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奇人奇书：林庚白和《孑楼随笔》
蔡登山
林庚白是位奇人，《孑楼随笔》是本奇书。然而林庚白早于1941年在香港为日军所误杀而身亡，而《孑楼随笔》在1934年出版后，至今已过七十多个春秋，早已成绝版之书了。人往风微，谁还记得当年的流风遗韵呢？往事如烟，早就看惯了春风与秋月！但冥冥之中总有些因缘，今岁“四月天”，余赴南京开胡适研讨会，会后往苏州访友，再到吴江庙港太湖畔拜访作家沈鹏年先生，蒙沈老一家人殷勤接待，铭感五内。临别当日沈老以《孑楼随笔》初版本见示，曾经梦寐以求之书，如今见着，真是大喜过望。征得沈老同意当场复制一本，带到机场，在候机的两小时间欲罢不能一口气读完，深感这是此行“美丽的收获”之一。鼎脔一尝，不忍独享，商之秀威宋发行人，拟为复刻，以飨更多读者。因略志林庚白生平二三事及读《孑楼随笔》之所感于卷头，笔者不敏，所言仅一己之见，尚求方家不吝指正。
林庚白（1897—1941）原名学衡，字凌南，又字众难，自号摩登和尚，闽侯县螺洲镇（今福州郊区螺洲镇州尾村）人。庚白幼孤，由其姐抚养长成。他四岁能作文，七岁能写诗，被视为“神童”。1907年，他因写论文骂孔子、周公，被天津译学馆开除学籍，次年改入天津北洋客籍学堂。1909年秋，因领导反日运动又被学校开除。不久由天津赴北京，以第一名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与同学姚鹓雏、汪国垣、胡先骕、王易等相酬唱。1910年，经汪精卫介绍加入同盟会。1912年，与柳亚子订交，并加入南社。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林庚白在上海秘密组织“铁血铲除团”，以暗杀北洋官僚和变节党人为目标。同年，出任上海《民国新闻》（日报）主笔。1913年春离沪入京，主持国民党在北方的机关报《民国报》，同年出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林庚白随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8月任广州非常国会秘书长，9月兼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1921年，受孙中山密派，到北洋第二舰队做策反工作，未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林庚白因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产生怀疑而一度消极，闭门读书，研究诗词。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他受聘为外交部顾问及南京市政府参事。1933年，他在上海创办《长风》半月刊。此时他专事创作，所撰诗文甚多，先后编校《庚白诗存》《庚白诗词集》，并撰写《孑楼随笔》《孑楼诗词话》等，成为南社的一员健将。
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林北丽说：“我和庚白的正式认识，是到南京的那年
