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一 国外城镇化研究文献综述
1.对城镇化定义的研究
城镇化是一个与城镇产生和发展密切联系而又有着显著不同的概念，城镇的起源并不意味城镇化的发端。大量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外城镇的发源与发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绝大多数人相信，城镇化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或转换，它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而初露端倪的，即使从英国产业革命兴起时算起，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不过百余年的历史。科林·克拉克（Colin G.Clark）认为，城镇化是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人口逐渐增加的过程。威尔逊（Christopher Wilson）在其主编的《人口学辞典》中的解释是，“人口城镇化即指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的现象”。路易斯·沃斯在其193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中采用了与“Urbanization”有区别的另一概念“Urbanism”，并认为城镇化意味着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全部过程。[18]沃斯所说的城市生活方式，不仅指有别于农村的日常生活习俗、习惯等，还包含着制度、规划和方法等结构方面的内容。在他看来，城镇化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还应包括城镇生活方式的扩散，即人们不仅是在城镇中居住或工作，而且城镇是通过交通、信息等手段，对居住在城镇中的人们给予影响而出现的具有城市特色的生活方式变化的过程。[19]美国学者素罗金（P.Sorokin）认为，城镇化就是变农村意识、行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城镇意识、行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部过程。日本社会学家矶村英一认为，城镇化的概念应该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特点，城镇化应该分为形态的城镇化、社会结构的城镇化和思想感情的城镇化三个方面。[20]艾尔德里奇（Hope Tisdale Eldridge）系统地研究了社会学文献中有关“Urbanization”的定义后发现，可以将众多的定义归为三种（或众多的定义实际上是将城镇化定义为三种过程）：（1）扩散过程。城镇化是指城镇的某些品质和特征向非城镇地区逐渐扩散的过程。这些品质和特征主要包括城镇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信仰、发明和创新。（2）强化过程。城镇化是指各种城镇行为和素质因不同人群的频繁的接触交往而日益增强的过程。（3）人口集中过程，即人口学的城镇化定义。这种集中有两种方式：一是人口集中地点（城镇）数量的增加：二是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这种过程实质上反映的是城镇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人口的再分布过程。[21]城市地理与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认为，城镇化作为国家或区域空间系统中的一种复杂的社会过程，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镇环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镇型景观逐渐转化为城镇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城镇文化、城镇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的地域扩散过程。前两者是城镇化的数量过程，后者是城镇化的质量过程。弗里德曼称前两个过程是城镇化Ⅰ，后一个过程是城镇化Ⅱ。通常也把城镇化Ⅰ称为狭义的城镇化，把城镇化Ⅱ称为广义的城镇化。[22]随着城镇化实践的发展和各学科对城镇化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在研究城镇化的过程中各学科的互相渗透和交叉，不少学者试图去探求比较一般性的城镇化定义。罗西在社会科学词典中采用一种综合观点给城镇化下的定义是：城镇化一词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城镇中心对农村腹地影响的传播过程；二是全社会人口逐步接受城镇文化的过程；三是人口集中的过程，包括集中点的增加和每个集中点的扩大；四是城镇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例的提高过程。[23]
2.对城镇化机制的研究
城镇是非农业人口的集聚地，这种分工决定了城镇不能生产农产品，因此剩余粮食的生产能力就是城镇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尽管某些国家可以通过贸易获得足够的粮食，但是就整个世界而言，第一产业生产力是否有余力，是决定全世界城镇化水平的前提条件。韦伯（Weber，1929）在分析19世纪欧洲城镇化时认为，人口在城镇中的日益集中是经济增长和差异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城镇化是由工业化所产生的劳动力分工在空间上的反应。刘易斯（1954）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中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的第一阶段，却无法解释劳动力“两栖”迁移的无效流动现象。万斯（Vance，1970）认为第三产业的特点是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这就使得第三产业不可能像工厂那样大规模地郊迁；而且，第三产业的门类众多，手工操作比例仍然很高，只有在城镇中才能找到所需的大量的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因此第三产业在就业中占的比例越高，城镇化水平就越高。H.钱纳里（1986）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现象的动因。斯科特（Scott，1988）认为是劳动过程的相互依赖性促进了企业间的横向联系大大加强，从而导致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生产网络的出现，厂商为了减少联系的空间成本，在区位选择时有向中心企业汇集的倾向，于是产生生产集聚的景观。伴随着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减弱，第三产业在城镇化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布莱克（Black）和亨德森（Henderson，1999）认为，人力资本通过作用于城镇聚集效应而成为连接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桥梁。穆拉塔（Murata，2002）认为技术进步促使农业部门释放出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中的工业和服务业，城镇化才得以快速发展。戴维斯（Davis）和亨德林（Henderson，2003）指出，政治和制度变迁通过影响城乡人口的迁移，从而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发展。伊藤（Itoh，2009）则构建了城乡迁移动态控制模型，该模型考虑了拥挤成本和政府补贴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但是，模型中只是简单地将城镇规模作为人均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没有涉及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等重要参量，也没有提及城镇差异和城镇间的均衡。
