孑楼随笔·庚甲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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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楼随笔(1932—1933年)

卷头语

虽是中饭后,而丝丝的细雨带来了黄昏时候的暝色,这使人不能不感着沉闷和幽郁,尤其病后躲在悄无一人的三层小洋楼中的我,正被缭乱的情绪包围住了,在回忆着过去的一切,在想念着这眼面前像和尚而又不是和尚的味道儿。蓦地听到敲门的声音,我自己由楼窗张下去瞧见公展先生,恰好这时佣人和娘姨也都已回来,于是开了门,请他上楼。谈话中,公展还是很诚恳的特地来请我替《晨报》写个随笔。写随笔本很容易的事,这只是一切文字的垃圾堆,只是供给人们茶余酒后或是在火车轮船上消遣的玩意,不需要参考的书类,不需要内容的组织,也不需要创作的天才,仅于凭着个人的见闻、理想,就可以写成若干字、若干本,再便当也没有的。但我这富于中华民族所特具的惰性之一人,却也会有些为难,后来我想了想,我要写点东西,除了利用这机会,来克服了惰性,慢慢地养成一个习惯,是永不会产生任何的作品,因此慨然应允了。同时我更感动于公展的几句话:他以为近二十多年的中国文艺界,本来很缺乏这一类的文字,为了我个人的社会关系和在政党的历史,写起来必定“包罗万有”,可以当作新闻或故事,也可以当作小说、戏剧和诗词话。是这样的说法,唤起了我的惰性,《孑楼随笔》也就跟着产生了。我写着随笔,我想我毕竟是一个有闲阶级,在这外患内忧和饥寒灾荒交集的中国,还有“闲情逸致”,来卖弄笔墨,而且写的是充满了“趣味主义”的文字。

庚白

1933年1月11日,于“摩登和尚寺”

壬戌秋间客昆明,偶于督署邂逅韩凰楼参赞,为言:川滇黔联军时代,与章太炎同居幕中,每宵分辄闻窸窸窣窣声,自太炎室出,习以为常,亦不之怪。一夕被酒醒,好奇心动,隔板壁窥之,则太炎先生方正襟危坐,取其行箧所贮纸币,一一罗列于灯前,累累然绿、紫、红、蓝、黑诸色,与灯光相掩映,太炎先生顾而乐之,口喃喃有词,若者为五元,若者为十元、百元,检点既竣,复扃之箧衍,徐就寝。其钱癖有如此者。


袁世凯僭号“洪宪”,人咸以为出自“筹安会”六君子之劝进,而不知有国际背景在,盖老于中国情况之故英使朱尔典实怂恿之。友人某君,曩为袁氏掌记室,数参枢要,曾出示朱尔典与袁氏秘密谈话之副本,竟谓中国如帝制,英可相助,且允以疏通日本;言甘而意毒,袁氏果为所愚,以自戕其身。原文余旧有多录,置平寓,会当驰书嘱家人觅取,续为揭櫫,亦中国外交上秘史也。


民元(1912)唐少川为国务总理,年五十有二矣,乞婚于今夫人吴氏,时吴才二十一岁,乃要唐以必去髯,且尽遣妾媵,议始定。顷者陈友仁尝蓄微髯,与张静江先生之女公子荔英结缡欧洲,年事相悬亦三十许,顾未尝去髯。二君同为外交官,同以老大娶少艾,何髯之有幸有不幸耶?


辛亥改革时,旧官僚诧为天地古今未有之奇变,一时风气所趋,力矫腐败之习尚,向于旧京习闻之大人、老爷等称呼,尽易为先生矣。相传徐世昌诣世凯,阍者报“徐先生来谒”,世凯赫然怒,诟阍者谓“他是汝哪一辈子的先生?”阍者亟改称“徐中堂”,色始霁。兹事虽细,于以见世凯之心理与思想,盖皆已陈腐不可救药,宜其终叛共和也。


旧官僚而略具新知,揣摩之术,恒加人一等,迥非今之党贩、文氓,所堪望项背。北洋渠帅,习为豪奢,辽东上将军其尤也。所谓上将军者,尝与某部长博。部长固翩翩名流,颇以文章经济自矜许,然为保持禄位计,则亦日伺颜色于上将军之侧。一夕共博甚酣,上将军负三十余万金,悉数作孤注,部长摸索得“天牌对”,伪为“蹩十”(“蹩十”者,牌九中不入点也),如所负偿之后,托辞出,比复入局,又佯为误偿者,出牌以示局中人,旋自退席,上将军私甚德之。其机变诚不愧巧宦哉。


余虽服膺“唯物观”,而结习未忘,于旧社会迷信之说,间有不能尽解者,诗谶其一也。林宗孟兄弟,与余相友善,介弟寒碧,丙辰间主《时事新报》编辑事,数过从论诗。其死前二三日,以赠别之作见示,有“领取车行已断魂”之句,意谓“伤离惜别”之情,使人不胜“荡气回肠”耳,讵竟以误触汽车死,真乃“领取车行已断魂”,岂真冥冥中有定数在耶?又甲子春半,余方创办《复报》,宗孟自沈阳寄诗,有“欲从负贩求遗世”之句。余报书戏谓“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赤壁赋》中衔接语,君其将羽化也乎?翌冬郭松龄之变,君果死于乱军中,奉天军队,以君状似日人,恐酿成交涉,遂焚其骸骨,真乃羽化矣。