，但是他的作品，我早已读得很多，他的历史也知道得很清楚，尤其他和某小姐的恋爱曾轰动过全南京。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所以每当我读他的诗文的时候，我总想，难得这个‘老头儿’的思想这样前进，难怪他也要和摩登小姐谈起恋爱来。我的第一次见他是在亨利姐家里，恰当秋天的某一夜，一个穿黄色上装、银灰裤的西服男子来趋访，经女主人介绍以后，方才知道乃是闻名已久的林庚白先生。我十分惊讶他的年轻和潇洒，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没有会设想到他是闽侯人的。经过一度的闲谈以后，彼此都很好感。一个服膺社会主义的人而善于算命，这真是一件太滑稽的事，我的好奇心使我也告诉他我的出生的年月日时，请他批命造。诗人的第一句便是‘故人有女貌如爷’。命造的批语倒是很新奇而有时代化色彩，但从他的思想而言，到底是个极大的矛盾。”
林庚白曾引荐女作家谢冰莹与柳亚子相识。据谢冰莹回忆：“庚白是一个耿直忠诚的朋友，他一生坦白，对人赤裸裸毫无半点虚伪，常把他十八岁就和许金心女士结缡，后来感情不和，精神痛苦的事告诉别人。”林庚白追求的名女人不少，前有林长民的女儿才女林徽音，林庚白在北平追之甚力，但终无结果。后来又追电影明星兼女作家王莹，但没多久，两人就闹翻了，据说王莹认为林庚白有些神经病，天天盯得太牢，话又说得太啰唆。林庚白因懂得命理，他曾算出自己未来的伴偶必是一个才貌俱全的女人，后来遇着了林北丽果真如此。
林庚白1933年6月间在上海《晨报》连载《孑楼随笔》，其中有则提到林宗孟和林寒碧的死，似有定数。云：“余虽服膺‘唯物观’，而结习未忘，于旧社会迷信之说，间有不能尽解者，诗谶其一也。林宗孟兄弟，与余相友善，介弟寒碧，丙辰（1915年）间主《时事新报》编辑事，数过从论诗。其死前二三日，以赠别之作见示，有‘领取车行已断魂’之句，意谓伤离惜别之情，使人不胜荡气回肠耳，讵竟以误触汽车死，真乃‘领取车行已断魂’，岂真冥冥中有定数在耶？又甲子（1924年）春半，余方创办《复报》。宗孟自沈阳寄诗，有‘欲从负贩求遗世’之句，余报书戏谓‘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赤壁赋中衔接语，君其将羽化也乎？翌冬郭松龄之变，君果死于乱军中，奉天军队，以君状似日人，恐酿成交涉，遂焚骸骨，真乃羽化矣。”其中林宗孟即林长民，也就是林徽音的父亲。而另一则是有关林寒碧及邵飘萍的名字“不祥”，他说：“飘萍初不识余，以林寒碧之介请谒，遂与相念。余尝数语寒碧，‘君之字毋乃不祥，碧矣，而又寒焉。飘萍则更谬矣，萍本凉薄之物，而又飘焉，其能久乎？’果无何而寒碧触汽车死，越十年飘萍亦为奉军所僇。一字之细，亦若有朕，读者得毋议其仍不脱封建社会迷信之观念否耶？”
对于林庚白的星命之说，其好友柳亚子在《怀旧集》中这么认为：“君好星命之学，尝探取当代要人名流之诞辰年月而推算之，谓某也通，某也蹇，某也登寿域，某也死非命。侪辈嗤为迷信，君纵谈自若也。民国五年，遇胡朴安于都门，为言张辫帅之命，不出明年五月。及十年春，重晤朴安于西子湖边，一见即曰：‘五年都门之言何如？’盖辫帅果于民国六年五月复辟而失败也。此事之前，尚有一奇验。时陈英士为沪军都督，戎装佩剑，英姿焕发，有威震东南之概。某次寿辰，诸朋旧为之晋觞祝嘏，君亦为贺客之一。既退，谓其友蔡治民曰：‘英士恐不得善终。能在民国五年前，作急流勇退之计，则庶几可免。’请治民乘间婉劝之。奈英士以身许国，不之从，果于五年被刺沪寓，即今之英士路。实则偶而言中，不足信也。”