3.对城镇化发展阶段的研究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英国学者L.范登堡在《欧洲城市兴衰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城镇发展阶段说”，该学说以经济结构变化的三阶段为根据，即：（1）从农业为主过渡到工业社会；（3）由工业经济过渡到第三产业经济；（3）第三产业部门继续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与此相适应，把城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阶段；市郊化阶段；反城市化与内域的分散阶段。此外还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型，“差异城市化理论（Theory of Differential Urbanization）”模型和“城市发展阶段（Stages of Urban Development）”模型，它们都说明了一个城镇发展可能具有的周期性，即从中心城区人口增长最快的城镇化—中心城区周围地带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的郊区化—中心城区和周围地带人口下降、中心城区的下降速度快于周围地区的逆城镇化—中心城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再一次超过周围地区的再城镇化盖伊尔和康图利（Geyer & Kontuly，l993）。今野修平（2004）根据日本的实践提出了近代城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城市化；特大城市化；特大城市群化。
4.对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兰帕德（Lampard，1955）指出近百年来，美国城镇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一种非常显著的正相关，经济发展程度与城镇化阶段之间有很大的一致性。西蒙·库茨涅茨（1959）认为，“过去一个半世纪内的城镇化，主要是经济增长的产物，是技术变革的产物，这些技术变革使大规模生产和经济成为可能，从而导致了人口向城镇的转移”。雷诺德（Renaud，1981）在对111个国家进行分析后，发现当人均GNP从250美元增加到1500美元时，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一般会从25%上升到50%，当人均GNP达到5000美元时，城镇化水平会上升到75%以上。[24]马吕斯（Marius Brülhart）和费德里卡（Federica Sbergami，2009）利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研究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证明了“威廉姆森假说”。但是，尽管学者们认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联系，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仍未有定论。
5.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的研究
对中国城镇化问题国外也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68）认为儒教作为中国的统治思想，客观上阻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城镇化发展，促进了乡村主义的壮大。柯克比（Kirkby，1985）提出新中国城市化的缓慢增长是由于过分注重既定的工业化大目标的缘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忽略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村经济的扩大生产，而将大量的资金集中于重工业建设，削弱了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后劲。坎农（Cannon，1990）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论点，认为中国工业向“三线”地区分散化的布局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务实选择，而这种分散化的工业布局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但也有一些研究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强调了食物的有效供给将制约城市人口的急速膨胀（Tang，1984）。杨（Young）和邓（Deng，1998）引入城市化供需模型（Supply-Demand Model of Urbanization），基于工业和农业的共同作用来考察中国的城市化过程，通过1978—1991年的数据分析，显示整个阶段来自农业方面的作用甚至强过工业，整个城市化过程仍然限制于低水平的农产品供给。斯科特（2001）则认为中国城镇化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城镇自身的经济实力过弱，而城乡之间的差距又过大。张（Zhang，2002）通过一个长时段、多区域的数据对比分析，显示出外资在中国区域城市化进程中起到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国家政策、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各种历史和地理要素等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潘内尔（Pannell，2003）引入了大岛渚（Oshima）在东亚城市化研究中的经验模式来对比产业与人口二者之间的变化，以工作类型的转变（employment shift）作为解释因子来分析现今中国经济结构型转变与城市化之间的联系。
二 国内城镇化研究文献综述
1.对城镇化定义的研究
高佩义（1991）认为，城市化的含义包括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乡村不断地转化为城市并最终为城市所同化；第二个层次是乡村本身内部的城市化；第三个层次是城市自身的发展，即所谓“城市的城市化”；第四个层次是作为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研究对象的城市化，如人口城市化、地域城市化、景观城市化、工业城市化和生活方式城市化等；第五个层次是最抽象意义上的城市化，即作为城市化整体运动过程的城市化。[25]崔功豪等（1992）学者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也可以认为是农村人口和非农活动在不同规模的城市环境的地理集中过程和城市价值观、城市生活方式在农村的地理扩散过程。具体来讲，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物化了的城市化，即物质上和形态上的城市化，主要反映在人口的集中、空间形态的改变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等方面；二是无形的城市化，即精神上的、意识上的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主要反映在农村意识、行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意识、行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化或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等方面。