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良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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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

主体性作为哲学范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独创,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持有自身独特的理解。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范畴和主体性原则,或者仅仅把它归结为主观性、个人性、非理性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认识不足。因为正是对主体性范畴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在本质上区分开来,成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1、56页。今天讨论主体性问题,也仍然是对“新唯物主义”之所以“新”的理解问题。

一、哲学史上对主体性的形形色色理解

探讨主体性范畴,必须把哲学史上曾经有的和当代西方仍然流行的关于主体性的理解,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性的理解区分开来,必须对它们的内涵、侧重点和角度作出理论上的认定和区别。

从哲学发展史来看,主体性作为一种观念早已产生,当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推出“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时,就表征着主体性范畴的重要意义。但在马克思对主体性范畴作出实践唯物主义的改造前,主体性范畴在一些不正确的前提下和过于狭窄的范围内运行着。归结起来,主要有四种类型:

其一,主体性是从我出发的抽象精神能动性原则。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费希特的“自我设定非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实体即主体”等等,都是这一演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康德,针对历史上由客体出发、使主体围绕客体旋转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主体性原则问题。但是,无论康德还是黑格尔和上述其他人,只是在精神性、主观性的框架内,或在认识论的范围内谈主体性。马克思批评他们:“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同上书,58页。马克思一语中的,唯心主义的主体性是抽象的能动性,其要害就在于不懂得感性活动即实践。

其二,主体性是从私人利益出发的个人主义原则。个人作为历史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把个人抽象为“鲁滨孙式”的和卢梭的“自然人”,并把“私人利益”确定为社会的最高原则。他们提出这样的思想:“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因此,“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2页。马克思也批评了这种观点,因为对私人利益的普遍肯定立即可以转化为普遍否定,这就是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实现;而且关键在于,尽管“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4、515页。。在这里,问题分成两个方面:第一是个人在任何情况下总是从自己出发,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则是个人从自己出发“不是唯一的”,而是“这种历史决定的”。对此必须作出分析。

其三,主体性是以非理性为内核的个人存在原则。作为对理性的逆动,尼采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下,开辟了当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先河。这一思潮把人的个体存在归结为意志、生命运动、非理性,直到弗洛伊德深入到“本我”的潜意识领域。即使这样,非理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畸形的工业文明的反抗,作为揭示理性对立面的非理性的意义,仍然有着不可否认的合理性因素。

其四,主体性是以“理解”为特殊途径的人的意义世界的原则。人对世界的把握,是通过大量中介系统来进行的,中介使统一的世界多重化。以符号中介为例,符号一方面是指称,一方面是意义,因而在这一中介过程中世界对人具有了二重化或多重化。符号的功能也相对独立,指称指向对象世界,而意义指向文化世界。从维柯的“想象科学”、狄尔泰的“释义学方法”,一直到现象学、现象学的释义学、哲学释义学以及理解社会学等等,始终把重心置放于“理解”和“解释”上,即指向人的“意义世界”、“文化世界”。这一人文主义思潮走着不同于科学主义的道路,其影响在现代世界越来越大。

毋庸讳言,主体性在西方已经走的和正在走的道路,强调的是人的精神能动性、思维的建构性、人的个体存在、非理性和意义世界,它们在反对对世界作纯客体主义、机械主义、自然主义的把握的同时,也一般地反对着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绝不能证明主体性便是主观性,弘扬主体性便是赞美非理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西方哲学史对主体性的形形色色的理解,在总体上和方向上是错误的,但它们的合理性仍然是必须肯定和承认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研究、分析和合理地批判它们。第二,马克思对主体性有着自己的理解方式,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是深入研究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并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因噎废食、谈虎色变,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

二、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解

只要研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不难发现,马克思正是以他对主体性的理解来建构自己的新唯物主义的,这一立场贯彻马克思的一生。