而高伯雨更是有一番看法。他说：“林庚白的思想颇前进，常言服膺马列主义及唯物史观。但平日和朋友聊天，则喜谈命理，有时还做游戏式的给人排八字，出版了一部《人鉴》，把当时许多政治人物的八字罗列出来，说他们的结果怎样怎样。1915年袁世凯窃国，准备下一年元旦‘启基’，庚白就扬言袁世凯明年必死，相冲相克，说得头头是道，老袁果然在1916年死了。因此人们都说他是‘神机妙算’，找他批八字的朋友多到不可胜数，高兴时他也乐于应酬。其实他并不迷信，他说袁世凯死，不过是他恨袁世凯叛国，乃利用社会人士的迷信心理，借算命来煽动民气与诅咒袁早死而已，用心是很苦的。可是为了这个，后来却得了不好的反响，就是他死在九龙时，有些人却说他‘对别人的命算得准，对自己的命反而不清楚，好好地安居在重庆，怎会到香港送死呢？’这实在不知道他谈命理是隐晦的烟幕。他对当时袁世凯的政权很不满意，时有批评，未免遭时忌，故此大谈命理，又高谈阔论，装出一副狂士的面目，使当政的人不注意他，一提到他就说：‘这人么，狂人而已！’此乃庚白处乱世的哲学也。”
林北丽初次见到林庚白，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描写：“除了有一个中国旧读书人的骆驼背外，不细看，不觉得，小小的嘴，高高的鼻子，简直有西方的美呢。”林北丽又说：“以后，他时常来亨利家访我。某一个例假日，他邀我同去参观一个漫画展览会，那夜，是第一次单独地请我吃饭。在餐桌上，讲起了他的旧恋人，忽然号啕大哭，吓得我手足无措，从此这位矛盾的先生，又给我多了一个痴情郎的印象。我们的交往渐渐密切起来，但我始终把他当我的长一辈人，一直都尊称他‘白叔’，所以后来竟有人误传我和我的叔父结了婚。以后庚白每天都来看我一次，对我十分殷勤，无微不至，但是从来也不妨害我的学生生活。一个星期他总要写三四封信，在知道我也能写诗以后，又时常寄诗送我，信的内容那么丰富，而又写得那么流畅而生动，诗更是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怀抱和天才。这些诗和信，是从来不会因为来得太多而使我厌烦。所以与其说我倾倒庚白，倒不如说倾倒他的文字更确当些。他确是很聪敏，亦可讲曾经周览群书，谈起问题来也很透彻。在他谈社会病态和治疗药方的时候，每次都抓住了我的全心灵。在这个炎凉的社会和令人头痛的世界，逼成我在他的身上又重新建筑起我们的象牙之塔来。我常常想，如果我的‘爱’的‘力’能够帮助他克服他的矛盾，能够使这个被时代压倒的人在这个创造新世界的机轮上，发生些微的力量，那么，我又何必吝啬呢？由于这个观点和希望，就在1937年春天，我接受了庚白全部的‘爱’。3月7号那天，我们就在上海订了婚。”
当时林庚白四十一岁，是一个离过婚并且有五六个孩子的中年人；林北丽才二十二岁的大学生。因此她十分清楚林庚白一定不合于母亲徐蕴华的理想，所以林北丽对于订婚这件事事前并没有征求母亲的同意，因为她了解母亲最爱她，也是能原谅她的。林北丽并赋诗二首记事云：“曾俱持论废婚姻，积重终难返此身。为有神州携手音，一觞同酹自由神。”“两世相交更结缡，史妻欧母略堪思。春申他日搜遗事，此亦南都掌故诗。”1937年9月26日，他们在南京国际联欢社结婚，证婚人是陈真如和陈公博。诗人徐蕴华有《寄庚白、北丽》诗云：“结缡刚半月，同作锦江游。清福香兼艳，幽花淡恋秋。母怜儿远嫁，夫唱妇能酬。白也才无敌，鸳鸯战地谋。”