[26]在借鉴西方关于城镇化定义的同时，有学者结合中国广大农村城镇化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农（乡）村城市化”的概念。刘凯章（1995）认为“所谓农村城市化，是指一定国家或地区的农村，其资源配置（含人力资源）、社会模式及其运作和发展达到当时世界城市先进水平的一种社会状态”。显然，农村城镇化在时间上没有确定的外延，在空间上也没有固定的内涵，是对现代国家农村发展状况的一种经验性描述，因此“乡村城市化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每个国家选择这条道路的具体形式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决定”[27]。刘美霞（1996）则认为，所谓的农村城市化是“有选择地将工业化程度较高、经济实力较强的乡逐步转变为镇，将农村地区转变为城镇地区，吸引附近农民进镇，从事逐步从城市里迁移出来的工业，或者促进乡镇工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引导乡办、村办企业进镇连片发展、取得规模集聚效益，投资公用设施、基础设施。籍此，可以解决盲流、城市病、乡镇企业发展等一系列社会问题”[28]。与一般意义上的城镇化强调“人口向城镇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镇市地区的过程”相比，农村城镇化强调的是整个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侧面，是城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特指我国现阶段，随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集约化，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乡村地区向城镇地区转化，昔日大量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务农为主向以工商贸为主转化的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叶裕民（2001）认为城市化是非农产业在城市积聚的过程。周干峙（2003）在中国城镇建设发展论坛上提出，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还包括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他认为，有些地方一夜之间就将农民的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而包括生活方式在内的其他要素都不变。这样做是形式主义的城市化。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不能简单地看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口数量，还要看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没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城市应有的水平。
2.对城镇化机制的研究
“若干经济较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课题组（1983）首次明确概括了中国城市化的五个动力：国家有计划投资、大中城市自身发展与扩散、乡村工业化、外资引进的刺激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出于中国体制特点，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城市化机制被高度概括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基本模式（崔功豪，马润潮，1999；辜胜阻，1998）。“自上而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化方式的延续，即凭借政府的行政力为后盾，以国家直接参与投资的方式促进城市化；“自下而上”则与之相对，即与小城镇发展结合，由基层社区政府和农民自主推动的城市化。周叔莲（1996）则认为，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大小主要取决于工业化对非农化以及非农就业的推动作用的大小。随着国家经济逐步市场化，学界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考察角度也开始从组织主体转向投资主体，宁越敏（1998）针对90年代出现的新情况，将中国城市化机制构建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联合作用。如果不考虑非政府组织，这三者实际上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主体。此外有学者对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产业结构的转换（辜胜阻，2000）进行阐述，并从中国城镇化发展制约因素的角度出发，对不同产业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影响进行分析，其本质内容与上述根本动力的研究相重合。[29]卢海元（2002）认为必须将城镇化的有关理论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构城镇化的理论基础，重点应从城镇化道路转向城镇化机制的研究。华民（2004）指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即环境、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吴莉娅（2005）提出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下，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框架进行重新构建，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崔平军（2007）认为三次产业的变迁是城市化的动力，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过来又会反哺工业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演进。张景华（2007）认为，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满足了城市化的需要，城市化通过刺激投资规模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和人力资本提升作用于经济增长。丁宪浩（2007）认为现行二元户籍法律制度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增大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成本。刘向阳（2008）等人认为合理、持续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有效拉动城市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对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
3.对城镇化道路的研究