应该指出,在马克思的时代,旧唯物主义已经江河日下,他们只从纯“客体”和“直观”的角度来理解世界,把自然界的规律套到社会和人的活动上面,完全抹煞了社会和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如霍布斯就把“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331页。。而唯心主义的能动性是抽象的,二者根本缺陷就是不懂实践。马克思正是从“革命的实践”出发来建立自己的主体范畴的。在马克思看来,主体不是精神、理性和作为唯一者的“我”,主体是活生生的“社会历史中行动的人”,是“社会化了的人类”。这就是说,所谓主体是指人与周围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社会实践者、行为者、改造者、控制者。马克思一再强调:“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种新唯物主义不同于历史上以“解释世界”为己任的旧哲学,而是一种主体能动地“改变世界”的哲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1页。可见,马克思从实践和主体出发,实现的是一场哲学思维方式、坐标、出发点和哲学形态的革命。

在马克思那里,主体性是社会实践者的特性,是以实践活动为轴心而展开的主、客体关系中主体的特性。具体地说,主体性是人对世界包括人自身的实践改造性,是从人的内在尺度出发来把握物的尺度的特性,是高扬人的发展和人的主体地位对世界改造意义的特性。主体性是马克思关于群众的历史作用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之哲学根据。马克思主义主体性范畴揭示着和表征着这样几方面的问题:(一)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即人尽管是世界发展的产物,但在人产生之后,人对世界处于一种主导、主控、主要的地位;(二)人对世界的把握方式,即控制与被控制、改造和被改造的把握方式,这是以实践为轴心的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是人类参与到整个世界运动中的存在方式;(三)人和世界相互发展方向,只要把20世纪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物质世界的历史相比较,不难发现至高无上的自然界的存在“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指理性的狡猾——本文作者注),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93页。。这就是说,以往的哲学以说明世界是什么为满足,而马克思根本改变了这一点,他指出: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96~97页。。哲学应从“自然的崇拜”中解放出来,使自在的世界服从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当然,由此绝不能得出可以无视自在世界客观性的结论,这里只是提出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人类作为世界的主体当然要把握对象的客观性,但也绝不应停留在客观性上,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使客观性与人的内在尺度、存在方式、需要、利益、发展等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按人的发展来改变世界的哲学,这就是主体性范畴的主要意义所在。

若从总体和动态过程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范畴,它有三个最显著的特征:

第一,“从主体出发”或“从‘我’出发”的特点。主体性说明人对世界的关系总是“从自己出发”,是“为我而存在”的关系,否则就无所谓主体的地位可言。这里必须指出这样一点,“为我而存在”、“从自己出发”指的是一种关系,或者说是主体对世界的把握角度、方位、坐标、出发点,并非指世界是为某个个人、私人而存在的。这也就是说,人类对世界的把握是以“地球为中心”、以“人类为中心”的,是从人的内在尺度出发的对物的把握,是从社会历史出发的对自然的把握。马克思把这种关系称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认为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之一,他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同上书,81页。动物与他物的关系是一种自在的关系,它不能把这种关系作为自己对象,因而没有对我的关系,从而也就不是主体。而人类则把自己由世界中普通的一员上升为唯一的自由自觉的能动者和改造者,当实现这一历史转折后,世界也就转化为主体对象性活动中的对象世界,成为人的有用物。这也说明: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人作为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人类只从人类的角度,从自身的坐标、内在尺度而特殊地把握世界。企图离开这一出发点,而从无中心、无人类的角度来描述世界,在实践中是做不到的,在理论上则是历史的倒退。

毫无疑问,主体性这一“为我而存在”的关系,对于旧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冲击是致命的,它包含着对世界、自然界、社会和人类发展的革命性的理解,它与现代科学和实践所揭示的方向相一致。要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范畴,就必须承认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而且人类又把这一关系本身作为自己和改造的对象,从而使人的活动达到自由自觉。