1937年圣诞夜，他们从南京往西逃难，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火车经常开了一站，又退了两站，这样从南京到徐州走了整整一个星期。在徐州等了三天才挤上陇汉路的客车，坐了十天车才到郑州。第二天却碰到敌机滥炸郑州，他们幸运地逃出了死神之手。大年除夕，他们到达汉口。之后，他们又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住了四年，1941年12月1日林庚白由重庆带了家眷来香港，拟与旅港文化人共同探讨社会形势问题，还拟在港办一日报，宣传抗日，这一计划得到了爱国华侨陈嘉庚的支持；另外还要筹办诗人协会，以团结进步文化人士；撰著一部民国史。但甫一周，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随即沦陷。林庚白住于友人家中，被日军间谍误认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被日本占领军通缉。为避免累及众邻，12月19日下午，他和林北丽出门另觅避难所，走了几百步到天文台道口，遇见站岗的日军喝问他何往。林庚白不懂日本话，伸手入衣袋取纸笔，意欲借文字说明他的意向，日军误以为他要取武器，便开枪向他射击，怎样死法，因当时林北丽也受了微伤，惊恐过度，看不清楚。林庚白在遇害当天上午还写下这首诗：“中流砥柱尖沙咀，艇子鱼雷各有攻。转战倭夷飘忽甚，偾兴皙种劫持同。声如爆竹疑需震，势是惊雷欲困蒙。得水蛟龙应一奋，余生岂但幸民终。”该诗成为他的绝笔之作。而其遗骨当时草草掩埋于香港天文台道的菜田之中，没有棺木，也没有墓碑。香港复原后，有人说林北丽曾去寻访埋骨之所，但无从踪迹了。林北丽有《将去九龙吊庚白墓》诗：“一束鲜花供冷泉，吊君转羡得安眠。中原北去征人远，何日重来扫墓田。”
而据唐之棣《香江诗话》记载：1947年10月，柳亚子再度到香港，想起五年前客死香港的萧红、林庚白两位亡友，故有诗“碧血黄庐有怨哀，萧红庚白并奇才。天饕人虐无穷恨，更为宾基雪涕来”。柳亚子先后前往浅水湾、天文台道分别访寻萧红、庚白之墓，第一次，两人之墓均未找到。后来，在友人周鲸文等陪同下再度访寻，终于一一找到了。另据沈惠金给笔者的信云：“2006年5月13日，我到上海拜访林北丽先生，谈到她前夫林庚白的墓穴问题。林北丽先生告诉我：林庚白1941年遇难后，葬于九龙。抗战胜利后，孙科出面把林庚白等一批知名人士的遗骸迁葬到上海万国公墓，当时的《申报》对此有报道。后来，林庚白的墓穴位置要辟为通道需要迁移一下，公墓管理方这时候又说这个叫了几十年的林庚白墓穴不是林庚白而是另外一个人的，至于林庚白遗骸已搞不清葬于何处。北丽先生愤愤不平地说：‘庚白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在抗日战争中献出宝贵的生命，如今墓穴怎么可以说没就没了呢？’她说她正在向有关方面申诉，希望能找到庚白之墓并立上一个碑，完成晚年最后一个心愿。”
林庚白逝世后，他留下的文稿有政论、诗论、经论、小说、小品、随笔等，而最有成就者是古典诗词。其诗稿由柳亚子与林北丽编纂校订为《丽白楼遗集》，内有《今诗稿》残稿一卷、《丽白楼文剩》一卷、《丽白楼词剩》一卷、《丽白楼语体诗剩》一卷、《丽白楼诗话》二卷、《虎穴余生记》一卷、《水上集》三卷、《吞日集》八卷、《角声集》四卷、《虎尾前集》和《虎尾后集》各一卷。
林庚白所作诗词，具有盛唐遗风，又有时代特色。闻一多、章士钊评其诗词“以精深见长”，柳亚子评价他“典册高文一代才”。陈石遗的《近代诗钞》选有他的诗，且称其“早慧逸才，足与当代诸家抗手”。而他最自负的也是他的诗，他在《丽白楼诗话》中说：“曩余尝语人，十年前郑孝胥诗今人第一，余居第二。若近数年，则尚论古今之诗，当推余第一，杜甫第二，孝胥不足道矣。浅薄少年，哗以为夸，不知余诗实‘尽得古今之体势，兼人人之所独尊’，如元稹之誉杜甫。而余之处境，杜甫所无，时与世皆为余所独擅，杜甫不可得而见也。余之胜杜甫以此，非必才能凌乐之也。”高伯雨则举出几首诗中的句子来评论，他说：“如《丙子元旦》句云：‘身悬两元旦，俗各有盘桓’。《闰三月二十日生辰感怀》云：‘物欲希欧美，人情貌孔颜’。其中‘悬’字‘貌’字的魄力，非有别才，不能用此。又《心灰》一首的末句云：‘一国如轮前又却，循环忍见廿年来。’有议论，有见解，沉痛之至。《答展堂从化来》诗末句：‘中原几竭民终敝，貌取豪华直到今。’则等于社会经济的论文了。”