费孝通（1983）就在其《小城镇大问题》一书中提出了中国走小城镇化道路的主张。大城市论，理论基础是城市的规模效益，明确指出大城市具有远大于小城镇的规模效益（饶会林，1989）。“经济学动态”编辑部于1984年召集一批学者共同探讨中国城市化的道路问题，首次提出了“中等城市论”，认为中等城市一般正处于规模扩张阶段，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成为吸纳农村人口、缓解大城市压力、推动工业化和区域繁荣的增长极。[30]周一星（1988）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镇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镇组成的，而各级城市都有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城市化的模式应该是多元的、多层次的”[31]。饶会林和丛屹（1999）对比了1995—1996年中国城市规模平均收益与边际收益曲线，认为城市规模效益率仍然在发挥主要作用，需适当放宽对大城市规模上的限制。王小鲁和夏小林（1999）更通过估计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对不同规模城市的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进行数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国家当前条件的100万—400万人口的优化城市规模区间。随着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1992）的出版，城镇体系概念得到普及，城市不仅有规模差别，更有功能上的不同，大城市为主，中等城市为干，小城市为基的“大、中、小”都要发展的城市化思路得到推广。朱铁臻（2000）研究指出，要选择适度的城市化水平和发展速度；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协调发展；要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32]刘茂松（2000）对我国农村城市化的战略进行了研究，指出农村城市分为六种：工业生产型、商业服务型、文化科技型、交通运输型、旅游疗养型、边境口岸型。[33]王一鸣（2010）提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应统筹城乡发展，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统一规划和通盘考虑，把二者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统筹加以解决；同时也要积极发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要鼓励公众广泛参与城镇规划的制定。[34]
4.对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朱铁臻（2000）研究指出，城市化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有助于促进工业化，扩大内需，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35]葛颜祥等（2006）认为，小城镇建设对第一产业的拉动力在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优化农村就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小城镇建设对第二产业的拉动力在于对工业发展的极化作用和扩散作用；小城镇建设对第三产业的拉动力在于人口集聚推动城镇的餐饮、服务业、流通业的发展，有利于繁荣各类专业市场，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36]战明华、许月丽（2006）利用中国1978—2003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表明，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城市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比其他因素要小得多。[37]程开明（2007）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经济增长通过产业、就业结构转换和产业聚集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化也通过多种机制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聚集经济是二者相互作用的内在基础。[38]吴福象、刘志彪（2008）以长三角城市化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了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群对经济增长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新引擎作用。[39]李金昌、程开明（2006）利用中国1978—2004年的时序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经济增长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原因，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具有较大的正向促进效应，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很小。[40]段瑞君、安虎森（2009）采用1978—2006年的数据，运用因果关系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传统的观点相反，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相反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影响是很有限的。[41]
5.对城镇化制度变迁的研究
辜胜阻等（1998）认为，在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参与制度安排的社会博弈中，政府主体是决定城镇化方向、速度、形式、战略安排的主导力量，是城镇化的唯一发动者。[42]李保江（2000）认为，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讲，城镇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中，以及由此引起的产业——就业结构非农化重组的一系列的制度变迁过程。1978年以前主要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为主，而农村改革后则主要以在市场力量诱导下由农民群体和个人自发倡导、组织与实行的诱致性变迁为主。[43]刘传江、杨虹（2000）认为，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政府作为城镇化制度变迁中唯一的制度供给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但即便是在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制度安排的基本供给主体是农村社区政府、乡镇企业、城乡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和市场力量的条件下，当今中国社会，自发性的制度安排要想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和较好的制度绩效，也要务必征得上级政府的认可或支持。[44]叶裕民（2001）指出，制度障碍是中国城镇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其作用具有明显的刚性；制度创新是释放城镇化发展空间的重要路径。[45]陈甬军（2002）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是自然的、经济的、人文的发展因素和政府合力的结果，我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影响城镇化的两个主要作用领域表现在人口户籍制度和投资政策上。