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口结构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是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不断互动的历史。如果把地球看成一个生态系统的话，那么人口和其所依赖的资源、环境皆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是生态系统的后来者，人类社会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的几千年文明史中，总是伴随着对生态系统的索取、改造甚至破坏，来换取人类繁衍和发展。生态系统对于人口的增长、消费的增加以及各类开发，并不是简单承受，而会做出反应。当前，日趋严峻的资源与环境危机严重制约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
（一）人口与资源环境的互动关系
人口是影响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Pimentel et al.，1994）。一方面，人口持续增长所带动的生产与消费需求会增加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这种压力若集聚到一定程度而得不到缓解的话，就会阻碍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威胁人类生存。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社会运行机制的改善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人类社会通过可再生资源利用、环境治理与保护以及人口自身的调节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与环境压力，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经济的高速发展给资源环境带来很大压力，发达国家上百年里出现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在中国集中出现。其中，迅速增长的化石能源消费引致的碳排放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亦成为国际气候政治关注的焦点。正确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切实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
中国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表明，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从时间序列来看，不同年份的人口、消费水平不同，资源环境所受的影响不一样。当前我国资源环境负荷的人均水平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的6～7倍；1980年以前人口数量增长是影响资源环境的主导因素，1980年以来则主要是由于消费水平提高（吴文恒、牛叔文，2009）。从人口的城乡差别来看，城镇居民对资源环境影响的人均水平约相当于农村居民的3倍；1997年之前农村人口消费对资源环境的影响量占较大份额，1997年以来城镇人口消费成为对资源环境影响的主要方面（吴文恒等，2010）。从人口的区域分布来看，我国是世界上地理、资源、经济、社会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自然资源主要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流动，而环境负载却为全部人口分担并呈由东向西反向加重趋势（吴文恒、牛叔文，2008）。与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阶段性特征紧密联系，中国地区间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不协调和不平衡，各地区居民的消费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其对环境的压力也有显著不同（彭希哲、钱焱，2001）。因此，无论是人口规模的增长还是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都会给中国的资源环境带来一定的压力。就人口因素本身而言，除了人口规模、人口结构方面的因素，如年龄结构、区域与城乡分布、家庭构成等，以及人口素质的变动，通过生产与消费模式变动的传递，同样会对资源环境产生各种影响。
另外，由于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一定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实现的，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如经济政策、技术水平、资源禀赋、社会意识等，同样会对资源环境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之前，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自然资源全民所有制，国家将各种资源无偿拨付给企业和组织使用，因而生产中没有资源成本意识，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现象。引入市场机制后，资源的开发与使用受到价格机制的调节，配置效率明显提高。同时，市场竞争亦会引发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环境外部性，导致环境污染的“搭便车”现象，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法治、税收及社会意识等手段进行有效的约束和调节。因此，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涉及经济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并非只局限于人口因素本身。
人类对自身发展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知还处于不断探索之中。人口老龄化作为人口转变的结果，本身也是影响人口变迁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与自然、社会互动发展的复杂关系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和发现。在我国人口发展面临重大转折、社会经济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与机遇的历史关头，我们应该勇于承担历史重任，为子孙后代开创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资源环境协调互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人口因素影响资源环境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及人口发展均处于重要的转型阶段。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等的竞争日趋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等问题更加突出；从国内看，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资源环境不可持续等问题日益显现。从人口发展态势看，现阶段我国人口总量变化趋缓，属于低惯性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化呈现老龄化加速、少儿比例下降明显、城市化快速推进、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家庭户规模持续收缩等特点。因此，人口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其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将更加显著。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人口大国，保持人口的适度规模对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也应该看到，人口规模并不是造成资源环境压力的唯一或者最主要的原因。
首先，21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由缓慢增加转而逐渐下降的基本趋势已经确立，人口增量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已不再重要。随着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已经完成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为主要特征的人口转变，近年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至0.5%左右。多种预测均表明，依照现有发展态势，并考虑生育政策调整的干预，我国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14亿多的峰值，其后将逐渐减少。在我国人口增速得到有效控制、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口结构加速变动的背景下，相比于居民生产与消费行为的差异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人口规模的单一影响力已经有所下降。
其次，随着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资源来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成为可能。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实现资源和能源百分之百的自给自足，而且，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加速过程中，能源和资源对外依存度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另外，适当增加能源和资源的进口比例，也可以减少国内枯竭型资源的开采，有效缓解国内的生态环境压力。
