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遇事总爱推卸责任
曾在宋徽宗朝担任过宰相的张商英，嗜好书法，又尤其喜欢草书，虽然他的书法不乏一定的造诣，具有自己的特色，但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合体统，令人难以辨认，但是张商英自己对此却并不在意。一次，他偶发诗兴，挥笔疾书一番，然后让侄子去抄录一份。可是他的侄子看了好半天却只能认出上面的一个字来，只好再去问张商英。张商英对着自己刚刚写下的字看了好一阵子，居然有很多连自己也都不认得了，但是他并不认为错在自己的字写得不合章法，而是责怪侄子说：“你怎么不早点儿来？现在我都忘了刚才写的是什么了！”
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遇事人人都想推卸责任——明明责任在自己，可是却归咎于别人——张商英贵为宰相，应当是修养较高的一个人，却也未能免俗，平常人可想而知。
人们的这种下意识地推卸责任的行为，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自我服务偏差”。美国心理学家韦纳指出，自我服务偏差是由个人长期养成的较为稳定的归因倾向决定的。
归因倾向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内外归因的不同心理◇
原本对于事情的归因应该内外兼顾，但是很多时候，处于不同的心理，人们总是有着一种自我肯定的倾向，因而在归因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
常常带有主观倾向性地将成功归因于自身的某种特殊条件，而不管事情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而对于失败，人们更容易将其归于外因，这样可以降低心理上的不适感。
显然这样的归因对于个人的进步是有不利影响的，因此，在归因的时候应该客观分析，不应该存在主观倾向。
第一，内因与外因。内因即自身的因素，包括自己的能力、态度、品质、动机，等等；外因即与自身无关的外部因素，包括机遇、任务难度，等等。人们在取得某项成绩的时候，如果将之归于内因，则会产生一种自豪感，给自己以很大的鼓舞，而如果归之于外因，则会认为自己的成功是侥幸得来的，是不值得庆贺的。
第二，稳定因素与非稳定因素。事情的成因中有一部分是稳定的，如个人的能力在一定时期之内是基本恒定的，而另一部分则是常常发生变化的，包括各种偶发的情况。人们往往会将成功归之于稳定的因素，因为这意味着在正常的情况下自己是能够取得成功的，而将失败看作是由不稳定的因素造成的，这也就意味着自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出现了意外的状况。
第三，可控因素与不可控因素。有一些因素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比如自己的努力程度，而另一些因素则是自身所无法控制的，比如说工作的难度、自己的智力水平。在这一方面，人们就习惯认为成功是由可控因素决定的，而失败则是由不可控因素导致的，也就是说持有一种“成事在我，败事在天”的态度，既然自己已经尽力而为了，那么失败也就是无可奈何的了。这实际上就是推脱责任的一种方法，尽管这有时并非自己有意为之。
其实，这几个方面归结起来，说明的都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在进行归因时具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倾向。
还有一种情况，人们也经常会毫不犹豫地推卸责任，那就是一旦意识到或者预测到，将来自己会与某件事有瓜葛，就会立即推掉与此事有关的一切责任。
日本心理学家多湖辉认为，责任推卸行为乃是一种自骗型心理防卫机制，这种心理防卫机制是一种消极性的行为反应，含有自欺欺人的成分。当个体的动机、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或者行为的结果与自己的承诺不一致时，就会努力寻找符合自己内心需要的理由，从而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来掩饰自己的过失，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说白了，这种“合理化”就是寻找或编造一个貌似“合理”的理由，让自己“心安理得”。
这种心理机制有积极的一面——当遇到重大挫折，或者无法接受的心理伤害时，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减除内心的痛苦，避免精神崩溃，有效保护人的心灵。但是，这种机制如果过多出现，就会陷入自欺欺人的状态之中，面临的问题不但无法得到解决，而且最终会使人受到更大的打击。
关于这种心理，多湖辉还有另一种解释。他认为，人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犯罪意识，如果自己的犯罪行为不会被人发觉，他就很可能做出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一旦这种行为被人察觉，就会寻找种种借口，把自己的罪责转嫁给社会或他人，以求得心安。所以，每个人都努力寻找借口，来推卸自己的责任，掩盖自己的过失。
推卸责任，必将延误解决问题的时机，酿成更大的危害。对个人，必然会影响其在他人心中的形象，最终危害其事业的发展。对社会，必定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乃至阻碍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