南社的领袖、诗人柳亚子颇推崇林北丽的诗作，认为北丽的诗“非矫励所得”，乃“质性自然”。他说：“后来淞沪兵败，国都西迁，他俩由南京而武汉而重庆，奔走从亡，庚白的诗篇愈富，而北丽却废诗不作。大概当太太的人，是不大适宜创作的吧。同时，米盐琐屑，还有育女生男，也太把她累苦了。庚白在《丽白楼诗话》中提到她，说她‘读书颇有成，于学多能颖悟，而不求甚解。其诗画棋七弦琴皆有心得，顾辄废去，若无足措意，有《博丽轩诗草》一卷，归余后即不尝作’，正在此时。”
1947年，林北丽再婚于高澹如（笑初）。据沈惠金说，林北丽与高澹如相识于桂林，当时林北丽任职于广西盐务管理局，高澹如任职于桂林盐务分局。1944年日寇入侵桂林，紧急遣散时，高澹如负责转移两局的档案资料，他帮林北丽把林庚白的诗稿安全转移到昆明。林北丽则带着五岁的女儿随同桂林文化界几位朋友经柳州、贵阳去了重庆。翌年秋，林北丽在重庆盐务总局复职后，主动要求派往昆明，进入云南盐务局工作，和高澹如重逢于昆明盐务分局。1946年，政府令闽籍工作人员去台湾接收日本撤退后留下的机关，林北丽与高澹如被派往台湾工作，1947年结缡于台北。徐蕴华也随北丽去了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有友人相告，内部控制的名单上有林北丽的名字，也就是说林北丽有共产党嫌疑。林北丽想，有些事是说不清楚的，一家人就回到上海，在上海考入中央研究院。解放后，中央研究院由中国科学院接管，林北丽工作单位是中国科学研究院华东分院（后改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图书馆，1954年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图书馆（后改名图书情报室），负责图书、情报工作，直到1983年12月退休。高澹如逝于1990年，林北丽则和儿子林大壮一家人住在上海田林新村十村。2006年10月15日，九十一岁的林北丽在上海安详谢世。
《孑楼随笔》于1932年11月起在上海《晨报》连载，至1933年7月5日止，1934年8月由《晨报》出版单行本。林庚白在该书的“卷头语”中说，“孑楼随笔”这个专栏是社长潘公展邀他写的。他说：“同时我更感动于公展的几句话：他以为近二十多年的中国文艺界，本来很缺乏这一类的文字，为了我个人的社会关系和在政党的历史，写起来必定‘包罗万有’，可以当作新闻或故事，也可以当作小说、戏剧和诗词话。是这样的说法，唤起了我的惰性，《孑楼随笔》也就跟着产生了。”
《孑楼随笔》的内容确实如作者所言“包罗万有”。林庚白从武昌起义时，和汪精卫等人组织京津同盟会于天津，响应革命。他不只是单做宣传工作，还参加实际行动，他和吴禄贞联系，计划以奇兵直逼北京，加速清王朝崩溃，后来吴禄贞遇刺身死，事才终止。民国元年，他在上海与陈子范、林瑞珍、陈铭枢、魏怀、林知渊、叶夏声、林森等秘密组织“铁血铲除团”，曾计划谋炸往福建宣抚的前两广总督岑春煊，后陈子范制炸弹失慎死难。林庚白在《孑楼随笔》中说：“亡友陈子范，以郭家朱解，而兼有荆轲聂政风，辛亥鼎革，愤官僚军阀之僭窃政柄也，则密与数四同志，组‘铁血铲除团’，出以暗杀。”所以他与当时的一些人物多所交往，他说：“友人邹鲁、叶夏声，同为粤籍，同为旧国会议员，又同为吾党之早达者。夏声少美好如妇人女子，鲁则黢黑，貌不扬，然鲁生平多艳遇，两赋悼亡，而夫人皆倾城之选，夏声则三十以前，颇自衿‘不二色’，其后数置妾，类极丑恶，相悬有如此。”都是纪实也。
