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变迁视角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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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浙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分析

第一节 世界城镇化进程及经验

一 世界城镇化的历程

城镇化是一个与城镇产生和发展密切联系而又有着显著不同的概念,城镇的起源并不意味城镇化的发端。大量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外城镇的发源与发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绝大多数人相信,城镇化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或转换,它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而初露端倪的。根据考古资料推算,世界上最早的城镇距今大约有9000年的历史,我国最早的城镇距今也有4000年的历史。在传统社会里,城镇化率一直很低。在我国,早在唐代(618—907),城镇化率就已达到10%左右,拥有建康、东都和长安(即现在的南京、洛阳和西安)三座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1]但历经1000多年之后,到了1949年,当世界城镇化率为28%时,我国城镇化率仍然只有10%左右(10.6%)。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城镇化率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上,而在英国工业革命刚刚进行了几十年的1800年以后,世界城镇化率就以每50年翻一番多的速度增长,1800年为3%,1850年为6.4%,1900年为13.6%,1950年则升至28.2%。[2]可见,工业化是城镇化初始的和最直接的动力。自英国工业革命起,世界城镇化的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世界城镇化的起步阶段(1760—1851)

在这个阶段英国表现独树一帜,率先基本实现了城镇化。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实现对农民的财产剥夺和强制性农场化,迫使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为土地集中提供了必要条件。“圈地运动”历经了大约4个世纪,直接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1800年,作为世界上最大城市的伦敦只有86.5万人,1850年就猛增至236.3万人。1801—1851年间,英国城镇化率由32%上升到50.1%,基本实现了城镇化。[3]当时较为发达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法国等也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准备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和城镇化率呈上升趋势。如美国城镇化率在1801年为4.0%,1851年达到12.5%;法国城镇化率在1801年为20.5%,1851年则上升到了25.5%。[4]

2.世界城镇化全面突破阶段(1851—1950)

第二次产业革命把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欧洲大陆,并波及到北美国家。这个阶段的城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老牌帝国英国的城镇化以对农业更加残酷地剥夺的方式继续推进,1881年,英国城镇化率达到67.9%,1891年达到72.0%,1931年达到80.4%。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必然出现城镇管理体制不协调的问题,从而导致“城市病”出现并愈演愈烈。“城市病”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住宅紧张、失业率和犯罪率急剧上升等,这使得城镇一度成为人们眼中的怪物。第二,欧洲大陆和北美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基本实现城镇化的时间分别是1901年(54.3%)、1931年(51.2%)、1920年(51.2%)、1921年(50%)。1950年,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1.8%,总体上基本实现了城镇化,在时间上大约经历了100年的时间(美国仅用了50年时间)。在100年的时间内,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推动了4亿多人从农村走向城镇。第三,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全面起步。190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率只有6.5%,1920年达到8.4%,1930年达到10.3%,1940年达到12.5%,1950年达到16.2%,发展的速度虽然缓慢,但终于全面起步了。

3.世界城镇化的全面推进阶段(1950—)

1950年之后,城镇化成为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98年,全世界26亿人生活在各类城镇,城镇化率达到46%,即将进入城镇化基本实现阶段。其中,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达到18%,预计2015年可能达到20%。这一阶段,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继续快速推进,1998年,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达到76%,进入自我完善阶段,发展速度大大降低,主要任务由量的增长转变为质的提高,即着眼于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城镇结构及城镇管理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2003年,美国的城镇化率为78%,德国为88%,法国为76%,加拿大为79%,日本为79%,英国则达到了90%。[5]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许多发达国家出现了郊区化现象,即大批城市中产阶级逐渐选择在城市郊区居住,回归大自然。这种现象使得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缓慢上升中有时有所下降,但不同国家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从1980到1996年,再到1998年,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从75%上升到78%,又下降到76%。尽管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增速下降,但特大城市的集聚能力仍然很高,人口不断向特大城市集中,同时形成大都市带。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自波士顿经纽约至华盛顿的大都市带,美国沿五大湖大都市带,英国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南部大都市带等。在发达国家城镇化缓慢发展的同时,世界城镇化的主流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亚洲和非洲的城镇化发展势头尤为迅猛。196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镇人口不足22%,1980年上升到32%,1996年达到40%进入加速发展阶段。2003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总体的城镇化率已达到77%;有些国家的城镇化水平甚至已超过了前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如委内瑞拉这一数字为88%,乌拉圭为93%,阿根廷为89%,智利为87%。[6]同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仅有40.53%,到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才首次超过50%,达到51.27%。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带也正在形成,如墨西哥以墨西哥城为中心的都市带、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带等都已经初具规模。

二 世界城镇化发展的经验

城镇化的浪潮,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极大地改变着地球的景观,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世界城镇化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认识这些规律,掌握这些规律,对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具有很大的启示。

1.农业发展是城镇化的基础和初始动力

城镇化水平提高和农业劳动力以及农业人口比重下降的过程,是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传统产业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新兴产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城镇化进程的本身,也就是变落后的乡村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先进的城镇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验表明,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为城镇化提供了充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稳定的农产品来源,另一方面为城镇化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大多数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非常重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如美国、加拿大、法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不但城镇化水平较高,而且农业很发达,农产品也很丰富,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农业的发展与城镇化相辅相成,是其城镇化成功的基本经验。

2.产业发展是推动城镇化的根本动力

城镇化发展与产业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产业革命和近现代大工业是城镇化的动力源和物质技术前提。产业革命冲破了自给自足、分散无序的农村自然经济的桎梏,使得资本和人口在机器大生产中高度集中,由此导致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城镇数量的急剧增加。如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国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的城镇化进程十分迅速,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等一大批工业城镇迅速崛起、成长。城镇发展积累因果理论(缪尔达尔)认为,当城镇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决定城镇增长的不再是本地的资源禀赋,而是城镇本身集聚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城镇能否形成一种繁荣的主导产业,这一产业将会派生出新的产业,而新的产业又能形成一种繁荣的主导产业及其他相关的新产业。这种累积和循环的产业发展过程,不断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如美国西雅图市林顿镇就是因为有美国波音公司而发展成为一个小城市的,当波音公司1998年迁移出该镇时,由于有完善的政府管理等有利因素,很快又形成了汽车贸易城,总体上由于有产业发展作为支持所以该城市一直健康快速地发展。

3.市场机制是加速城市进程的基础性机制

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价格的作用和供求关系变化及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调节供给、需求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的一套有机系统。在城镇化进程中,几乎所有市场经济体制较健全的国家,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都走上了高度的城镇化。相比之下,非市场经济国家和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还很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业化与城镇化存在着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二者甚至出现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工业化必然会推动城市化。如果说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性动力,那么,市场机制则是城镇化的制度性动力。人们可以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和迁移,没有任何人身依附、土地依附和政治依附关系的存在,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基本前提。人身依附关系越显著,越阻碍人口和经济的流动,这在封建经济、计划经济制度下是普遍存在的,相应地阻碍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而市场经济创造了人口和经济自由流动的制度前提,并通过市场利益机制促进人口向效益比较高的城镇区域流动。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单纯的市场化发展并不一定自动导致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着“失灵”,在市场发育不完善的经济中,需要政府进行强有力的行政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