沈阳杨宇霆,在奉军中,功高震主,卒以此自僇,盖犹是武人本色,失之粗疏也。然其才气,有足多者。壬戌直奉之役将作,余衔命度辽,参与所谓干部会议,宇霆出所草通电,有“党争借口,以法律事实为标题;军阀弄权,据土地人民为私有”之句,读电稿时,声琅琅若秀才举人诵闱墨者然。盖所指者新旧国会及直系军阀,而得意挥毫之余,忘其本身亦为军阀,不啻“夫子自道”,至可笑。


余与唐继尧,初未谋面,己未冬,忽累电见邀,所以推崇者备至。会余将有事于滇,遂间关赴之。居昆明三十余日,礼为上宾,凡军国大计,必数咨而后行。壬戌之岁,复招往,余劝其以滇事属所部,而遴选精锐,自将入粤,佐总理孙公北伐,必可为中原辟一新局面,继尧第唯唯而已。一夕饮于五华山之阴,盖继尧私邸也,自帅府隧道入,林园幽邃,馆舍美奂,俨然若“洞天福地”,继尧故多妾媵,则群居于此。酒阑留共话,余微闻其有烟霞癖,但款余与周钟岳时,必撤去,因知其怀安,语次颇委婉相喻,继尧喟然曰:“众难金石之言,我非不知,顾一念及,人生不过数十寒暑,功业何为者!”余为叹惜。所策既不行,未几引去。越五年,闻其部曲哗变,忧郁死。此与李存勖之末路,盖相仿佛。声色、居室之奉,其误人亦甚矣哉。


民国九年(1920),直皖之战,段祺瑞所部边防军,与徐树铮新领之西北军四旅,先后降溃于敌。时为祺瑞策划者,闽人曾毓隽、梁鸿志。洎直系战胜,遂通缉此数人,以“安福”之罪恶归之。余旧有《哀河北文》,文用骈俪,颇精警,惜不复记忆,仅记其中两联云:“陈陶短房公之气,相州溃郭令之兵。知者以为朱温篡唐,祸由崔胥立,不知者以为安石误宋,罪在惠卿。”雅有为祺瑞与毓隽、鸿志开脱之嫌,实则北洋军人以暨其依附之政客官僚,等是一封建集团,其意识与情绪之出发点,皆以封建社会传统之思想为其基础,固不易轩轾其功罪、是非与善恶也。


同光以来旧诗人,大都食古不化,所为诗虽佳,勘以经历之生活,则远不相符,且于新事物,坚不愿入诗。余知李杜苏黄生于今日,见之必将齿冷,盖谚所谓“活人面前说鬼话”也。然新诗则又往往剽窃欧美诗人之唾余,务求其貌似,而不顾及中国社会之生活,有未尽吻合者。余曩有关于黄包车夫之七律一首,又语体诗《上海车夫三部曲》三首,颇自以为“鞭辟入里”之作。录之以质读者:

途次人力车夫就余乞钱买烧饼

劳力方隅自万千,凄辛最此损天年。

忍饥到晚将求饼,及我停车暂乞钱。

流俗锱铢微近刻,匹夫道路倘能贤?

国贫世乱交亲蹙,端有无穷入口怜。

上海车夫三部曲

黄包车

黄包车,顶着风;

车夫使劲望前奔。

衣衫前后是窟窿,

浑身淌汗眼发昏,

水米不曾进喉咙。

车上客人脸红红,

嘴边衔着“白金龙”。

斜披大氅猞猁狲,

饭馆出来去办公。

半天才到“老西门”,

大骂猪猡猪祖宗。

车夫使劲望前奔,

水米不曾进喉咙!

包车夫

包车来,雪亮新打成。

车夫名字叫阿金,

中饭起来吃点心。

我们主人是明星,

天亮刚刚闭眼睛。

出门等到三点零,

舞场、公司、卡尔登。

叮当叮当踩电铃,

我比伙计们机灵,

这样才是生意经。

他们整天跑不停,

牌照还要几两银,

我们主人是明星!

汽车夫

呜,呜,呜,汽车回,

大小车夫坐并排,

奴才还要使奴才,

闯祸只要有钱赔;

主人的油随便揩,

姨太、小姐,身边挨。

漂亮西装高身材,

走到旁处像小开。

眼看下工亲眷回,

满满一车用手推,

比起我来太吃亏。

大小车夫坐并排,

奴才还要使奴才!


“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此自中国之传统观念而言耳。其实社会之道德、习惯,类与其社会之组织,有密切关系,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初未有固定之标准,故此一社会以为优美之道德、习惯,而在彼一社会之观点,或适得其反。中国人士,囿于传统之观念,往往忽略此点。余尝与友人言,男女在社会上,本应平等,然为社会之组织所拘束,舍“社会主义”之国家外,几无或真正平等者。封建社会以氏族为本位,故中国历来,举妇女属于氏族,例如“婚”字为女氏之日,盖隐示妇女以嫁后乃获有完全之人格也。观于中国妇女冠夫姓,此又显然表示属于一氏族之意。资本社会以个人为本位,故现代各国,举妇女属于个人,例如“Mariage”字,“Mari”为夫,“age”为年龄,盖隐示妇女以有夫之年。观于欧美妇女嫁后,辄称为某某夫人,此又显然表示属于个人之意,举隅以类推,可知凡习俗皆社会之组织为之,非必一成而不可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