林庚白后来一直追随孙中山，1920年甚至促使讨桂的大捷。他在文中说：“……孙公思有以竟革命之功，促炯明返旆讨桂，时闽帅李厚基，属于皖系者，乃资炯明以大宗军火，厚基所部之师长臧致平，与直系有旧，阴使人扣留不发。孙公方旅居沪滨，遂召余与谋。余于是密邀胡汉民及皖系策士方枢、浙东师长陈乐山，又卢永祥代表石小川四君，以某夕集议于外滩之德国领事馆二楼。议既定，间关走福州，为厚基致平，有所疏解，此大宗军火，始获输送至炯明军，讨桂卒以大捷。未几孙公即诣粤，重组军政府。”此可视为珍贵之革命史料也。
由于阅历之广，他看尽官场冷暖。他在谈到仕进之道时，提出五字诀曰：吹、写、拍、拉、跑。他说五者备，罔或不能致闻达。而对于一个杰出的外交家，他认为必须具备三要素：“曰眼光，曰手腕，曰魄力。眼光欲其锐，手腕欲其敏，魄力欲其宏。当断则断，不宜有毁誉之见存，而成败利钝，亦不必鳃鳃过虑，然此非识力绝远大者不办。”他认为如李鸿章者，也只可称半个外交家，但“视今之挟琵琶，作鲜卑语，媚事权要，亦自炫为外交家者，固已高出万万矣”。
另外他提到一段中国外交上的秘史说：“袁世凯僭号‘洪宪’，人咸以为出自‘筹安会’六君子之劝进，而不知有国际背景在，盖老于中国情况之故英使朱尔典实怂恿之。友人某君，曩为袁氏掌记室，数参枢要，曾出示朱尔典与袁氏秘密谈话之副本，竟谓中国如帝制，英可相助，且允以疏通日本，言甘而意毒，袁氏果为所愚，以自戕其身。”而对于“三一八”惨案，世人都认为是章士钊主导的。林庚白则认为章士钊夙巽懦，无此胆力也。他根据他的同学贾德润，也就是当时国务总理贾德耀的弟弟所言，提出不同的说法：“‘三一八’之事变，由于当时与西北军接近，号称‘左倾’之徐谦，扬言于众，谓‘与京畿驻军之长官某某，已有默契。诸君第勇往勿却，必可奏效！’青年学子，深信其说，然徐固未得某某长官之同意。请愿群众，既麇集执政府，执政以迄阁员咸皇遽，以为是必某某长官之‘取瑟而歌’，迨浼别一人与西北军密者，电询某某长官，长官答以‘初无闻知，公等可毋疑！’于是而卫队之枪声隆隆矣。”他如有关“一·二八”之役，世人都认为当局以不发援军为病，林庚白说开始他也如此认为，后来他和当时任朱绍良总参议的友人李拯中谈，“拯中谓当局于十九军转战淞沪之日，即电属绍良速拨精锐六师来应援，绍良以红军方势盛，谋诸拯中，恐骤调六师去赣，防线必且松懈，多缺口，乃飞谒当局力陈，无已始改派张治中所部之两师为援军云云。”这些内幕消息多得自于当事者，有其相当的可信度，可为治近现代史者提供一份珍贵的史料。
他对北洋军阀也有其精辟的看法。他说：“北洋军阀之分崩离析，始于冯段之背袁，盛于直奉之叛段，而终于直皖奉之内溃。此其变迁与消长起灭之故，关于史料者至巨，有可得而述者。盖此中消息，类涉隐秘，而策士、党人，操纵其间，其纵横捭阖之工，亦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各异其迹也。”他在《孑楼随笔》中有条分缕析、探因溯源的讲述，足可称之为“北洋军阀史话”。因篇幅所限，就不再援引。另外他慨叹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政党、议会，皆成具文。他说：“国民党之宋教仁，研究系之梁启超与汤化龙，毕生精力，瘁于组阁，顾终不获，且以身殉焉，可哀也已。夫国号共和，政尚议会，而民国十五年以来，国务总理，罕出于政党领域中，以此而言宪政，虽千百年可知矣！”