再次，技术创新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提供了有力保障。“自然资源”是个相对的概念，其外延随着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就能源资源而言，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作为对化石能源的替代，随着技术不断成熟，已逐步得到应用。我国现有的规划也充分保证了其优先发展的地位。再从更大的时间尺度来看，一旦安全、清洁、高效的核聚变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加之充分竞争的市场使得其应用成本不断降低，未来能源问题或许会成为历史。因此，技术创新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的资源环境压力。
综上所述，现阶段人口规模已不再是我国资源环境压力的最主要来源。这一判断并非否认人口因素对我国资源环境的影响，事实上，尽管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的资源环境压力，但资源环境的有限性和稀缺性仍然决定了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但是在矛盾的表现形式上，由于人口规模的有效控制为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人口结构问题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已经上升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人口结构与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自然生态、人类生活的影响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为严峻和复杂的挑战之一。概括而言，气候变化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包括干旱与洪涝频发、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漠化加剧、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减少及病菌病毒滋生活跃等，严重威胁人居环境，影响人类生活质量与生存安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二氧化碳是最重要的人为温室气体”（IPCC，2007），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是目前全球进行温室气体评估的最重要指标。
事实上，化石能源燃烧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2]问题也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挑战的集中体现。首先，长期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极端天气、自然灾害频发的恶果已有所显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其次，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资源禀赋先天不足，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化石能源储量捉襟见肘，能源安全的警钟已经敲响。再次，国际社会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基本达成共识，在21世纪中叶将碳排放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近年来碳排放的持续增长使我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减排压力。因此，定量考察我国人口因素对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的影响，探讨其历史变化、结构特征、城乡差异与发展趋势，有利于我们正确判断和把握资源环境压力的人文因素，对于维护国家环境经济安全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关于人口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人口总量的考察。如IPCC《排放情景特别报告（SRES）》预测人口对未来碳排放量的影响时主要考虑了人口总量，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消费模式、家庭结构及人口城市化等重要的人口因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下，人口城乡结构、年龄结构及家庭结构等人口结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愈加显著。根据Dalton等（2007）的研究，到21世纪末，来自人口因素（包括人口规模、人口自然结构与社会结构）变化的净影响将会使中国的碳排放增长45%。拙著《中国人口、消费与碳排放研究》（朱勤，2011）从居民消费的角度探讨了人口结构因素对我国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的影响，部分结论与观点分述如下。
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生产的影响大于对消费的影响，其对碳排放影响的主要途径是生产领域劳动力的丰富供应。我国“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已处于即将关闭的后半程，人口老龄化将成为我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特征。因此，未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无论从生产领域还是从消费领域来看，都有可能对碳排放产生一定的抑制性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我国居民消费领域的低碳发展预留了想象空间。
从人口城乡结构的变动来看，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通过对化石能源消费、水泥制造及土地利用等的影响导致碳排放增长。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化进程仍将以较快速度推进，人口城镇化带来的碳排放增长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如何在推动城镇化的进程中落实低碳发展的理念与举措，是一个值得研究者和决策者们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从家庭户规模的变动来看，家庭户规模收缩导致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加及总户数消费规模的扩张，以家庭户为分析单位考察其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群体，其规模与结构的变化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微观体现。居民家庭向小型化发展的趋势是与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居民家庭户规模仍将呈现进一步收缩的趋势，因此，以家庭户为基本分析单位探讨居民消费对碳排放影响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将愈加明显。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以能源结构优化及能源效率提高为主要驱动力的碳排放强度的持续降低不能抵消我国人口发展态势与居民消费模式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另外，这也表明中国未来通过技术进步改善碳排放的潜力巨大。值得注意的是，从技术进步的两面性来看，以降低碳排放强度为政策目标的减排举措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有其积极意义，但作为长期减排政策举措的适用性还有待检验。
本书的内容可以视作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的深化与拓展。在研究内容上，本书聚焦于人口老龄化对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的影响，是对原有关于人口结构变动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在人口年龄结构维度的深化；在研究方法上，本书综合运用因素分解分析、回归分析、静态比较分析、一般均衡分析等方法，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工具。尤其是引入全球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进行仿真模拟与情景分析，从而可以在更为系统的分析框架下全面检视人口年龄变动对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影响的机理、路径与作用程度，有助于丰富对人口老龄化的能源环境效应的科学认知。
[1] 本章部分内容最初发表于《人口与计划生育》2017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做了修改。
[2] 若以含碳量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则称为碳排放。在完全氧化的条件下，由二氧化碳分子量（44）及碳原子量（12）可知，碳排放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确定的换算关系，即1个质量单位的碳排放量约折合3.67个质量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