[46]林国先（2002）认为，城镇化道路是市场对城镇化起基础性作用而不是政府对城镇化包办一切。城镇化的市场取向不应当也不可以变，但这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47]赵新平、周一星（2002）认为，只有把城镇化提到制度创新的高度，对于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的认识才可能真正到位。在1978年以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因为制度不合理；而1978年以后在城镇化实践上的彷徨则是没有认清制度的强大作用。在新的城镇化制度与机制没有完全建立或理顺的时候，把大量精力花费在城镇化道路问题上是没有意义的。[48]刘平量和曾赛丰（2006）认为，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三项主要制度。城镇化制度创新必须以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为创新重点，同时也要积极推进投资、就业、行政管理与行政区划体制的改革和创新。[49]郭志仪（2007）认为，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只是为城镇化奠定了发展平台，是城镇化的重要物质动力，但却不是唯一的动力。制度同样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它可以加速或延缓城镇化发展的进程，制约城镇化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方向。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创新，那么即使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城镇化也必然步履艰难。[50]
三 浙江省城镇化研究文献综述
1.对城镇化发展阶段的研究
李建中（1999）、黄勇和杨周顺（2000）、许晓华和章明卓（2003）认为，改革开放前的浙江省城市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7年）为正常的上升发展阶段，包括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和其后的“一五”时期；第二阶段（1958—1965年）为城市化进程的剧烈波动阶段，且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两个时期，即1958—1960年以“超前城市化”为基本特征的非正常的发展时期，和1961—1965年人口城市化发展由前一阶段的急剧上升转为急剧下降时期；第三阶段（1966—1977年）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化进程基本处于徘徊和停滞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省的城市化进程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1990年）是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利用高速的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第二阶段（1991—1999年）是城市化的展开阶段，以工业化为主动力，配套提高与完善城市的社会服务功能，建立一批中小城市，促进大城市的发育和扩张；2000年以来，浙江开始了城市化的第三个阶段，即城市扩张阶段，通过扩大城市规模，增强城市的集聚功能，以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推进浙江城市化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2001）。
2.对城镇化机制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以龙港为典型的农民城，是依靠市场机制、由农民集资兴建起来的，是自下而上民间推动型的城市化模式的代表，在浙江省内源型经济发展式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张仁寿，1999；史晋川等，2002）。[51]早期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龙港农民城建设过程中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通过实行土地有偿使用，鼓励农民集资建城、自理口粮和进城镇落户，积极培育市场体系，促进教育等公用事业民营化，以及建立住房、就业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等体制创新方面的归纳性研究（李其铁，1994；刘东汶，1996；金勇兴，2002）。史晋川等（2002）的研究开始试图从政府与民间的互动博弈角度来理解龙港城市化的内在机制。在此后对台州城市化进程进行分析中，史晋川等（2004）则通过对台州新城市区建设过程的考察，比较系统地揭示了政府与民间互动推进的城市化模式的内在特征。他们的研究发现台州的城市化是以民营经济推动的，内源性、自下而上逐级推进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过程；地方政府与民间的互动机制，为台州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并发现当政府与民间的互动机制丰富而顺畅时，城市发展势态较好；反之，政府与民间缺乏有效的互动机制时，就会阻碍城市的发展。
3.对城镇化发展模式的研究
葛立成（2004）以产业联系和城市化扩张的空间形态两种维度为依据，把浙江省城市化归纳为义乌模式、嘉善模式、温岭模式和乐清模式。[52]义乌模式，即以横向为主的产业集聚和城市的圈层式扩张。义乌市的产业集聚是先从横向经济联系突破，再向纵向经济联系延伸，进而推动城市在空间上由内向外地圈层式扩张，即所谓“以商兴三（指第三产业），以商促工，以商强农，以商富民，以商建城”。嘉善模式，即以纵向为主的产业集聚和城市的单极式扩张。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调研组（2003）和朱成晟（2004）分别对嘉善五金机械加工业、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业进行分析，发现嘉善的产业集聚是依靠外资企业的引入和带动，通过内外资企业相互竞争和不断融合，形成了企业之间分工协作、延伸和配套的纵向产业链。与这种纵向的产业集聚形态所对应的是，形成了以魏塘镇为中心的单极式城市扩张。温岭模式，即以纵向为主的产业集聚和城市的区块式扩张。温岭市通过兴建摩托车、汽配、机电、鞋服、皮塑、水产食品等特色工业园区，促进了纵向的产业集聚；由于产业园区大多分布在市区或中心镇的边缘，并依托园区发展和建设新城区，因此这种产业集聚类型在相当程度上成就了城市的区块式扩张（葛立成，2004）。乐清模式，即以纵向为主的产业集聚和城市的珠串式扩张。乐清市的产业主要以电气机械及器材、电子及通信设备、机械制造业和服装业为主，这类产业的集聚是以纵向经济联系为主，但由于受地理条件的制约，其分布基本上沿104国道展开，因而形成了从虹桥、乐成、柳市到北白象的“工业经济走廊”以及珠串状的城市扩张模式。
4.对城镇化发展战略的研究
刘亭和倪树高（1996）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大致经过三次调整：一是20世纪80年代浙江省城市化基本以“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为主；二是到90年代初，鉴于乡镇企业的散乱发展导致经济、社会、环境的总体效益下降，则其发展方针调整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三是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全省城市化的重心逐步倾向中心城市发展战略，即走集约化发展的轨道。柯荣柱、黄明东（2000）则首先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浙江省城市化发展战略的转变给出了比较系统的解释。他们将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度维度，与工业化的主要空间载体从农村向小城镇和城市转移的空间变化维度结合起来，非常清晰地描述了浙江省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制度因素和基本特征，并为其战略由“强县型”向“都市型”的转变提供了直观的判断。[53]