第二,实践改造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主体性范畴的本质特征便是对世界的实践改造性,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哲学流派对主体性理解的根本之点。它的合理内涵便是以人的方式来改造物的存在方式,使物按人的方式存在。它是人参加到世界进程中去的方式,因而绝不能把实践仅仅理解为是人与世界的一种中介关系。主体的实践改造性表明主体是“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是“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92、393页。。当然,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对实践改造性作出分析:若从内容上考察,实践改造是人化世界一切关系得以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原生点;若从形式上考察,实践改造关系包含着物质转换关系、精神认识关系、价值评价关系等三大关系;若从动态过程考察,则包含目的、手段、自我认识、反馈、追求真善美以及幻想、理想、想象等等的综合运动过程。应该说,西方现代思潮中的精神能动性、人的个体性、非理性、意义世界等,都只有置入实践发展过程中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同样,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历史的主客体、历史的决定论与选择论等等,也只有在实践过程中并从属于这一过程才能全面理解。总之,从实践出发是把握自然、社会、思维和人的发展的基石,也是理解主体性的钥匙。

第三,符合人类发展的特点。尽管马克思批判过抽象的人道主义、纯粹的“我”,但这并不是证明人性、个人等范畴在马克思那里是无足轻重的。问题恰恰相反,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人性、人的本质、个人等等范畴,并把它们贯彻到主体性范畴中去。马克思认为,历史“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24、172页。,而未来的共产主义,只是人类“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里就指明了人类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方向,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来协调二者的关系。它包括三方面内容:(1)人类本性、个人;(2)物质转换;(3)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那种认为强调主体便是否认或忽视客体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主体始终是对象性活动中的主体,而主体性是进行主体活动的主体特性,这些概念本身展现为一种关系中的存在,它是一种现实的历史发展的关系,只不过在主客体关系中,主体具有主导、主控、主调的地位。因而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范畴罢了。

对于主体和主体性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分析,但从上述三个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范畴却是根本的。显然,这些理解与某些同志的理解并不一致,在这里有必要作出如下区分:

(一)主体性包含着主观性,但不能归结为、等同于主观性,问题是反过来的,主观性从属于主体性。当主体作为能动的物质系统去改造作为客体的物质系统时,它当然包含着对世界进行认识的主观性,但更重要的是主体对客体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过程,对社会和自然的普遍占有过程。把主体性当作主观性,不过是仍然为近代哲学的理解所局囿,而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至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论当作主观性来批判,就不免会导致向旧唯物主义的倒退。

(二)主体性也包含着个人性、利益性、非理性以及意义、理解等等在内,但也不能因此把主体性归结为这些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是在实践活动中展开的主体性,并不是纯粹的个人活动、私人利益的冲动。问题的辩证关系反而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主体性范畴当作纯粹个人活动、私人的冲动等等来理解,或者把这些东西当作主体性的本质来批判,其结果都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背离。

(三)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曾赋予主体以突出的地位,但对主体性的强调要予以一定限制。我们承认在主体性的争论中的确存在着某种混乱状况,但这恰恰是对主体性范畴的理解不同而引起的,而不是由于“强调”的不适当引起的。难道不应从人的内在尺度出发去把握物的尺度吗?难道不应对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进行实践改造吗?难道不应突出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社会实践中的人(社会的、阶级的)的地位和作用?这里不存在什么限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范畴是彻底的,它就是对世界包括人自身的实践改造性。

此外,还有人把强调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看作是“原则同格论”、“二元论”、“唯心论”,甚至把它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基础。其实只要是认真地、无偏见地对马克思的著作及其哲学本质特点进行科学考察和思考,就不难看出这些帽子都是缺乏根据的。虽然,问题是极其复杂而广泛的,它既涉及整个哲学史,也涉及对现代哲学及其发展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接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出发点、哲学思维方式及其发展的各种形态的理解问题。这一争论,绝不应是就此“画句号”的问题,相反,它不过是更大更广更深的哲学理论探索的序幕而已。

(原载于《求是》1991年第14期,《新华文摘》1991年第9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