多直接价格干预可能抑制市场机制作用甚至扭曲市场,粮食库存过多集中在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手中,粮食价格和市场调控机制需要加快完善。国家决定进行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对这一套机制进行积极探索。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粮食产后损失浪费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相当于开发600万亩吨粮田。如何减少粮食产后系统的可控性损失、降低和消除消费领域的粮食浪费,促进粮食生产者、粮食流通企业、粮食加工企业改善生产和经营技术,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成为保障粮食与食用农产品安全最现实的路径。就水稻收获环节的节粮降耗而言,总体来说,应合理有序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保持农村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动态平衡。积极推行土地流转,将田块集中成片,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培育种粮大户,提高水稻收获的机械化水平,实行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土地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同时,农户在田间收获中,保持适当的人手,提高作业精细度,在水稻成熟后根据当地的天气状况及时收割,可有效缓解水稻产后收获损失。
中国农业生产中年化肥使用量占世界的35%,相当于美国、印度的总和;农药利用率仅35%,比发达国家低10—20个百分点。地下水严重超采,部分地区地表水和耕作层土壤污染严重。总体上看,中国农业投入品边际效益明显下降,资源环境透支严重,环境容量逼近极限,资源约束进一步趋紧,原有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未来中国的粮食与食用农产品的生产不能再追求“十二连增”,甚至“二十连增”了,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的转型升级,确保粮食与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