5.对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皮永华、徐少君、潘文安（2005）以浙江省“各县市”为样本，运用单位根检验、OLS等方法从区位条件角度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位条件影响了经济发展过程，但对城市化则无显著影响。郑恒、张国平（2007）认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浙江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也不同。在产业集群升级成熟阶段，由于产业集群的就业规模渐趋稳定，工业化对城市化带动作用减弱，但由于产业集群刺激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表现为整个非农产业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显著。程艳、施怡雯（2010）通过对浙江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变动之数量关系的刻画，运用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后认为，浙江省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变动总体符合世界产业结构发展趋势，但浙江省城市化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发展。
综上可以看出，这些专题研究，从某个问题切入，深入分析了浙江省城镇化问题在某个方面发展的现状、阐释了原因，有的也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但是上述的研究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只有少数研究者利用了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利用的数据资料以时点为主，长时间系列数据、面板数据利用相对较少。另外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对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中相关问题进行系统审视和研究的还比较少，且只就城镇化进程中问题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相当有限。
[1] 百度百科：《杜能农业区位论》，http：//baike.baidu.com/view/25866.htm。
[2] 百度百科：《工业区位论》，http：//baike.baidu.com/view/25866.htm。
[3] 搜狐百科：《中心地理论》，http：//baike.soso.com/v487755.htm。
[4] 胡际权：《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6—37页。
[5] 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6] 刘传江：《“农村病”：基本症状与治理思路》，《经济评论》1999年第6期。
[7] 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9] 刘传江：《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6页。
[10] 方创琳等：《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修正及规律性分析》，《干旱区地理》2008年第4期。
[11] 胡际权：《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1页。
[12] 方创琳等：《城市化过程与生态环境效应》，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9页。
[13] 方创琳等：《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修正及规律性分析》，《干旱区地理》2008年第4期。
[14] 郭笑撰：《西方城市化理论、实践与我国城市化的模式选择》，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15] 谷荣：《中国城市化公共政策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6页。
[16] 李晓莉：《河南省城镇化支撑体系研究》，河南大学学位论文，2008年，第51页。
[17] 郭笑撰：《西方城市化理论、实践与我国城市化的模式选择》，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135页。
[18] Louis Wirth，“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4，1938.“Urbanism”一词在国内不同文献中分别被译为“城市性”、“城式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无形的城市化”或“精神意识的城市化”。
[19] 刘传江：《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1页。
[20] 崔功豪、王本炎等：《城市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21] Hope Tisdale Eldridge，“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in J.J.Spengler and O.D.Duncan（eds.），Demographic Analysis，New York：Free Press，1956.
[22] 胡际权：《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0页。
[23] 转引自许学强等《现代城市地理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24] 转引自何念如《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学位论文，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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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转引自何念如《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学位论文，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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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转引自刘国新《中国特色城镇化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9年，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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