林庚白因交游广阔，诗人、文士、政客等皆有交往，同时也有他独到的观察。如他在书中说：“梁鸿志道其客丁沽时，有友介一女郎与游，遂同诣平安电影院，幕方半，女郎匿就鸿志，探手于袴，且摩挲焉，鸿志为赋绝句二首，极隽妙，第不念曾作妄语否？绝句云：‘无灯无月光明夜，轻暖轻寒忏悔时。惭愧登迦偏触坐，与摩戒体费柔荑。’又云：‘鼎鼎百年随电去，纤纤十指送春来，老夫已伴天涯老，欲赋闲情恐费才。'”由于是亲闻于梁鸿志者，所以可以为梁诗之“本事”也。又他读郑孝胥之《海藏楼诗》，曾写下《题〈海藏楼诗〉》二首，虽识郑诗多标榜忠孝之辞，但还是读其“出唐入宋极研躜，雄阔清新取径宽”。而当时郑孝胥叛迹未彰，等到后来郑孝胥当上伪满国务总理，林庚白在《孑楼随笔》中说：“郑孝胥于清室遗老中，颇以才气自衿许，其交亲亦咸震于孝胥之名，不知孝胥虽自负为‘纵横家’，实仅一‘热中功名’之文人耳。”可说是一语中的。至于当时对李烈钧娶部属龚永之妻为妇，蒋梦麟娶好友高仁山之遗孀为妻，社会上都群相窃议，林庚白则独不以为然。他说：“盖世风丕变，而人道之义，方为中外有识之士所重，此虚伪之道德，正宜摧陷而廓清之，未足为烈钧、梦麟病。”他甚至还写诗给蒋梦麟，称其“结缡能善故人妻，大勇如君孰与齐？目论独怜矛盾世，儒酸犹自说修齐”。确可谓特立独行之士，其见解言论的确不同于流俗。
林庚白恃才自傲，目中无人，不可一世，自称“诗狂”。《孑楼随笔》一书论诗词之篇章亦不少，如“凡诗、词皆以意深而语浅，辞美而旨明者，为上上乘，于文亦然。试读李杜之诗，二主之词，便知此中之真谛”。他还指出同光以来的诸多作者，皆多“食古不化”者，喜套用古人的词语，以为如此方称得上“雅”。林庚白则认为字面无所谓雅俗，仅有生熟之别耳。他举例说，古时因是燃灯而有“剪灯吹灯”之说，而今日大家都使用电灯，何自剪之、吹之哉？他强调：“徒喜其字面之美，因袭不改，非仅‘远实’，直是‘不通’。今人诗、词，犯此疵累者，指不胜屈，几使人不辨，作者所处之时代，与所经历之日常生活，宁非笑柄？”因此他不但大力提倡以新词语入旧诗，还甚至以白话文译法国诗人Paul Vailaine的《秋之歌》。这都由于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对于诗的见解自然高妙之故也。
林庚白在《孑楼随笔》的“卷头语”中说：“我写着随笔，我想我毕竟是一个有闲阶级，在这外患内忧和饥寒灾荒交集的中国，还有‘闲情逸致’，来卖弄笔墨，而且写的是充满了‘趣味主义’的文字。”的确，整本书无处不充满“趣味”。例如他说汪荣宝出使比利时，带着小妾前往。但西方国家是一夫一妻，于是汪公使只得诡称是他的妹妹。但过了一年多，使馆的洋人群相耳语说：“怎么这样大的妹妹，到了晚上，老是跟哥哥睡在一床？”闻者绝倒。又谈到人体构造，说人之器官，有两孔的，有一孔的，大抵两孔的只有一种用途，一孔的却有两种用途。“盖目为两孔，仅能视；鼻为两孔，仅能闻；耳有两孔，仅能听；口以一孔而兼饮啖与语言之用；男女私处，以一孔而兼溲溺与生育之用也。”诸如此类笔墨，在书中俯拾皆是。
《孑楼随笔》内容包罗万象，是身为才子、名士的林庚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既有史料性，文笔又粲然，处处充满趣味。能不称为一本“奇书”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